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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坛上，活跃着一大批新一代年轻作家，这些作家在日常的创作和交往中或疏或密，他们之间有友谊，也有对抗，有时甚至相互诋毁和谩骂。在众多的作家交往中，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两人的恩恩怨怨特别值得一提。
       安德列耶夫简介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列耶夫（1871—1919），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作家之一。其早期作品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传统；后期创作流露出某些现代主义倾向，具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色彩。其代表作《红笑》以日俄战争为背景，表现了个人在战争血腥与残酷的涤荡中“疯狂与恐惧”的心理状态。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悲观主义颓废色彩，他往往以挖掘人物内心的黑暗面、逃避现实等思想进行创作，多年来并不为我国读者所接受。他的绝笔之作《撒旦日记》堪称俄罗斯魔幻小说之首创，与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十月革命后，安德列耶夫流亡芬兰，1919年在穷困潦倒中客死他乡。
       安德列耶夫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性格不稳定”、“情绪变化无常”、“举止乖张”、“极度自信”等特点，其性格颇为内向，敏感而细腻。他曾在十来岁的时候为了跟同伴比试胆量，平躺在铁轨里，让火车从身体上面隆隆驶过，可见在他骨子里还颇有冒险精神。安德列耶夫从上学起就表现出浓厚的文学兴趣，他读了许多俄罗斯以及国外经典作家的作品，并且喜欢替同学写作文。对他一生的性格和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两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哈特曼，他们两人的悲观哲学很适合安德列耶夫的性格特点，促成了他悲剧性的世界感受，这也造就了作家一生的创作基调。1891年安德列耶夫考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在安德列耶夫的大学生活里，“迷失自己的苦痛、精神抑郁、酗酒、恋爱的失败与绝望”等情绪交织在一起。他曾两度试图自杀，沉重的精神分裂一直折磨着他以后的生活。后来，安德列耶夫转到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从事助理律师工作，先是以法庭记者的身份给《信使报》投稿，后来就以专业记者的身份主持该报文艺专栏的工作，这时他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重大决定——弃法律而从文，从此便开始了他经常性的文学创作活动。
       交往初期——从挚友到分歧
       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交往前后经历了近二十年，根据他们交往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来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前期的亲密友人时期和后期的分歧敌对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大致分野时间在1907年前后。两人交往的开始应该追溯到1898年，那一年4月5日，《信使报》总第94期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列·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描写了一位警察在复活节善待一个流浪汉的故事。这部短篇引起了高尔基的极大兴趣，同时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当即把这位素不相识的作家推荐给自己的好友、《大众杂志》的出版商维·米洛留波夫：“莫斯科的《信使报》在复活节特刊上刊登了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这位列昂尼德正是您所期待的人物！他有一颗多么美好的心灵啊，简直是太棒了！可惜，我还不认识他，否则我也会向您推荐他的……”一年之后，高尔基主持编辑《尼日哥罗德之页》杂志，需要一些长期稳定的稿件，他想到了安德列耶夫，便立即写信给《信使报》的一位友人，索要安德列耶夫的通信地址。安德列耶夫很快就给高尔基写了回信，并按高尔基的要求给杂志寄去了稿件。不久，《尼日哥罗德之页》便刊发了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纪念碑》。
       由此，两人开始了通信往来的“文交”，但一直没有机会谋面。1900年春，两位“相识”近两年的朋友才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火车站匆匆见了第一面。安德列耶夫给高尔基的第一印象很不错，高尔基并没有从安德列耶夫的第一印象里觉察到他那深藏的忧郁和悲观性格。
       高尔基起先并不知道安德列耶夫早在1892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当他发现安德列耶夫的才华之后便希望对其加以培养和指导，于是便大力扶持安德列耶夫的创作，帮他联系杂志发表作品。高尔基在1899年4月写给安德列耶夫的信中谦逊地向安德列耶夫提了一些建议：“您开始创作仅一年，我则有七年了，以我年长的资格，请允许我给您提一些建议……” 接下来，高尔基列了一系列建议：他认为安德列耶夫的“小说篇幅有些拖沓”，语言也“不够精致”；具体以《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为例，他认为小说“开头过长”，中间“很精彩”，而结尾“走了调”；他还认为作家应该写他认为最好、最想写的东西；建议学习经典作家的各种优点——学习莎士比亚“表达感觉的手段”，屠格涅夫“感受并表现大自然的艺术”，还有契诃夫“构建小说的优雅能力”等。高尔基还就写作过程中经常碰到的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心得。尽管与高尔基在创作上有不同的看法，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建议还是非常珍视。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安德列耶夫特意加上了“献给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一句。
       在高尔基的帮助下，安德列耶夫加入了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两家民主派杂志——《大众杂志》和《生活》，并且成为《知识文库》集群中的一员，他很快在文学圈子里崭露头角。然而，两人的交往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辩论：两位作家在人生观、世界观、文学的根本任务、作家的使命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不过，即便如此，两人的交往并没有因此而受损，高尔基以他一贯的与人为善的性格试图帮助安德列耶夫摆脱自己性格的羁绊，回到他的身边；而安德列耶夫也十分敬重作为挚友的高尔基，并十分珍惜同高尔基的友谊，因此几乎每一次意见相左时都是他主动退让，听从高尔基的意见对作品进行修改。
       高尔基不仅仅在文学创作上对安德列耶夫施加影响，他甚至对安德列耶夫的人生观、处世方式等都试图施加有益的影响。集作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高尔基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坛、甚至是政治舞台上表现得极为活跃，安德列耶夫一开始也深受高尔基的影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活动。1905年2月9日，安德列耶夫把自己在莫斯科的寓所提供给社会民主党人开会，他因此也被逮捕入狱。
       应该说，1905年前后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交往还是比较和谐的，两人在许多问题上最终能够取得相互理解与信任，这主要得益于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尊敬与服从上，他在许多问题上都对高尔基言听计从，使得他们两人的初期交往相对非常平稳，隐藏的矛盾也被表面的友谊所掩盖。然而，安德列耶夫思想的变化还是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他的创作逐渐开始带有更鲜明的颓废色彩，这也引起高尔基的极大不满，两位作家的争吵也日趋频繁。可以说，1905年是安德列耶夫思想发展中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基本上还可以说是靠近高尔基的；1905年以后，他逐渐摆脱高尔基的影响，开始了他在新文学创立道路上的独特探索。
       1905年有两件事对安德列耶夫触动很大，首先是革命的失败，其次是日俄战争中俄罗斯的溃败。1905年革命的失败浇灭了安德列耶夫本已脆弱的革命热情，俄罗斯在日俄战争中的溃败更加剧了安德列耶夫悲观思想的发展。从没到过战场的安德列耶夫仅仅凭借着自己的想像和内心感受创作了堪称其代表作的《红笑》。安德列耶夫在创作这部小说时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手法，他几乎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用一些片断和碎片拼凑了一个看似无序的整体，其间充斥着主人公梦魇般的心理活动及略带通感色彩的恐怖景象。《红笑》的象征意义十分丰富，这部小说比较贴切地表现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恐慌、麻木的心态，血红色的意象中飘荡着骇人、凄厉的笑声。
       高尔基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基本上还是肯定的，称它是“一部非常重要，印象深刻而及时的作品”。但他还是给安德列耶夫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比如他建议作者删掉第十五个片断，因为它“拿混浊的水冲淡了血液，甚至游离了作品的主调，……给后来的批评家留下话柄”；另外他还建议去掉第七个片断，原因是它“一定会被用来反对日本人，把它作为日本人野兽行为的证据”。当然，高尔基还是表现出不很赞同安德列耶夫的这种小说写作的创新手法，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可是要想使其更深刻，必须对它进行健康的修改。在此，事实要比你对它的看法更具有说服力，也更有意义。”显然，在高尔基看来，现实主义创作的首要要素就是事实，他甚至建议安德列耶夫直接把第十五个片断替换为从报纸上裁下来的报道，认为那样会更使人信服。安德列耶夫在给高尔基的回信中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一次我完全，甚至彻头彻尾地不同意你的意见。”接下来，他一项项地反驳了高尔基对小说的看法，特别是提到了对文章进行“健康的修改”问题，认为那样一来就“破坏了小说的主旨”。至于其他的意见，他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我小说的主题是疯狂与恐惧。……我的看法，还有事实同样是很重要的。”
       安德列耶夫在对《红笑》的修改上同高尔基的分歧与抗争不是单纯的一次创作分歧，而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之前的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建议每每言听计从，但这一次安德列耶夫不仅拒绝了高尔基的建议，而且表现得非常强硬和决绝，这次简单的抗争可以视为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疏离的一次尝试，更是一次试图摆脱高尔基的影响而独立创作的斗争。看得出，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在创作上的分歧从此开始公开化了，《红笑》是安德列耶夫创作的分水岭，从此以后，安德列耶夫继续沿着他新开垦的道路前进。
       交往后期——从分歧走向分手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都流亡到了国外，高尔基先去美国，计划依靠自己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力为革命募集资金，结果未能如愿，后来，高尔基移居意大利的卡普里亚岛，并在那里生活了多年。安德列耶夫则去了芬兰，后来辗转到德国。导致安德列耶夫彻底陷入悲观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的事件是他个人生活方面的不幸。1906年12月，安德列耶夫的第一任妻子维利格尔斯卡娅·安德列耶娃在德国死于产后热，爱妻的不幸去世对安德列耶夫是个巨大的打击，以至于他很久都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时高尔基正在意大利的卡普里亚岛疗养，他便建议安德列耶夫前去他那里散散心。安德列耶夫在他那里呆了近半年，并没有从朋友那里得到什么安慰。深陷丧妻之痛的安德列耶夫很需要来自好友的普通人的同情和精神慰藉，但是在表达情感方面一直很矜持的高尔基不善辞令，也不会开导安德列耶夫，只是一味地同他探讨文学方面的问题，完全忽略了安德列耶夫的感受，这令安德列耶夫很受伤害。他的苦闷愁绪得不到释放，那颗受伤的心灵也得不到安慰，半年之后，他失望地离开了卡普里亚岛。
       失望的安德列耶夫在卡普里亚岛并非一无所获，他在那里听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素材，后来以此创作了小说《黑暗》，这部小说后来被高尔基认定为两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客观地评价，安德列耶夫的《黑暗》延续的是他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作家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假如还是要经过高尔基的审核并提出修改建议之后再发表，我们今天也许就没有机会看到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安德列耶夫了。
       1907年《黑暗》的发表仅仅是两人关系破裂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导致两人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两人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他们两人对文学的基本任务、文学的作用和在建立什么样的现实主义文学等方面都存在的巨大差异和分歧。其实，这种差异在他们交往的初期就存在着，只不过两人都被纯真的友谊和相互的敬佩之情蒙蔽了双眼，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分歧。高尔基作为当时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对安德列耶夫的创作才华十分欣赏和佩服，他天真地认为安德列耶夫跟他自己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并对其大力提携和扶持；安德列耶夫在两人交往的初期对高尔基似乎有些个人崇拜，面对这样一位文坛巨擘对自己的青睐，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意见和建议每每言听计从、虚心接受。实事求是地讲，高尔基对安德列耶夫早期的创作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安德列耶夫几乎每篇小说完成后都要首先寄给高尔基征求修改意见，然后才决定发表。在当时的一幅漫画里，安德列耶夫就是被刻画成一个高尔基影子的形象出现的。不过，随着两人在文学创作中产生的分歧逐渐扩大，安德列耶夫试图摆脱高尔基的影响而独立创作。
       安德列耶夫离开《知识》文集转而投向《野蔷薇》这件事对进一步了解两人对创作和文学的任务等方面的分歧很有代表性。1907年初，高尔基与《知识》出版社的另一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决定把《知识》文集的主编工作交给安德列耶夫主持。安德列耶夫接到任命后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然而，他们两人在选取作家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高尔基不同意把勃洛克、索洛古勃等吸收进来。安德列耶夫的计划无法实施，于是他推掉了《知识》文集的编辑工作，转而投奔了《野蔷薇》杂志，并很快在那里发表了他的《黑暗》、《七个绞刑犯》等一系列作品。
       投身到《野蔷薇》后的安德列耶夫同高尔基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书信交往。当年，高尔基对安德列耶夫离开《知识》出版社的行为表现得相当宽容，他在给博格留波夫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评价：“列昂尼德去了《野蔷薇》？是的，这可以理解，毕竟他已经长大了，足以到了独立表演的时候了。就让他去闯闯吧，我只是担心，他会被人愚弄的……”不过，两人的通信日渐减少，慢慢就中断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逐渐降温，走到了冰点。
       几年之后，安德列耶夫跟高尔基回顾了两人关系破裂的历史。他们书信往来，相互解释自己的理由，谁都不肯让一步。1911年8月，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安德列耶夫给高尔基写了一封长信，他首先肯定了自己对高尔基“一如既往的友情与敬重”，诉说了自己的苦恼，然后流露出了想和解的愿望，并且希望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地干些事业。高尔基在给他的回信中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批评了安德列耶夫在《黑暗》和《我的札记》中所犯的错误。高尔基在信中没有对安德列耶夫流露出丝毫原谅的意思，这令安德列耶夫十分难过。此后两人断断续续的通信把事情再一次搞复杂了，尽管后来达成共识，需要面谈解决分歧，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如果说1911—1912年间两人的争吵仅限于通信中，那么从1913年开始他们的敌对状态彻底公开了。高尔基批评安德列耶夫的无政府主义和悲观主义颓废思想，安德列耶夫则指责高尔基作品中过多的政论性。1916年安德列耶夫谋得《俄罗斯意志》报文学戏剧专栏编辑的职务，把它作为阵地，同高尔基及其周围的民主派作家展开论战。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16年。在高尔基的《回忆安德列耶夫》一文的最后，曾提到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他回顾了两人十几年的交往历史，其间也夹杂着高尔基对安德列耶夫总体的评价：
       “1916年，当列昂尼德给我送来他的小说集时，我们两个重新深深认识到，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我们又是多么难得的一对老同志啊。我们没有争论，可是只能谈一些过去的事，现实在我们中间竖起了一堵无法调和的矛盾高墙。
       “实事求是地讲，如果这堵墙对我来说是透明的话，那么透过它我会看到墙对面是一个高大的、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我十几年里非常亲近、在文学圈子里惟一的朋友。
       “意见分歧不应该影响我对他的好感：在同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把理论和思想看作是决定性的因素。
       “可列·尼·安德列耶夫的感觉却不同。不过我并没有把这看作是他的错，毕竟他是一个想到就能做到的人，一个在追求真理过程中非常罕见的、具有绝顶才华和足够勇气的人。”
       十月革命后的安德列耶夫不能理解革命，于是流亡到国外。1919年9月12日安德列耶夫客死芬兰。消息传到俄罗斯国内，高尔基自然心痛不已，他决定亲自为这位曾经的挚友组织一次追思会，并召集许多同道好友为追思会准备材料。他这篇感人至深的《回忆安德列耶夫》即是在那次追思会上的发言。无论如何，高尔基对他们两人之间的那段友好交往都深怀诚挚之情，珍惜那份曾经的友谊，也为他们后来关系的破裂而唏嘘。
       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
       交往的客观评述
       纵观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近20年的交往，两人由最初的志同道合到后期的分道扬镳，这一过程的发展变化并不是偶然的。首先，他们两人从交往起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即便有这样的想法，恐怕也是高尔基个人的一厢情愿。他们两人对文学创作本质的理解从交往之初就表现得不尽相同，他们甚至从来就没有“志同”过，至于“道合”更是无从谈起，只不过高尔基在安德列耶夫走上文坛的初期曾给予他重大的帮助，可是安德列耶夫骨子里从来就不是高尔基所期望的类型。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交往从开始就注定了以后分手的结局。
       其次，高尔基一厢情愿式的培养模式并不适合安德列耶夫。应该说高尔基是十分珍惜人才的，当他最早发现安德列耶夫时，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块璞玉，便急切地想把它雕琢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因而便大力扶植安德列耶夫走向文坛顶峰。不过高尔基忽略了安德列耶夫的主观能动性，他竭力培养的未来新人并没有按照既定的道路和方向发展，相反在
       渐渐走向成熟之时，安德列耶夫开始慢慢摆脱高尔基的影响，进而走向独立。这块璞玉最终没有被雕成一件令高尔基可心的玉器，反而转变成为一块“顽劣之石”，表现出独特的个性和风貌。在一定意义上说，安德列耶夫最终没有同高尔基走到一起，恰恰说明了他在创作方面的天才，说明他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没有受高尔基过多的影响，而是坚持了自己的道路，拓展了自己的才华发展空间。我们如今看到的安德列耶夫是他本应成为的模样，我们完全为此而感到庆幸。
       再次，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性格存在明显的差异。高尔基喜动，安德列耶夫喜静；高尔基的社会交往活动丰富，安德列耶夫却对这样的活动十分反感；高尔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始终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安德列耶夫从来没有从阴郁悲观的人生体验中解脱出来。两位作家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人生观形成来自于他们不同的个人成长经历：高尔基从小就“在人间”这所“大学”里磨炼，他所经历的一切使得他的世界观更接近现实，丰富的阅历对高尔基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安德列耶夫缺少高尔基那样丰富的阅历，过分敏感和内向的性格使得安德列耶夫的神经非常脆弱，任何生活的不幸和挫折对他都不啻为巨大的打击。两人迥异的性格和人生态度决定了两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高尔基总是关注乐观向上的一面，而安德列耶夫总是发现问题的阴暗面，用悲观的镜片去过滤一切。
       最后，也是最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两人的交往和分歧已经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问题，他们的交往或多或少地被时代赋予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层面的意义。透过现象看本质，两人的争论实质上折射了当时文坛上两个流派之间的分歧，关于这一点，安德列耶夫似乎有更深刻的认识，1912年春，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们两人分别代表了两股知名的社会力量，我们的友谊或者说敌视关系已经超出了个人好恶的界限……”在这里，安德列耶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他和高尔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处在两个潮流或者说两个阵营矛盾漩涡的两位友人无法摆脱、也无法做到超然，尽管两人都不愿意把他们之间的个人友谊搀杂进更多的社会内容，然而，他们对这种发展变化无能为力，这也是两人交往的悲剧所在。
       其实，我们站在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他们两人的交往，并且尽可能回避一些敏感的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仅仅从作家的交往和个人恩怨来看这场纷争，似乎更能得出真实的结论。我们很难说他们两人谁对谁错，两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似乎都在这场争论中很受伤。其实，姑且不妨换个角度思考，回顾过去，他们两人应该都不会为曾经的友谊和恩怨而悔恨，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经历过了，至于结论不妨就此放过，就让它成为历史也未尝不可。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这段交往丰富了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内容，安德列耶夫跟高尔基一样，也会被列入20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的行列之中。这也许是我们如今所能得出的最客观的结论。
       （李建刚：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讲师，邮政编码：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