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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在《当代》发表后，震惊了文坛，也震惊了经济学界与广大读者的心灵。有评论家把这部作品誉为“左翼文学复兴的标志”，“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北京文学》组织专家评选的“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那儿》名列前茅。有位教授读后说：“早就要爆炸了。”
       《那儿》描写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支配下的工人的命运。一家大型国企工会主席朱卫国为了保卫工人的利益和制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几经挣扎反抗，遭到了惨败，最后愤然自杀。
       这样的悲剧并不鲜见，但何以惟独《那儿》震撼人心？这值得令人深思。
       作品令人信服地描写了这家大型国企矿山机械厂的工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沦为弱势群体、最后被抛弃的：领导层腐败——买断工龄——把工人像“吐痰”一样丢弃。朱卫国的初恋情人杜月梅就这样成了“妓女”。她的毁灭，与朱卫国家的狗小罗蒂的被抛弃与自杀，都有非常深刻的寓意，发人深省。而不属于工人阶级（他早已由工人升为副处级的工会主席）的朱卫国，出于正义感与同情心，为挽救这家企业和工人的命运，数番奋斗抗争，最后也走上了绝路，他的悲剧触动了读者的心灵之痛，更触动了“工人阶级的心灵伤痕”。
       这部小说使我想起了当下中国小说创作正义感、责任感、使命感的缺失。一些作家，热衷于“肉体写作”，大款、大腕，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性描写泛滥成灾，有的甚至把讴歌民族精神的京剧《沙家浜》改写成低俗不堪的色情小说，丧失了一个作家起码的正义感与良知。在中国每年出版的近千部长篇小说、上万部中短篇小说中，难得读到一部像《那儿》这样为工人阶级鼓与呼的作品。有人口头上经常说“深入生活”，“三贴近”，实际上是“深入风花雪月生活”，“贴近”大款与官僚，而对人民群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遭遇、前途、命运漠不关心，这样脱离工人、农民的作品（不仅仅是小说），工人、农民必然也会和它疏远将它抛弃。为此我还想到，近些年来，一些所谓“反映改革”并受到某些领导、评论家叫好的长篇小说是多么虚假、苍白与无力。与《那儿》相比，谁更能代表人民的心声与愿望，谁更能代表历史发展的趋势，谁更能经受得起历史（包括文学史）的检验，不言自明，抛弃理想与正义、躲避崇高与使命、粉饰与歪曲现实、与下层广大人民群众离心离德的作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从《那儿》我想到了中国“经济学”。去年，“郎咸平旋风”席卷中国经济界之后，人们才蓦然发现：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原来都被权威垄断了，而权威恰恰与新兴的既得利益存在一种共谋关系。经济学家们大都去当“顾问”“董事”“理事”或讲课去了。他们一方面是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又把自己装扮成公共知识分子。今年两会期间，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号召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互联网的压力”。为什么要“顶住互联网的压力”？就因为“郎旋风”之后，互联网（不仅仅是互联网，许多媒体如《科技时报》《人民日报思想理论动态》《中国青年报》《杂文报》）揭穿了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的画皮。这些经济学家们受到大富豪们的追捧，有高额的年薪（有的达几十万元）、讲课费、咨询费，使他们越发起劲地兜售他们那一套置3000万下岗工人、4000万失地农民死活不顾的“经济观”。就像《那儿》中的“领导”说的：要“确保核心经营者持大股”，全厂几千个工人入股不算“核心”，个别老板才算“核心”，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他们的“经济学”！国有资产大量转入少数私人手中才是这些经济学家的改革方向。
       从《那儿》我想到了工人的话语权问题。《那儿》告诉我们，这家国有大厂，工人们是没说话的份儿的。早先，工人们提出分一部分力量开发冰箱，“可上级就是不批准”；工人们反对卖厂，遭到上级否定；再退一步，工人们用房产作抵押（他们屡经折腾、榨取，再也拿不出钱了），想把工厂变成工人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也遭到否定；朱卫国上访，为工人说话，没人听。这间工厂的工人们何曾有一点话语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在这里成了一句空话。作为“主人”的国企职工就这样沦为连生存权都没法保障的“边缘人”，有的则像杜月梅成了“霓虹灯下的哨兵”，靠出卖肉体维生。“那儿”（即英特纳雄耐尔）仿佛离这些工人越来越远了。连工会主席朱卫国都“说了也白说”，更何况普通工人呢？
       “郎咸平旋风”之后，有人说这证明“中国经济学的冬天已经来临”（见《科学时报》2004年12月20日），《那儿》的问世，则可说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声惊雷。不知它能否唤醒某些麻木已久的作家、经济学家们的心灵？
       ［邸笑飞荐自《清江日报》2005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