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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来到胜利镇约一个月的一天中午，我刚上床准备稍事休息，窗外遥遥地传来了一阵鞭炮声，随后又传来了一阵阵的号乐声。开始，我还以为是谁家的新郎娶新娘，待推开窗户看后，才知是一队送葬的人群。
       正在看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吆喝一声，那八个抬着黑漆棺材的男人，齐刷刷地跑将起来，道路起伏不平，那黑棺材竟像一艘舰艇一样在海涛中豪迈挺进，脚下踏起的尘土亦如那蒙蒙的水烟。
       在那一刻里，我的灵魂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直到他们跑过小镇，消失在镇子外面的原野上，我仍在窗边久久地伫立。
       在那一刻，我实在不明白这究竟是不是一个生命的葬礼，在我看来它俨然是一种展示生命的庆典。旧的生命在新的生命的肩上不正是继续在作一种强大的延长吗？
       然而，毕竟有一个生命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对于某个个体来说，这是一万种悲剧中最悲的一种。
       因为，世界上惟有生命不可替代，不可被人摆布。
       那天黄昏，我一个人爬上镇子后面的小山，山上有一纪念碑，那是为悼念在本世纪上半叶那场改变了中华民族命运的血与肉的洗礼中，镇上死去的那些人而树立的。在我绕着纪念碑穿行在没膝深的荒草中时，我不能不又一次想到死亡。
       我至今只目睹过爷爷的死亡，那是一个深秋，爷爷已有半个月不能进食了，那晚，一家人都聚在爷爷的床前，此时的爷爷，除眼皮能眨，其余一切都已先行死去了，父亲替爷爷穿上寿衣、寿鞋，然后坐在床边作父子俩最后的相望。就在这时，爷爷嘴唇忽然动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猜测了一阵，父亲拿起寿帽问爷爷是不是要将它戴上，爷爷的眼皮眨了一下，下巴也像点了一下。父亲给爷爷戴上寿帽后，爷爷便永远地将眼皮闭上，可脸上分明是一派无奈的神情。只是心知死亡的不可挽回，才只好随它去了。
       我想起爷爷的死，那时我已过了而立之年，可那一刻里，我才发觉自己并没有完全成熟起来，我像小孩一样，害怕去碰一下爷爷那正在发僵的躯体，甚至害怕去停放爷爷的屋子，害怕送爷爷去火化！我不明白，生命为何这么脆弱，为何只有这仅有的一次呢？
       在荒坡上徘徊时，四周安静极了，只有山风偶尔来做一回短短的光顾，我伫望着那条刚有送葬队伍跑过的小街，心里突然明白，为何那些送葬的人群要如此张扬。它是要告诉众人，一个生命消失了，哪怕它活得再长，也还是要死的，那么趁着还活着，我们要万般珍惜。所以，送葬只是一种形式，它的真正意义是在警示我们：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要没有死亡，活着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只是怎么个活法。
       （郭允摘自《上海采风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