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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出差”到香港，再一次感受到香港的物质力量对我的“包围与压迫”。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从密集而高耸入云的楼层，到商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再到滚滚人流，人走在香港狭小的街道上，在感觉到渺小的同时也让人“不安”——我的一位同事甚至用“恐慌”来形容他在香港的体验。最近，某学者因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而遭到了一些网民的猛烈抨击，其中一位说：“我们听香港的流行歌，看香港的电影长大，如果没有香港的文化，我们的青年时代将一片空白！”另外一位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怎么能说香港没文化？”香港本身是异常复杂的，因此对它的论述与分析也应是复杂的。另外，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论述香港的主语是谁，是值得认真追问与细加辨析的。这也是本文题目之所以在“我们”之上加引号的原因之一。
       追问香港论述的主语是谁，原因还来自一些生活事例的触动。比如以前看中国国家足球队与香港足球队的比赛，我注意到国内的体育评论员在解说时，往往会说“我们中国队如何”、“香港队如何”。在这里，香港队成为了中国队的对手，在相当意义上也即成为了“我们”（解说者与国内观众）的客体，即便不是这样，在“我们”与香港之间起码也是做了区分的。由于主体位置的设定不同，其观察的立场与角度肯定有异——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不知道香港媒体在转播类似赛事时的情形是怎样的，但其中的微妙差别（相信一定是有的）将是很有意思的。
       之所以要讲述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因为要介绍一本书——《香港文学@文化研究》。这是一本主要由香港学者撰写的香港研究合集，厚厚的一大本，按照李欧梵先生在《序言》中的说法，它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探讨香港文学”，“可以说是集香港中青年精英学者的一时之选”。从中可以看到，香港文学与文化本身的丰饶、繁复与曲折，以及其研究所能开拓出的多元的文化空间，绝不是用一句“文化沙漠”及其所蕴涵的文化等级意识就可以打发掉的。
       香港本身的复杂性，在香港作家也斯（梁秉钧）看来，就在于香港故事的“难说”上。在《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一文中，他说：“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到头来，我们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他站在什么位置说话。”在他看来，香港故事之所以难说，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和说法是多么容易被其他观点和声音所吞没”，香港的存在只为有关全球资本主义的跨国企业和有关中国性问题，因而常常是被殖民的“无身份”。他以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的“故事性不强”等为例，探讨了“小城（是否）无故事”的问题。在他看来，这部电影的“无故事或故事情节淡化”，既暗合了香港当时一些电影、小说、戏剧等叙述性作品的一种共同倾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外来者过于随便地“大写”香港的离奇故事的反抗：“她被人代表了，说了她的故事，变成没有一个声音去说自己的故事。”而《阿飞正传》的出现，“在逃离大故事，选择‘无故事’或者‘小故事’这方面……是不是也显示了他们对一些压倒性伟大叙述、政治文化经济上的一些精心经营的‘剧本’抱着怀疑的态度呢？”也斯此文，以及其中朦朦胧胧的香港主体性意识，提醒我们“大话”以外的“小说”的重要性。
       事实上，在以不同的文学与文化方式论述香港的不同的“我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外来者”，比如众所周知的张爱玲。也就是说，论述香港的“我们”这一复数指称本身是个复杂、松散甚至分裂的主语，“香港人”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流动的模糊概念，因此不能被本质化与总体化。具体到所谓“香港文学”上，按照郑树森的说法，香港文学有狭义与广义两种，前者是指“出生或成长于香港的作家在香港写作、发表和结集的作品”，后者则包括“过港的、南来暂住又离港的、仅在台湾发展的、移民外国的”。相对于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而言，在香港文学史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南来作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们对香港的书写构成了论述香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美君的《流徙与家国想像：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中的国族认同》一文，通过探讨南来作家“一九四九年以后冷战时期香港文化中的国族认同”，指出其中流露出来的“难民/流民的浮世过客的心态”，揭开了五六十年代香港故事的序曲。但与这种“南来想像中的浪漫北国往往是作家排拒香港这南方小岛的手段”不同，在王宏志的《叶灵凤的香港故事》中，对于同样是南来作家的叶灵凤（自一九三八年抵港之后，一直到去世，他在香港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而言，一方面，在大陆许多成名作家居港几十年却始终抱着“过客”心态、笔触几乎没有涉及香港的时候，他却早在四十年代便开始搜集香港史地的资料（如《香港方物志》、《香江旧事》等），专门地从事有关香港的论述（包括对英国殖民罪行的批判），以此方式来建构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联系；另一方面，他也对英国殖民地香港产生一种归属感，不自觉间浮现出一种对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认同与赞许。“爱国文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他在洋场（上海与香港）和洋书中所接受到的一些西方理念，就这样不时在他笔下的香港故事中展现出矛盾与冲突，比如他本着为香港“正名”并使之与中国本源接近的目的，探索“香港”名称的由来，却又不得不在讲述中承认，是英国人最早催生了“香港”的出现并将之“带入清廷的视阈”。而在王宏志看来，自身复杂矛盾的叶灵凤，正是述说复杂矛盾的香港殖民地史的最佳人选：在其笔下，“‘香港’就这样糊里糊涂、将错就错的‘诞生’了”（叶灵凤语）。
       接下来对施叔青、王安忆、西西、李碧华等人的香港小说的分析，则使得该书获得了“香港故事史”的品格。当然，在不同小说家的笔下，香港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从台湾来港居住十六年的施叔青曾经野心勃勃地写过《维多利亚俱乐部》和“香港三部曲”等长篇小说，把殖民者铭刻于性别架构的殖民历史，从后殖民的批判导向，企图重新书写、再造香港的殖民史，并以蝴蝶与洋紫荆隐喻香港的历史角色与地位。但她以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试图还原历史的努力，却也在虚构与想像中使香港的殖民历史“真貌”飘渺难辨。而大陆作家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对香港大量的描写与议论中，却塑造了一个“苍白的华丽传奇”：叙述者自认为是香港的局外人，却又对香港下大胆的判断甚至批评，将个人经验提升到所谓的“香港经验”的层次。王安忆选取了一个非常边缘的角度（过客、新移民），却吊诡地从边缘以暧昧的中心心态统摄香港，使香港成为一个“沉默的奇观”。相对于施叔青的史诗巨制与王安忆的宏大论述总体想像，在学者陈燕遐看来，香港本土作家西西讲述的香港故事，无疑要轻松自若与平易亲切得多。她们对香港的忧戚与共、对本土的关怀与重视，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她刻意规避流行的宏大叙述，寻找另类的书写空间，反而在幻想与现实之间，留下更多的暗示与空间去思考书写香港的种种问题。而李碧华的《胭脂扣》的一纸风行，在危令敦看来，原因则在于“九七”回归尘埃落定后，小说故事触及本土群体意识：对自身历史与群体身份的追寻、对未来前途的担忧，以及其中的种种历史经验（文化通识）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甚至断裂的隐喻书写，使得小说和电影对关于女鬼如花与永定、楚娟、十二少之间的纠缠故事的铺陈，获得了本土读者和观众的深刻共鸣与认同。
       在香港学者的理论视野中，由香港身份认同所引发的本土文化想像，除了与“国族”相关之外，实不能置全球化脉络于不顾。因此，在书的第二部分“全球/本土”里，收录了从全球和本土的关系思考香港文学的文章，体现出另一角度的香港论述。作为最具全球化色彩的中国城市，香港的历史与现实其实暗示了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后所能相遇的种种问题。因此，香港在这方面的经验，成为我们思考全球与本土这样的理论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在论述类似的问题时，往往喜欢将全球与本土二元对立化，但香港的文化本身却说明，全球与本土的复杂纠结以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面相，是不能单纯诉诸以纯正的“本土”抗衡“全球”就可以得到解决的，因为“本土”本身已经全球化了，或者说商品化了，变成了全球经济的重要工具。周蕾在《香港及香港作家梁秉钧》中，首先批判了关于香港的“补偿逻辑”（香港人因为在政治权力上的匮乏，他们才把精力导向经济并取得巨大成就），指出香港的“根源”在于与殖民性一直共存的经济与商业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结构，香港人必须接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在这种根源性力量所容许的环境中开辟出自己的空间这一事实。他以梁秉钧的诗为例，指出他的写作并没有与香港的物质经济文化对立起来，相反的，香港的经济与社会根源成为了他写作过程的一部分，成为他抗争“惟一的现实”、追求另类自由与寻求变更空间的手段。这种由“殖民化”到“本土化”的过程，清晰地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挣扎着的“香港经验”与本土意识。
       而在全球化论述中，除了身份认同问题，“城市”也构成了其中的重要议题。香港作为一个全球化城市，它除了具备全球化城市的一般特点，还具有自身的“特质”。第三部分的“城市想像”所要处理的，就是香港的城市流动、开放和混杂如何形成香港文学所呈现出来的独特城市想像，“城市”论述因此也为无根的香港文化提供“在家”的感觉与本土论述的据点。而在第四部分“雅与俗”中，则从文学生产的建制、政治，以及“严肃”与“流行”文本的内容与意识形态的角度，反复申述“雅”、“俗”文化形成的历史，尝试把无休止的“雅”、“俗”争论转化为较积极的对话。更重要的，是为香港所生产的“都市文学”做出较公允的评价，并建立起一些“都市文学”的美学准则：文化乃一整体，是“平常事”，人们通过文化所提供的工具来表达自己，描述他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因此“高雅文化”不外乎是社会整体发展中的某种形态，“高”、“低”、“雅”、“俗”之间的森严界限应该消弭。而雅、俗之辩，对于香港这个商业挂帅的城市的意义并不大，相反，探讨“流行”文本的特质及其所生产的快感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消费过程中与美感经验“磋商”，可能是更“好”的香港文学的论述路向。在该书最后部分的“性别与政治”里，通过对性别与文本政治问题的分析，探讨确立一种文学阅读的策略与可能性，消弭“男”“女”二元对立的困局。
       综观全书，首先值得总结的是，在“香港文学”里，论述香港的人也许是外来者（如叶灵凤、施叔青、王安忆等），但在对这些香港文学的研究里，研究者却大多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这说明，香港论述里的主体性意识，实际上构成了该书一条或明或暗的主线。也就是说，无论前人或他人是如何论述香港的，经过了双重（甚至多重）论述后，一种“寻找香港人的声音”的“我们”意识开始获得生长。
       但不无吊诡的是，这种对于香港的“主体意识”的生长，在我看来，却是以香港的“特殊性/独特性”为论述的潜在前提的：中心与边缘、国族叙述与香港故事、全球与本土等的二元对峙，以及在这种对峙的“夹缝”论述中所蕴涵的“香港特殊性/独特性”，在书中得到了诸多研究者几乎是“集体无意识”般的强调。如也斯在对“我们的想法和说法是多么容易被其他观点和声音所吞没”表示某种异议时，曾解释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其他观点和声音”，“对于香港或外面其他的文化模式不能理解，暴露了本身文化认识的固定性与单向性”，“而忽略或压抑了香港文化的特色，必然会引致其他种种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对于香港而言，“特殊论”与“香港主体意识”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在某些时候，前者构成了后者的有效手段或工具。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种“特殊论”所催生的身份自豪感，并不仅仅相对于中国内地（除了经济方面远远领先于内地，香港在文化与经济上也有“北进内地殖民”的论述），而且相对于殖民宗主国大英帝国，也同样如此（在该书中，不止一位学者提到香港人因香港所取得的成就超过英国而欣喜）。
       然而，正如在论述香港的边缘地位必然要涉及某个中心一样，这种由“特殊性”而伴生出来的“边缘论”，本想推衍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香港，却在实际上又往往容易掉入“自我他者化”的泥潭。换句话说，在确认自我的主体性时，必须在自我之外建构一个他者，并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做出种种的区分，这也是“特殊论”的一种自然延伸。但问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重压，却使得这个主体注定是个虚弱无力的主体（王德威就认为香港的历史是“关于主体缺席、记忆消失的历史”），它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撑起作为主体的尊严，而只能在不无自怜自艾的自我论述中，再次将香港对象化，完成将“自我他者化”的轮回。更“严重”的是，假如一味地以确立自我的“主体性”为旨归，是否会陷入某种理论的狂妄与狭隘？因为当只把“特殊性”作为论述香港的不二法门时，一切与之不“合”的论述都会得到有意无意的剔除。而至少在理论的层面上，一切与香港有关的论述都从某一角度建立了与香港的关联：即便是最为香港学者不满的关于国族主义的“宏大叙述”，其实恰恰与香港本身的命运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包括回归等问题，皆与此息息相关。
       当然，“特殊论”有时也并不一定指向一种身份的自豪感，恰恰相反，而是处于文化“低势”的一种反击与自我辩护。具体来说，其指向就在于太多的似是而非的“文化沙漠”论。如马建就曾经激烈地批评香港文化的低俗、庸劣、混杂、不伦不类，甚至说出“称香港是文化垃圾一点也不过分，我倒觉得文化沙漠干净点好”类似的过分之词，其引起香港文化人的愤怒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他们的反击与辩护却几乎都是围绕香港相对于内地与其他地方的“特殊”来展开（认为他们不了解/理解香港，因此不“配”谈论香港），从而使得这样的香港论述策略，更多地陷入自我遮蔽与自我封闭的泥潭。
       话说及此，我们不妨提及在这本书中，流露于字里行间的香港学者的“挫折/挫败感”问题。这既有历史的因缘，也有现实的刺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一百五十年前被割让给英国，尽管这个事实本身曾经引起香港人历史记忆的创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变得面目难辨，甚至变得非常暧昧：比如说很多香港人虽然觉得英国的殖民统治给香港带来了种种罪恶，但正是殖民统治使得香港较早地进入现代，成为“亚洲最古老的现代城市”（香港民政局局长何志平语），并因此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就。香港的所谓“特殊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形成并获得其“合法性”。但随着“九七“的临近，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现实的刺激与历史的创伤记忆混杂在一起，成为香港前所未有的“挫折/挫败感”的根源。而假如再加上回归以后的“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经济的重创，经济上的低谷更是加剧了香港论述的灰暗度。也正是在此境况下，近二十年来，集体性地自觉讲述“香港故事”，可以说构成“九七“过渡期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重新回顾并反思香港的历史与现状的作品，一直充斥于香港的报刊、书店与市民的日常言谈中，“边缘论”于此也获得了广泛而深刻的论述与体认，尽管在也斯看来，对于香港文化工作者来说，“边缘性并不是一个时髦的名词，而是一个长远以来被迫接受的状态”。
       然而，“自我他者化”假如是一个陷阱的话，它又何尝不是一种机缘？而这也是这本书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在对前人/他人所讲的香港故事进行重新讲述的同时，正是借助“自我他者化”的临时性/策略性因素，以此来回顾、审视、反省自己，并由此出发获得重建“自我叙述/论述”的动力，并在“寻找香港人的声音”和“努力建立本土的文化诠释空间”方面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理论活力。因此，正如罗贵祥在《经验与概念的矛盾：七十年代香港诗的生活化与本土性问题》一文中所说的：“基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政治因素，讨论香港文学或文化的论述，都会很有意识地追寻，甚至标榜这个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本土性的特殊风格，尽管这种‘本土性’其实可以是由想像建构出来的……本土性并不是一个自足自存的实物，而是语言与意识的客体。本土性的产生，不是意识追求日常性经验的认同与结合，或寻求两者的统一性，而是意识对当下的日常经验的距离性反思，透过理解日常经验的殊异性，增加意识中的外在知识，亦从而更能了解自己。”
       （《香港文学@文化研究》，张美君、朱耀伟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