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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刘俐
       文/[美]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
       那天伦敦晴朗清冽，是冬天里预示着春天的好日子。但是按照日历，该是春天了，1972年的春天，不再是冬天，只是人们的期待有些许的落空——几个月来一切都蓬勃着，树都换上了新叶，太阳眩目地挂在天空，但是天还是很冷，好像时间永远悬停在了那里。沿着伦敦基尔伯恩的舒塔山往上走，我都能感觉到人们潮乎乎的呼吸——在五月的中旬！——像往常一样，交通要道的繁忙，出租车、亮闪闪的红色双层大巴和私家车的川流不息，以及和这种骚动相伴的寂静，让我有点不安。没有鸣笛，没有喧嚣，多让人意外啊！美国人到了伦敦，看到这种一大群人涌入一个小地方，居然看不到相互间的有明显的侵扰，也看不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拥挤，总会有点不知所措。常常是从繁忙的街道上一拐，就能获得绝对的安静---这是格林公园的不可思议的恬静，它像极了这个国家，连气息都像，一边离匹卡得利广场几步路，一边紧邻着皇室林荫大道。而多丽丝•莱辛的家，离基尔伯恩公路只有几百码，却不可思议的安静私密，像是深藏于乡村的某个所在。她住在金斯克罗夫特路一幢漂亮敦实的三层小楼的顶楼，这是一条弯曲的小路，路上是一幢幢半独立的房子，砖墙或石头墙护围着临街的花园。空气里飘荡着新割的青草的清香，满眼的花儿和枝叶茂密的树在清冽的风里让人意外。楼上一个大房间既是莱辛夫人的餐室，又兼作工作室，窗外对着满园的树，我被领进房间的时候，那些纤弱的枝叶正在阳光底下闪着光。
       房间很宽敞：一头是放满了一盘盘小植物的宽阔的窗台，一头是一张放满了书和文件的大书桌。这个公寓——在伦敦算是大的了——适意舒服，摆满了莱辛夫人自己的家具、地毯、靠枕，还有好多书架书桌。
       她本人直率，很有女性魅力。她变白了的黑色长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面庞清秀迷人，正是我在照片中看到的那张脸，是那位我拜读仰慕了很久的“多丽丝•莱辛”。能终于见到她，我几乎有些晕眩——这也太不真实了——在这位活生生的、自信而又优雅的女性面前，我变得透明起来。我早到了基尔伯恩半小时，为的是四处逛逛，看看她居住的社区；现在，终于见到了她，我惊异于我们之间的距离可以如此轻易跨越。当然一切对我而言都有点像施了魔法。
       我从基尔伯恩地铁站走过的时候，在报栏前停了一会，居然看到有消息说有人试图暗杀乔治•华莱士。我跟莱辛夫人解释说对这个消息我还是感到很吃惊---有点蒙了---对于这件最新的暴力事件我感到既沮丧又困惑。像很多在异国的美国人一样，我感到惭愧。
       她充满同情地谈论着当代文化里存在的暴力问题，尤其在美国。“但是我小的时候，农场里人人都有枪，”她说起的是在非洲的南罗得西亚度过的童年。“他们出去杀蛇；就好像杀戮这个事情很自然。没有人会关心：为什么？为什么要杀生？就好像再自然不过。”她问了我几个非常犀利的关于美国的政治气候的问题：有没有人想取代华莱士的位子（因为那天早上看起来华莱士不大能康复），我是否认为那些反战的游行者们持久的英勇努力有切实的结果？总体来说，她似乎更赞同美国——或者说是美国的自由意识——而不是英国；我这么说的时候，她回答说她的作品似乎在美国更被理解。
       “在英国，如果你定期发表作品，就很可能被贬低，”她说，“在美国，人们感觉是批评家仔细观看每场表演——好像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一个人努力地跨过障碍，克服困难。”
       我问她英国对她新近的一部小说，那部非常不寻常的《沦入地狱简述》（1971）的反应。“最能理解它的是年轻人，”她回答说。
       这部小说是一部“内心世界的小说”（按莱辛夫人的分类），对“崩溃”了的精神表示了很大的同情。小说描述了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古典文学教授，如何经历了一个幻想中的由神话和戏剧构成的原型世界，如何被传统的精神病医师治疗，以及后来如何——饶有讽刺意味的——回到中庸、狭隘、克己的“正常人”的世界。在跋里，作者充满魅惑地说把“别具洞察力的”人定性为不正常的人——他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是我们现在能从传统的精神科医生那里得到的唯一反应。我问她是否认同和她的观点很像的罗纳德•莱英的作品。
       “是的。我们都在探索难以归类的经验，那些被传统世界视为疯癫的心理上的‘突破’”。我认为，莱英从内部质疑他的专业里一些基本的认定是很有勇气的……在美国，精神学家托马斯•萨兹在他的《疯狂的产生》一书里，发表了类似的意见。他的立场是很有革命性的。”
       （萨兹，曾激进到要求给予“精神错乱”的人完全的民事权利，包括因自己的犯罪行为被逮捕和审判的权利，而不是被当作“精神病人”；他相信“医学干涉”只是一种控制与体制不合的人的手段，也使得精神病医师和其他有权势的个人太容易把他们看不顺眼的人诊断为“精神病患者”。）
       莱辛夫人认识一些体验过明显的“神秘”顿悟的人。那本离经叛道的《金色笔记》（1962）出版之后，很多呆在精神病院或经受过传统的精神病治疗，但是在她看来却并没有真的疯掉——压根就没“病”的人，给她写来了信。
       我问她，像“神秘”和“异像”这样的词是否有误导性，这种经历是不是不大自然，或者说不大平常。
       “我想是的，”她说，“除非人们警惕不要谈论这些事情。经历了这种事情的人通常因为害怕被贴上‘疯癫’或‘不正常’的标签，而不敢承认；对于这种体验目前还没有恰当的划分。”
       因为也是自己写作中实际遇到的问题，我问她是否觉得在小说的结构里，或在其他什么要对大众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进行讲述的作品时，非常难去传达有“神秘”感的体验。她表示赞同，说评论家容易排斥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似乎超出了惯常反应的观点，至少在英国是这样的。我说起科林•威尔森，在他充满认同地论述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文章后（在他的《心理学的新道路：马斯洛和后弗洛伊德派的革命》一文中），至少有一篇评论想说他是“过于机巧”，我认为这很能反映英国文学评论的概貌。莱辛夫人曾见过威尔森本人，说评论家和批评家一直想对他早在二十三岁就写成轰动一时的《局外人》一事还以颜色；还说他本人博学而又精力充沛，是一位有分量的作家。但是，对于他的，或者任何一本对所谓的“神秘”体验持有肯定态度的书的评论性的反应总是会从现实中遭到反对意见。
       多丽丝•莱辛的最近两本新书《简述》和《四门之城》的一个深远影响，将会是把“神秘”体验与日常生活关联起来，表明那些看来病态的——“法律上认为是精神失常的”——那些社会成员，事实上有可能是接触到了比表面看来健康的现实更深刻、更诗意和更人性的现实。但是这两部小说都不好读，让很多聪明的读者犯了难。我初次读《四门之城》，是要在《星期六评论》写一篇评论文章。当时我就惊讶于作者的魄力，她把一个现实化的女主人公置于一个现实化的环境里，让她有了非常的体验，然后把她不仅带到现在，还带去了未来——带到她在二十世纪末的死亡。我从来没读过这样的小说。更为离经叛道的是这部小说是她的五部曲的《暴力的孩子》的最后一部。这个系列始于1952年，记叙了女主人公玛莎•科斯特的一生，具有明显的自传性。
       我问莱辛夫人她目前正在写什么作品，是否还在继续对灵魂的探索；但是她说不是的，有可能会有人说她“退步”了，因为她刚刚完成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女人婚姻破裂后，生活突然空洞得没了意义。“题目是“天黑前的夏天”，里面的女人失去了丈夫，崩溃掉了，像我看到的那些崩溃的女人一样。”她说起自己的婚姻，不是很“长久”，也没有长久地影响她；但是一个女人完全由婚姻左右的状况却让她一直很感兴趣。不久，她要筹划一个短篇小说的集子：美国版本叫作《杰克•奥克尼的诱惑》，英国版叫《一个不婚的男人》。她还在为她的美国之行作准备，她要在纽约的新学院大学作五场演讲，她很期待这次出行---想看看朋友，如果可能的话，去西南部旅行。
       她上次去美国是1969年，在不同的大学做过多场讲座。她还见到了库尔特•冯内古特，“我们相处得很好”；她很欣赏他的作品。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在我看来，她的作品比冯内古特的作品要有分量的多，也更有“文学性”；但是他们都关注社会的疯狂，和它自我毁灭的趋势，这可能能解释为什么她对他的作品这么有兴趣。她说起她听到他不打算在写作了——这个我自己到没有听说——，是多么难过；她真觉得他不错。她说他的《第五屠宰场》非常令人难忘。
       她还跟诺曼•梅勒有一种同契之情，认为对他的《巴巴里海滨》和《鹿苑》的评价有失公允；“都是好作品，”她说。我说梅勒有种让人激动的东西——有时在他作品的美学性之外——就是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完全认同，他渴望从根本上影响到时代的思想，把自己戏剧化为这个时代和它的种种矛盾的一个精神代表，这种使命感在他的作品中也不难找到。“在玛莎系列的开始，您并不知道它会怎么结束；而那些有了共鸣的读者，一直关注着玛莎的命运，最后就不能不和她一起被转变。”我说。莱辛夫人对自己的写作一直保持着适度的缄默——也许我的热切让她有点难为情，但我没告诉她她以为自己的作品可能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是不对的：就凭《金色笔记》这一本书她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年轻女性的想法。还有谁让她觉得志同道合？她说起索尔•贝娄，当然还有劳伦斯，以及非洲作家纳丁•戈迪默（莱辛夫人无法回到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乡南罗得西亚，因为她是“被禁止入境的移民”；因为想念着大草原，她就让女儿寄了一些非洲花卉的彩色照片来，摆在公寓里）。她说在她的心里，还没有写的那部作品是“关于监狱里的两个人”（就像库尔特•冯内古特几十年来一直都没有写的是德莱顿家族的焰火炸弹这一《第五屠宰场》表面的主题）；这部她可能有天会写的作品，也许跟她南非的成长背景有关。
       她上次去美国时，最受触动的是年轻人宽容精神和活力。1969年她在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作演讲时，正赶上学校的动乱（全国的媒体对此置若罔闻，只关注着哥伦比亚和伯克利的事件），之后飞到了石溪分校，虽然当时这并不算是一个激进的机构，但是却很快爆发了由警方就毒品问题所进行的长期骚扰所引发的学生暴动。访问过这两所大学之后，莱辛夫人按行程，作下场讲座的所在居然是伯克利。她对她结识的学生，以至年轻人印象都非常好。我问她会不会愿意做全职老师，她说她不大愿意接受一份这样的责任和工作（纽约市立大学曾提供她一份很不错的教职，但她婉拒了），部分原因是她觉得自己的学术背景有所欠缺。“我十四岁就结束了正式教育，而在那之前我也没学到什么，”她说。这让我非常诧异：一位著述成就惊人的女性，她自己也是二十世纪英国文坛一位无可置疑的巨匠，居然迟疑着不敢在大学任教！这就像一位再世的卡夫卡，羞涩，低调，谦卑，感觉自己有点难符盛名，而坚持应该由其他人来讲解他的作品，随便什么普通的有着普通学术资格的大学教师。或许这种说法有些道理。我不由想到职业的“教育”界事实上是多么压制人；它或明或暗地把那些教育背景看来不是那么好的真正的天才锁在门外。
       莱辛夫人说在英国作家和大学之间的联系非常少，但是在美国却非常普遍。我解释说这是因为美国有创作班，这种班没有狭隘意义上的“学术性”，允许暂住的作家一周跟学生碰一两次面，让他有很多个人的时间可以创作。在英国，很多作家不得不在出版社或杂志社工作。伦敦的出版业，她说，总是在变动之中；编辑经常换出版社，旧的出版社没了，新的又出来。她还告诉了我没听过的关于潘泽出版社的消息（大概我本来也不可能听到，因为我在英国是活在理想世界里，跟当地的文学圈没什么接触），这是一家从事平装书再版的出版社，正好我和莱辛夫人的书都有在那里出版：社里两名主编这个礼拜辞职了，准备自己开出版社。我表示了惊讶，她说这种事总在发生。纽约虽然也不消停，但还没这么糟。
       莱辛夫人在美国的出版社是诺普夫，编辑是著名的鲍勃•戈特列部，她非常喜欢跟他合作。戈特列部离开西蒙舒斯特的时候，她也跟着换了出版社，认为他是很棒的编辑；他还帮她安排系列讲座。我问她大体上对自己的写作和公众的反应满意。她非常出乎我意料地说，有时她需要强迫自己才能写作---她经常感到一切可能都“无意义”。我问她她是说她的写作有时让她觉得徒劳，还是文学在社会中的角色。
       “我想应该是我们一开始想改变社会，”她说，“借助于文学，然后当什么改变也没有的时候，人就感到了挫败。接着就会探究为什么他觉得他有可能改变社会？改变任何东西？不管怎么样，还会努力向前。”
       我告诉她她的作品已经改变了很多人，而那些人，虽然表面看是孤立的，但事实上构成了社会。她的作品，在我看来，并不是存在于真空当中，而是与她同时代的一些重要的（非文学领域的）人物互相呼应——罗纳尔德•莱英，亚伯拉罕•马斯洛，博克明斯特•富勒，巴里•康芒纳——以及很多其他“自我毁灭式的社会”的批评家。
       “但是还是不时要追问文学的前提是什么，”莱辛夫人说。“已经改变了什么了吗？什么会发生改变吗？美国的反越战的抗议声音，产生了什么实际的效果了吗？”
       我想是有的，思想意识的改变，”我说。
       莱辛夫人对我的意见表示尊重，但是很显然她不这么认为。她接着说因为她深居简出，所以感觉跟目前的写作圈疏离了，自己也没怎么想要去花功夫看看目前都有什么作品。她问我喜欢哪个英国作家。我跟她说我非常喜欢奈保尔的《在自由的国度》里时，她也认为奈保尔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但是我对他没有感到那种我在冯内古特这些人身上所感受到的同契之情，虽然他写的恰恰是我所熟知的非洲。”
       在我所欣赏的年轻英国作家里面，只有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还是她熟悉的。她喜欢德拉布尔小姐的作品，但是还没有读过《针眼》；我告诉她，这部小说跟她的作品有些共同的重要主题——“创造”出在一个人虽处艰难悲惨的都市，但是还可以身体力行的一套价值观。
       “嗯，不管文学能否实现什么，”莱辛夫人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离开莱辛夫人的住处，从山上走下来，走到地铁站，那种悬置感，那种不真实的感觉反而更加强烈了。对我来讲，我见到了生活的又一个神秘的悖论，那就是真正有天赋的人，先知般的“天才”（一个不可饶恕却又不得不用的词）不能了解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在历史中的分量：很少有人像叶芝一样自我承认，自我认定，他似乎不仅接受了自己的创造力，而且还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多丽斯•莱辛，这位刚刚和我度过了两个钟头的温暖、怡然而又极为有趣的女性，还不知道自己是多丽斯•莱辛。
       但是我想她不知道《金色笔记》（先于并且取代了所有“女性解放”作品中最深奥的）对我这一辈的年轻女性的意义，也算平常；她好多短篇小说美妙地照亮了很多人的生活，那些最私密最封闭着的人的生活，而作者对此没有任何刻意和自觉。她也无法估量她的《四门之城》，这部对她来讲明显不好写的小说，是怎么不但改变了我们对自己面临的生态危机、把自己的批评者污蔑为“疯子”的自我毁灭式的社会的疯狂的认知，而且还改变了我们对小说本身形式开放的可能性的认知。她的写作从来没有表面的实验性，却深入地进行了实验——探索——尽力改变我们对生活和我们自己的思想的广度的期待。
       她的作品，尤其是玛莎系列，《金色笔记》以及《沦入地狱简述》，探寻了灵魂的演变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阅读这些书的读者。我想我们最伟大的作家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变化被延时了，我们可能要花数年才能明白他们对于我们的意义。多丽丝•莱辛有一种独特的敏感，她的写作出于她深刻的阅历，她自己的主观性，但是同时也出于时代精神。这是一种无法被分析的天分；它只能被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