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来自关外的满人打败明王朝建立大清帝国，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不仅原来中国的汉族人已经渐渐习惯了异族新政权，就连一直相当固执地认定满清是蛮夷的朝鲜人，尽管心底里始终还怀念大明王朝，但对这个日渐稳定的新帝国也无可奈何，只好承认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把原来对大明帝国的朝贡，原封不动地转输给了新朝。这一年初冬，朝鲜使者金稼斋即金锡胄（一六三四——一六八四）奉命出使清国，经过多日跋涉后，进了山海关，有一天，使团一行到了丰润县附近的榛子店，在中午的歇息时，金锡胄无意中看到，在姓高的一户人家墙上有一首旧日的题诗：
椎髻空怜昔日妆，红裙换着越罗裳，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
诗下还有小序，记载着这个题诗者的经历和悲哀，“奴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掳，今为王章京所买，戊午正月二十一日，洒泪拂壁书此，惟望天下有心人见而怜之”，尾题“季文兰书”。
原来，这个题诗的江南女子叫做季文兰，丈夫被清人杀害之后，被王章京买去沈阳，不仅是生离死别，远赴殊方，而且被掳入天寒地冻的北方蛮夷之地，比起远嫁匈奴的王昭君和蔡文姬，仿佛更加多一重被迫为奴的痛苦。在始终对满清王朝怀有偏见的朝鲜使者看来，季文兰的题诗，当然象征的是汉族江南人对北方入侵蛮族的痛诉。所以，同样心里深藏着对满人鄙夷的朝鲜使者，便不断想像着这个弱女子的痛苦、无奈、屈辱和哀伤。当时，金锡胄就写下了两首和诗，一首是：“绰约云鬟罢旧妆，胡笳几拍泪盈裳。谁能更有曹公力，迎取文姬入洛阳。”另一首则是：“已改尖靴女直妆，谁将莲袜掩罗裳。惟应夜月鸣环，魂梦依依到吉阳（吉阳即古袁州，今江南地也）。”他在诗里感慨，在中国，再也没有人能像当年曹操从匈奴那里赎回蔡文姬一样，把季文兰解救出来了，他想像，这个苦命的女子也许可以在梦中魂回故乡，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为这个弱女子一洒同情之泪。
明清易代，对于一直怀念和感恩于大明帝国特别是对自己国家有“再造之恩”的万历皇帝的朝鲜人来说，简直是天崩地陷，“万代衣冠终泯灭，百年流俗尽蒙尘”，他们很难想像这个一直被当作文明中心的“天朝”，怎么竟然会在数年之间，就一下子变成了“蛮夷”。在一直坚持奉皇明正朔、书崇祯年号的朝鲜人心里，充满了对于历史的想像，在这个想像世界中，季文兰就是明清易代的落难者，在季文兰身上演出的就是明清之际的悲剧。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她抒发朝代兴衰、华夷变态的感慨。在现存的几百种朝鲜使者出使清朝的日记、笔记和诗集中，留下了好多对此事发感慨的诗文。金锡胄路过之后两年，也就是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作为到清国贺岁兼谢恩副使的崔锡鼎（一六四六——一七一五）路过此地，也写了一首和诗，说“纤眉宝髻为谁妆，染泪潇湘六幅裳。却羡春鸿归塞远，秋来犹得更随阳”。此后，“榛子店”就成了一个象征，朝鲜人只要路过，就会想起这个弱女子来。偏偏这里又是清帝国规定的朝鲜朝贡使必经之路，于是，一首又一首追忆季文兰的诗歌不断出现。他们想像季文兰的题诗是献给前明凄哀的挽歌。乾隆年间，李押（一七三七——一七九五）路过榛子店，就遥想当年说，“此店原有江南女人季文兰壁上所题诗，即悼念皇明，有慷慨语云，而今已泯灭无迹，欲寻不得，只诵天下有心人见此之句，而为之兴感”；嘉庆年间，徐有闻（一七六二——？）想起季文兰的故事，也说是“大明末年江南女子□文兰被虏向沈阳时所作也”；而另一个姜浚钦（一七六八——？）更是清清楚楚地说，作者是“明季江南女子季文兰”。
在朝鲜人的两百年想像中，季文兰被当成一种回忆，她就是明清易代时的悲剧主角，她的诗中透露的，就是前明江南汉族人在战乱中的悲情。
兵荒马乱的时代常常上演家庭离散的悲剧，这些悲剧总是引出对战争的悲情，传为元代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和施惠的南戏《幽闺怨佳人拜月记》写的是同一个故事，记载那个改朝换代的战争里面人们的凄惶，“风雨催人辞故国，行一步，一叹息，两行愁泪脸边垂，一点雨间一行惶泪，一阵风对一声长吁气”，这个故事后来在《六十种曲》里面改名作《幽闺记》，唱词里也说“怎忍见夫掣其妻，兄携其弟，母抱其儿。城市中喧喧嚷嚷，村野间哭哭啼啼。可惜车驾奔驰，生民涂炭，宗庙丘墟”。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深思，这出悲剧原来写的是蒙古兵入侵大金朝，蒙古固然是北狄，可金朝女真在汉族中国人看来也是蛮人，但是，在后来的记述中，这样的战乱离散，好像只是属于汉族人的，只有以夷乱华才会演出如此凄惨的故事，所以在记忆中，战乱仿佛总是被置于“蛮族入侵”和“文明遭劫”的背景下，像《幽闺记》里面，就好像忘了金朝原来也是“番邦”，倒把骑马入侵劫掠的人叫做“蠢尔番兵”，把虎狼扰乱大金朝的情势叫做“势压中华”，说是“胡儿胡女惯能骑战马，因贪财宝到中华”。所以，这悲情又常常糊里糊涂就被引向华夷之分背景下的民族仇恨，像《
醒世恒言》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里被掳的白玉娘，后来被改成《生死恨》京剧中的韩玉娘，有一段唱就是“说什么花好月圆人亦寿，山河万里几多愁。金酋铁骑豺狼寇，他那里饮马黄河血染流。尝胆卧薪权忍受，从来强项不低头。思悠悠来恨悠悠，故国月明在哪一州”。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有太多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里又有不少不止是皇帝改易了姓氏而且是皇帝换了民族，像蒙元代替了大宋，“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就让汉族中国人平添了好多“遗民”，而满清替代了大明，发易服，也让汉族人着实悲伤了很久。不过，时间似乎总是很好的疗伤剂，时间一长，伤口就渐渐平复，历史也就被当作遥远的记忆。在大多数汉族中国人都渐渐心情平静的时代，倒是固执的朝鲜人，却总是在心底里替汉族中国人保留着一份回忆，当他们的使者来到中国的时候，就非常敏感地寻找民族悲情。在他们的心里，不能释怀的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忘记了明清易代的惨痛历史。
季文兰的那首题诗，就是这样被朝鲜使者一次又一次地从历史招回现实。
其实，并没有多少朝鲜使者亲眼看到过这首诗。当年金锡胄看到题诗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字漫漶不清，仅仅几年后的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随冬至使团入燕京的徐文重（一六三四——一七○九）路过此地，已经说季文兰题诗“今漫漶无存”。到了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崔锡鼎路过榛子店的时候，更只是借着当年的回忆，在想像中感慨“素壁题诗字半昏”。二十多年后（一七二○），在李宜显（一六六九——一七四五）不那么清楚的记载中也已经说，季文兰诗由于人家“改墁其壁，仍至泯灭云”。泯灭归泯灭，泯灭的只是在壁上的题诗，但在朝鲜使者的历史记忆里面，它却始终留存。
康熙过了是雍正，雍正以后到乾隆。每一年，朝鲜使者要到大清国来贺岁谢恩，奉命前来的使者，大都事先看过很多前辈的诗文。《燕行录》里很多记载中国当年风景文物世俗的文字，并不见得都来自亲眼目睹，很多有关中国的风物、很多故事甚至很多感慨，很可能都来自文学和历史的典故代代沿袭。不管看没看见真的季文兰题诗，朝鲜使者一到这个地方就要对想像中的这个女子吟一吟诗，雍正十年（一七三二），韩德厚经过榛子店，就凭了阅读金锡胄的想像和记忆，说“清初江右女子季文兰，士族也，颜貌绝丽，又能歌诗，为胡人所掳过此店，题怨诗于壁上……清城金相公奉使时，适见壁诗。文兰则莫究所终焉”。到了乾隆年间的乾隆李押路过榛子店，虽然一面说季文兰壁上所题诗，“而今已泯灭无迹，欲寻不得”，但是一面又好像亲眼所见似的，照样悲悲切切地想像着当年的悲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作为冬至谢恩副使的洪良浩（一七二四——一八○二）路过榛子店，也写道：
偶过榛子店，遥忆季文兰，古驿春重到，辽城鹤未还。空留题壁字，何处望夫山，蔡女无人赎，遥瞻汉月弯。
尽管那个时候，榛子店的墙壁上早就没有季文兰的题诗了，就连当地人，也已经记不得有这回事了，到了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这里早已经是“数株垂杨，摇曳春风。欲觅壁上题字，了不可得，且举其事问诸店人，漠然无知者”。
“举目山河异昔时，风光纵好不吟诗。胸中多少伤心事，尽入征人半蹙眉”，“兹行归自黍离墟，痛哭山河属丑渠，况复箕都逢壬岁，小邦悲慕更何如”。对于满族入主中国，成了新的统治者，朝鲜人似乎比汉族人还要介意，他们出使北京的路上，只要一有感触，就会写诗，只要一看到可以联想的题诗，就会感慨万端，像乾隆五十一年，曾经中过状元的沈乐洙（一七三九——一七九九），出山海关过王家台，看见墙壁上题有一诗“长脚奸臣长舌妻，苦将忠孝受凌迟，乾坤默默终无报，地府冥冥果有私，黄桔主谋千载恨，青衣酌酒两宫悲。胡铨若教阎罗做，拿住奸臣万剥皮”，虽然明明知道它的水平不高，而且有欠格律，但是，他想像这是汉族人指桑骂槐，有激而发，就说“于此亦可知海内人心可悲也”。所以，季文兰的那首已经随着坏壁消失了的题诗，就成了他们唤回历史记忆的契机，只要经过榛子店，它就会从心底里搅起他们的浮想涟漪。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的谢恩副使李在学（一七四五——一八○六）经过此处时写道：
痴儿金货买残妆，尚忆征车泪染裳。壁上芳诗无觅处，一尊惆怅酹斜阳。
道光八年（一八二八），上距季文兰被掳已经整整一百五十年，离开明朝覆亡也已经近两百年，朴思浩经过此地，仍然写得悲悲切切：
塞天漠漠晓啼妆，尚忆阿娘作嫁裳。梦里江南春草绿，芳心应羡雁随阳。
可是蹊跷的是，大多数朝鲜使者在有意无意之间，都把季文兰故事想像成了明清易代时候的历史断片，时间越久，这种想像仿佛就成了历史。可是，这里却有一个破绽，所有的资料都证明，当年金锡胄看到的这首诗，明明写于“戊午年正月二十一日”，然而，这个戊午如果不是后金国天命三年或明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那么，就应当是大清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可是，万历四十六年的时候，明帝国控制着关内，满清人不可能从这里把江南女子掳到沈阳，而康熙十七年，明朝已经覆亡，清人却已经不需要与明朝人在北京附近打仗了。那么，把季文兰想像成明清易代时的落难人，把这首诗解读成明清之际的悲剧记录，不免就有些落空。
文学家常常在前台看戏，随着戏中人泪水涟涟，可是历史家却总是到后台窥戏，看到卸装以后种种“刹风景”的情态。从想像中稍稍清醒一下，朝鲜人也会看到这里的历史裂缝，于是不免匆匆去修补一下。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李在学路过这个地方，在一个姓张的人家歇脚，想起这段往事，便写道，“天启中东使过此，招问此媪，具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用白金七十两买此女过此，悲楚暗惨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又说“今距天启已近二百年，店舍亦墟，不可复寻”，他把题诗的时间一下子从康熙年间，提前到了明代天启年间，也许他意识到了康熙十七年的季文兰并不是明清落难人？
可是，换了“天启”并不管用。因为天启年间并没有一个戊午，事实上，只剩下了康熙十七年这一个可能。然而，康熙十七年并不是清兵入关征服中原的时代，倒是吴三桂叛乱反清（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之后，清兵与叛军大战的第五年，这个时候被掳为奴，恐怕并不是明清易代时遭遇世变的江南女子，即使她有故国之思，似乎怀念的也不一定就是朝鲜使者想像中的“皇明”。
其实，事情一直很清楚。康熙二十二年金锡胄路过榛子店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就已经让他的副使柳氏招呼这座房舍的女主人询问过，而“媪具（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以白金七十两买此女过此”，五六年前，恰恰就是康熙十七年前后，这时被掳的季文兰，恐怕就是属于吴三桂一部的家属，所以，康熙二十九年的徐文重在《燕行日录》中说的季氏，就是“顷年吴三桂平后，南中士女为沈阳王章京者掠去”，而康熙四十年（一七○一）姜到榛子店的时候，也清楚地记载说，“此乃吴三桂起兵南方也，江州秀才之妻为北兵所掳，怆感伤悼，而有此作也”。只是在稍稍时间流逝以后，固执的朝鲜人就是要把江南女子季文兰当成大明秀才的妻子，就是要把满洲王章京以七十两白金买她上沈阳，想像成明清之际蛮夷乱华的一出悲剧。
朝鲜人很不喜欢吴三桂。一开始，他们还期待他做三国蜀汉假降邓艾却试图复兴汉室的姜维，“我东闻中原人，皆以为三桂必复立皇明子孙以图复兴云”，但是，在康熙年间吴三桂再度反清，却并不用大明旗号之后，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吴三桂所有的同情和期待，一致把他看成是断送大明锦绣河山的罪人。像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的孙万雄，就说吴三桂“手握重兵，外召戎狄，一片神州，终为羯胡之窟”，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的崔德中，也痛斥吴三桂“自怀长城，请入外胡，使神州陆沉，可胜痛惜”。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朝鲜使者借题发挥的兴致，康熙五十一年，金锡胄的侄儿金昌业再次路过榛子店，又为季文兰题诗一首，“江南女子洗红妆，远向燕云泪满裳，一落殊方何日返，定怜征雁每随阳”。这以后，榛子店和季文兰就成了一个典故、一个记忆，不管这个墙壁和这首诗还在不在，他们仍然在不断地借了季文兰题诗想像中国的悲情，用种种和诗表达自己对“满清蛮夷”的鄙视：
王嫱出塞犹平世，蔡女沦身尚得归。琵琶弦弱胡笳短，难写崇祯万事非。
临水无心洗汉妆，胡儿夺掷旧衣裳。苍黄死别三生恨，不向江南向沈阳。
千行哀泪洗残妆，一叠清词惜旧裳。堪恨当时无义侠，教他流落海山阳。
名花一朵堕胡尘，度尽榆关不见春。秉笔兰台谁作传，千秋寄与有心人。
悲容想见靓明妆，尘壁题诗泪渍裳。天下有心东海子，芳魂独吊立斜阳。
在朝鲜人的记载中，季文兰不仅身世凄楚，而且也容貌动人，而容貌动人，本身就更增添了身世凄楚。当年，金锡胄不仅听说季氏“悲楚惨黯之中，姿态尚娇艳”，而且听说弱不胜衣，“垂泪书此，右手稍倦，则以左手执笔疾书”，在想像中已经平添了许多同情和怜爱。而后来的传说则在同情和怜爱中加上了更多想像，不仅后来传说她本人年龄只是青春年少二十一，也多出来了母亲李氏（或母亲陈氏）和哥哥秀才季国庠，不仅辗转抄录的小序中平空多出了“奴不自惭其鄙谚也”的自谦，而且还多出了“吁嗟伤哉”的感慨之声，不仅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林翰洙（一八一七——一八八六）笔下的季文兰已经是“姿貌真笔画书琴俱极绝美”，而且在申锡愚（一八○五——一八六五）咸丰十年（一八六○）写的《榛子店记》一文中，还想像出了季文兰到达沈阳之后的故事，说她不仅被章京掳到沈阳，而且被“河东狮子，日吼数声”，“鞭笞严下，辱等奴婢”，只好到夜半三更时到后亭，“以泪和墨，题三诗于壁”，其中最后一首写道：“万种忧愁诉与谁，对人强笑背人悲。此诗莫把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当然，这是故事外编故事，传说中加传说了。
据说，在这些朝鲜使者有关季文兰的诗歌里面，最被推崇的是这样一首：
江南江北鹧鸪啼，风雨惊飞失旧栖，日暮天涯归不得，沈阳外城草萋萋。
正是因为这首诗，据说，被乾隆皇帝知道后，便下诏在距榛子店二十里的地方，特意为季文兰立了一块碑。可是，如果季文兰始终被视为明清之际汉族悲情的象征，乾隆不会赞同立碑，如果季文兰已经被知晓是吴三桂孽党家属，乾隆也不会赞同为她立碑，所以，皇帝为其立碑是什么意思，是迎合朝鲜使者的心情？还是附庸风雅？现在不得而知。不过，这块碑早已不存，就在乾隆四十三年李德懋（一七四一——一七九三）路过此地的时候，就已经感慨，“榛子店荒凉愁绝，有古陂，天旱水干，往往有芍药丛生。金清城《息庵集》有江右妇人为满洲章京过所掠过榛子店题七绝于壁，词甚哀怨，使臣所过者，皆有诗，后来磨灭不辨，今不知其为何家也”，到了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金景善（一七八八——？）也说到，“榛子店有古城，城周可七八里，今尽颓夷。……肃宗癸亥，息庵文忠公奉使过此………其后金稼斋到此……自此遂成故事，我人到此者，多次其韵，闻其后使行过此，见有短碑在路旁，曰：季文兰所过处，必因我国人闻之而为此，其好事者有如此，而今不见”。
不过，渐渐的，倒是另外一些诗歌开始浮出水面。
朝鲜人好像比中国人更加道德严厉。也许是因为他们一直顽固地恪守程朱理学的缘故，他们一旦认准了一个真理，常常会义无反顾，不像中国人那么容易动摇，这就是他们对于清朝帝国中对程朱信心不强的汉族读书人很鄙夷的一个原因。在他们多少有些固执的心里，对于季文兰的同情，渐渐却又演化出一些不满。最早是康熙四十年（一七○一），一个叫姜的朝鲜使者引了一首题作滨氏的和诗，对季文兰没有自杀，反而忍辱随王章京赴沈阳，提出指责，“痛杀羞容理异妆，罗衣脱却整丧装。既经兵火当应死，问甚河阳与沈阳”，姜氏便写了一段文字，很赞成滨氏的话，说：
此乃吴三桂起兵南方也，江州秀才之妻为北兵所掳，怅感伤悼而有此作也。夫既戮矣，身既掳矣，爷娘生死无路闻知，惨祸穷毒，行路犹涕。此女之忍辱偷生，禽兽不若。观乎滨氏之诗，则辞严义正，真所谓一字一掬血，文兰之罪，尤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他们这些朝鲜男性士人，总希望这个季文兰以其一死，成全他们自己的理念，所以对这个忍辱而悲哀的故事多少有一些不满。不过，姜还算宽容，当话说到这里时，他倒又下了一个转语，异想天开地猜测说，也许季文兰不死，可能是要“将欲有为也”，有什么为呢，可能是“效申屠氏之隐忍不死，下报董君于九泉之下耶？”所以他又写了一首和诗说，“江州少妇注残妆，哀怨非徒在裂裳。不死偷生知有意，深羞倘欲报沈阳”。
他说得婉转，可能也有些为难，最后的两句话好像想为季文兰不死偷生开脱。不过道德标准更严厉的朝鲜人很多，百年以后的姜时永（一七八八——？）就说，我曾在元代郝经的《巴陵女子行》诗中看到韩希孟的故事，韩是宋代韩魏公韩琦的五世孙，尚书之子贾琼之妇，宋末元兵攻陷岳阳，韩氏被掳，便投水自杀，所以，郝经才会给她写诗，赞扬“芙蓉历乱入秋水，玉骨直葬青海头。名与长江万古流，丞相魏公犹不死”，姜时永觉得，“文兰所遇，与希孟无异，而题诗乞怜，未能效希孟之洁”，于是，他写了这样一首诗说，“一女何须惜旧妆，中州亦已变冠裳。堪怜秋水芙蓉节，让与韩娥擅岳阳”。
让季文兰去死而全其名节，然后满足朝鲜人的守节观念和对满清的鄙夷，这未免太严厉太残忍，不过这确实是一部分朝鲜士人的想法，朝鲜由于两班阶层的存在，这些上层人士始终垄断了知识和观念，他们对程朱理学的维护和固执，要比清帝国的文人厉害得多，在他们这里，季文兰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故事，也成了一个文化传统的符号了，它的意义是，季文兰题诗是控诉蛮夷蹂躏中华，季文兰去死更是凸显传统价值。因此，本来只是吴三桂部下家属的季文兰，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吟诵中，承负了太多的责任，她要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楚楚可怜的柔弱女子，又要成为让人敬佩的刚烈节妇，既要满足朝鲜使者们对于异域悲情的想像，还要满足朝鲜使臣的道德伦理批判，不仅要成为斥责满清帝国的象征，而且要成为维护程朱理学的楷模。所以，佚名《燕行录》在记载季文兰诗的时候，冷冷地加上了一行旁批：
可怜，书完只欠一条罗巾。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崔秉翰再次路过这个地方，想起往事，就写道：“店古有江南名姝季文兰于皇明末为虏时，俘上沈阳抵此，题一诗于壁，间以现柏舟之意，死而全节云。故遇境生感，遂补闲笔。”
江南儿女怨春阑，上马红妆泪不干，地下三生芳草在，天涯万事落花残。血恨有诗啼杜宇，香魂无影吊孤鸾。依旧东风榛子店，令人痛哭季文兰。
仍然想像这是像李香君一样的“名姝”，仍然想像这是“皇明末”的离乱，虽然中国人早已经不再有所谓的“黍离”之思了，对程朱理学也不再那么怀有神圣感了，而朝鲜人却始终对明清易代耿耿于怀，对季文兰不能死节怀有遗憾。对大明帝国的历史记忆和对程朱理学的固执维护，朝鲜人比中国人要厉害得多。在小序中，他用了《诗经·柏舟》的典故，也不知他用的是《风》中那一首以“之死矢靡它”来表示忠贞不贰的意思呢，还是用《邶风》中那一首“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来表示意志坚定，但是，总之他还是希望她能够“死而全节”。
可是，这时上距清代明立国已经两百二十二年，距季文兰题诗的康熙十七年也已经近两百年，而下距朝鲜被日本吞并亡国以及清帝国的崩溃，也只有半个世纪了。
二○○五年四月四日于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