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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多拉 •韦尔蒂（Eudora Welty, 1909—2001）的那个和写字台连成一体的高高的书橱就放在卧室外面，靠近她写作用的那张书桌。在书橱的格子里，按写信人的不同，分门别类地收藏着往来的信件。友谊是她生活的中心，而她那亲切的娓娓道来的写作风格也鼓励了陌生的读者给她写信。“天啊，” 她曾经对记者说道，“常常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们打算和我说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试图对我说我曾说过些什么。不久前，我收到一位研究生的长信，他“觉察到”我的作品可以与任何其他人的作品相媲美：如但丁的《地狱篇》，弥尔顿的《失乐园》，噢，或者是其他什么人的作品。我没回这封信。没有必要。我能说什么呢？”
       在起居室那个和写字台连成一体的书橱的顶层抽屉里，尤多拉•韦尔蒂一直保留着一本她父亲儿童时代的留言簿。大人们在留言簿中写了一些励志的话以鞭策他在生活的道路上奋进。然而，其中有一条留言却令人心痛欲碎。这条留言写于他七岁的时候，开头用的是他童年时的昵称：“我亲爱的韦比: 我希望你是个好孩子，将来与我在天堂相见。爱你的妈妈。”留言的日期是1886年4月1日，正是她去世的那一天。既然克里斯汀•韦布•韦尔蒂没有很快地进入天堂，他也就理所当然把目光投向未来。长大后，他成为一名成功的保险代理人，最终成为杰克逊市拉玛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工作之余，他痴迷于科学，尤其是精巧机件制造和其他一些发明。1925年，当他带着他年轻的一家人搬进这所新房子——松栎花苑——时，他给长女买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他的长女是以她的祖母的名字命名的，叫尤多拉。尤多拉的母亲也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她出生在西弗吉尼亚山区中的一个农场，自学成才，成为一名教师。那时，那里的生活可不轻松。尽管历尽生活的艰辛和磨难，她始终珍藏着她喜爱的一套查理•狄更斯的作品。后来她自豪的说，这套书曾历经水与火的考验，幸存下来。事实上，她的女儿仍保留着这套书。现今，你随便翻开这套已经破损不堪的书中的任何一本，还能发现里面有干涸的河泥块儿。
       1904年，年轻的克里斯汀•韦尔蒂从俄亥俄州搬到西弗吉尼亚，在一家木材公司工作。在那儿，他遇见了柴斯汀娜•安德鲁斯, 并爱上了她。他们决定结婚，并发誓要为自己开创新生活。他让她选择是搬到纽约北部的千湖区还是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柴斯汀那选择了杰克逊，尽管那是一个似乎遥不可及的地方。他们的女儿在其回忆录《一个作家的开端》中写道：“1904年，从俄亥俄州的乡下到西弗吉尼亚的农村，看起来路途一定非常遥远，就像曼谷之遥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一样。”
       尤多拉•韦尔蒂非常敬重父母，她守护着这个家园，使它成为纪念双亲的圣地。甚至在晚年，当她决定把她的居所捐赠给密西西比州政府时，她也需要确定一件事，即它至少部分地成为纪念她的父母的纪念馆。“他们是极具同情心的父母，他们两位都是。”从一开始，他们对她要当作家的努力就予以鼓励。尤多拉曾经说：“‘独立’是我从勇敢的母亲身上继承来的重要遗产。然而，尽管深刻理解这种独立精神，她还是强忍痛苦试图阻止我的独立倾向，事实上，她告诫我不要太过于独立。我们共同分享这种独立精神，奇怪的是，它成为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又使我们关系极为紧张。”但是在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她一点儿也不像她的父母。对她极具吸引力的是现在和过去，而不是未来。她创作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都证明了她的信念：“小说要恰到好处地着力于当下和当时，或者是造就当下和当时的过去。”因为她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自我”，而是“过去的总和”。她的父母对知识和改革感兴趣，而她被观察和记忆所吸引。很少有作家如此地重视过去，而她对过去的珍视简直无与伦比。她说：“回忆在血液中形成，它是一种遗产，包括了一个人出生前所发生的事情，就如同他自己亲历其境一样。”她父亲在1925年建造了这座房子，那时她才十六岁。此后她一直住在这里。她在她的闺房中住了长达七十五年。就在这间卧室里，她写出的一系列小说，为她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和赞赏，也为她赢得了评论家的尊敬。系列小说中有获得推崇的出版于1942年的《强盗新郎》，还有使她获得1972年普利策奖的《乐天者的女儿》，以及赢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的短篇小说集《金苹果》（1949）。在这期间，她还著有长篇小说《德尔塔婚礼》（1946），被改编为百老汇戏剧的《沉思的心》（1954）,以及通俗小说《失败的战争》（1970）。
       但是，自始至终——从她的首部文集，也是首部出版的作品《绿色的帷幕》面世直到现在——读者最喜欢的还是韦尔蒂的短篇故事。她的作品源自她对美国南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感受。凯瑟琳•安•波特为《绿色的帷幕》写了前言并高度赞赏说瓦尔蒂的幽默一针见血，她的残忍合情合理：“她目光犀利，听觉敏锐，又像音叉一样精确无误。”这本文集及以后出版的作品都证实了她精于此道。她所描写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晰明确，一切都在密切关注之中。当她的描写蒙上一层轻盈、透明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叙事就会有一种粗粝的幽默感或是神秘的安静感。她那无异于常人的道德观念和她那对被社会所不齿者的同情相得益彰。尽管她在作品中也描写英国、爱尔兰和纽约，但是她的优秀作品还是植根于密西西比。她作品中浓浓的乡土之情使得她获益颇丰，也使她损失惨重：她早期的文学生涯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推重。评论家认为她的作品地方性过于浓厚，并且不具备任何政治意义，因此她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尽管如此，韦尔蒂依然故我，她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为她的作品提供了具体地刻画人物思想和生活的客观环境。她始终如一地认为，“我们植根于我们的诞生地，我们在这里出生，历经挑战冒险，直至死亡或者是漂游不定的自己回归本身”，而我们扎下的根反过来浸润于我们汩汩流淌的血脉深处，一脉相承，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任何地方都是纯粹的自己，我们的根培植了人类的理解力，反过来人类的理解力也滋养了我们植下的根。直到1973年，韦尔蒂六十四岁的时候，她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小说《乐天者的女儿》获得了美国文学界的重要奖项普利策奖。此外，韦尔蒂的作品还获得过美国图书评论家奖，美国图书奖，欧•亨利奖，美国文学艺术金质奖章等美国文学界的重要荣誉。这些都足以显示韦尔蒂的作品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也表明她终于以她自己的方式赢得了社会的承认。
       而她的根则深深扎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她出生于议会大街北段的一所房子里，这是她的第一个家。州议会也坐落在这条街上。小时候，为了去公立图书馆，韦尔蒂通常穿着四轮滑冰鞋穿过州议会大厦的大理石门厅。在那里，她总是能碰到那位严厉的图书管理员考尔维女士。每次, 考尔维女士只允许她借两本书，如果她的衬裙穿的不得体，考尔维还会把她赶走。韦尔蒂家里也有很多藏书，有童话故事，也有各类字典，应有尽有。小韦尔蒂每天都徜徉在书林中，如痴如醉，如梦如幻。1925年，拉玛寿险公司建造了一个新总部，这是一座高达六层的哥特式建筑，号称“杰克逊第一座摩天大楼”。设计师福特•沃斯设计的这座建筑物给韦尔蒂的父亲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委托福特也为韦尔蒂家设计一座新房子。房子没有建在市区内，而是建在有轨电车的终点站，在幽静的帕恩赫斯特大街上，穿过贝翰文学院—一座长老派的女子学院的校园即是。房屋的设计采用了一种常见的乡土风格——都铎风格，房子的下半部分用砖砌成，上面是半露明木架的灰泥结构。房子大约占地四分之三英亩，远离公路，房子周围山茶花丛环绕，院子边缘栽种着松树和栎树。走过一个花架，步下几级台阶，穿过一个小的山石园，就可以看到后面的花圃。隔着一小块儿草坪，一个多年生植物花坛和一块修葺过的草坪遥遥相对。穿过另一个花架，是一个玫瑰花园，在它的后面，是一片林地。像她的母亲一样，韦尔蒂也对园艺充满兴趣，情有独钟。她经常和母亲一起，侍弄花园中的植物。在她的作品中，她描写的植物超过一百五十种。1930年，韦尔蒂在花园的花架下拍了一张照片。她后来回忆说：“当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在花园里工作的方式和后来的方式并不相同，因此我在最初的小说中犯了许多错误，我自己都没意识到。在我的一篇名叫《宽网》的小说发表后，我想是的，这篇小说就在我的第一部文集里，我收到了一封陌生读者的来信。在信中，他指出：‘亲爱的女士，我很喜欢你的小说，但是蓝背樫鸟是不会停在铁轨上的。’的确，它们确实是那样。但是，你看，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我那时对鸟儿知之甚少，蓝背樫鸟也许是我知道的唯一的鸟名。但是，人们是不想弄错这种事情的。”
       门厅的左边，是一个大起居室。沙发和椅子在壁炉前围成一个很大的半圆形，壁炉架上挂着一幅安格勒斯•西姆斯的画。斯坦福郡制造的莎士比亚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小雕像是壁炉架上的守护神，周围摆着照片、装饰盒、锡盘，这些都是旅行的纪念品或是朋友们的馈赠。靠墙摆放的书橱里有她特别喜爱的作家的作品：有科莱特和乔伊斯，艾略特和奥登的作品，然而也有亨利•格林、伊丽莎白•鲍恩、弗吉尼亚•伍尔夫、威廉姆•特雷弗、霍华德•莫斯、玛莉•雷凯、彼得•泰勒、威拉•凯瑟的作品。无怪乎，韦尔蒂的松栎花苑被人们誉为“美国保持最完好的文学博物馆”。她的椅子放在一个角落里，侧面是前窗和两扇通向门廊的法式门。椅子旁边，是一个小电视柜，那里，她放了一套《布鲁尔成语寓言大辞典》、一盒巧克力和一堆要回复的信件。对于每个作家的日常生活来说，几乎每天都要收到满怀希望的出版商的邀稿信函和热心期待成为作家的人寄来的折了角儿的书稿，这简直就是一种灾难。韦尔蒂的椅子周围堆满了这类东西，它们和每天的《纽约时报》、本期的《纽约客》杂志和过期的《自然历史》杂志一起乱糟糟地堆积在一起，散落在沙发上，茶几上，或成垛的摞放在地毯上。下午，她常常坐在这里阅读信件，晚上，她又常常坐在这里招待她那个圈子里的朋友们，他们都生气勃勃，精力充沛。而她灵活顾盼，洞察一切，体贴入微。直到现在似乎已经作古“主人的热情、幽默和她的活泼、内敛的温暖依然弥漫在这幢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深夜，她通常穿过正门走廊，前往起居室，一边观看电视“麦克尼尔和莱尔新闻报道”节目，一边喝上一两杯波旁威士忌。
       房间的另一侧放着一架施坦威竖式钢琴，那是母亲在她九岁的时候给她买的礼物。尤多拉•韦尔蒂回忆道：“买钢琴的钱远远超出家庭的收入，妈妈节衣缩食，从日常开支中挤出钱来，又买了一只泽西奶牛，每天挤奶，把一部分奶分别装在一品脱大小的瓶子里，卖给我们街道上的邻居，而我负责骑着自行车送奶。这样攒够了买钢琴的钱。每当我坐在钢琴凳上练琴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现母亲坐在牛棚里的凳子上，她的手指随着韵律，有节奏地给南茜挤奶。”韦尔蒂长大后，她母亲把钢琴送给尤多拉的哥哥，让她哥哥的孩子学钢琴。但是在韦尔蒂的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1966年，在辗转病榻多年之后，母亲在家中去世。从她患病时起，直到去世，都是女儿照顾着她。）她要求把钢琴拿回来，这样，她就可以重新听女儿演奏过去的老歌曲。母亲去世后，韦尔蒂又把这架钢琴送人了，这次是送给她侄女的孩子。 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为了同样的理由——再次听到那些老歌曲，她又收回了钢琴，这是最后一次。
       门厅对面的起居室原本是她父母的卧室，现在屋里也靠墙摆满了书架，书架上有一套《马克•吐温全集》。马克•吐温是她全家人非常尊重的作家。书架的上方挂着几幅油画和版画，还挂在一张镶嵌在像框中寄自伯纳德•贝伦森的圣诞卡，还有一封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写来的鼓励信。那封信以地道的英国人写信的方式开头，她常常为此忍俊不禁，开心不已：“骤然间，发现我身处贵国……”。 摆在起居室正面的那张漂亮的写字台是韦尔蒂的父亲送给妻子的礼物，里面收藏着一些特殊的作品版本，那都是数年来韦尔蒂题献给她母亲的书。家人用的《圣经》、父亲的手表和他的一个望远镜也放在里面。在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放着一个小记事本，自1952年起，她就坚持记下人名，以备将来不时之需，用于她的小说中：李斯特比、哈伯德、格鲁瓦、帕杰特、哈索、弗莱斯先生。在另一个抽屉里，她保留着一张纸条，上面全是一些孩子气的涂鸦，下面是她母亲的注释：“尤多拉•爱丽斯作，四个月大，她的第一封信。1909年8月31日。” 餐厅在后面，里面的一些家具还是她父母用过的——餐具柜、橱子和餐桌。桌子上面通常堆满了书，只有在客人来时才把它们拿走。终其一生，餐厅的墙上一直挂着两幅著名的密西西比画家威廉姆•霍林沃斯画的风景画。她的旧唱机也放在这里，是安斯利•戴那芬牌的，她喜欢听古典音乐，也喜欢爵士乐。餐厅旁边是厨房和早餐厅，厨房很普通，毫无特色，但在早餐厅可以俯瞰花园。韦尔蒂把一封来自艺术家约瑟夫•科内尔的信镶在镜框里，挂在早餐厅的墙上。信是1945年写的，用打字机打在一张蓝色长方形信笺上。信上，科内尔用他那奇特的抽象粘贴画作为装饰。这封信是她发表了小说《四季风》以后，科内尔写给她的。其中写道：“我认为能如此真实地描写像约希和科奈拉这样的小女孩的人一定很特别。”
       二楼有两间卧室和一个封闭的睡厅。其中一间曾经是她弟弟的卧室，后来作为客房，现在这个房间也改为藏书室，里面藏有她喜欢的平装本推理小说。她把收到的信函分门别类地收好，放在悬垂式硬纸板档案箱中存档。一个文件箱的上面放着一架旧的带皮腔的柯达箱式照相机。她自己的卧室位于二楼的最前面，一楼起居室的上面。和房子中其他装修华丽的房间相比，她的卧室非常朴素，简直就是简陋。靠着后墙是她的卧床。床是四柱式，顶端装饰着菠萝图案。床前挂着文学巨匠福克纳1943年写给她的信。福克纳读完她的小说后，写信赞扬她说：“写得不错”。梳妆台上面挂着V•S•普利却特签名题赠的照片，壁炉的上面则挂着皮埃尔•波纳尔的平版画和乔治•罗素（笔名AE）的一些彩笔画儿。乔治•罗素的儿子达尔缪特（Diarmuid）是韦尔蒂终身的经纪人和挚友。书桌摆在卧室的前面，这样，工作时，她可以不时地听到街对面传来贝翰文学院学习音乐的学生练琴时的演奏声。她那陈旧的斯密思•科伦娜那牌电子打字机放在书桌上，旁边是她的打出的文稿。她常常把打出的文稿裁开，用大头针把她想保留的段落别在一起。靠墙摆着的还是装信函的箱子和一个普通的旧的金属档案柜。韦尔蒂的友谊颇具传奇色彩。在杰克逊的活跃的朋友圈里，朋友们珍视她，在她的身边朋友们感受到她亲切友好、诙谐幽默、顾盼灵活、明察秋毫。而同时她也和几十个笔友书来信往，保持着密切的友谊，而那些装信的箱子就证明了她的忠诚。她书桌的旁边是另一张写字台，写字台的抽屉里也装满了信件。写字台的后面还是书橱，里面是各种参考书，还有叶芝、契诃夫和简•奥斯丁的作品。她通常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作。“我适合上午工作，”她曾说，“越早开始越好。当我在写一部小说时，每天一觉醒来我就知道自己想写些什么。所以，醒来时我就已经作好写作的准备，那时我充满活力，精神饱满，我尽量利用好上午的时间。”
       她在这座房子里住得太久了，因此，有时人们就会很容易忘记她的其他经历，尤其是她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四处游历的经历。1925年，当第一次前往位于哥伦比亚的密西西比州立女子学院时，她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口音，开始明白仅仅在她居住的这个世界上的方寸之地就是多么的错综复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激励她坚持进行更加深入地探索，因而她转学去了威斯康星大学。但是，厌倦了号称“冰雪世界”的麦迪逊城，她开始想家。家这个情结有如“中国结”成为她一生的记挂。有一次她试图解释她的家庭所赋予这种情感动力：
       旅行使我们每个人都心痛欲裂，似乎每一次离开家人去旅行，都是在做过于自私的事情；每一次离开家人去旅行，都是对我们的考验；每一次离开家人去旅行，都是一个重大事件；每一次离开家人去旅行，都要在暗地里调整骤变。这是一种痛苦和内疚的情绪——由于离开自己所爱的人而痛苦，又要为把我所爱的人的过去和现在按照他们对我生活的影响写入我的小说中感到内疚。
       
       虽然她后来在纽约和洛杉矶住了很长一阵儿，并且游历了整个欧洲，但最终还是返回杰克逊——她父母的家——度过了她的余生。“我是个作家，过着无忧无虑、受人庇护的生活”她写道，“无忧无虑、受人庇护的生活也可以是富有冒险精神的生活。因为所有的冒险精神开始于此。”的确如此，冒险精神也会从被庇护的生活中派生出来。
       韦尔蒂酷爱观察，记忆力惊人。源于她对美国南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对人性善恶的深切感受，无与伦比的丰富、生动的细节，不同寻常的构思角度，娓娓道来的亲切语气，入木三分的心理描写，构成了作品的根基，如涓涓细流流入读者的心田，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写作之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她作为艺术发展署的宣传员而拍摄的照片可谓是表明她的观察力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她穿越了整个密西西比区，拍摄了数百张黑白照片，真实的记录了艺术发展署推行的项目和那些他们应该为之服务的艺术家。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些照片没有一张挂在她家的墙上。) 这些照片显示了她娴熟的拍摄技巧，每一个画面都像沃克-埃文斯的作品那样既精确无误而又充满悲悯之情。1971年，兰德书屋重新结集出版了那时的照片，又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韦尔蒂和美国文学巨匠福克纳是同乡，同属20年代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他们一起度过了密西西比的混乱时期。先是南北战争造成的破坏，继而是经济大危机的萧条，这使得密西西比州陷入贫困之中，从而风光不再，一蹶不振。他们与时代共荣辱，即饱尝痛苦，又收获硕果，痛并“幸运”着。他们亲眼目睹了也亲身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旧日的南方依然“活在”他们的记忆中，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同时，势不可挡的新的社会现实生动的展现在他们面前，因此，在他们笔下，诞生了具有深厚历史感和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
       韦尔蒂利用照片，也撰写散文，记录了这段历史。但是不论是拍摄的照片，还是散文，她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的性格和本能，”她写道，“都告诫我，在紧要关头写作时，作为一个作家，要保持，也需要保持自己的距离。我真实地希望不仅淡化，而是视而不见作者的强势地位。”也许，在家里生活使得她既能保持亲密感又能保持她所需要的视角。但是，甚至在家里，她也是个局外人。终其一生，她都是一个民主党人，却生活在非常保守的地区，有一次她开玩笑说她的车是全州唯一的一辆贴着“杜卡基斯竞选总统贴纸”的车子。只要看看她拍的照片就可以感受到她对该州的非裔美国人的兴趣和同情。正如她在她的几部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在这个地方，小男孩的第一件玩具就是一只章枪或是一个“黑人射手”。但是，她不参加社会运动，她不信任在狂热的辩论中空泛的威胁恫吓。她认为，作为一名小说作家，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责任感。应该超越现实，超越生活，客观的陈述事实。然而有一次，她失去了忍耐力。那是1963年6月13日。差不多一年以前，詹姆斯•迈瑞迪斯在联邦执法官的保护下，取消了密西西比大学的种族隔离政策，在这个历史性进程中，他得到了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行业秘书长麦格•艾佛斯的帮助。6月12日晚上，艾佛斯在自家的车道上被射杀。事发第二天，韦尔蒂立即开始着手撰写小说《声音来自何方？》这部小说。她从谋杀者的视角，通过谋杀者的心理活动，叙述了发生在黑夜的谋杀事件。这部小说探讨了令人心寒的人类的偏执和憎恨。
       一听到车轮的声音，我就知道谁来了。是他，一定是他。就是那个黑鬼，驾驶着一辆白色的新车经由车道开向车库。车灯大开着，但是在驶进车库前他停下了车，也许是不想惊醒家人。就是他。当他熄灭车灯把一只脚从车里伸出的时候，我知道是他；当他背对着光站在黑暗中时，我知道是他。现在，我知道他就像我知道我自己一样。从他那一动不动，倾听的背影，我知道是他。
       以前从没看过他，从此以后再也不会看到他，除了照片，从没看过他那黑黢黢的脸，永远也不会再看到他活着的脸，不论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不想见、不需要见、也从不希望再看到那张脸，以后也不会看到。只要我的大脑里不出任何问题。
       他不得不成为那一个。他逆着光，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后背一动不动，对我来说，他的后背就像神父高声大喊“你被拯救了吗？”时那凝视的目光。他就是神父。
       我已经举起了枪，我已经开始瞄准。我已经锁定目标。因为不论是对我还是对他，一丁点儿的改变都已经为时过晚了。
       她把这篇小说寄给她在《纽约客》著名的编辑威廉姆•麦克斯韦尔, 他告诉她说文章将马上在下期刊登。但是，在文章刊载之前，谋杀艾佛斯的凶手拜伦•德•拉•贝克维斯被捕了。（经过两次审判，陪审团都不能做出判决，但贝克维斯仍被判有罪。）凶手和韦尔蒂仅仅凭借想象进行的描绘简直如出一辙，以至于杂志社要求她对小说进行一些改动。尽管那样，结果还是令人担忧。就在她的小说即将送交刊印的时候，忧心忡忡的麦克斯韦尔打来电话，问韦尔蒂对这篇小说导致的后果是否真的不担心：这篇小说一旦出版，就有可能刺激“三K党”，他们会在她家前院焚烧十字架。她只是笑了笑，回答说：“在前院焚烧十字架的人是不会阅读《纽约客》这本杂志的。” 她是一位使讽刺和幽默写作风格“涅盘”重生的女作家，并且对这种风格提出挑战，使之更上一层楼。对此，她驾轻就熟。
       1980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授予韦尔蒂自由勋章，对她进行表彰。1998年，美国图书馆选编的代表美国文学最高成就的《美国文学巨人作品》系列书籍，收入了韦尔蒂的作品。这打破了过去这套丛书只选编已故作家作品的规定，引起了美国文学界的轰动。这套丛书的出版使尤多拉•韦尔蒂跻身于马克•吐温、惠特曼、亨利•沃顿、爱伦•坡和福克纳等美国文学巨人之列。
       “人是不朽的，并非因为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们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 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这是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作讲话中的一段。对于尤多拉•韦尔蒂来说，她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不错，韦尔蒂终其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个伟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