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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外国文论]陌生而珍贵的败笔之作
作者:徐莉华

《译林》 2007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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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美国最大连锁书店巴诺(Barnes&Noble)出资创办的《图书》杂志在2003年7—8月合刊中,公布了该刊评选出的“改变美国的二十本书”,其中排列在第九位的是《同族人》(Clansman)该小说原文来自美国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电子版。文中所引段落均由本文作者翻译。。这部中长篇小说于1905年问世,距今已一个多世纪,可对于中国广大读者来说仍十分陌生。该小说对美国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所作的判断与中国已有的相关史书的记载迥然不同,而且在许多问题上与我们一贯所持的情感、立场和观点大相径庭。这是它不能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的主要原因。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被选中的这二十本书中,也包括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众所周知,这部小说以反对蓄奴制,揭露种族压迫的鲜明政治立场而闻名于世。这两部小说在种族问题上有其不同甚至对立的之处,但它们同时入选,这本身就说明了《图书》杂志在选择这二十本书时力求采取一种客观而公正的立场。
       《同族人》作者托马斯·狄克逊(1864—1946)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虽不及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诸如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等,但在二十世纪初,该小说连同他的另一部作品《美洲豹的斑点》都被改编成戏剧,受到美国社会的欢迎。在其问世十年后,美国默片时代的伟大导演大卫·格里菲斯又据此拍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一个国家的诞生》。事隔近一个世纪,它又被选中作为“改变美国的二十本书”,这使得我们不能不对它加以重视。
       该小说时代背景非常具体,从1865年4月2日及南部邦联军司令罗伯特·李向北方军队投降之日起,到1877年春天美国举行的内战后第三次大选揭晓,历时整十二年。小说以斯托曼兄妹和喀麦隆兄妹的浪漫爱情故事为线索展开,其场面上至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林肯与激进派领袖在废奴问题上的严重政治分歧及针锋相对的斗争,下连南北卡罗来纳山区前南方奴隶主和当时美国激进派及黑人之间的武装冲突。小说不仅将当时两位美国总统林肯和约翰逊推到前台,还有很多背景人物都是南北战争和战后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耀首脑:罗伯特·李、格兰特、斯坦顿等等。作者宣称该书的主要人物斯托曼也是一个历史真实人物,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字并添加了一些虚构的情场轶事。与其说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爱情小说,中间穿插着现实主义情节,倒不如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只不过其中添加了几场虚构的具有某种浪漫的情调的爱情故事罢了。
       中华读书网2003年12月在公布这二十本书时指出:“今天,如果单从文学水平上来看,它们未必能够入选,这也再次说明了这个书单的着眼点在于所选作品对历史的影响,而非技巧的完美和理论的无懈可击。”这种评选原则已经预示了《同族人》的历史认识价值大于其艺术欣赏价值。简言之,读者从这部小说中可以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从一个侧面看到那个非常时期的历史风云,领略其中某些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人物的政见和情感。我们大多数人对美国这段历史的认识并非全面,那么通过文学形象看一看未曾见到或熟知的另一个侧面,也未尝不可。
       小说共分四编。
       第一编从南北战争结束那日写起,第三日林肯总统被刺杀,北方军民的悲痛和哀悼,国家动荡,政局骚乱。小说引用了大量的真实历史人物的原话,其中包括著名的林肯总统写给北方一位战争中失去五个儿子的母亲的慰问信,和林肯总统遭到暗杀后许多社会名人发表的激愤言辞,从而增加了小说的历史真实感。小说中,林肯总统与激进派领袖斯托曼那场长达十几页的辩论、争执,具体地表现出了林肯总统对待蓄奴制的矛盾态度。他虽然明确主张废除蓄奴制,但却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奴主义者,而是一个蓄奴制的反对者。他在情感和道义上对奴役黑人持谴责态度,但主张有偿废奴,黑人自愿移民,视联邦和白人的利益高于黑人的解放和权利。林肯总统说道:
       上千的黑人在北方住了一百多年了。但没有一个人是白人教堂里的牧师,没有一个法官、州长、市长或者大学校长。在美国白人中都没有全然不同种族共济一堂的地方,更不要说白人和黑人共济一堂了。我们不能有劣等的奴隶阶级,卖身者和农民。我们必须同化或驱逐他们。美国要么成为一个都持有居民身份的国家,要么就无一事成。
       林肯是美国历史上为废除奴隶制而领导进行南北战争的总统,没有人会否定他是为解放黑人奴隶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了解他废奴主义的具体内涵的人却不甚普及,以上对话可使我们对他的政治观点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史学家认为,林肯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他是既一个政治家,又是美国总统,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他不可能像废奴主义者一样以是非为唯一基准对待蓄奴制。但是他的社会实践促成了蓄奴制的废除,保证了美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迅速发展,因此对林肯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他的“同化”思想是当今美国社会仍在争论的文化议题,而“都持有居民身份”的预见在当今美国已经成为现实。
       小说中刺杀林肯总统的情节和史书记载基本相同。但凶手的动机似乎成了一个历史疑案。在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所写的《英语国家史略》一书中只是含糊地提到这是一个暗杀集团所为。在中国出版的许多相关的历史书上,都把这桩罪恶说成是南方奴隶制拥护者在蓄奴制灭亡之际所犯下的滔天罪恶。在《同族人》中,林肯主张要抚平南方的战争创伤,稳定南方白人的生活,恢复南方经济;激进派则要将南方奴隶主的财产没收充公,还要剥夺他们的选举权甚至生育权。此时的总统实际上是南方白人的保护者,他只身一人挡住了激进者的道路。总统畅想着南北统一的合唱旋律,斯托曼威胁:“你要是能活着听到这种合唱算你幸运。”总统说:“能这样梦想就够了,如果我现在倒在刺客的手下,他不会来自南方。”作者虽没有明确肯定凶手的政治立场和刺杀动机,却多方暗示可能是北方激进派所为。而这一切留给读者的只能是一种推测,由于史学界还没有刻意去作明确的定论,至少林肯遇刺会由此成为一桩历史疑案。
       小说第二编描写了国会激进派和白宫继任总统约翰逊的政治斗争。其中陆军部长斯坦顿拒绝辞职和激进派给约翰逊罗织罪名,企图弹劾这位总统都是历史事实。斗争焦点是对南方实施报复还是接纳南方各省重新加入联邦。斗争结果是激进派仅差一票,弹劾没能得逞。书中写道:
       老议员带着一种野性的狂热,想以重罪及行为不端为由开先例,弹劾一位美国总统。
        假如弹劾总统活动成功,美国宪法的整个发展过程就会发生变化,权力将集中到立法机构一方,总统在国会遭到多数人反对时就不能继续任职。这样美国宪法中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就名存实亡了。但是,小说作者并没有明显地去描写弹劾所造成的这种危害,对于弹劾失败的原因他发表了如下议论:
       每一个被赋予总统的权利的人,在入住总统办公室之后,形象更加伟岸,并能够证明他自己无愧于这个神圣使命,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骄傲,是世间的最高尊严,也是人类自我统治能力的最好证明。
       这是一个美国人对自己国家一经产生的最高权力无条件的拥戴,其中含有一种强胜者的自信、骄傲和自豪。迄今为止,弹劾总统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开过先例,上个世纪末,美国出现了克林顿总统和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丑闻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弹劾总统的轩然大波,但最后也被国会议院否决了。虽然丑闻属实,但法律解释却是灵活的。其结果与其说是保全了总统的面子倒不如说是维护了美国人的这种自信、自豪和骄傲,因此小说作者上世纪就弹劾总统问题发表的这番议论在很大程度上仍代表着当今美国人的一种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无论总统是何等人物,弹劾总是极其难以实现的。
       小说第三编将镜头拉到了南方重镇南卡罗来纳,作者选中这个地区作为当时的历史舞台显然具有典型性意义,历史上南卡罗来纳是激进派最后失去控制权的三个地区之一。由于战争和废除奴隶制,南方农业已经崩溃,南方大种植园主在战争时期的兵灾和重建时期的苛捐杂税的打击下,被迫将种植园出售,价格之低令人难以置信。且听一位前奴隶主寡妇的心声:
       今年国会征收的棉税如此之高,我们即将失去一切。如此高的税收让我们面临饥饿,喀麦隆医生说这是针对南方的一项愚蠢的报复性规定,以至于美国再没有农场主有庄稼可供国家征收税务。
       也是这位妇女告诉斯托曼,在南方一美金就能买到一亩地,他们在贫困线上挣扎着。1868年美国总统大选,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进入了白宫。这位凯旋的北军总指挥却难以胜任总统的职务,成了激进派的工具。他在任时,美国完全进入了激进派的恐怖统治时期,北方冒险家在黑人选票的和联邦刺刀的支持下,只带着一只旅行袋来到南方,主要目的是为了图财谋利,这就是所谓的“旅行袋政府”。小说中的喀麦隆医生是南方前奴隶主的代表人物,他家财产的一部分是这样落入了“只带着一只旅行袋的家伙”的囊中的:
       阿莱克叔叔告发了杰克堆放我们那二十包棉花的地方,虽然战争早已经结束了,可“财政代表”宣布它们被没收了,接着又说如果我们给他五包的话就不没收,每包价值三百美金呢!我同意了。可没过一个星期,另一个贼人来了,宣布没收其他的十五包。他们把它吞为己有,政府一个美分也拿不到。我们不敢把棉花拿到市场上去卖,因为要卖的棉花拿到市场上去一包就立刻没收一包。
       激进派抱着卑鄙的动机,捡起授予黑人选举权的旗帜,与其说他们爱黑人,不如说他们恨黑人的主人,他们要利用黑人的选举权粉碎南方农场主的力量,因此,在授予黑人选举权的同时,以参与反叛为由剥夺了南方白人的选举权。而黑人本身并没有获得长期的好处,他们地位的升迁只是玩世不恭的自私者所操纵的结果。黑人参加选举,获得好处,像是一场闹剧:
       重建政权领导下的大选的日子一天天逼近,黑人们因为即将到来的大事的传闻而兴奋不已。每个人将因为他的投票得到四十英亩土地。热情洋溢的演说家和教师们宣称政府还将搭配四十亩地发放一头骡子,这更使梦想不可抗拒。一些曾怀疑能得到四十亩地的人,无法抵制拥有一头骡子的念头,便也开始相信这个承诺一定能兑现。
       喀麦隆家以前的奴隶阿克莱摇身一变成了政府官员,他兴冲冲地花了二十美元,得到了一张所谓的土地证,可上面写的却是:
       致某某人:摩西为教化人民举起无耻的毒蛇,我从这个愚昧的黑鬼身上带走了二十美元!西拉!
       在这场闹剧中黑人只是被激进派欺骗和利用的对象,他们后来的社会地位又从高处跌落下来,黑人政权的确实像是一种“天方夜谭” 。
       小说第四编聚焦三K党的活动,这是该小说虚构故事情节最强,争议最大的一编。关于三K党的性质作者做了如下交待:
       这是一个具有骑士精神,主张人道主义、仁慈博爱和爱国主义的组织,它的整体原则和特点包括:行为有骑士风范,情感高尚,为人大度,以爱国为目标。
       小说还以赞赏语气描写了三K党的服饰和阵容,展现为捍卫族人利益而揭竿而起的三K党人的英姿和机智。书中进一步表现,三K党不仅仅是暗杀黑人,而是要推翻现行政府,并且有广泛的民众基础:
       几个月之内,这个帝国势力扩张蔓延,其领地超过了现代欧洲。在接近大选的之时,它竟然伸出猖狂的白手要从两千万征服者的手中夺过胜利的果实,将他撕个粉碎。
       ……
       妇女和儿童们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四万多人马配套的伪装服均经南方妇女之手缝制,却不能经她们之口道出任何天机。
       小说极力说明三K党杀害黑人是因为黑人作恶而罪有应得。小说中写三K党处死黑人卫队长格斯及其同伙三人,是由于他们奸污了白人少女玛丽安,而后者不堪受辱跳崖而死。书中详细描写了三K党人处死这些人的过程也有具体的法律程序和可靠证据,使人感到三K党的行为属正义之举。显然,这其中带着一种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是在为三K党的野蛮行径寻找借口,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由来已久,在此可窥见一斑。但是,抛开作者的种族主义立场,这其中还是有一些历史的真实成分。
       首先,在美国的三K党,应分为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前期三K党,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死灰复燃的后期三K党。前期三K党主要是由南方的穷苦白人组成,以南北战争后靠从政而获益的黑人和北方激进政府派到南方的腐败官员为敌,他们搞恐吓和暗杀带有报复性质,并不涉及无辜的黑人;后期三K党则是由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加恶棍组成,他们不仅常常杀害无辜的黑人,也杀害犹太人并殃及同情者,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分子的阴魂在美国社会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变种。这两类三K党表面有其相同之处,但性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抛开《同族人》中的种族情绪,其他对三K党的描写有其历史真实性。其次,当时北方激进派中许多官员以解放黑人为由,以贪污腐败为能事,确实给南方人民带来了灾难。有史学家评论:黑人和“只带着一只旅行袋的家伙”所组成的政府是所有英语国度里最坏的政府。 重建时期给南方留下的辛酸与仇恨远远超过四年内战所引起的忧患。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南方白人积极活动,企图以合法途径和利用三K党之类的秘密组织,加上对黑人选民威胁的方式来推翻“旅行袋政府”,恢复白人统治。他们之所以最后取得了成功,一是由于自己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二是由于北方人的感情起了变化。北方人对“旅行袋政府”的腐败行为感到愤慨,他们对于以武力支持这种腐败的少数派政府感到厌烦,开始抛弃了激进派的纲领。1877年4月海斯就任美国总统,一个月后最后一批联邦驻军撤离了南方,其余的“旅行袋政府”立刻瓦解,白人在各州恢复了统治权。激进派控制的重建时期结束了。小说以斯托曼改变激进立场,南方三K党领袖本·喀麦隆进入国会收场,再现的正是这幕历史。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它基本尊重了历史事实,但它过多地搬用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甚至历史文件,使该小说的史学色彩在很大程度上盖过了文学色彩;虽然作者对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进步意义给予了肯定,但贯穿于小说始终的强烈的种族主义偏见又使得它的真实性在读者眼里大打折扣;此外,对政治斗争的近乎纪实性描写和虚构的浪漫爱情故事穿插讲述,其中偶然和巧合因素过多而成为败笔,利用这些来推动情节发展和塑造人物性格难免使其艺术性大为逊色。也许正是这些艺术上的败笔和政治上的种族情绪使它没能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显赫地位。在马克·吐温的小说《傻瓜威尔逊》中,对《同族人》中所表达的怀念美国昔日南部联邦的情绪加以尽情嘲笑,曾使得后者显得苍白无力。但是,这确实是一部罕见的直接从历史政治角度描写美国南北战争后那段历史的小说,其中政府失策,官员腐败,受到战争创伤的南方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广大的黑人也没有真正获得实际利益等均是历史事实。从了解美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美国这一目的出发,《同族人》可称之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贵的文本,其政治意义和历史认识价值至少不亚于较早问世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如果说前者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向世人展示了这场战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那么后者则在这场战争后揭露了美国政府在南方问题上所走过的一段不光彩的弯路。二者同时被选进“改变美国的二十本书”,已经证实了其政治意义和历史认识价值,因此它值得我们加以充分了解和认真分析。
       (徐莉华: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邮编:36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