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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美】弗吉尼娅·普斯特雷尔（Virginia Postrel）
       译：包慧怡
       乔治·赫雷尔（1904-1992）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重要的美国摄影师之一，但在许多历史书中，你都找不到他的作品。他没有用镜头记录下经济大萧条或干旱尘暴区，没有为希特勒或斯大林拍过特写，也从未把机械和建筑物变为震慑人心的抽象画。赫雷尔专为电影明星拍摄广告照。1930年，他成了米高梅制片公司的主要摄影师，1942年，他被选中为军队拍照，在此期间，他的灯光技术和视觉语汇日趋成熟，使其镜头下的好莱坞明星浸浴在与众不同的光辉中，优雅、神秘、臻于完美。他是好莱坞的魅幻大师。
       直到最近，他所拍摄的人物的名声都盖过了他的艺术， 连收藏者们往往也是关注赫雷尔的模特多于关注其技巧。“如果你拥有一幅赫雷尔的摄影作品，这并非由于你觉得那是件了不起的艺术品，而是因为那是你看过的该明星最好的一张照片。收藏活动主要基于追星。”赫雷尔作品收藏者路易斯·F·达利亚如是说，此人是帕萨迪纳的一名神经心理学家，他本人收藏赫雷尔作品倒不是为了追星。
       随着这一时代的明星们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博物馆和艺术品收藏者开始意识到了这些照片的审美价值。这就好像原先，你怀着信徒的虔诚对一幅圣母圣婴图顶礼膜拜，如今，你欣赏的是艺术家对透视法或渲染法的运用。
       “你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那是克拉克·盖博’或‘那是葛丽泰·嘉宝’上，转而关注光效、润饰、最小的细节、聚拢的睫毛。”葛迪博物馆摄影馆副馆长弗吉尼娅·海柯尔特说。
       这种新的欣赏方式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作品价格飞涨。一张瑙玛·希拉的10*13老照片在易趣网上卖到了四千零九十四美元，莫娜·洛伊的一张玉照则贵至六千七百六十八美元。两年前，“只消花上五百至五百五十美元，就可以购入其中的任意一张，”达利亚说。1967年，还是个青少年的他买了第一张赫雷尔作品——模特是默片时代的明星，雍容婀娜的多萝西·乔丹，摄于1930年——卖主开价八美元，被他砍到了五美元。
       赫雷尔以光影雕刻模特的面部，他在话筒架上安置了一盏活动自如的吊杆灯，用来照亮颧骨，在眼睛和鼻子下方打上阴影。“我的风格要义是，用阴影来装饰面容，而不是一股脑儿往脸上打光。”
       赫雷尔从未打算发明一种新的摄影风格，也没想过要进军好莱坞。他一度梦想成为画家，1925年，在他二十一岁生日前不久，他从芝加哥搬到加州，定居在滨海的艺术家聚集地“湖滩”。很快他发现，比起绘画，摄影是一种更可靠的收入来源，遂开始拍摄当地艺术家、社交名流和游客的照片，最后，他在洛杉矶开了一间工作室。“我必须赚钱糊口，就当了摄影师，”赫雷尔解释道。他对于艺术与商业的糅合并无顾虑。
       他在加州南部交的第一批朋友包括弗洛伦丝·潘丘·巴恩斯，巴恩斯是个来自帕萨迪纳的富家女，曾在汤姆·沃尔夫编剧的《太空英雄》里露过面，她还是个崇尚自由精神的早期飞行员。她鼓励赫雷尔拍照，经常给他当模特。她的飞行执照上，赫雷尔让她摆出阳刚味十足的姿势，夹着烟，留着邋遢的指甲。这张照片在负责签发执照的欧威尔·莱特航空公司引起了轩然大波，该公司本来对女性飞行员是不屑一顾的。通过赫雷尔的镜头，巴恩斯成了独立自持的现代女性的典范：她身穿男式衬衣，梦幻般的双眸、裸露的颈部、凌乱的刘海、纤细的手指和柔软的嘴唇则展现出其女性的本质。赫雷尔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软聚焦，而是利用阴影来为面部塑形。“我试着让人物个性融入作品中，”赫雷尔后来说，“我就是这么变得敏锐起来的。”
       1929年早些时候，巴恩斯最好的朋友，默片影星拉蒙·诺瓦洛担心随着有声电影时代的来临，自己可能会被挤下舞台。这位演员出生于墨西哥，说英语时带口音，尽管在《宾虚》等大片里取得过成功，他还是觉得自己最好转而去欧洲演歌剧。他需要饰演不同角色的宣传照，却又不想使用米高梅的摄影师，免得向公司老板泄露了跳槽的意愿。赫雷尔在胜利牌手摇留声机上放着古典乐，摄下了诺瓦洛穿戏服的身影——起先是在他自己的小工作室里，后来则转移至诺瓦洛家，还有巴恩斯家的农场。比起赫雷尔后期的肖像作品，这些软焦点照片看起来花哨又伤感，但诺瓦尔很喜欢它们。“你确切地捕捉了我的情绪，”他对摄影师说。
       诺瓦洛将赫雷尔推荐给了另一位需要私底下拍照的米高梅影星。瑙玛·希拉是米高梅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她想在《弃妇怨》中担纲领衔，但她自己的丈夫，公司的首席制作人欧文·泰尔伯格认为她不够性感——她的“矜持贵妇”形象已经固定下来了。她雇佣了赫雷尔，要证明这话纯属空穴来风。赫雷尔放起一张爵士唱片，留声机越转越慢，最后变成了一团咕哝，赫雷尔也随之浅吟低唱起来。他弄乱她精心打理的发型，让她微微露出香肩和美腿。她被他五音不全的嗓子逗乐了，开始投入地扮演起诱惑者来。在这组照片中，希拉看起来是个久经沙场、自在而快活的勾引家。她得到了《弃妇怨》中的角色，还以此赢得了奥斯卡小金人。赫雷尔则在“乐透女王”的推荐下得到了在米高梅拍摄人物宣传像的工作。
       这类照片对于米高梅的“造星”工业至关重要，它们为影星树立和提升公众形象，在两部影片的间隙中为他们打造声势。公司广告部将这些照片刊登在杂志上，也可作为礼物送给来信的影迷。剧照甚至比电影更能穿越时空捕捉住人物的优雅，其目的不在于使明星人性化，而是要神化他们——这些可不是现实里的好伙计，而是理想化了的银幕之神。
       然而，这些照片又不完全是矫揉造作的。即便是最具才情的摄影家都无法仅靠灯光和一支润饰笔创造出超凡魅力。琼·克劳馥的感染力和珍·哈洛的性感可不是赫雷尔一手发明的。他只是鼓励明星们在镜头下展现出内在的自我。然后，他一面渲染那些起决定作用的气质，一面用光与影制造神秘氛围。
       赫雷尔第一次给克劳馥拍照时，后者才二十六岁，此后，她成了他最常用的模特。克劳馥是个着装女王，常常身穿引领时尚潮流的亚德里安华服摆造型，但赫雷尔为她拍摄的最震撼人心的照片聚焦于她那炯炯有神的双眼和坚毅的嘴唇，盖过了服饰的风头。克劳馥与赫雷尔初次见面时，她试图摆出那些早就训练好了的造型，赫雷尔则偏好让模特身心放松，更自然地举手抬足，然后，他将在其中融入摄影师的技巧。（他大刀阔斧地对照片进行润饰，你根本看不出克劳馥的满脸雀斑。）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克劳馥和赫雷尔都在不断争吵，但他给出证据，说服了她，赢得了她的信任。1932年，赫雷尔离开了米高梅，开始独立工作，克劳馥却仍然雇用他。他总有办法使她看上去像一个内心微妙、极具感染力的明星。
       他只为葛丽泰·嘉宝拍过一次照，情况不妙。为了拍摄《罗曼史》的宣传剧照，她袭一身沉甸甸的十九世纪天鹅绒与毛皮戏服，头发则按当时的风俗梳成小卷，并且，她心里已经有了要摆的姿势。赫雷尔绕着工作室又唱又跳，制造喜剧效果，想让嘉宝展现“真实的”、轻松的一面。但这位巨星拒绝掀起使她魅力无边的面纱。在整个拍摄进程内，她变得越来越僵硬，而赫雷尔则表现得越来越像个傻瓜。最后，他不小心跌倒了，她则由衷地微笑了，他赶紧按下快门。这张照片只风光了一阵子，嘉宝再也没有起用这个“疯子”，转而依赖于米高梅的摄影师克拉伦斯·布尔。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珍·哈洛，她是赫雷尔最具可塑性的模特。1932年，米高梅挖了霍华德·休斯制片公司的墙脚，与年仅二十一岁的哈洛签了合同。这个浅银灰色头发的女郎所具有的吸引力是一目了然的：她十分性感。在1933年的一组作品中，哈洛仰躺着，让头发四散在脸上，这样的姿势对任一种构图都适用。她用右手抓着头发，左手手心向下，懒洋洋地搭在脑袋边上，泛红的面部微光闪闪。这张照片暗示着做爱后的一刻，或是对销魂一刻的冥想。
       在哈洛显而易见的性感气质上，赫雷尔还增添了一分神秘。1932年，他拍下了她身穿过于宽大的柔软长袍的照片，渲染出她的娇小和孩童般的脆弱——同时还成功地使观者认为她在长袍下什么都没穿。1935年的一张风格传统的肖像中，他用复杂的光影交错为她的头发增添质感，使她柔和的五官看起来更刚硬，赋予她更强的个性和比其他照片更高贵纯净的性感。在这里，讲求实际的、无忧无虑的女孩摇身变作了银幕上的女神，照达利亚的说法，她成了“困在凡间的天使”。
       二战后，制片业陷于瘫痪，昔日的银幕之神也过了气。演员们遭到阉割，不再神秘，成为了“和我们一样的人”——不过是脸蛋漂亮一点。技术领域也风云突变，摄影师们开始采用三十五毫米胶卷，抛弃了过去润饰照片的一贯作风。“当我们不再使用8*10相机时，摄影的魅力也就荡然无存了，”赫雷尔说。战后他转向了电视剧剧照和时装摄影。
       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在八十年代的复兴。在看够了战后好莱坞故意为之的“和谐”大片和越战期间毫无英雄气质可言的偏执角色后，观众们再一次对脚踏实地的技术和“高于生活”的明星敞开了双臂。电影制片人逐渐发现了宛如经过雕琢的人体的魅力，赫雷尔则将体型健美的多弗·朗德格兰、格雷斯·琼斯和阿诺·施瓦辛格打造成新时代的形象代言人，重新赋予了“魅力”一词在当下的含义。
       赫雷尔认为，摄影的本质之一就是制造魅力的幻觉。“我们使一切事物更具魅力，包括（纪录片摄影师）肮脏和褴褛的事物，”他说，“即便是拍摄长满节瘤的树皮的韦斯顿（赫雷尔的朋友，知名摄影家爱德华·韦斯顿）也是如此。突出……肮脏的一面还是美丽的一面，这就是问题所在。”
       赫雷尔的作品突出了美丽，是献给人面的礼赞。由于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那些面孔的主人，我们便可以更全面地欣赏摄影家的艺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