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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队队背着塑料编织袋的人们急匆匆地打街市走过。南方淋过雨的如镜路面映出他们的身影。身体前倾，步频快捷，他们像候鸟一般赶在春节前回家。只要见着背编织袋的几乎可以认定就是农民工。编织袋是他们的“身份证”。
       编织袋又称蛇皮袋，一种白底蓝红相间的大塑料袋。跟主人一样，它们结实、廉价、不起眼，管用着呢。年初它为主人带走打工的衣物、亲人的牵挂，此时则为他们带回给亲人买下的打折的毛衣、糖果、乡下稀罕的日用品。至于用血汗挣来的现金，那是要装在贴胸口袋最保险的地方的。
       说不清是谁的规定从哪年肇始，春节就成了中国团聚的节日。千里来归，风雪无阻，要赶在大年三十前，隔了团年饭味道似乎就淡了许多。于是他们顾不得老板最后一个月工资的拖欠，顾不得买票彻夜排队、车上硬座、站票的劳顿困乏，顾不得票贩子的盘剥、小偷的袭扰，终于背着编织袋匆匆上路。
       曾经面对面地听一位歌唱家用鄙夷的语调痛斥一首叫《一封家书》的歌，以为它玷污了神圣的艺术；同样是我，亲眼见到一群农民工听着这首歌而泪流满面……一年里，他们不可能“常回家看看”，也不可能“有事没事打个电话”，他们只能在春节这样的时刻，用赶回家的方式来补偿对留守的老人，对孩子的歉疚，同时为自己筹到了孩子的学费、父母的药费、修整房子的费用而庆幸欣慰。
       春节是农民工的情人节，在这样的日子里，牛郎织女才可能一年一度地倾诉衷肠、“让你亲个够”。此时，只有在此时，一年里遭受的辛劳、辛酸、辛苦才可能消融化解。
       当半月二十天匆匆过去，他们又将匆匆上路，再到城里开始那种天各一方的生活。那是他们生活的常态，一种“格式化”了的家庭结构模式。“好男儿志在四方”，农民工跟当兵的人一样，正是这样的男儿。
       几亿人的队伍二十多年来长盛不衰，成不可遏阻的潮流，嗤他们为“盲流”也罢，被某些人当作苦力、粗俗、低文化、低素养代名词也罢，被投以鄙夷、冷漠、戒备、训责的目光也罢，被某些地方定为清查对象、年终严打内定对象也罢，把社会秩序的混乱、铁路汽车的紧张归罪于他们也罢，他们把青春、体力、梦想，全都给了城市。从摩天大厦到下水道，从菜摊到餐馆，从搬运站到发廊，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他们都一一承担。不能让他们天天去向别人“感恩”，他们才真正是值得全社会感恩的人。
       他们不懂得经济学深奥的名词，不会说豪言壮语，讲不出整套的政治术语，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行事，凭自己的吃苦硬干养家糊口，改变现状，他们凭借乡邻亲戚朋友的“传帮带”来闯世界，即使像无头苍蝇碰个头破血流，也依然义无反顾地前赴后继。他们是高危行业的主力军，是身兼农民工人两种“成分”的新人，是城市不断扩大、农村不断向城市靠拢大潮中的弄潮儿。计划经济、城乡分治的户籍政策，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政策，城乡的巨大差距，增加了中国农民工的复杂程度。他们则以自己的行动为农村的丰裕、城市的繁荣，城乡的活力，在闯新路。
       二十多年的演变，他们背的提的已经出现了双肩旅行包、漂亮的密码箱包之类的“族群”。手机乃至电脑、也开始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的特征。农民工的第二代、第三代，由单纯的养家糊口到去城里创业，少量甚至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由小本到中本、大本，成为老板的预备军。
       如今，有的部门总算“醒悟”过来，从不早不迟专拣他们返乡的日期车票涨价的模式中走了出来；如今北京开始设有农民工火车专列，有深圳老板花百万之巨在四星级酒店宴请农民工——不管是否属于作“秀”，至少在形式上是一种尊重有一份温情。曾几何时，权威部门规定不许使用“农民工”的词语、不允许有“弱势群体”的提法，随后却庄严郑重地写入了总理的工作报告，地方政府开展有“农民工权益维护年”活动，有的媒体开辟农民工讨薪热线，你多少可以感受到人性关怀的加重。
       其实包括如春晚这样的节日传统大餐，也是不应置农民工于舞台之外的，更不应在反复审查的节目里，将其作为奚落的对象。因为拥有几亿数量的大军，理当成为政治、经济、文艺生活中的主人。
       ［马树强荐自《工人日报》2007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