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译者言 ●
一九三七年冬，也就是卢沟桥事件发生不久，吉川幸次郎在北京见到了周作人。
那时的周作人，已经发表了不少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在中国，算得上为数不多的“知日派”，然而，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在他看来是“明净直”的民族，它的对待中国，为什么只有“黑暗污秽歪曲”，只有离奇的“恶意”，比照历年来的考察，周作人觉得还是谜一样的不可理解（《日本管窥之四》，载《知堂乙酉文编》，上海书店一九八五年影印本）。前去看望他的吉川幸次郎直率地说：那是因为你的研究，太注重日本文化里的中国部分了。你把注意力放在平安时代、江户末期和明治的一部分文人身上，看到的就是日本“文”的一面，而非“武”的一面，可在日本历史上，比如镰仓时期，就是“武”的代表。
见到周作人时，吉川幸次郎才是京都大学一名年轻的中国文学讲师，九年前他到中国留学，在北京住了三年。而自从一九一一年结束长达六年的留日生活归国之后，周作人虽然也在北京大学开过日本文学的课，可他涉猎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一九三七年，正是中日关系紧张到战事一触即发的时刻，迫于时局，周作人无奈地放弃了他的“日本管窥”，但不同的是，吉川幸次郎却跟不少日本的汉学家一样，愈来愈感觉到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紧迫性。一退一进之间，这两人的截然不同的取向，也仿佛象征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和日本相互观望时的姿态。
近代以后的日本，就像人所共知的，不仅在地缘政治上，与中国渐行渐远，用明治（一八六七——一九一○）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话来说，中国和朝鲜，都成了日本在亚洲的“恶友”（《脱亚论》，发表于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六日《时事新报》）。在西洋文明的冲击和感染之下，尤其经过甲午之战（一八九四——一九九五）、对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并从清朝和俄国手中接掌了对朝鲜的权力，势力直达中国东北，中华老大帝国的形象轰然坍塌，日本一跃而为亚洲强大的新兴帝国，正所谓攻守之势易转，普通日本人对于中国的看法骤然改变，对上千年来浸淫其中的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厌恶、鄙夷的心情。
汉学家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而远的，不必说到大化革新，就是不久前的江户（一六○三——一八六八）时代，情况也还那么不同。尽管德川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令一般汉学家都无缘接触到现实中的中国，可是借由文献典籍抑或中、朝使者，人们仍有机会认识中国，研习中国传统的文化。某种意义上讲，汉学既是关于中国的学问，也是日本的学问。比如朱子学就被幕府和一些藩主奉为官方之学，曾经占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又比如赖山阳那样有名的日本史家，也能写一手典雅的汉诗，像他的这一首《岳飞》：“唾手燕云志已空，两河百郡虏尘重。西湖赢得坟三尺，留与游人认宋封。”就几乎没有留下所谓“和臭”（无和臭，是江户时代对汉诗的一种很高评价）。然而，十九世纪后期的开国，却让日本在怀上绵绵不绝的“脱亚入欧”梦想的同时，渐渐淡却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正像曾以“杂种文化”来形况日本的加藤周一所说，当西洋的一切都成为理想，日本也就“一边倒”地从中国掉头彻底转向了西洋。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汉学，于是无可避免地遭遇了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命运，汉学家们则发觉自己忽然变成了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的无声无息的退隐之士，变成了“无用的长物”。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形势，就好像近代中国打开国门后的“西潮”澎湃的情形，浪涛滚滚，把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卷入到一个新的现代世界。吉川幸次郎虽然比周作人小了大约二十岁，但他身处日本全面追求现代西方文明的大的转折时期，跟周作人那一代受过“新文化”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情其实有一些相似，也就是说，潮流当前，他们在文化立场上，往往首先选择的，都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及修养相去甚远、代表了现代与先进的西方。他们一心一意地接受西方的观念、趣味和潮流，就连在专业领域，也竭尽全力去同西方接轨。
大多数日本的汉学家似乎都已经看得非常明白，在这个时代，惟有同西方接轨，才是“预流”，才能保全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且提升汉学研究的价值，也才能在日本近代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当中，继续取得发言的资格。曾是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他“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自传《西潮》中这样写道：“我们吃过炮弹的苦头，因而也就对炮弹发生兴趣。一旦我们学会制造炮弹，报仇雪耻的机会就来了。”这一段道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心声的自白，也恰好反映了日本近代汉学家的心路历程。
同西方接轨，就日本的近代汉学而言，可以举两个比较为人熟知的例子。
我们知道，明治初期，一些富有汉学修养的家庭或私塾在教授子弟时，仍以研读中国原典为主，四书五经而外，又有《
史记》、唐宋八大家等等，比如讲中国历史，就常用到曾先之编写的《十八史略》。可是到了明治二十年代左右，有“东洋史”创始人之称的那珂通世等人倡议历史教学的改革，主张弃用《十八史略》之类的汉文文献，而使用那珂通世自己编写的《支那通史》。而在此之后，中国史的讲授思路和研究方法便大为改观。据说《支那通史》编到宋代以后，那珂通世就表示，向来被我们当作历史线索和基本史料用的《
元史》等虚构太多，不足为据，现在需要把西方学者关于西域的研究补充进来，因为西域既包括在蒙古民族广泛的活动区域之内，也是东、西两个世界的重要连结点。引入西方的文献及其研究，正是中国史发展至东洋史的一个重要契机，稍后，桑原陟藏编写《中等东洋史》，在中国这一部分，把殷周（上古）称作“汉族膨胀时代”、秦汉六朝唐（中古）称作“汉族优势时代”，把五代宋元明（近古）称作“蒙古最盛时代”、清代（近世）称作“欧人东渐时代”，也是从中古时代起，就将历史叙述的重心移到了汉族与塞外各民族的冲突上面。
在东洋史的这样一个架构之下，当蒙古、突厥、女真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被整编进来的时候，传统中国史所关注的发生在中国内地的兴衰流变，便再难以成为历史叙述的脉络和焦点。像桑原陟藏的《中等东洋史》里，还包括有印度、中亚，就是说这个东洋史，覆盖了几乎整个亚洲，这样一来，中国史，无论如何也只能占有其中一个部分。换句话说，一旦“东洋”这个区域性的概念，代替民族国家而成为历史叙述的单位，“中国”无疑会从这种历史的叙述中慢慢淡出。
发生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这样一种学术方向的转移，当然有它十分现实的背景。对于国力迅速增强的日本来讲，重建亚洲新秩序以对抗西方列强，包括走所谓“日支提携”的路线，已成迫在眉睫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之下，对中国的现状及其历史，都需要在更广阔的亚洲视野甚或世界格局下面重做研判。一九一○年前后，东京大学确定由国史、西洋史和东洋史构成史学学科，这一历史学科目的划分，就清楚地反映了近代日本的世界观以及它的自我定位，同时也标志着从中国史到东洋史的学科转型终至完成。
如果说上述的转变，主要发生在历史学领域，那么，明治时代研究中国思想和文学的人喜欢讨论“中国人是怎样的”、“中国文明的传统如何”一类的问题，究其实，也是要对中国的现状及历史做一番新的解读和评价，而之所以对此产生兴趣，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有必要将这些问题，纳入到一个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主体的解释系统中去。比如在日本出版的首部《日本文学史》里，我们就常常看到，作者是以比较的口吻，谈及日本文学优美、中国文学雄壮，而西洋文学精致等等结论的（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合著《日本文学史》，一八九○年）。在汉学家早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书，如藤田丰八的《
先秦文学》里，对主要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及其创作文学所做性质的判断说：汉民族有排他性而使种族纯粹，却也阻止了别国文学的侵入，崇古而使其文学多拟古，却也妨碍了俗文学的发展，重亲情而使其叙事文学贫弱、重实用而使其虚构文学不能发达；中原的土地辽阔却引致其文学的夸张，也缺乏精致的思想和研究的态度，因而失去进步的机会等等，所依循的，也基本上是来自西方的一种现代化叙事模式。
传统的看法还都以为中国文学的正统当然是诗文，即使是在日本，汉诗文与和歌也一直被视为文学的主流。可是近代以来的日本知识分子跑到欧洲去一看，大都市的剧场既是上流社会的集会场所，也是国家仪式举行的场地，戏剧在西方的社会生活中原来有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回过头来，于是就想到要在东洋“发现”剧场和戏剧。中国文学史脉络中的戏曲，因此也就是在明治时代，由幸田露伴、世川临风这样一批既兼通中国与日本文学，又善于融合西方理论的学者最早发掘出来的。戏曲的发现，不但瓦解了很久以来人们对中国文学的一种认知，更是颠覆了传统里的雅俗等重要的文化观念。
具有颠覆性的成果，还包括了像白鸟库吉的《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在质疑尧舜禹的历史存在、挑战传统汉学家的中国上古史观的同时，依靠西方的科学史学的方法，白鸟库吉也将对中国传统史料的不信任推到了极点。又像桑原陟藏的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吃人风俗、宫崎市定的论说中国历来的奢侈风气，也都是在一种相当宏大的现实关怀之下，于传统的历史叙述及历史文献之外，另辟蹊径，重新构造出一幅别样的中国风景的。
在这样一个风气里面，近代以来的日本汉学界特别流行一种看法，那就是与其到中国留学，不如去德国、法国和英国取经。早在明治后期，为改革日本汉学的教学和研究，《北京笼城日记》的作者、后来也做过京师大学堂教习的东京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就曾受命赴德国进修。到了几十年后，石田干之助在国内出版《欧人的支那研究》一书，详述欧洲古代以来的汉学的形成和发展，依然大受欢迎。很多人明白，要想涉足敦煌学或是其他关乎西域的学问，要想研究中西交通史，就得掌握西域的语言并熟悉西方的典籍文献，这样的话，就一定要去西方学习。
向西方学习的，不只有语言，也不只是他们在处理文献资料上的科学手段，还包括田野调查的方法，也就是到中国来做实地考察。近代西方兴起的社会学、人类学风气给日本汉学家带来相当的刺激，感慨于源自传教士传统的西方学者不满足于了解文献中国而深入内地调查实际中国的精神，他们把足蹈中国内地、耳闻中国语言、阅读中国新作的方法，称作用“活的眼睛”看中国。由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支持、白鸟库吉负责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室，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在当时，它不仅频繁组织在中国的大规模调查活动，也的确收集到庞大的资料报告。而直到“二战”结束以前，由于往来出入几无限制，一般从事汉学研究的人，大都有机会游历中国。
以上东洋史学和中国文学史学的例子大概已可以证明，在日本汉学超越自身传统、追随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西方的影响，究竟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而伴随这一“西化”过程，产生出来的另外一种趋势，是在许多日本汉学家的心底也渐渐生出一种对抗的乃至于压倒的意识，正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心理。
早在明治时代，做过东京大学校长的井上哲次郎就宣称，欧洲的东洋研究特别是有关日本和中国的部分毕竟幼稚，因而研究东洋史不仅是日本人的责任，也是日本人可以迅速战胜欧洲的一项事业。他赞扬古城贞吉的《
中国文学史》，就是拿文学史学中的陈胜、吴广，来比喻它有揭竿而起、填补学术空白之效的。与井上哲次郎的心情一样，白鸟库吉也曾激愤地把西洋学者在东洋学领域的执先鞭，说成是跟东洋人在政治上的被侵略被蹂躏完全同等的耻辱，大有战而胜之的意志与决心。
而当师夷之长技即对西方汉学有所认识之后，日本汉学家果然得出一个普遍的看法，那就是西方人解读汉文的能力毕竟有限，不大容易做到博读多识、融会贯通，难免常常因臆断而陷入谬误，在这一点上，日本汉学界其实很有优势，因为日本长期受中华文化的熏染，一般学者都有深厚的底蕴，足可与西方人一较短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问题，要由日本人来解决，“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在一些日本的汉学家身上看到一种特别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是结合了东西文化的特点、兼有传统与现代之长的一群。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在基本文献资料的掌握上胜过西方，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自己在研究手段的更新上，领先中国一步。关于后者，吉川幸次郎曾经举例说，中国文学的历史及美学特征，就是在西洋方法的启发下才作出理论化的阐述的，在这一问题上，日本人的研究无疑先于中国人。
一九三七年底的吉川幸次郎，或许也就是因为如此，才在周作人的面前表现出了那么样的自信和坦率。
在这本《对中国的乡愁》里选译的，就是在近代这样一个由东向西的大变动时期，仍然保有深厚的传统汉学的修养，可是视野已扩大到东洋甚至世界，同时又有过留学或游历中国的实际经验的这样一些日本汉学家的随笔。
书名取自吉川幸次郎写的一篇随笔的题目，这个题目，曾经也用在吉川幸次郎的一个个人随笔集上，在为那本同样取名为《对中国的乡愁》的小册子所写《解说》中，对这样一个题目，贝茂树有一段注解式的说明，他说：“吉川幸次郎氏为这个随笔集取名《对中国的乡愁》，乡愁一词，在他的意识中，我想这时是与一般人理解的乡愁完全不同的。它与学子对于偶然邂逅的巴黎、瑞士怀有的那种乡愁，或许有同样的内涵。它指的是在法国留学的人回忆起巴黎的留学时代，在瑞士的旅行者回忆起攀登阿尔卑斯山时的情景，在那时表现出的一种感情。这个乡愁，不过是借用来说明终归为异邦之人的日本留学生、旅行者对待异乡的情感，是超出了这个词的本意的。”强调“乡愁”的“乡”，已非“故乡”之意，却不过是人生中偶然停过的一站，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寄望于中文世界的读者应当明了的。
这些入选者的经历，也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些参考。
青木正儿（一八八七——一九六四），一九一一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科。他的兴趣最早是在元代戏曲上，也是最早把胡适、鲁迅代表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介绍给日本汉学界的人。早年主要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写有《支那近世戏曲史》、《清代文学评论史》等，晚年则集中在名物学上，往往结合实物训释文献所见事物的名称，著有《中华名物考》一书。他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考察过中国，写有《江南春》的游记。
石田干之助（一八九一——一九七五），一九一六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的史学科。翌年到中国东北等地作学术调查，同时负责为岩崎久弥收购北京王府井的莫里森文库也就是后来的东洋文库，以后长期主持该文库的工作。前面提到他写有《欧人的支那研究》一书，随后发表的《欧米的支那研究》同获好评如潮。他还有另外一部《长安之春》的著作，描写唐代长安这一国际性大都市的种种风情面貌，迄今都是公认的东洋学名著。他是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朋友，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杜子春》，据说便是根据他提供的素材写成的。
仓石武四郎（一八九七——一九七五），一九二一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科，同年即到中国的上海、宁波等地旅行了一个月，随后转到京都大学读研究生。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年在北京期间，与胡适、鲁迅等众多中国学者相往来，见于他用汉语写作的《述学宅日记》。回国后，先后在京都大学、东京大学讲授清朝的小学和音韵学，同时致力于中国语的普及教育，著有《中国语五十年》并参与编写了《岩波日中辞典》。一九五四年、一九六○年又随学术考察团重访中国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
宫崎市定（一九○一——一九九五），一九二五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史学科。他在大学时代，就对拥有古老文化的汉族与北方朴素游牧民族的关系甚为留意，这或许就是他后来写作《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一文与《东洋的素朴主义民族和文明主义社会》一书的最初思考。大学毕业前夕，他曾参加文部省的学生考察团来到南中国的上海、广东等地，一九三二年，又曾以军人身份在上海附近驻扎过三个月。一九三六年前往巴黎留学两年。他主要研究宋史、中国制度史和社会经济史，涉猎广泛，著述极为丰富，岩波书店为他出版的全集多达二十四卷。
吉川幸次郎（一九○四——一九八○），毕业于京都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他在中学毕业的那一年（一九二三）寒假，就第一次游览了中国的上海、苏州、南京等地，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读研究生时，又在北京留学三年，一九三七年、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九年都曾短期访问中国。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的文学和经学。他的代表作有《元杂剧研究》、《新唐诗选》、《杜甫诗注》等，岩波书店为他出版的全集计有三十多卷。
汤川秀树（一九○七——一九八一）和小川环树（一九一○——一九九三）是一对亲兄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相继毕业于京都大学，他们的父亲小川琢治（一八七○——一九四一）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上很有造诣，兄弟中，还有一个贝茂树（一九○四——一九八七），也是中国古代史的专家。小川环树一九二八年曾与吉川幸次郎同往中国，一九三四年四月到北京留学，次年转至江南，在上海的内山书店，多次与鲁迅会面。一九八一年四月为调查吴语再访北京、南京、苏州、上海。他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学、语言学。汤川秀树虽非汉学学者，他的专业是物理学，是一九四九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但由于他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汉学的教育，后来写下过大量的谈论东西文化的随笔，颇能反映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修养，书中因此也收入他的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三篇随笔。
日本汉学家的论著，上个世纪以来，以中文翻译或介绍的，已有不少。不过，就我们日常浏览、阅读的范围来看，那也还是吉光片羽，尚不足以使汉语世界的读者一窥其全貌。特别由于向来译介的，多为专业性较强的论著，这种不知有意抑或无意的选择，有时更在读者中间留下对日本汉学的片面印象。记得当初我们自己也曾接受过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就是误以为日本汉学家的所长，仅仅在编资料、搞考证这一方面，下的是死硬笨的功夫，做的是静止沉闷狭窄的学问。直到后来阅历渐增，才如“行山阴道上”，“山川之美，应接不暇”，发现日本汉学实在比想像中的丰富许多，包括那些精细碎琐的考据和悉心编制的索引，原来都联系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的演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学术的转移。
关于选和译，这里要稍做说明。
首先，受限于我们自己的学力、阅历，也为国内的日文书籍严重不足所限——这后一点，数十年前即为吉川幸次郎所察觉，他说，研究日本学的中国人最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日本书籍难求，又批评日本政府和有识之士对此漠不关心。研究日本如此，何况研究日本的汉学，而这种情况，数十年来竟一无改变——我们认真读到过的日本汉学著作，也许只可用汪洋中的一瓢来形容，因此这一次的选，虽然尽可能地避免了“拣到篮里就是菜”，但也还是达不到理想中的真正“普选”。不过就在有限的条件下面，我们也设定了若干选的原则：一是为了体现近代以来日本汉学的上述重大变化，入选的作者，基本上都生活在明治、大正、昭和时期。二是尽量选择论题不俗、篇幅适中、文字清畅的较有可读性的札记随笔，这既是为了照顾读者的兴趣，也是尝试从另一角度反映日本汉学的活泼、有趣的一面。三是选文力求避开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以免去必要的却也可能是复杂的背景解释等等。
其次，我们选录的这些学术性的随笔，例如石田干之助、吉川幸次郎、汤川秀树等人的作品，即使在日语世界里，也是为人称道的，所以翻译它们，毋宁说是对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中文表达能力的考验，为此我们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希望最后的译文，既能少失掉原作的精神，又能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在中文的世界里，也可以独自成篇。
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于蓝旗营
(《对中国的乡愁》，戴燕、贺圣遂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