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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坛上，女性作家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维·托卡列娃、塔·托尔斯泰娅、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乌利茨卡娅、达里娅·东佐娃和亚·玛丽尼娜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她们开始在当代俄罗斯文坛声名鹊起，这与19世纪俄国文坛女性创作沉寂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简要介绍一下俄罗斯文坛各领风骚的三位女性作家，以便大家领略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的风采。这三位女作家是维·托卡列娃、塔·托尔斯泰娅、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她们分别代表了温柔、冷峻、残酷三种各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可谓当代俄罗斯文坛上的女性作家三剑客。
       维·托卡列娃，是公认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巨匠。她的每一部书都非常畅销，根据她的剧本改编的电影《成功绅士》、《行走在钢琴上的狗》和其他影片被列为俄罗斯经典电影。1964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没有谎言的一天》时，托卡列娃还是全苏国立电影艺术学院编剧系的学生，自此她的作品就不断出现在俄罗斯重要的杂志上，如《青春》、《新世界》等。由莫斯科ACT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维·托卡列娃中短篇小说集，每一卷都有一个幽雅的名字和别致的封面，这种设计是非常符合托卡列娃的艺术风格的。作家尤里·纳吉宾对她的评价是：“维·托卡列娃没有不好的小说，只有很好、很出色的作品……”她的很多作品被译成意大利文、中文和日文等。
       维·托卡列娃被誉为最优秀、最细腻的女性情感的研究家。她作品中的爱是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而幸福，作家认为，哪怕是短暂的，是惟一值得为之活下去的情感。托卡列娃小说的结尾永远都是乐观的，即使在绝望中，也总能让你见到一线光明。她笔下诞生过各年龄层的女性：小学生、大学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中年和老年。多数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知识女性，她们渴望独立，有着宽广的胸怀，无私的爱。在作家的作品中处处渗透出其对女人的爱怜和宽容，甚至有一种“爱女人吧”的呼唤。她用善意的目光审视女人的各种生活方式，她对女人的理解就像她替每个女人活了一遍。《淡紫色的衣服》中托卡列娃再现了三个女人的生存状态，对同性恋者和妓女给予了理解。作者在呼唤女性主义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选择。《一线希望》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等待，等待，等来的也许是一场梦，也许就是一种期许中的幸福，尤其是在别人都厌倦等待的时候。《幸福的结局》主人公面对死亡的婚姻，不想欺骗自己，也不想欺骗别人，于是她选择了死亡。但是作家太爱女人了，她不忍心给这个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一个悲惨的结局，于是安排了她与上帝的会面，在阴间，上帝实现了她死前的愿望——等到了她想接的电话。在她的小说《安东，穿上鞋吧》中脱下鞋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对生活不满），能够及时穿上鞋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小说名字本身就是对在恋爱婚姻中受挫的女性的一个很好的规劝——穿上鞋吧，赤足走在雪地里会冻出病来的，不要和生活怄气，善待自己，珍惜自己，继续走好今后的路。托卡列娃的作品里充满了生活的哲学。如短篇小说《这个美好的世界》， 通过一个法国青年在幻境中的遭遇，揭示既是人性的又是兽性的，既是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辩证生存法则。《替我活》中亿万富翁的残疾老人，曾是个莫扎特似的天才商人，他的财产够他的孙子用四辈子。但他的生活依然空虚、无聊，因为他患了硬化症，不能做他想做的事。于是他就雇人来实现他想做但又做不到的事。他强烈地渴望他的生命能在另一个人身上得到延续，即有人替他活。《圣诞节的故事》从一个小学生的视角，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淡化仇恨和伤害，充满基督的爱。
       托卡列娃非常擅长抒写现代女性的内心感受。她虽身为女性 ，却有着比男人更为宽广的胸怀，在她的作品中流露出能消融一切痛苦和烦恼的宽容与慈爱。在她的作品中洋溢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人生思考和人文关怀。她努力在作品中为女人寻找尊严，为女人找回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在她的作品里总是回荡着这样的声音“生活是美好的，尽管它匆匆易逝，尽管它有时乏味、残酷，尽管……”
       塔·托尔斯泰娅，1951年出生在列宁格勒的文学世家，系小托尔斯泰的孙女，是目前俄罗斯文坛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1986年前她住在莫斯科，1991年苏联解体后全家去了美国。托尔斯泰娅1983年开始创作，其早期作品主要发表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如短篇小说《坐在金色的廊檐下》、《索尼娅》、《奥克尔维里河》和《儿子，你安静地睡吧》。后来，《十月》、《涅瓦》、《新世界》等杂志也成为她发表小说的重要阵地。《亲爱的舒拉》、《捕猎猛犸》、《彼得斯》等都是她比较重要的作品。此外，作家用十四年时间完成出版了她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克斯》，该小说在俄罗斯文坛和2003年春季她参加的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获得了不小的轰动。她的作品不断地被译成中文。在创作的同时，她还兼任报社记者和“文化”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并在文化频道主持脱口秀《恶语学校》。
       托尔斯泰娅短篇小说的创作特点是：一、语言绚丽，结构简单。她善于运用大量的隐喻营造童话王国，先让人们美梦做尽，暂时找到心理的平衡，然后再回到现实世界。难怪美国的两位评论家彼·瓦伊里和阿·吉尼斯将托尔斯泰娅的短篇故事与童话作比，得出一个结论：“托尔斯泰娅的隐喻就是将生活转移到童话里的魔棒，是摆脱现实生活旋涡的惟一的方式，不相信生活是真正的生活。”二、将游戏情节作为揭示人物形象的手段，将其贯穿在主题、布局、词汇、修辞和人物的心理上。托尔斯泰娅用这种游戏情节来揭示主人公幼稚可笑的世界观。游戏即现实生活的舞台。这种写法既有很强的讽刺性，同时也是一种作家不问政治的创作选择。三、人物形象耽于幻想。作家塑造了很多幻想家，包括成人和孩子。主人公的幻想通常是从海市蜃楼开始，却结束于实实在在的垃圾桶。人物性格比较单一。一般具有两大特征：孩子般放任不羁的幻想，对未来的浪漫遐想；深切感受到生活的不如意。如《火与尘》中的丽玛，《苦行僧》中的嘉丽娅，《轮回》中的瓦西里等。作家帮助他们编织了各种美丽的梦，然后美梦突然破灭，等待他们的是失望和伤害，生活原来和他们开了个非常残酷的玩笑。托尔斯泰娅笔下的女性通常是天真无知、耽于幻想，很容易被捉弄和欺骗。如索尼娅（《索尼娅》）、舒拉 （《亲爱的舒拉》）、卓娅 （《捕猎猛犸》）等。四、托尔斯泰娅从来不在作品中教训人，只是喜欢通过主人公的眼睛看世界。正如她所说，她天生就是个观察家。她一边观察，一边思考这个充满悖论、滑稽和愚昧的生活大舞台。
       托尔斯泰娅的每一部短篇都是对病态的幻想的颠覆。有人问：托尔斯泰娅为什么这样无情，不想为她作品中的人物带来幸福呢？作家认为，残酷的生活淹没了人们的幻想，她所写的先梦想后碰壁的主人公不过是正常的人罢了。她写的是完整的人，完整的生活。她不能给主人公任何出路和帮助，她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用X光透视人的存在。
       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生于1938年。80年代中期作为散文家进入文坛。散文集《最后一个人的舞会》由作家本人选编而成，该集子收入了20世纪作家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此外，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还是个剧作家，写了很多剧本，如《三个穿蓝色衣服的女孩》、《20世纪之歌》、《音乐课》和《科伦宾娜的住所》等。她创作的人物类型、写作方式和创作观与俄罗斯传统创作大相径庭。她的作品在中国偶有译介。
       首先，在人物选择上，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笔下的人物多数是追逐软弱或无情的男人的女人、妓女、酒鬼和被抛弃的早熟的孩子。她的女主人公在生活中不能独立，一旦被丈夫抛弃后，就不断地猎取别的男人，不断地喝酒，自暴自弃，万念俱灰，因而仇恨家庭，仇恨父母和孩子，对生死全然麻木。如小说《孩子》、《葛利沙叔叔》、《自己的圈子》、《带小狗的女人》和《夜间》等。很多女人在心理上不健康，经常是因情绪低落或自杀未遂而住进精神病院。如《流感》和《阿里芭芭》。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里几乎找不到一个正面的女人形象，不是生孩子的机器，就是男人的玩偶，没有自尊，没有自我。因此有人说作家编织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的“恶之花”。
       在表现手法上，她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残酷和无情。为了说出生活残酷的真理，她不加任何矫饰，不考虑使用委婉的表达方式，她不想给人们带来视觉和心理上的享受。读了她的作品后，读者怎么也不会忘记作品中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渴望得到丈夫的真爱并奉献了自己全部真爱的妻子死后变成一只无家的猫，又回到丈夫家（《不朽的爱》）；夜里女儿发现父亲死了，竟没有感到吃惊，也没有打电话急救，而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躺下睡觉去了，早上起来先去送孩子上学，然后才把父亲送到医院的太平间（《自己的圈子》）；作品中常提到死亡的孩子和生病的孤儿，没有脸或眼睛的女人。作家把女人的生活写得那么颓废、那么龌龊、那么空虚，使人不禁想起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他把美女画得面目狰狞，五官不全，画成非人非鬼的怪物。女作家也是千方百计地将人物进行变形，从而展示女人不正常的、病态的生存状态。她简直就是将女人的污浊的生活用放大镜放大后给人看，真令人有些目不忍睹。
       从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对作品中人物的选择上和表现人物命运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她的创作观也是反传统的。她从不讳言自己的创作态度：“我不想美化这一切。”是的，她摧毁了所有层面的乌托邦。在她的作品中，爱情就是导致处女膜破裂出血和毫无意义的宣言，家庭幸福就是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无休止的吵闹。以传统意义上的“人性”的理解，她的创作是无人道的，无人性的。她在努力建造废墟上的田园牧歌和地狱中的现代幸福生活的神话。据说，毕加索在画他所爱恋或敬重的人时，总是避免使用立体主义，比如他的妻子、母亲和他的几个好友在他的笔下都是自然形态的。如果我们把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残酷理解为是一种创新，那么是不是女作家内心某种激愤和仇恨的交织加快了她这种创新求异的步履呢？
       总体上看，三位女作家的创作手法是大相径庭的。托卡列娃代表了传统的创作方法，她的小说里充满了浪漫和理想的因素。难怪她的作品被誉为“上帝的短笛”。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她的作品是最容易贴近读者的，尤其是在压力重重的当今社会，她的作品能给人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愉悦。她在呼唤“别了，苦难”！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和托尔斯泰娅尽管都被列入俄罗斯文学的“另类”创作，但创作风格却不尽相同。托尔斯泰娅是用童话的形式揭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用冷峻的目光审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最后她不得不唤醒她的主人公“告别幻想吧”；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写作手法要残酷得多，她被称为“营造丑陋天堂的人”。她为了表现痛苦和失意的存在，不惜让她的人物变形、扭曲。此外，她在写作形式的创新上也走得更远些。媒体和批评界较之普通的读者更加喜爱和关注她。更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这三位女性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维持了文学生态的平衡与和谐，这世界不是绝对一极的悲观或乐观，在她们各自创造的文学世界里，我们的读者对世界的感受总能在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之间得到些许的慰藉。
       （陈新宇：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讲师，邮政编码：31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