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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6月间，接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苏福忠先生约稿，翻译王尔德的De Profundis，说是收入由他任责编的《王尔德作品集》(2000)。要三个月内交稿，是紧了点，而且当时正准备去英国开会兼访友。但是想想自己读了几年博士，研究的是翻译，又是功能语言学又是文体学什么的，干吗不拿这位“唯美大师”在从人生巅峰跌入谷底后的披肝沥胆之作，来检验一下自己对翻译的研究心得呢?于是乎，揣上一本图书馆借来的原作，就在飞机上、火车上开始做起作业来。
       半个月后回到新加坡，白天在大学教书行政如常，晚间独处一室，依书循典、借酒催笔——其实是敲键盘——地忙起来了。一百来个日子过后，总算交出译稿。第二年，用朋友的话说是“回归香港”，开始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这时又收到苏先生来信，说是中国文学出版社要出的《王尔德全集》(2001)想改用我的译文。我不禁受宠若惊，暗自寻思自己在文本研究的心得启发下完成的翻译，到底有哪些可以圈点的地方。想来原因都是很简单的。最基本的无非是两点：文本内，追寻语言通过音形意手段，在句子的信息结构内所突出的焦点，以及焦点分布所产生的文体效果；文本外，追寻互文网络所提供的引发文化想象的整体效应。
       比如标题De Profundis的翻译。原文是拉丁语，类似中文采用古文一样，显得庄重古雅，其“陌生化”所突出的效果，有引起读者注意和产生联想的文化效应，而因取自《圣经·旧约·诗篇130》的首句，联想更有所本。《圣经》原句的英文为“Out of the depths I cry to thee，O LORD!”，中文是“耶和华阿、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圣经》公会版，1961年香港)。顺着这条互文线索，似乎可以译为“从深处”，而且这也是当时提供给我的中文标题。后来到香港后发现其他译文有“狱中记”，平实但与内容不甚符合，因为原作并非“狱中纪实”之类的文字。那么 “从深处”呢?从效果上看，这三字的音形意足以暗示读者，他们行将注目侧耳的，是一篇发自心底牢底的痛彻肺腑的呼告和言说吗?答案当然是见仁见智。后来见到还有译文以“深渊”代替“深处”，也许是为了让标题触目而希望令读者动心吧。出于同一理由，我便考虑以叠字来突出“深”度。“深深”一出，互文网络似乎开启了更丰富的诉诸性情的链接：从欧阳修经典的《蝶恋花》句“庭院深深深几许”到当代流行歌词的“回到记忆深深处”(柳重言)。走笔至此，不禁想起我当年在福建师大的硕士导师、已故许崇信教授早年的一个精辟论点：“译文所以能和原文一样充满感情色彩，是因为它在汉语的文艺土壤里获得深厚的历史背景情味的支持，使人有丰富的联想：联想越丰富，感情的民族源泉之流也就越长。”至于最后的选择：“从”还是“自”，或轻或重、或从容或幽切，则是留给个人听觉深处对音律的偏好，因而是一个不无奢侈的取舍了。
       出于反思而温故，出于好奇而知新，也为了探究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我先后报了两个研究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我有幸聘请到亦师亦友、多年在英国利兹大学从事中文和翻译教学研究的叶步青博士，在他退休后加入项目组助我一臂之力，参与翻译法的注释工作。这就避免了一个或可涉及研究伦理的问题，使得注释中译者主观因素的干扰能降到最小。建立起一个基于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和文体学理论的统一框架，保证了注释的客观性和一致性。在第一轮的细读中，叶博士独立逐字逐句比较原文译文，参考理论框架拟出注释，而我作为译者，随时准备“有问必答”，将翻译当中的种种考虑亮出来供讨论剖析，若有需要，再行修改。如此这般，第一轮的注释对译者而言，就成了面对理论和具批判意识的读者及评论者的一个反思反省的过程；第二轮中，译者共同参与编辑修订。自始至终，个人译文和翻译操作中的理论参考都置于批判性的反思与审视之下，以此来进一步提高译文的质量及注释的合理和客观程度。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大凡翻译，不可能希望哪个译作可以是终极或完美的版本。同理，注释也只能是例证性质而不可能是穷尽性的包罗。注释在原则上尽量避免回溯式的译者中心论述，目的在于重点提示译作文本中值得注意的文字经营及其可能的效果，必要时辅以参考译文供比对，让读者自行观察结论。换言之，这种前瞻式观照的基本假设是：如果原作文本的信息呈现如射流技术般激发引领了译者的想象而产生了译作文本，那么，一个值得一读的译作文本同样也应该以其信息呈现程序去激发读者的想象。因此，注释除了翻译法的提示外，希望能让新互文语境中的想象更为精细，激发出新的译文。这也是我一贯的信念所在：不断有意识地去努力提高个人语言系统的性能表现，在翻译中永远“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看是否有可能在新的理论见解和新的灵感的驱动下，自己或别人会提出新的译法”(《翻译探微(增订版)·跋》)。
       也许，以下两个例子可以让读者更清楚地理解，我们鼓励开放地、批判性地使用本语料并非无谓的自谦之辞。
       原文第一句是“After long and fruitless waiting I have determined to write to you myself，as much for your sake as for mine，[...]”，而译文一直是“经过长久的、毫无结果的等待之后，我决心亲自给你写信，为了我也为了你”。当时翻译，注意力多在于考虑能否将“为了我也为了你”后置为小句的“尾焦点”而得到突出，把myself译成“(我)亲自”，似乎非常符合教科书中常见的建议。但在这一次的检讨中，发觉与“亲自”相对的是“(假手)他人”，显然同原作中的情形不完全相符，因为作者是在怪对方没给他写信。于是改译为“经过长久的、毫无结果的等待之后，我决定还是由我写信给你，为了我也为了你”。
       另一个例子在第76段，原文是“To reject one’s own experiences is to arrest one’s own development.To deny one’s own experiences is to put a lie into the lips of one’s own life”，译文本来是“抵制自己的经验就是遏止自己的发展。抵赖自己的经验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口吐谎言”。其中“抵制”同“抵赖”呼应，是在原作激发下从汉语中提取的修辞手段，意在产生类似原文用to短语开头的排比句群形成的精警，这种精警又是译文整体效果所需要的。但是，作者在这里说的是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反省，是否就是“经验”那么简单呢?通过这次的重新审视，改译为“经历”，但因此带出了“抵制……经历”这一搭配的逻辑问题。与叶博士几经讨论甚至辩论之后，确定的译文为：“抵讳自己的经历就是遏止自己的发展。抵赖自己的经历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口吐谎言。”
       翻译永远让人处在心智的发展中。这也许就是翻译的迷人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