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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有一本关于语言学的著作，认为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此话不假。但为了表达一定的意思，在具体的时空使用的语言是包含着具体的社会内涵的。譬如，对毛主席我们喊“万岁”，对邓小平则用“你好”表达敬意。“万岁”与“你好”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内涵。从“万岁”到“你好”，是认识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但，循此细想，我们目前仍在广泛使用的语言，尤其是一些政治生活中的语言，并没有彻底更新，反映了我们观念的陈旧。有人说：“某某同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愧是一县的父母官啊！”这“父母官”的称谓听来很不是味儿。你想，邓小平自称是“人民的儿子”，而某某居然是人民的“父母”，完全扭曲了公仆和主人的关系。又譬如，当某个领导要讲话时，会议主持人先是请大家拍手欢迎，紧接着会说一段我们很熟悉的话：“感谢某某领导在百忙之中亲临会议，现在我们欢迎某某给我们作指示！”（又是一通鼓掌）细想又是很不对味儿。领导参加会议是他的工作，再忙也是履行本职，这和清洁工该扫地、司机该驾车一样，无须格外嘉奖。有谁赞美过清洁工和司机“在百忙之中”“亲临现场”扫了地、开了车？至于领导讲话，不外传达法规、政策、决定或表达个人意见，不具指令性，决不是什么个人的“指示”。
       我们还常常听到这样三个词儿：一是“重视”，二是“关心”，三是“照顾”。如某某领导如何如何“重视”什么事什么人，对什么事什么人如何如何“关心”，又怎样怎样给予了“照顾”。这三个词儿都是对上的仰视、求助和感恩，离民主、法治甚远。
       先说“重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重视自己的本职是天经地义的，无须另加赞美。清洁工重视自己工作，不懈怠、不失职，司机重视交通法规、驾驶技术、车辆保养、行驶安全，不应另加表扬。为什么领导重视自己的工作就要百般说好呢？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不把领导看作公仆，仍看成是高高在上的救星。
       二说“关心”。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都是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人民的利益，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心，也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相互的、和谐的、美好的关系的表现，你的“关心”价值连城，我的“关心”也非不值一文。一个民主国家，最需要关注和提高的首先是普通公民对国家大事的关心。这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再说“照顾”。领导对待他职权范围内的人和事，只有一个原则：依法办事。反过来，公民也只能要求领导按照这个原则来处理涉及自己的事。如果领导喜欢施行厚此薄彼的“照顾”，轻则属办事不公，重则属违章违纪。额外的照顾是“乱套”的同义词，骨子里是“人治”。
       实践证明，今天太需要依法办事、按章办事的原则了。因为只有符合现代政治精神的法规和规章，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最大多数的人民的安全和利益。过分宣扬“照顾”，麻痹了人们对法治的追求，压抑了公民意识的成长。在“反右”时，有几个大人物利用自己的威望照顾了几个人免戴“右派”帽子，但我们还是反出50万“右派分子”；“文革”时也有好心的大人物照顾了几个人免遭迫害，但冤假错案依然遍及华夏。“照顾”只在微小的局部完成了某些人的道德义务，却挡住了人们总览全局的眼睛。“照顾”一词应从现代政治生活中驱除，代之以依法办事、按章办事的原则。人民不需要某某大人物开恩“照顾”，需要的是坚持法制和规章的公仆。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大量的帝王影视。戏中对“明君”的赞美和臣民的贱视，大大地恶化了现实的政治空气，就是一些反映现代生活的影视，也不自觉地套用着臣民和奴才的语言，污染着当代的民主和平等。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观念的现代化，也需要政治用语的现代化。用语的守旧恰是观念守旧的反映，只有观念更新、用语更新，方能造就大写的“人”——现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