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的批判疗法
面对学风中的一股股浊流，如果仅取“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放任与超然，不仅会导致清者受辱、浊者恣肆的灾难，而且会加速社会风气的腐坏，进而影响社会文明的进程。激浊扬清的有效办法，除了诉诸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自律，就是勇敢地拿起批判的武器。读完田培炎、李长峰所著《政党作风片论——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视点》（人民出版社二○○四年七月版），就深深感受到批判的效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批判精神，只需从他们对恶劣学风的尖锐批判的侧面便可领略一二。针对普鲁东哗众取宠、招摇过市的虚浮伪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序言中做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普鲁东先生不幸在欧洲异常不为人了解。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我们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对于以捞取稿费为目的，故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恶劣文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深恶痛绝。恩格斯对考茨基主观臆断、为捞取稿费而故弄玄虚的文风不止一次地提出批评，认为考茨基“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列宁是在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俄国的经济派、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马赫的主观唯心主义等错误思想理论以及党内的取消派、可能派、召回派等“左”倾思想的艰苦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隐藏在恶劣学风背后的，要么是尾随于资产阶级政客屁股后面的附庸、只知“跪着造反”的懦夫、至多只是工联主义的狭隘团伙，要么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至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里对教条主义、低俗文风所作的针砭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了。
不过，人们丝毫不要看轻不良学风的能量和危害。一种不良风气一旦相因成习，尤其是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要改变它是何等的艰难。尽管赫鲁晓夫针对“两大阵营论”提出过“三和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应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但很快就被视为异端，并最终导致了赫氏的下台（原因当然不止于此）。勃列日涅夫不仅是教条主义的忠实信徒，而且因为其极度的虚荣使教条主义的理论形态更荒诞、实践结果更悲惨。
逝者已矣，问题依旧。前人的学风问题绝非俱往不再，相反，在今天还有新的发展。君不见，“文化兑水”、“学术腐败”、“出版泡沫”，已成了当今中国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一些仅仅因沾了面向大众职业的光而为人熟知的所谓“名人”，却要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名人出书”热潮，不厌其烦地向读者兜售那无病呻吟的所谓心路历程；一些领导干部自以为“官大真理多”，贪天之功，掠人之美，随意侵占他人成果的署名权；不少企业家也跃跃欲试，企图跨行业地应用“赢家通吃”的规则，不惜重金雇佣写手，打造自己的精神面孔，竟也想在学林树碑立传；即便那些学业未成、羽毛未丰，甚至连一篇文章都未发表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也不甘寂寞，手操剪刀与糨糊，编撰一部部“权威”的辞海与丛书；而一向固守自己精神家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学术圈，也弥漫起贪欲浮躁、急功近利的氛围，让人不无痛心地把仰视的目光降到平视以下。
道德文章，不是谁都可以轻易为之的。德为文之体，文以德为先。“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文以载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没有令人景仰的道德修养，没有令人信服的思想境界，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崇高理想，何以有资格著书立说、为人师表、教化他人？文章千古事，鉴悬成圭臬。孔子作《
春秋》，一字以褒贬；老子五千言，宗经传万代。没有献身科学真理的孜孜追求，没有焚膏继晷、皓首穷经的勤学苦练，没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识见器宇，没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文字功底，哪敢轻言写书作文？更遑论“察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了。
《
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代表社会良知、传承人文血脉、高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旗帜的学界同仁，竟也要偏离前辈的足迹而丧失守望的天职么？古往今来，学者的崇高何时可以撇开历久弥坚的社会担当而独存？剧烈变革的时代，创造性实践的理论呼唤，民族振兴的经世感召，治国理政的术略渴盼，足以成就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留名青史的思想大家、学术大师。如果沉溺于远离现实“玩”学术，满足于圈内认同而自慰，那就不只是个人的悲哀，也是这一职业的大不幸。
当然，社会担当少不了学术精神的精心养育。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言必有本，无征不信”，既是治史的要求，也是学术精神的内核。它需要坚实的学术积累，恬静的心性修炼，拒绝无学术的思想，鄙视无思想的学术；它需要告别浮躁、远离功名，秉持“君子固穷”，不求闻达，“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依然乐在其中的士子风范。还是柳宗元讲得好：“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驰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大道至简。学术要想影响决策，滋养社会，传承文明，就要铭记“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学问深时意气平”的箴言。这当然不是不要词采，恰恰相反，“言而无文，则传之不远”。即便是一思之得、一闪之念、一感之发，行诸书面，也应有准确的表达，晓畅的话语，鲜活的文字，必要的修辞，更不用说阐发探幽洞微的至理、治乱兴衰的奥妙了。可怕的是用故弄玄虚的形式掩盖苍白贫乏的内容、以佶屈聱牙的语汇讲述浅显易懂的道理。
中土·江湖
刘瑞兰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陆菲青是他创造的第一个侠客。陆菲青不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但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带着小说中官家小姐李沅芷以及读者走进江湖世界。从李沅芷发现陆菲青会武功开始，这个江湖世界的图景就在我们眼前蜿蜒展开。
耐人寻味的是陆菲青的身世和处境：他是一个僻处边疆的中土武林人物，肩负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带领李沅芷从边疆回到中土。
小说开头的这场旅行令人侧目。金庸武侠小说写于香港，最早的对象是香港报章的读者。身处英国殖民地，香港移民们对“中国”既感亲切，又间隔着不可逾越的障碍，武侠小说正好提供一个平台，让读者在想像中回到这片土地。
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讨论了“江湖”的概念及演变。他指出，在唐人小说中“江湖”是指远离朝廷或官场的闾巷民间，到了宋元话本，江湖逐渐成为打斗比试的场域。如何勾勒江湖世界，对于武侠小说至关紧要，因为它是侠客活动的空间，也是故事展开叙述的空间。
从边疆走到侠客活动的中心，金庸也构造了从边远地带走向中国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地理想像。陆菲青师徒经过了这个旅程，就开始卷入满清、汉人秘密社团、塞外回族部落剧烈的斗争中。可以说，“中土”在这里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不是指向一个虚无缥缈的古老中国，而是一个确确切切年代——乾隆统治时期的中国。
当然，武侠小说是虚构的，其中诸般曲折离奇的情节，更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金庸最突出的，不只是因为他把武侠小说设在某个确切的历史背景，更因为他在摆弄各种历史元素时，描绘出了一个政治的中国，皇权的中国——他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处理。
韩倚松比较金庸和广派武侠小说时指出，广派武侠小说虽然同是以中国某个历史时代为背景，但主要描述的是正邪较量和门派之间的争斗；而金庸正好相反，他把满汉之争作为故事主要情节，矛头直指向皇朝的权威性，“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这样登上了舞台的中央”。
在金庸的多部名作中，男主角往往和皇权纠葛不清：陈家洛与乾隆，袁承志与崇祯和闯王，郭靖与成吉思汗，张无忌与蒙古郡主，韦小宝与康熙；这些“布衣之侠”和皇族的交往，常常是小说中重要的故事情节。与其把这种套路调侃为“金庸的驸马情结”，不如说通过这样的处理，金庸正好把皇权政治、国家兴亡纳入武侠小说的视野里。
他的“江湖”不是一个单纯的正邪斗法的所在，而是存在于中国特定历史时刻的一个虚拟社会。“江湖”讲究侠义道，有自己的规矩；而皇权治国，也有自己的门道。在金庸的长篇巨著中，我们常常看到金庸对两者的分辨和思考。在比较早期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治国安民和侠义道走在了一起，因此我们看到郭靖大义凛然地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而在《鹿鼎记》中，金庸对此则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让武林规矩和治国之道分道扬镳，安排了韦小宝经历一个两难处境。对于韦小宝来说，江湖规矩多少是有点不现实的，甚至可以歪曲利用来为自己赢得财富和美人，相反，他对于康熙皇帝的能力却心悦诚服。金庸虽然没有让这位出格的男主人公继续做大官，但在康熙这个治国明君与义气为重的江湖帮会之间，或许作者还是更倾向于南征北伐、收复台湾，对今日中国版图大有贡献的康熙皇帝。
如果说《鹿鼎记》有英雄，那么他就是康熙皇帝。为什么在这个封笔之作中，“布衣之侠”这样的角色退到比较次要的位置，而康熙皇帝则得到如此正面的描写呢？田晓菲在《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鹿鼎记、香港文化，中国的（后）现代性》认为：“强调康熙不仅是一个听到台湾有灾就会掉眼泪的圣明君主，也是一个可亲可爱的活生生的人”，正是为了“改换‘大清帝国’的概念，用‘中国’的概念取而代之”。
康熙统治时期，把台湾、西藏等收入版图之中，国土之大，是前朝罕见的。在小说里，韦小宝加官晋爵的过程，固然满足了小市民的梦想，但在这个小人物飞黄腾达的故事下面，实际上还诉说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形成。打云南、攻台湾，北上俄罗斯签订边界条约，收服西藏领袖，等等等等，最后我们发现，这个故事曲曲折折地勾勒了今日中国的边界。
无论这个故事中有多少忠于历史，有多少虚构成分，最重要的是，金庸所关注的“中国”已经跃然纸上。金庸从第一部小说开始就思辨的“国家”已经在最后一部小说中圆满完成。作为代价，武侠小说中自成一体的、桀骜不驯的、飞扬跋的，甚至总是与朝廷对立的“江湖世界”彻底退出了舞台。这也剥夺了金庸继续写作武侠小说的志趣。
有趣的是，金庸本身是一个“境外人”。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香港，并不在中国政府的管理之下。这是一个从“外部”构想中国的特殊例子。在金庸的前几本小说中，男主人公往往是从境外或边疆度过童年，然后进入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经历磨炼，继而扬名立万，他们都经历了陆菲青似的旅程，从边远地带进入“中土”。跟随着男主人公的迁移和历险，读者便能从现实中抽身出来，安全地靠近那片大陆。
在那片大陆上发生的恩怨情仇、传奇逸事固然是虚构的多，但在金庸、梁羽生等新派武侠大家的作品中，却处处与现实中国叠合。除了在小说情节中插入历史事件，金庸小说里还塑造了一个叙事者，在侠客的旅行中指导路径，让侠客和读者们不至于在光怪陆离的江湖中迷失，而能随时在现实的中国地理中找到位置。
在《倚天屠龙记》中，从“海外”归来，武功大成的张无忌来到元朝的京城，叙述者没有马上进入激烈刺激的打斗，而是先授予地理历史知识：“其时蒙古人铁骑所至，直至数万里外，历来大国幅员之广，无一能及。大都即后代之北京。帝皇之居，各小国各部族的使臣贡员，不计其数。”这些话，自然是对“后代”读者说的。这么一番讲解，“江湖”就与现实有了交接，读者便能把张无忌传奇与对中国政治中心的想像结合起来。
金庸在《三剑楼随笔》中强调，武侠小说是“模仿了古来作品的形式来写”，因此“所有现代的语藻和观念我是以绝大的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来替代‘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来代替‘注意’等等。”作者在遣词用句上如此小心翼翼，是为了使武侠小说作为一种仿古作品显得更加可信，然而，在涉及某些地理历史常识时，这个叙述者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身份，就会一不小心地显露出来。
在《天龙八部》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叙述：“辽时南京，便是今日的北京，当时称为燕京，又称幽都，为幽州之都。”——“北京”再次在小说中出现了。“今日的北京”更清楚地告诉读者，这个叙述者和读者一样，处于同样的时代。如此一来，读者便从作者苦心经营的“古来作品”的氛围中抽身而出，回到了“今日”的历史地理格局。
《鹿鼎记》有更多这一类的描写。韦小宝代表清皇朝与罗刹国交涉，不但打仗赢了，签订条约也大占上风。在详述“中国与外国所订的第一份条约”时，作者让小说充斥着许多现代的地理名词，以便读者能参照自己熟悉的地理，在想像中得到“大振国威之雄风”的满足。
田晓菲曾经指出，《鹿鼎记》中满、蒙、汉、藏、回等各族群在康熙治下团结一致的景象，并不符合十七世纪中国的现实，“这种民族主义团结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我要补充的是，与其说这是“中国的现实”，不如说这是金庸政治乌托邦的投射。当时中国大陆正沉浸在阶级斗争和‘文革’风暴中，而台湾则长期处于国民党的铁腕政治下，像金庸那样长篇巨著地致力于描绘一个富强统一的（想像中）的中国，在中文写作中是罕有的。
花自飘零风尘中
叶隽
杨丙辰是河南南阳人，说他是河朔乡下佬，或许不为过分。但这个貌不惊人的“乡愿”，却是当时难得的“留洋镀金”归来的大知识分子。
杨丙辰当年获省政府奖学金资助留德，一九一三年夏季学期起，杨氏的名字（Yang Dschen-wen，即杨震文）出现在柏林大学的学生注册名单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才启程归国，出任北京大学德文教授，后来还服务于清华、辅仁等多家大学，是当时知识界颇有名气的人物。杨丙辰是性情中人，也是那代人中很具代表性的一类知识人。作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开山祖，兼及北大、清华两大学统，曾为张威廉、商承祖、冯至、季羡林、杨业治、田德望等人的师长，至少有“教育扶持”之功。除了作为德文专业的开创者之外，他的重要功绩表现在翻译上。他的译著包括莱辛、席勒、歌德、豪普特曼和其他德国诗人的作品，影响颇大。他还翻译过里尔的《德国民族的性格》与费希特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等。应该说，就中国翻译史的角度来说，杨氏自有他的贡献。
杨丙辰的一生事功，大致可分为两段，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和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后者基本上是在新政权下“艰苦求生”，前者则是在民国时代“意渐颓唐”。应该说，归国之初，杨丙辰的地位与名声都很不差，胡适当北大英文系主任，他则是北大德文系主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也与他关系不错，曾经为他翻译的德国剧本作序。不过杨氏显然“不善经营”，后来“混”的比较“惨”，到了一九四九年后，居然连教职都丢了，需要四处艰苦谋生。
我看重杨氏的有两点，一是“有情”，一是“迂阔”。前者有一个故事，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杨丙辰，金屋藏娇的竟是位花样年华的戏子（京韵大鼓），年轻又喜装饰，杨氏爱美之心，昭然彰矣，说其“有情”不为过也；然则，杨氏的“有情”，又不以此为限，他每月领薪之后，就在教师休息室里公然“做假账”，为的是每月要接济穷友，又要应付夫人，故此需“瞒天过海”，不可不“周密准备”。如此，则杨氏的“有情”之外，更添“有义”，虽然“爱如夫人”，但绝不“忘旧年交”。
比起让人“心默许之”的“有情”来，杨氏的“迂阔”让人徒生感慨悲怜之意。可这迂阔的本性，若是仅停留在“做假账”的层面，倒也罢了，可糟就糟在，他的迂阔竟然影响到对“大是大非”问题的判断。对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的境遇，有人做过如此简括：“杨丙辰还是那样不通人情世故，解放战争就要胜利了，他的同乡某人拉他加入什么党派，他觉得无所谓，答应了。解放以后，因此而找不到职业，相当困顿。”如果所料大致不差，杨丙辰肯定是加入了国民党一类的或外围的组织，当时，国民党大量地发展党员，这些人当新政权建立之后，自然也就成了清算的对象。没有政治意识的知识人，往往就这样成了牺牲品。
六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在北京景山附近的食品店里，张中行碰到了杨丙辰（杨可能仍住在景山东面三眼井），杨氏正在那里排队买高价点心。杨老师把学生拉到一边，低声对他说：“要设法买这个吃。不能不活着，身体要紧。”
对比一下，他当年的学生们，境况肯定比他好得多。此时的冯至，早已是中国德语文学界的权威人物，当过北大西语系的主任，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此时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张威廉、商承祖等，也在南京大学外文系负责起德语专业的发展；而季羡林则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教授兼主任。可为什么，这位老先生竟然连生存也成了问题呢？他真的成了这个社会的“体外之物”了？
像杨丙辰这样的人物，幸与不幸，都是现代中国进程里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他们在历史的风尘中，随风飘零，虽非零落红尘，但真的是漫无依傍，他们没有那么高瞻远瞩的视野，也没有独到坚持的思想，他倒真的符合于“沉默的大多数”的形象，默默无闻，未曾有洪钟巨鼎般的闻达之声，但却曾用他的知识和努力同样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学术教育的建设过程。同样是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为何结局与身影会有如许巨大的差别？杨丙辰究竟代表了多大范围的知识分子？三十年的时间，即便扣除日占期间，也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作为德语文学研究者的杨丙辰，可以做多少的事情，完成多少的事业？然而，事实竟又如何？
李长之对杨先生特别敬重，甚至称他为“青年的大师”，显然是将其作为学生时代的“导师”来对待的。但即便如此，他也颇能揭示出杨氏一生遭际的些许原因：“他不擅长于做一个精明强干的事业家，当他一遇到现实生活，就仍显出他是一个书生来。他的性情也不近人情，他也没有兴趣，去做一个运用手腕的人。他的心太好，他有的是正义，正气，可是他不耐烦，也不能够应付恶人。倘若人们不怕正义，或者正气，当然杨先生是这个鬼蜮世界上的失败者。所以他在两个大学，都受排挤了。”李长之是杨氏在清华的学生，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三十年代的杨丙辰，是不得志的。季羡林与李长之两人关系虽好，但在对杨丙辰的评价上，似乎颇有差异。一九三二年八月份的日记中有连续的关于杨丙辰的记载，二十四日日记：“晚九点钟后到长之屋闲谈。我总觉到长之Prejudice极大，从对杨丙辰先生的态度看来就很明显了。杨先生是十足的好人，但说他有思想则我不敢相信。”二十五日日记：“午饭前，刚同长之谈杨丙辰、徐志摩，长之说：杨先生攻击徐志摩是真性的表现，他捧孙毓棠是假的，因为人在高傲的时候，才是真性的表现，并且人都有他的好处和怀（坏）处……”接着季羡林自己评价说：“杨丙辰攻击徐志摩，我总觉得有点偏。杨丙辰——忠诚，热心，说话夸大，肯帮人，没有大小长短……等等的观念。”二十六日日记说：“午饭时遇长之于食堂，他说他借我的《新月》‘志摩纪念号’看完了，他作一篇文，分析里面所载的十几篇纪念志摩的文章，大意是骂他们。不过，我对他这举（动），颇不以为然。杨丙辰先生骂徐纯是个人的偏见——也可以说是谬见，他并不能了解徐。我承认，最少徐在中国新诗的过程上的功绩是不可泯的。长之也承认，他近来对杨先生戴的有色眼镜太利害了。杨不是坏人，但不能因为这一点，他一切都好。长之不该为他张目，难到（倒）为的在《鞭策》上登一篇稿子就这样做吗？”（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辽宁美术出版社二○○二年）
这其中牵涉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与人际关联，相当复杂，不宜轻下断言。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杨丙辰是比较率性而为的，也不顾及当时的背景时世，徐志摩其时己逝，大家都在纪念追怀，纵使有什么过节看法，似乎也不必在此时表示攻击讽刺，可他却出言无忌，放言高论。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杨氏性格中的弱点，当然也可说是显出其“率真可爱”的一面。李长之总结学生们的意见说，杨氏有两重人格，“有一个糊里糊涂的杨先生，但同时却又有一个明白而精细的杨先生”。糊涂的杨氏，从他一生的大致轨迹不难看出，精细的杨氏，却可充当学生们景慕的“导师”，因为他“能够拣大处，统摄了他那丰富的德国文学的智识，给我们以简而扼要的途径。在这种时候，我们每每觉得是得了无穷的原动力，我们往往觉得好像入了一个宝库一样，满载而归”。可惜的是，这种本真的杨氏形象，却并不为常人所见所解。杨氏因其留德背景，而具有颇为宏富的德国文学与哲学学识，所以学生认为“他教人总是从根本上来”，所开出的药方，竟都是德国资源，“比方对现在文坛的左翼右翼的问题吧，他就劝人读马克思和尼采，对于美学吧，就劝人读康德，对于批评呢，就劝人从莱辛，海德尔，歌德，一直读到狄尔泰。对于体系的认识，则劝人读冯德”。不过，这也可看出，那代留德学人的学养不凡，凡文学、哲学到社会学、心理学，皆有涉猎，且能贯通，他没留下什么研究真是可惜了。不过，看他写的那篇《歌德何以伟大》，就知道他还是“有我”的学者，不是后来的“人云亦云”、对德人“东施效颦”者可比。
更重要的，杨氏是有着“健康的思想和主张”的，他是绝不颓废与畏缩的，总结起来，有三点值得特别揭出。一是审美的趣味与升华，其思想在主张两个“适当”，即“情感同理智，各得其当，物质与精神，各得其当”，既涵盖了社会理想，也包括了个人理想，这就不仅是一种健康的思想，而是一种审美的理想。二是关怀的深切与幽远，他不但关注民族的生存与前途，无论是九一八之后的激昂愤慨，还是北大演讲的“对于日本之三大抗战”，都足证其民族心的深切；而且对人类前途亦念之在心，譬如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就可看出他思想的深远。三是常态的坚持与奋斗，杨氏又不仅停留于空洞的大道理，而是能在日常生活中予以实践贯彻，他的小毛病很是不少，譬如上课迟到、为人迂阔、处世糊涂等，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虚伪，有奋斗与自省的勇气与实践，“他和社会上的恶势力奋斗，他和生活中的情欲奋斗，他在学术上奋斗”，他是很能按照自己的理想与原则去生活的。然而，恰恰是这样的人物，其在现代中国的景况，却是一年不如一年，最后竟然连职业都失却了，真是让人感慨良多。当然，我更感慨的，是站在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发展的角度，这样一代可开风气的“潜在大师”，竟然如花自飘零，寥落风尘，究竟是耶，非耶？何以然？真是耐人深味。“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历史演进的步履本就如巨人前行，难收覆水，纵然是比杨氏更气象宏通的大师级人物，在沧海桑田的历史面前，也免不了苍凉凄伤的命运，更何况不善经营、率性而为如杨氏？“花自飘零风尘中”，或许，这正是那代学人如杨丙辰者自己选择、不得不然的冥冥宿命？
（本文多参考李长之《杨丙辰先生论》，载郜元宝、李书编：《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影像中的蔡元培和张伯苓
王昊
翻看清末民国时代的人物旧影，总觉得国人不同程度的带有“病夫”相，猥琐、无神，说不上干净利索，更不要提精气神了。不过，有些旧时影像还是能引起人们注意的，这些影像大体集中于教育界、外交界、文艺界、军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翻看这些能给人以不同感觉的人物照片，总觉得近代中国文教名人的影像要比那些政客、武人耐看。每每回顾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尤其是大学发展史，总情不自禁地会对当年大学校长、教授们的音容笑貌和个人风采展开想像。真实的影像与想像中的形象虽不免会有落差，但想像与现实中大教育家的气度和气韵应是大致不差的。
时下文化先贤的画传、影集层出不穷，文配图，图辅文，颇为丰富的读图解史的各色文字，很能带给人亲近感。记得几年前，山东画报出版社出过一本《蔡元培影集》（郑勇编著,二○○一年版），虽说是影集，内中文字也十分精彩。翻书一过后，对其中一张“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董事合影”尤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张照片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其中两位大学校长的影像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们就是蔡元培和张伯苓。照片中的蔡先生一袭长袍青褂，张先生一身洋装。有人曾讲：“近代教育，可称大家者有二，一是蔡元培，一是张伯苓。”当初乍一看到这句话，总觉得讲得未免有些偏颇，让人听了会不太舒服。不过，说到蔡元培与张伯苓，从事功到文字和思想，从教育影响到人格魅力，两人可比的地方确实不少。虽然张伯苓留下的文字不多，但毕竟在中国教育领域内的建树和手笔，彰彰在目，青史不易。
影像和文字都是具有魔力的东西，文字的魅力要通过理解、融通，方能感受到，而更为直观的照片则能缩短想像与现实的距离。每见蔡先生的留影，总能发现其嘴角上挂着的一丝柔柔的笑意，眼角眉梢都似笑，那江浙文士的儒雅气韵与谦谦君子之风尤让人觉得可亲可敬。凡是与蔡先生有过接触的人大都提及他的待人接物，谦和、冲淡、平易，如此平淡的一个人，却给学生与朋友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与无尽的怀念。很多人对蔡先生的印象并非是在所谓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留下的，似乎大都来自与蔡先生交谊往还的细微观察。蔡元培第一天到北大上任的情景，尽管已没有什么影像资料可以追寻，但是顾颉刚在回忆中还是给后人勾勒出蔡先生当日一个清晰的身影。“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却极为恭敬的回礼，让人们感受到的是蔡先生对人的真心挚情，没有半点做作与矫情。影像中的南开“大校长”张伯苓，身材魁梧高大，精神饱满，全无当时国人普遍的“病夫”之态。张伯苓一向强调要培养健康的民族精神和个人坚强意志，无论个人还是民族都应保持饱满的“精气神”。他总讲：“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这是一种笑对人生的健康心度。南开学校“容止格言”镜上的四十字《镜箴》：“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洁。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张伯苓的自我规范。正人先正己，所以能率先垂范。翻一翻张伯苓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的留影，没有一张影像带有丝毫的颓废气，绝看不到一丝旧文人的惺惺作态和政客、武人外强中干的十足傲气。当年，他讲一口纯正的天津话，那绝不是被某些影视作品亵渎了的天津话，那是一口极其纯朴、厚重，极具感染力、鼓动力、号召力的乡音。纯朴、厚重之外，还有幽默。其实，说到影像之外的语言风格，蔡先生也极风趣。有掌故云：北大同学会曩在京中，每逢五月四日必盛宴同学而捧先生为上座，年年如此，先生颇惫苦之，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当时，一座哑然。蔡元培看问题和做事情如此“到位”，吃“五四饭”一语刺中了吃纪念饭者的软肋。这一语有如临禅棒喝，促人猛醒。此一小节，足可发人深思。
今人尝讲，大教育家似乎有魔力在身，总能引来世人特别的关注。唐振常先生讲过一个故事，一九七九年，王芸生先生受托主持全国政协召开的征集蔡元培资料的会议，出席会议者皆蔡元培的学生与友人，其年龄均已七老八十，而一提蔡先生，座中皆老泪纵横，情不能禁。就在此前一年，一九七八年五月七日这一天正午，香港仔华人永远墓场，“在正午之阳光下，蔡先生墓前闪耀着一片美丽的银灰色，在这许多白发先生当中真正亲炙过蔡先生的恐怕都已是八十过外的老人了”，这些旅居港台的老北大人是为参加蔡元培先生的新墓落成而来。“旅港北大同学则每年举行春秋二次拜祭，以追思他们的故校长，但一切都是很平静的。”生前恬淡自守，身后平静如水，却足堪“伟大”二字的评价。蔡先生殁后数十年，依然魅力不减，研究蔡元培者遍及海内外，成果亦不可胜数。“历史不能忘怀他”确非虚言。二○○四年七月底，由唐国强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张伯苓》开始拍摄。十月十七日——南开校庆日，南开大学举行了电视剧《张伯苓》的隆重封镜仪式。在仪式上，剧组播放了《张伯苓》一剧的片花。当银幕上映出“张伯苓”老校长的影像时，场下观众爆发出一片啧啧之声，张氏后人也连连称道：“太像了，太像了”。而片刻间，时光仿佛倒流，观者似乎被带回到了老校长屡踣屡起的创校年代。当近二十分钟的片花放映完毕，演播厅内灯光重新燃起的一刻，座中师友及张氏后人眼中都闪烁着点点泪花，片刻沉寂之后，雷鸣般的掌声终于爆发出来。这是观者对这部作品的肯定。不过，除了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和演员精湛的表演之外，肯定还有超出艺术之外的东西影响和打动着观众。剧中的几位主要演员也曾讲过：张伯苓及其同时代的教育先驱们的伟大教育实践，以及他们的风骨与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他们，并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创作欲。这应该就是伟人的魅力和魔力所在吧。倡导教育救国，道德救国，投身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运动，固然可以见证一个人的伟大和崇高，但细微之处所见的真性情和人格精神，更易让人感念追怀！
编著者为《蔡元培影集》所写的“小引”中有句话颇令人感动，那就是“以口为碑，所以蔡先生的事业会代代相传；以心为碑，所以蔡先生的精神才更感人至深；以文为碑，所以蔡先生的公德会寿于金石而不朽”。其实，这句话用在近代以来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先人们身上都极为精当。像蔡、张这样的大学校长，无论在朝在野，不拘识与不识，他们生前身后一直受到时人和后人的尊崇。一张旧照，一段影像提供给后人的虽不过是一种直观、直感，却使得今人能够更为感性地感受先贤，从而能够较真切地体会到他们长久以来左右社会人心的人格精神，以及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