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道教史和文化史上，葛洪是一位作出过突出贡献并享有很高地位的学者，著有《抱朴子》、《肘后备急方》、《
神仙传》等众多著作。目前，有关葛洪的研究已经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葛洪的生平、事迹、著述和思想等等。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以来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葛洪研究略做回顾，以期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综合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将葛洪作为一个在道教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陆续出版。由于流传下来的葛洪著作中，《抱朴子》内外篇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所以对葛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抱朴子》的综合研究上。较早的专著有台湾学者蓝秀隆的《抱朴子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80年出版)，该书试图对《抱朴子》内篇和外篇作一整体研究，对葛洪的思想基础和渊源，长生论、方技论、本体论、政治论、身心论、处世论和文学论等做了较为全面的探索；林丽雪的《〈抱朴子〉内外篇思想析论》(台湾学术书局，1980年出版)，从整体上概述了《抱朴子》内外篇的主要思想。李丰懋的《不死的探求——抱朴子》(台北中时出版社，1982年出版)，可谓是专门研究葛洪《抱朴子内篇》的开创之作；胡孚琛著《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则是大陆首次将葛洪作为道教史上的人物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该书以《抱朴子内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葛洪神学思想的渊源、发展和创新以及对方术的巨大贡献；符国栋著《不死的探求——抱朴子》(中国三环出版社，1992年出版)，也是以内篇为对象，研究涉及葛洪的生平、著述和思想，重点放在内篇中体现的神仙不死思想，对其中的养生、服食、存思、变化、法术等等进行了条分缕析；此外，梁学义的《抱朴子研究》(台湾牧童出版社)，王利器的《葛洪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张广军的《葛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等，也是综合研究葛洪的专著。
重要论文有：王明的《论葛洪》，收入王先生所著《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文章对葛洪的生平、内篇和外篇的哲学思想做了整体概括，认为葛洪的思想比较复杂，前期的绝非纯儒，后期的也绝非纯道，他的思想总的来说是由儒人道的。既是宗教家又是科学试验家的二重性格，反映出他思想上的唯心和唯物的矛盾。伍卫民的《黄老之学与抱朴子》(《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与大多数学者将葛洪纯粹作为道教学者的观点不同，作者认为《抱朴子内篇》侧重于黄老之学的养生部分并发扬为神仙学，而《外篇》对治平之术的论说，更能体现出博采众长的黄老之学的特色，《抱朴子》是黄老之学的殿军，葛洪的思想乃是黄老之学的余晖。
以上的论著对葛洪及《抱朴子》的研究主要是从道教的角度展开的，所以大多只涉及到其著作《抱朴子内篇》，对《抱朴子外篇》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
二、著述研究
葛洪一生著述十分丰富，《
晋书》本传言其“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可惜大多已佚(详见王明先生《抱朴子内篇校释》附录二《葛洪撰述书目表》)，加之后人伪托者多，因此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其著作进行去伪存真和校勘训释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对《抱朴子》内外篇的整理和校订工作，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明的《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和杨明照的《抱朴子外篇校笺》上下册(中华书局，1996出版)。王明的《内篇校释》是以清人孙星衍的平津馆校勘本为底本，参校多种版本精校而成。杨明照先生的《外篇校笺》，参校二十多种版本，多方收集资料，花费四十多年的心血，考证精详，是研究葛洪思想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台湾陈飞龙的《(抱朴子)外篇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集作者四十多年研究《抱朴子》之经验，对葛洪的生平和《抱朴子》内外篇的文本进行了精详考证，并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有益于葛洪研究的深入和著作的普及。
陈兴伟的《〈抱朴子·外篇〉标点举误》(《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发表在杨先生的校笺本出版之前，对中华书局1986年版诸子集成重印本之《抱朴子·外篇》标点失检之处进行了细致疏证，纠正36处标点错误。王家葵的《〈证类本草〉引{抱朴子)文字汇考》(《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2期)，以宋代医学著作《证类本草》所引《抱朴子内篇》文字59条，校正《抱朴子内篇》异文8条，佚文5条，以及《证类本草》引文错误11条。金毅的《〈抱朴子外篇校笺上〉笺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对《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进行了多处文字笺补。
谷方的《〈老子河上公章句〉考证——兼论其与〈抱朴子〉的关系》(《中国哲学》第七辑)，认为《抱朴子》与《河上公章句》在思想上有许多相同之处，《河上公章句》是葛洪门徒所作；金春峰的《也谈〈老子河上公章句〉之时代及其与〈抱朴子〉之关系一与谷方同志商榷》(《中国哲学》第九辑，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是对谷方观点的回应，文章通过考证，得出《抱朴子》的成书时间不可能早于《河上公章句》的结论。台湾学者林丽雪的《葛洪事迹及著述考——葛洪研究之一》(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是林丽雪研究葛洪的系列成果之一，该文不仅疏证了葛洪的生平事迹，也对历代史志所载葛洪著作做了详细考证。汪大白的《曹植{释疑论)应系葛洪所杜撰》(《学术界》，2001年5月)，认为曹植的《释疑论》可能是葛洪本人杜撰，目的是为了抵消曹植《辨道论》的影响。陈飞龙的《抱朴子修撰过程考论》(《中央大学社会文化学报》第1期，1994年5月)，考证了《抱朴子》内外篇的具体成书过程。
《抱朴子内篇》中的《遐览》篇，是现存最早的道经目录，保存了许多东晋以前的道经目录。但是葛洪对大多数经书的记载，仅记其书名和卷数，只有少部分记载了来历和流变。杨福程的《读〈抱朴子，遐览篇〉的道书数目：兼谈错误估计所造成的错误结论》(《社会科学战线》，1988第4期)，认为《遐览》篇对道书的数目估计是错误的。杨光文的《葛洪与道教目录学》(《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3期)，则从目录学的角度探讨了葛洪所作的贡献，作者认为《内篇》中的《遐览》篇是中国道教目录学史上的第一部道教目录，为两晋南北朝道教目录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葛洪生平和事迹研究
由于文献不足及史料真伪莫辩、表述不清等种种原因，有关葛洪家世、生平和事迹等诸多问题一直是葛洪研究中的弱点和难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下。
葛洪是东晋时期人，目前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的记载主要见于《晋书·本传》和《抱朴子外篇自序》。对其出生年代，学术界基本无异议，但关于他的卒年，历来有两种记载，即81岁说和61岁说。《
晋书》、《
太平寰宇记》、《罗浮记》、《晋书校注》、《
晋中兴书》、《
艺文类聚》等等记载互有差异；目前多以61说为主，唯钱穆先生早年所作《葛洪年历》考证葛洪年寿不足60。程喜霖《葛洪生卒年及隐居罗浮考》(载《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考证葛洪于公元330年隐居罗浮山，于公元343年卒，享年61岁。专门考证葛洪生卒年的还有谭世保的《葛洪生卒年考》(《广州研究》1986年第1期)和王荣彬的《葛洪生平及其著述考辨》(《内蒙古师大学报》，1989第3期)。王承文的《葛洪早年南隐罗浮考》(《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考证了葛洪早年南适岭南的道教背景，认为葛洪与著名道士鲍靓有过确实的师承关系。冯汉镛的《葛洪曾去印支考》(《文史》，1995年第39期)，考证葛洪为炼丹，曾经去过印支的事实。盖建民的《左慈、葛洪人闽炼丹考》(《中国道教》，1997年第1期)，则详细考证了葛洪及其师左慈进入福建霍山炼丹的事实：邹远志的《葛洪家族世系考辨》(《湖南省政治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2期)，考证葛洪九世祖应该是葛浦庐而不是葛玄，葛玄乃葛洪祖父葛系之从兄，与葛洪血缘关系更疏远，该结论与杨明照的《抱朴子外篇校笺》序言和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的考证略有差异，对于研究葛洪的思想渊源有一定的意义。许抗生《葛洪及其政治观》(《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对以往大多数哲学史著作认为葛洪出自江南士族的提法提出怀疑，认为葛洪之父祖辈实际上处于寒门地位。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飞龙的《葛洪之文论及其生平》(《文史哲出版社》)等，对葛洪生平也有考证。
葛洪年谱研究略显薄弱，除了前面提到的钱穆先生所作《葛洪年历》之外，80年代以来，仅见台湾学者陈飞龙的《葛洪年谱》(载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80年第42期)，该年谱起于葛洪生年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止于其卒年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对于澄清葛洪一生的主要经历具有参考价值。
四、思想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对葛洪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他的思想方面，特别是他的道教思想研究。下面根据笔者收集的有关成果，试从葛洪的哲学和宗教思想、政治和伦理思想、人格理想和隐逸思想、养生医学等方面进行概述。
1．哲学和宗教思想
许抗生的《葛洪道教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认为葛洪的道教思想一方面是对历史上神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早期道教思想加以改造的结果，其改造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结合儒道，二是首次给神仙学提供了哲学依据，三是指明了成仙的方法和途径。戢斗勇的《葛洪的“玄”“道”与“一”不是一回事》(《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对一些哲学史著作中将葛洪的“玄”、“道”、“一”相等同提出不同看法，指出这三个概念在内容上不同，在关系上有先后，在地位上有高低。卿希泰的《葛洪的神仙不死思想》(《中国无神论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对《抱朴子内篇》的神仙不死思想进行了揭示和批判。胡孚琛的《葛洪的道教哲学概说》(《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归纳了《抱朴子内篇》中的道教哲学；李刚的《魏晋道教哲学三题》(《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葛洪的神形统一论、证明神仙不死的方法论和论内圣外王与儒道双修奠定了魏晋道教哲学的基础。此外，李刚还有多篇相关论文，如《葛洪神仙学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1期)、《葛洪神仙学隐含的认识论》(《天府新论》，1998年第2期)，《葛洪及其神仙学》(《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3期)等等。卢国龙的《葛洪“玄道”对汉魏晋道教哲学的综括》(《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认为汉魏晋道教哲学的主题和内涵，可以用葛洪提出的“玄道”予以概括。杨立伟的《简论葛洪神仙理论的虚弱性》(《社
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分析了《抱朴子内篇》神仙理论逻辑论证的自相矛盾和不严密之处。而王艳的《葛洪仙道学说的统一性》(《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认为葛洪的仙道理论并不存在着宗教理念与科学实践的矛盾，实际上有着内在的统一性。马良怀的《葛洪对道教的思考和建构》(《道家和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归纳出葛洪从内外两个方面对道教体系进行道德建构，为魏晋时期道德观念的恢复和道德规范的建构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陈克文的《葛洪的〈抱朴子内篇〉的自然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江汉论坛》，1996年第10期)，认为内篇中的玄道观、神形观、变化观和假物观等自然哲学思想，是神仙学说的理论基础，其逻辑论证虽不严密，但是对现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戴建平的《葛洪自然观探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也分析了自然观是葛洪仙道理论的基础。
对葛洪的思想研究，学界特别关注的还有他的儒道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卿希泰的《从葛洪论儒道关系看神仙道教理论的特点和本质》(《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讨论了葛洪的儒道观并论及葛洪道教思想和其他思想的关系，具体分析了葛洪所论之道与老庄之道的区别；王宗昱的《评葛洪论儒道关系》(《孔孟月刊》第31卷第5期)，深人探讨了葛洪讨论儒道关系的内在原因，认为在神仙学说与儒学及其纲常名教并未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葛洪反复论述这个问题说明了道教当时极欲成就其独立性，且主要出发点在社会现实方面而不是学理方面；金毅的《葛洪论“道源儒流”与“尊道贵儒”——对〈抱朴子〉为什么文〈内篇〉和〈外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认为分内外篇是为了体现“道源儒流”和“尊道贵儒”。
2. 政治和伦理思想
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将视线转移到《外篇》上，并在此基础上，给葛洪在文化史上比较公正全面的定位。沈善洪、王奉贤的《中国伦理学说史》(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对葛洪的政治伦理思想和兴复儒教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葛洪是魏晋时期统治阶级中强烈呼吁回归儒家的第一人。汤一介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其中第七章“为道教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葛洪”，专门论述葛洪对道教理论体系建立所作的巨大贡献；姜生著《魏晋南北朝道教伦理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有专章探讨葛洪的道教伦理思想；许抗生的《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1期)，分析了外篇中的“道本儒末”、“贵贤”、“任能”及对魏晋风教的抨击等政治思想；陈抗生的《葛洪的法律思想——(抱朴子，用刑)述评》(《法律史论丛》(二))，集中分析了《外篇·用刑》体现出来的法律思想，认为葛洪刑法思想的特点是“刑德并用”，“刑为仁佐”。庞月光的《葛洪及其政治观》(《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从对封建的君臣伦理纲常坚决维护、对豪族垄断仕途的激烈反对、主张严刑峻法以治理国家等三个方面概括了葛洪的政治思想。
3.人格理想和隐逸思想
胡孚琛的《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从挖掘葛洪思想渊源的角度分析了葛洪思想形成的复杂心理因素。彭惠娴的《从葛洪一生的际遇看其出世与人世思想》(载台湾《中华佛学研究》2000年第4期)，详细剖析了葛洪一生的活动和他出入儒道的思想之间的关系。葛瑞冬的《〈抱朴子〉思想人格断想》《(中国道教》，1997年第2期)，陈昌文的《葛洪〈自序〉——一个“内圣外王”的人格分裂文本》，通过对《抱朴子自序》的心理学分析，揭示了葛洪“内圣外王”的心理冲突和人格分裂特征。曾春海的《玄学及〈抱朴子外篇〉中的理想人格》(台湾《哲学与文化》月刊，1999年第302期)，该文以时代和玄学互动为架构，深入《外篇》的理想人格内涵及实现这种境界的修养功夫，揭示了《外篇》中理想人格的特色。李刚的《葛洪及其人生哲学》(《文史哲》，2000年第5期)，认为葛洪人生观的形成是由儒而人道，最终立足于道，其人生哲学总的表征是《庄子·天下篇》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行善升仙，得道医世是其超越人生困境的理想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的基本内涵。
探讨葛洪隐逸观的文章有：刘楚华的《葛洪的隐逸观》(《道家与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金毅的《论逸民隐士及其隐逸观——〈庄子〉、〈法言〉、〈抱朴子〉论隐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7第4期)；黄霞平的《浅论葛洪的隐修与出世观》(《中国道教》，2001年第6期)等。
4，养生、医学思想
葛洪醉心于神仙不死之追求，在其修道过程中，最为重视的就是炼制金丹，而炼丹家往往兼攻药物学和医学，葛洪曾著《金匮药方》和《肘后备急方》等医书，对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郭起华的《从葛洪和陶弘景看道教对古代医学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认为葛洪和陶弘景提倡的“保精行气”，集中了晋以前有关气功理论的大成，在炼丹过程中，给我国药物学提供了有效的化学制药方法，在医术上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韩建斌的《葛洪的养生术》(《中国道教》，1995年第1期)，认为葛洪最重视的养生术是以不死成仙为重要目的，以服食金丹为主要方法，以房中行气医学等综合养生。黄霏莉的《葛洪的美学思想及其对中医美容学的贡献》(《中华医学美容杂志》，1999年3月第4卷第1期)，探讨了《抱朴子内篇》和《肘后备急方》中体现出来的医学美学思想和美容技巧。戴建平的《六朝炼丹术及其化学成就》(《科技与经济》，2001年第3期)，就葛洪和陶弘景为代表的六朝炼丹术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在化学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总结。薛公忱的《(抱朴子·内篇)长生思想辨析》(《中医文献杂志》1996年第2期)，认为葛洪的长生之理不同于一般的宗教教义，以一定的理性思考和实际探索为基础，不能完全斥之以诞谬。郑小江《略论〈抱朴子内篇〉的不死之道》，认为《抱朴子》中有关死亡的论述及如何实现长存之道的探索对现代人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围绕葛洪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所作的研究也不少，如：周建伟的《肘后备急方急症灸法探讨》(《中国中医急症》，1996年第6期)就书中运用灸法急症之学术特点及成就进行了探讨。此外还有：梅全喜的《试论〈肘后备急方〉的药剂学成就》(《中成药》，1996年第3期)；刘克墀的《(葛洪肘后备急方)辨识补苴》(《江苏中医》，1996年第4期)；孙益鑫的《〈肘后备急方〉治学思想初探》(《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赵俊岭、魏连海的《略论葛洪对针灸学的贡献》(《针灸临床杂志》，1997年第3期)；杨佃会、臧守虎的《〈肘后备急方〉灸法学术思想探析》(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11月，由中国药学会主办的“纪念葛洪及其药剂学成就学术研讨会”在广东惠州市召开，会议收到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内容广泛，涉及葛洪在医学、临床治疗学、药剂学、性医学、养生医学、养生食疗、灸疗、美容、炼丹术、制药化学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以及葛洪医药经验的开发利用，葛洪在广东罗浮山、江苏句容、江西樟树等地的活动和影响。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葛洪及其〈肘后备急方〉、〈抱朴子内篇〉研究》(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极大地推动了葛洪医药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升展。
综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葛洪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仍有众多的课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如：葛洪年谱、师承关系和思想渊源、著作的真伪、《抱朴子》外篇的深入研究、葛洪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等等。由于葛洪的成就涉及到宗教、哲学以及医学、化学等诸多方面，研究队伍比较分散，研究方法也亟需改进。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