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说《京华烟云》是张振玉据林语堂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译出之译著，但却经常被误认为是林氏原著。对《京华烟云》这种文本错觉，除了媒体和专家的误导以及无视译者作用的传统翻译观念等成因之外，关键性成因则是该小说内容和语言形式的错位性以及林氏边缘性文化身份与国人对其中国文人身份的错位性认同造成的。张振玉翻译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还原则使译著看起来更像“原著”。
关键词：Moment in Peking 《京华烟云》 文本错觉 错位
电视剧热播带来小说热销
2005年，根据林语堂原创Moment in Peking改编的《京华烟云》电视剧，创中央电视台电视剧最高收视率。该44集电视连续剧，由张子恩导演，赵薇主演，2005年11月在央视开播。此时，江苏台与湖南卫视也同步推出由赵雅芝1988年主演的旧版《京华烟云》。当时，央视8点档，江苏台夜间档，这样的安排，极大地调动了观众对这部剧的热情。观众顺着看、比着看，回味着、期待着。据央视当时的收视率统计，《京华烟云》电视剧单集最高收视达到12.92%，超过之前《亮剑》最高11.08%的收视纪录。央视影视部副主任傅思说，这个收视成绩在央视近几年的电视剧中都是最高的。(注：见“突破央视纪录《京华烟云》成为‘单打’冠军”一文，刊2005年11月29日《新京报》。)
但不难发现，1988年版和2005年版的《京华烟云》在再现“原著”上存在巨大差异：旧版整体塑造接近“原著”，而新版则是一部全新的电视剧，改动很大。林语堂研究学会顾问王兆胜在做客网易时对此颇有微词：“新版《京华烟云》是一个现代的闹剧，和林语堂原著的精神主旨差别很大，基本上把他的很多东西都改掉了，可以说是用现代人的观念来改编的，民国的情调完全没有。”他又说：“赵薇演姚木兰是个笑话。赵薇没有神韵，仅仅只是眼睛大，精神气质上缺乏书卷气，在赵薇身上看不到文化的深厚积淀。……林语堂笔下的木兰有英气，有血性，到了关键时刻拍案而起，赵薇显然太平淡、太甜软了。”(注：见王兆胜做客网易视频，题为“林语堂专家专访：赵薇演木兰是一个幽默”；亦见http：//culture.163.com，2005年11月25日。)尽管如此，新版电视剧还是得到了观众的热捧。
在这个电视传媒发达的时代，电视剧的热播不可避免地引导着观众的阅读嗜好。电视剧与原小说的巨大差异，不但没有使观众失去对电视剧的兴趣，而且还激起了人们对小说的好奇。之前，中文版小说《京华烟云》尽管有多个版本出现，但发行量却并不可观。电视剧的拍摄和播出才真正迎来了小说的热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小说的英文本和中译本在大陆再版发行。尤其是中译本在大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销。2005年5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林语堂的英文版Moment in Peking；6月，(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振玉翻译的上、下两卷本《京华烟云》中译本；7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语堂女儿推荐的、译家张振玉最新修订的中文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高经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京华烟云》电视剧为图书的热销推波助澜。“仅一个月，《京华烟云》销量就达两万册，比旧版本两年来的销售总量还多”。并在全国十几个城市的分销部出现了脱销状况，零售商催促出版社紧急加印，满足读者的需要。同时，《京华烟云》也悄然登上了全国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前列。一部译著，登上汉语畅销书的排行榜，确是非常难得的。
文本错觉
需要指出的是，中文版《京华烟云》并非林语堂原著，而是台湾张振玉的译著。电视剧只是与译著同名。由于媒体和出版社在宣传和介绍《京华烟云》时都冠以林语堂大名，如“根据林语堂原著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林语堂的原著《京华烟云》”等，而不提译者张振玉，使很多读者(包括一些学者)误以为《京华烟云》就是林语堂本人创作的中文原著，并将译本风格视为林氏写作风格：
看完林语堂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的最后一页时，我的心沉静下来。原以为我的口味已经十分后现代了，这样传统的章回故事不会再打动我，没想到仍有一种激动不期而至。看来小说的好坏与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写作并无太大的关系。五四一代作家，抛开鸳鸯蝴蝶派的现代章回体小说不说，已经完全拒绝了章回体这一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林语堂曾经是五四时期的文坛健将，以反传统而著称。何以会重操章回体这一传统小说的写法呢?这其实与他的长处(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意识有关(原文如此。笔者认为“意识”二字应放到括号内，“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应打上引号)。在林语堂的意识深处，章回体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后来香港的金庸同样采用章回体小说形式写作武侠作品，也取得了成功。(注：见《林语堂卷》，张立国编著，蓝天出版社，2004年，第121—122页。)
这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首辑包括鲁迅卷、胡适卷、郭沫若卷、张恨水卷、茅盾卷等等共17册，在封面上附有“知名学者作家评点，北大教授权威推荐”的字样。该学者不仅将张振玉译的章回体视为林语堂所为，而且还给了一个十分“堂皇”的理由：是与他的“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思想意识有关；并说这是该小说成功的原因，而且还拿金庸章回体武侠小说成功的例子为佐证，可见该专家对林氏原著一无所知，错将译著当原著了。
林语堂的原创是面向英美读者的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之前，在赛珍珠邀请下，林语堂写了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1935)和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1937)两本英文著作，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并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林语堂的创作热情。他萌发了通过翻译向西方推荐《
红楼梦》的想法，但《
红楼梦》距现实生活遥远，于是，在1938年至1939年间，他创作了Moment in Peking这部与《
红楼梦》在文化或内容上有契合之处、但在形式上却无甚关系的反映现代中国的小说。
细读林氏原著，读者不难发现，无论从小说的叙述之繁简还是结构之布局，其预设的读者对象都是十分明确的。内容上，Moment in Peking通过描绘曾、姚、牛、孔四个家族的错综关系与复杂变化，揭示中国近代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之间四十年的历史，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全景扫描”；而小说的生活场景转移和社会风云动荡均“以道家精神贯串，以庄周哲学为笼络”，这也正是林氏要向西方人传达的中国人的文化道德理想。为英美人阅读方便，书前设了附页，说明人物间的关系和中国人名作何发音的解释，如一些特别称谓如“太太”、“小姐”的读法及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等。赵毅衡指出：看一下这本小说的英文本，或任何中文译本，就可以明白此中奥妙。这本小说为英美读者所写：复杂的事情简化，简化的事情还要仔细解释。在中国路人皆知的风俗人情、社会情况，对中国读者一挑即明，这本小说就得一一说来。(注：见《对岸的诱惑》，赵毅衡著，知识出版社，2003年。)可见林语堂对此书期望的读者是心知肚明的。
该小说的布局与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也是截然不同的。英文原著Contents为三个部分，简明扼要：
Book I The Daughters of a Taoist
Book II Tragedy in the Garden
Book III The Song of Autumn
各Book(卷)下设chapter(章)，章只有序号，没有标题。出现在每章开头，未在Contents中列出。Book I共21 章，Book II共13 章，Book III共11章，总45章。可见，这部奠定林语堂英语小说家地位的作品，与一般的英文小说结构上没有什么区别，更不可能出现什么章回体的英文小说。
在充分了解林氏创作意图的基础上，台湾译者张振玉对Moment in Peking实施了一定程度的创译。除了大量考证一些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对应词外，最明显不过的是，张振玉在原来每章只有序号的基础上，添加了章回体小说式的标题，并列入目录之中。读者读完四十五章的标题，亦可了解小说梗概，与简明的英文目录相比，则繁复细致：
上卷 道家女儿
第一章 后花园主埋珠宝 北京城人避兵灾
……
中卷 庭院悲剧
第二十二章 施才干姚木兰管家主事 遭恶报牛财神治罪抄家
……
标题都设两小句，平衡对称，读来朗朗上口，无翻译腔，似中文原创。显然，专家只读了张振玉的译著，将译著风格套到林语堂原著上，视章回体为林氏创作风格，因此形成了“《京华烟云》就是林氏原著”的错觉。由此，林语堂的英文原著被淡化甚至被淡忘，张振玉的译者地位则被忽视或抹杀，这样的文本错觉则会继续下去。
文本错觉之成因
笔者认为，《京华烟云》文本错觉之成因主要有两种。一为一般性成因，包括：1)媒体的误导。媒体利用名人效应达成引人注意、强化事物、扩大影响的效应；利用人们对崇敬之人的慕名心理，将林语堂作为明星推出，来提高电视剧的市场效应。2) 专家的误导。单语专家不通英语；双语专家只读中文文本，导致不知就里的随意品读；身处快餐文化之中，专家不时为应景应时而作，没有时间研读文本。3)翻译观念陈旧。学界历来抱着传统翻译观念不放，认为翻译是亦步亦趋，鹦鹉学舌之行为，只有模仿之能力，无主体之意识，因此从来不重看翻译和译者，在译本上经常不标注译者姓名。客观上造成了《京华烟云》的文本错觉。
二为关键性成因，可用“错位性”来概括。主要是由以下两种“错位性”造成的。一是原著文本和译著文本之错位性存在；二是著者身份与国人对著者身份的错位性认同。
1.原著文本和译著文本之错位性存在
就翻译本意而言，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语言转换行为。通行的外译汉常规是将一个包含异域文化的异语文本翻译成汉语文本。如梁启超所言：“今日所谓翻译者，其必先有一外国语之原本，执而读之，易以华言。”通常，原文本是一个异语文本，充满异国内容、异国文化或情调；译本则是用汉语表达了异国内容、文化或情调的文本。译语是本国的，内容却是异国的，或视角的定位是异国的。在阅读译本时，无论译语如何地道，译者的表现技巧如何高明，读者仍会时时感受到译本中流露出来的异国情调。
但林语堂所著的Moment in Peking则不同，该小说的语言形式是英语，但语言形式包裹下的文本内容却不是异国的，原语文本中不时流露出来的是中国文化意味和中国人的人生哲理。从小说形态学视角审视，一部小说，其语言形态与其表达的内容关系非常密切，而恰当的民族语言通常是言说该民族文化的最佳表达方式。如此看来，林氏原著在其内容和用以表达内容的语言形态之间往往给人带来一种错位的感觉，即Moment in Peking中所讲述的中国文化内容和其所用的语言形式(英语)之间总有一种不相契合之感。而该作品的汉译则是语言形态的回归，汉语言加上汉哲学文化内涵，语言形态和文本内容完美统一，符合母语文学中一个自在文本的特点。的确，林氏英语作品的汉译与常规的英译汉现象不同，如果不细加比较体察，原语和译语的位置则通常被互换：
原文：He was then，in addition to his old office，a vicedirector of the government telegraph bureau，under Yuan Shihkai.Yuan was at this tim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men at the court，having been made Governor of the metropolitan province，Tupan of Railway and Mines，Tupan of Telegraphs，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Chief of the Military Training Headquarters，which was training a ‘new’ army with modern rifles.Mr.Tseng had made the acquaintance of Yuan through Mr.New，a fellowofficial and fellowprovincial of Shantung，and Yuan had given him the vicedirectorship of the government telegraphs.(注：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英文版)，林语堂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2003年，第111页。)
译文：曾文璞那时在担任旧有的官职之外，又兼任政府电报局副总监。那时正是袁世凯当权，是朝廷的一个权威人物，官居直隶总督，兼铁路矿务督办、电报局督办，最主要的是新军训练处督办，训练新军使用来福枪。曾文璞由于一位姓牛的同僚又是山东同乡认识了袁世凯，袁世凯就给了他电报局副总监的职务。(注：《京华烟云》，林语堂著、张振玉译，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例中，英语的职衔更像是一种解释性的翻译，而译文倒更像是原语。再看以下原语和译语：
daughters of the family千金小姐
practice deep abdominal breathing气沉丹田
bring us good luck招福添财
Essay on Natural Feet by Liang Chichao梁启超的“天足论”
the hot August weather 炎热的七月天
比较可见，张振玉的翻译是对大量中国历史与文化词汇的还原，而林语堂的原著则是对中国文化不厌其烦的阐释。读英文原著时，我们不时有一种读译著的感觉，而读译著时则有读原著的感觉。事实上，目前可以查到的很多汉译英句子、短语或词汇的翻译，不少是当时林语堂第一次使用而被固定下来的。原著文本和译著文本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这种错位是造成文本错觉的关键性原因之一。
2.著者身份与国人对著者身份的错位性认同
文化身份又称文化认同，是特定文化中的主体对自己或他人的文化归属和文化本质特征的确认。关于林语堂的文化身份，我们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一捆矛盾”。这说明了林语堂文化身份的复杂性或混杂性。
林语堂出生于福建闽南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学开始上的都是教会学校，深受西方文化(“实是汉传变异了的泛西方文化”)熏陶，但他对中国经典和中国传统文化却情有独钟；最初他是懵懂的基督徒，后来成为坚决的异教徒，最后又皈依基督教，完成了他的“信仰之旅”。
他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扮演了思想启蒙者的角色，后来他又转向幽默性灵的创作；他扮演激进主义知识分子角色，也扮演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历时态中，他扮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角色，共时态下，他激进中有保守，保守中有激进，时时体现出他的“一捆矛盾”。他足迹踏遍欧美大陆，中英文俱佳，被西方誉为“20世纪最具世界影响的中国作家”，但有一段时间却被国人遗忘。
林语堂也是一位很难归类的作家，归入中国文学，他与许多中国作家不同，其出名首先在国外，其成名作都是英文作品。即使Moment in Peking获诺贝尔奖，那也不是汉语文学的诺贝尔奖(赵毅衡语)；如归入海外英语作家之列，他与谭恩美、汤亭亭等又不一样，他有更深的中国文化情结。国内林语堂研究专家对其身份的定位是：他在海外架构的是跨文化的文化身份，但其用力在国内，即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从一开始，林语堂就是一个无根的文化游子身份。与鲁迅等人比较，他更少一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负，更多一份对大千世界的好奇。这在他一生的文化探寻中鲜明地体现为：经常越出中西文化典律的疆界，呈现为非中非西，既西又中的边缘化性质。”(注：李晓宁，“边缘游走：林语堂的人文探寻”，刊《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
由于语言的障碍，国内学者对林氏的研究很不平衡，很多研究侧重林氏在国内活动方面的介绍，对其在海外的活动则介绍得很少，因此国人对林氏的身份认同往往只基于他国内的时代背景和他写的大量中文散文等，尽管有诸多学者对其文化身份从个人的、政治的、跨文化的角度已有认同，但国人或者说一般读者还是形成了自己对林氏的身份认同：林语堂是一个中国作家，是一位有点小资情调的文人，是提倡幽默闲适生活指南的作家。他大量闲适性灵小品文广为传播，并为中国读者所喜爱。在这个物质世界，他那道家的人生态度为富裕后的市民大众追求闲适生活提供了思想参照；他那清顺自然娓娓道来的文风更像是一位饱经世事的豁达文人。对于他是否用英语创作，对国人来说无关紧要，他用优雅的汉语阐述细微精深的中国文化，这已足以构成一个典型中国作家的要素。尽管林氏“双脚踏东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这不但没有改变其在国人眼里的中国文人形象，反而使他显得更为国际化、更为达观而被人们所喜爱。国人对林氏文化身份的认定，与其边缘化文化身份的认同是相错位的，这也是形成文本错觉的关键性原因。
结语
小说《京华烟云》是译著，并非原著。国人之所以将《京华烟云》视为林语堂先生原著，有其客观原因：媒体和专家的误导、长期无视翻译和译者的作用等。而造成该文本错觉的关键原因是：1)Moment in Peking 的反常规创作带来的反常规翻译，即原著内容和语言的错位带来的译著语言形态的回归；2)林语堂“非中非西，既西又中”的边缘性文化身份与国人认同林氏中国文人身份之间的错位性，使读者想当然地将《京华烟云》视为林氏原著，再加之译家张振玉在还原小说的历史文化上所做的查证、核实和再现都使得《京华烟云》这部小说读起来更像“原著”。
(葛校琴：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 季正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副教授，邮编：21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