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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朱洁
       文/【印】米纳·咔哒萨米
       你唾弃你的人民
       你的人民拍手喝彩
       昔日的压迫者赐你桂冠
       如同荆棘刺痛你的前额
       是耻辱
       佯为关心
       诺贝尔得主德里克·瓦尔科特赠奈保尔的诗“最终”，出自《海葡萄》，1976
       维·苏·奈保尔阁下毫不留情地将他的吐沫星子喷在了我们身上；而在他对印度长久以来的唾弃中，我们仿佛早已腐烂。就在上个月，国家对外文化关系理事会邀请他出席参加了一个作家座谈会，结果只是又一次“享受”了他对我们的侮蔑。然而，当面对那些旅居国外，奋力嘲笑我们的同胞时，印度人似乎从来不会吝惜他们的赞扬，哪怕有时他们甚至连基本的辨别力都还没有具备。因此，在当天的会议上，奈保尔先生一如既往地赢来了热烈的掌声。他甚至还赢得了诺贝尔奖——西方世界的最高荣誉！
       德里克·瓦尔科特的诗句俨然已成为不争的预言。奈保尔额头前的荆冠正深深地刺痛着我们。也许，我们可以视其为伟大的作家，勾勒着宏大的主题：种性制度、地方保护、种族困扰以及整个第三世界。然而，他对那些在苦难中煎熬的贱民们的厌恶却是那样的鲜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种姓主义者，一个地方自治的推崇者，一个种族主义分子。正如某人曾经说过的：他是殖民主义者中的殖民主义者。
       一个种姓主义者眼里的友善社会
       举世皆知印度教社会里那肮脏悲惨的种姓制度。这种以出身高低和财富占有为准则的社会划分构成了印度特有的种族歧视。在这座种姓的金字塔中，位于塔尖的是婆罗门（僧侣阶层）。他们掌握着种姓社会的大舵，并蔑视那些匍匐在塔底的族群，称其为“不可接触”的贱民。1984年，在《寻找中心》一书中，奈保尔曾表示他那婆罗门的高种姓赋了他明确的种姓身份与自我意识。那么，在这样一种清晰的 “高贵”血统意识下成长起来的奈保尔是如何看待留存至今的种姓制度的呢？2001年9月，在澳大利亚国家电台发表的题为“维·苏·奈保尔看印度”的讲话中，奈保尔说道：“种姓制度为印度创造了一个友善互助的社会，在困难时期为人们带来了各种方式的慰藉。它将为绝大多数的印度人们造福。”
       对于奈保尔而言，种姓怎会变得如此友善？友善在哪？听来未免可怕，在这个世界上，以种姓名义所造出的罪孽比任何一种其它力量下的都要多。更为糟糕的是, 由于种姓从未完全取缔，如此暴行在被庇护和蔓延了三千年之后，仍将肆意继续。
       久远的历史使得这种残忍变得合乎法制。奈保尔应当将自己设身为那些“不可触摸”的贱民，从那饱受伤害的眼眸中去看看历史。从中，他一定会感慨良多。想象一下，在雅利安入侵者的屠刀之下所发生的种族滥杀，一个曾经先进的社会沦入一片伤亡；想象一下，他们夺走你的土地，毁灭你的家园，杀死你的亲友，又称你为“不可触碰”的贱民；想象一下血流成河的无情屠杀；最后，想象一下，最后，想象一下，此后三千年的无数凌辱与悲哀，你忍辱偷生，而今依然被唤作“贱民—最低等的动物”。
       然后，你会觉悟，种姓下的社会绝非友好的乐土，它永远不会恩赐安详快乐。你会惊觉它的恐怖，它那毁灭性的构造。或者你会忘记历史，因为这样残忍的社会从来就是无一幸免，如有存活至今的也早已戴上了面具，变了一个模样。反思一下，在印度赢得了所谓的“独立”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容我复述一下十年前我国政府的一项调查统计：平均每天，两名达立（贱民）人丧命谋害，两名达立妇女惨遭强奸，两处达立人的房屋被纵火焚烧，还有五十名左右的达立人遭遇袭击。在艰难的时刻，种姓为这些人民何曾带来过一丝的慰藉？这世上再也没有比种姓制度更不友善的了。但是，奈保尔先生非但称其为一个友善的社会，还在一次的采访中为其辩护道：“我现在对种姓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我懂得了氏族感，懂得了在一个大国里其存在的必要性。” （文学评论，2001年8月）
       就连在他的新书中，奈保尔也是不遗余力地融入了自己的种姓及种族感受。这本名叫《半生》的小说讲述了印度南部的一名破婆罗门后裔在追寻甘地理想的狂热下与一名来自“低种姓”的女同学结为夫妇，并为此后悔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半婆罗门的儿子留学英国，并与一名非洲女子完婚。故事情节虽然横跨三大洲，其中心线索只有一条，即半婆罗门男子与非洲女子通婚的冒险体验。在与妻子共同生活了十八年之后，这名男子最终离她而去，理由是他无法容忍因为自己与一名“不可触摸者”结婚而带来的内心深处的困扰。冲破一切世俗与克己的婆罗门男子终究还是恢复了种姓意识，结束了与贱民的婚姻，并无情地责备自己，责备自己的那些由“低种姓”母亲留下的劣根。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不切实际的故事从而接受“婆罗门宿命论”这样的理念，奈保尔建议我们去追溯历史上的“印度苦行”。他解释道：在古代，高贵的婆罗门祭司们是由寺庙所供养，而其后的伊斯兰教和英国人的入侵使得这些寺庙损失惨重，祭司们变得一贫如洗。此时，这些僧人们开始经常性的绝食，并受到了人们的尊敬。这就是奈保尔所理解的高贵的“克己”。
       但是在Manusmirti（古代印度婆罗门戒律）里却注明绝食是婆罗门对所犯下罪孽的一种苦行赎罪，而这本律书可能早在“公元纪年最初时，或甚至略微更早的一些时候”就已经被编写完毕。那个时候，就连耶稣和先知默罕默德也还没降临人世，英国侵略者和伊斯兰帝国就更不用提了，英国和伊斯兰教也还无从存在呢。将绝食归罪于伊斯兰教和英国的入侵显然是奈保尔为了解释其作品而对事实的歪曲。
       奈保尔对事实真相置之不理。而他这种无知与冷淡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看待我们的目光。将莫卧尔帝国和英国殖民岁月描写成印度的黑暗时代，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位知识分子对印度苦行主义的探求，而更像印度教传教士的那副腔调。这里我们可以窥探出一个端倪，即奈保尔热切地渴望着创造出一段橘黄色的历史，一段拥有神圣信仰的历史。因此，他以一个印度教主义者的口吻在描绘着穆斯林和基督教，描绘着一段抹去了雅利安侵略的历史，描绘着一段充满仇恨的停滞时光。由此，我们第一次发现，奈保尔不仅是个种姓主义者，更是高举着火炬，叫嚣着歧视的印度教复兴运动分子。
       印度教复兴运动大旗的挥舞者
       在另外一次采访中，奈保尔评论起印度周边的战事和印度国内的治安状况：“说印度具有非宗教的特性从历史上来讲就是不恰当的。是否危险暂且不谈，印度的这种交战状态正是对我所说的真正印度历史的一个矫正标志。这象征这印度的创造力量，会蓬勃不竭。她是无法与伊斯兰教和解的。”
       是的，大人，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印度不是非宗教的，从来就不是。印度是橘黄色的，橘黄色就是印度（橘黄色是印度最庄严、高贵的颜色）。印度不应当被称为印度，而因被尊称为印度斯坦，这样听起来更动人，更高贵。就单纯是那音节，不像印度，可以恰当地、完美地贴切我国的历史。您尽可以敏捷地一路向着地图的西北方延伸过去：印度斯坦，听着就像巴基斯坦、阿富汗斯坦、塔吉克斯坦、卡扎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那样美妙。我们会将国家的更名广而告之。我们醒悟得太迟了，但总算还是醒悟了。这多亏了您的提示。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宗教的印度了。我们一定得换个名字。
       为了跟随历史的传承，让我国的政府委任世界印度教大会组织来试着设计新的国旗图案吧。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国旗改成三叉戟的形状，旗面上是纯粹的橘黄。去掉中间那白色的带子，我们再也不是和平爱好者了。那蓝色的法轮也一并移去，那是佛家的东西，是有悖于婆罗门的。那么对与可怜的绿色又该如何处置呢？取缔！那是伊斯兰教的颜色。自此之后，任何东西都不可着上绿色，忘了那植物、那树木以及古老寺庙的罐子里爬满的肮脏的苔藓。
       这就是奈保尔所期许的印度的明天，一个属于印度教好战分子的明天。我们的未来是一个快速奔向历史印记的未来。我们将在庄严的橘黄色里生生死死。神圣的香火将代替美丽的云母，其它的许多变革也随即发生。我们要再一次信奉起《古代婆罗门法规》和《印度欲经》，遵循我们自己的法律，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交媾。那一度死去的梵文也将再度复活。我们将翻出那些银鱼啃噬之后剩下的陈年老书，并张榜找寻投胎转世的古文教师。
       我们是历史的矫正者。（这可是城里最新兴出现的活儿，能挣大钱呢。）对于穆斯林、基督教以及任何其它的宗教派别，我们将杀光它们的信徒、奸污它们的修女、火烧它们的教士，并将所有的清真寺、教堂以及残留的犹太人集聚地统统夷为平地。对于巴布尔清真寺，我们已经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会铲平这些教派的修道院和教会学校。我们要学会残忍、学会成为恐怖分子、学会做正宗的印度教教民。记住，我们是在矫正历史，是在补救、在改进。这是我们的创造力，是诺贝尔的桂冠赋予我们的特权。
       穆舍利·哈桑在《印度快报》一篇名为《百万个毁灭》的文章中写道：凭他本人对伊斯兰极度的歧视，奈保尔大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做宪法委员会主席；或者是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的主席顾问。哈桑不是没有道理的。奈保尔的偏见与主张已然使他成为了印度教武装分子眼里的心肝宝贝。
       这股橘黄色大潮包含着更深刻的意味。在一次采访中，奈保尔评价印度教民族主义党湿婆神军，是一个在伊斯兰教的迫害中茁壮发展起来的政党：“因为自身的成长经历，我尤其同情这种从底层发展起来的运动。”虽然我们中绝大多数人对于极端势力给国家带来的灾害深恶痛绝，但奈保尔对他们所表示的这份同情，我们还是认可吧，并也对他们表示一份吊唁。我们不禁追问：为什么奈保尔没有接受其它发自底层的运动呢？炼狱般的煎熬将会带来比极端势力党更为猛烈的一股力量，为什么我们的桂冠作家对这股涌流就不能屈尊一瞥呢？
       就让我们以达立人反抗种姓制度的这场运动为例。奈保尔可曾对此口吐过一字金言？他只是大声批评着种姓运动所带来的对底层人民的强烈歧视，仅此而已。他从未关心印度的种姓状况，因为他的根不在这片土地上，他有更文明的生长背景。他是个婆罗门，比最高种姓还高贵。他是神灵转世，是地球的主宰。他是从半神人主布茹阿玛嘴巴里直接蹦出的灵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印度次大陆上的穆斯林们。在贫瘠的土地上，他们过着窘迫的生活。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过去都曾是贱民或首陀罗，为了逃离种姓制度（也就是被奈保尔赞为友善的那个社会）的暴政而落逃至此。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并非碍于逼迫，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唤回自己的人性。奈保尔一直以伊斯兰教对人民的征服和迫害作为他言论的挡箭牌。但是，就算这样的皈依是被迫的，逼迫的力量真正又来自哪里呢？是伊斯兰教还是种姓制度？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二等种姓公民也会对此清楚得很，因为她曾那样地煎熬过。
       我们不用将历史追溯到奈保尔所指出的那样遥远。就让我们看看，是什么迫使泰米尔纳德邦州里一整个村庄的达立人全部皈依伊斯兰教，为自己取上“啊哈买提·纳扎尔”这样的伊斯兰教名号。事实上，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穆斯林的胁迫:没有伊斯兰教入侵者，没有来自蒙兀儿帝国的阿克巴（阿克巴(Akbar,1542～1605) 印度莫卧儿帝国第三代皇帝,著名的政治和宗教改革家。）或是巴巴尔（巴巴尔（BABAR）便是因为擅长用火药，大败印度人于帕尔尼巴（PANIPAT），建立莫俄儿王朝），没有凶残的穆罕默德·本·卡西姆，甚至连印度最可爱的敌国巴基斯坦及其三军情报局也与此事毫不沾边。此次大规模的皈依就发生在二十年前。而其背后的推动力究竟来自何方？毫无疑问，是来自印度教的压迫。是那万恶的所谓“不可触摸”偏见的存在。是忍痛逃离，追寻尊重。
       这一切与莫卧尔帝国中发生的景象如出一辙，只是当时我们未能有幸见证。现在，我们是否能指望顶着诺贝尔光环的奈保尔对这样一群“发自底层”的穆斯林教徒和达立人能投注一丝的注目呢？
       或者再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另一项闻名于世的运动。众所周知，奈保尔一直以来都仇视黑人，他痛恨那黑色的肌肤，大肆对黑人运动进行恶毒的抨击。但是，他为何要痛恨这样一种发自底层，发自内心的抵抗运动呢？就算他不知晓这样的抵抗来自底层，来自最低下的阶级，而一旦知晓了，奈保尔阁下那尊贵的心也仍然不会怀上丝毫怜悯。在他的心里只容得下那惟一的极端势力党。
       对于维·苏·奈保尔阁下，对于他那镀上了尊贵橘黄色的狭隘视野，我们已然绝望。他绝非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大公无私。曾经，一群强硬路线的印度教狂热者捣毁了北部阿约提亚镇的巴布里清真寺，理由是该地为罗摩传（印度古代梵语两大史诗之一）里的伟大英雄，印度教传奇神明罗摩神的出生地。
       就在举世震惊不已的同时，奈保尔却对这样的捣毁暴行抱以支持。当被问道：您怎样看待阿约提亚捣毁行动？奈保尔答道：在我看来，恐怕并不像其它组织的所作所为那样糟糕。声称那里原本没有寺庙，清真寺没有霸占印度教领地的人们遗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必须明白，凶悍的蒙兀儿拔巴对被其征服的国家都怀抱着极度的轻蔑。而他的清真寺恰恰象征着蔑视，象征着对古老思想，对被供奉了两千年甚至三千年之久的罗摩神的侮辱。（印度时代，1993.7.18）奈保尔真是一个忠臣的“罗摩守卫者”。而他的话却是那么自相矛盾。
       要反驳他，我们甚至都无需争辩。如果巴巴尔当真对这个国家蔑视至极，他还会疯癫到在这里建造清真寺吗？如果他是那么地鄙弃阿约提亚，他为何还要带来对他而言神圣无比的清真庙宇？对于像奈保尔这样的人而言，真正另其揪心的是那罗魔神，那个从一个执迷不悟的故事里走出来的一个执迷不悟的角色。因为他们相信，所有著名的小说家都会对笔下的角色、场景和环境谨慎又谨慎。但是，他们忘了，在遥远的两千年前，我们不会需要有狂热的人儿去牢记书中的思想，以致去捣毁一座建筑，捣毁一个著名作家笔下的英雄的出生地。如果这些听起来甚为可笑，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可笑的话了。
       仍是在同一次采访中，奈保尔被问道：但是践踏着寺庙那高高的圆屋顶的却并非是一群身披橘黄色长袍，留着胡须，前额着白灰的人们；而是套着T恤衫、登着牛仔裤的一帮年轻人。他是这样回答的：人们应当去理解那股把他们带上那圆屋顶的热情。T恤衫、牛仔裤只是表面，唯有那股热情是真实的。你不能驱散这样的激情，你应当发掘并利用它。首先是这个问题。没有人会在捣毁清真寺的时候披上橘黄色长袍，这太不合适。我们可以想想“鳄鱼”牌服装的广告：坚毅的汉子，休闲的穿着。你不可能凭借穿着打扮去鉴定一个真正的印度教教民。长长的胡须更称不上是什么标志（就连拉登也蓄着长须呢）。南度蓝姆·高德希，著名的印度教的激进分子，在枪击甘地时也没有穿着橘黄色的长袍，蓄着浓密的胡须呀。总而言之，人们在从事激进行动时是不会表露自己所膜拜的颜色与服饰的。感谢上帝，奈保尔终于承认了T恤衫和牛仔裤只是表象。真正暧昧不清的关系得到了隐藏。
       现在我们看看那股“激情”。维迪亚阁下到底在暗示什么呢？只是说，一群被煽动的大学生，凭着冲动，捣毁了巴布尔清真寺？这样的激情，和其他的情感不同，并非发自内心，而只是有计划的洗脑和教唆此类行径的产物。正是多年以来，对印度教教旨狂热的宣扬造成了这场冷酷无情、精心策划、完美演绎的捣毁行动。“你不能驱散这样的激情，你应当发掘并利用它”。是的，就像发动引擎，启动推土机一样。
       而印度教的好战分子们正如奈保尔所希望的那样，时刻“驾驭着、发掘着这股热情”。他们至今使用着这种批量生产的激情（印度斯坦制造），甚至是肆意滥用。于是，他们变得更加忘形、更危险、更荒谬。印度执政党——人民党，暴风雨般冲进了泰姬陵，破损了那纪念碑一样的建筑。他们的宣传机器主张道：泰姬陵实为印度教极端组织的寺庙，过去被叫做泰姬马哈庙。为了相信此等谬言，相信这个花费了大量财力进行研究而得出的“副产品”，我们不得不丢弃我们最后残存的一点心智；不得不停止所有流向大脑的血液循环。说不定这些法子还真能有用。印度教的“扬声器”们也能继续肆无忌惮地宣扬他们的教义，引用着伟大的奈保尔这样的知识分子们吐露出的“至理名言”。对于泰姬陵，奈保尔是这样评价的：她是那样的奢侈、那样的颓废。她千百年来令人心痛的屹立终究变成了一种残忍。所以，让我们禁止任何游客踏足泰姬陵，把奈保尔大师的教诲念给他们听听吧。而虔诚的游客一定会对你抱以嘘声，会请你变得成熟起来、敏锐起来；会用誓言告诉你她是多么渴望在神圣的泰姬陵里度过整个一生，赞美所有的爱情与美丽。而对于这些妙曼沁人的向往，偏颇的眼睛从来就不懂得欣赏。
       梦魇的本色
       高种姓者的特权是不会收到限制的。维·苏·奈保尔那雅利安人的骄傲使他成为了本世纪最为著名的种族主义者之一；而他对黑人公开的嗤之以鼻使得出色的黑人作家德里克·瓦尔科特，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将他称之为维·苏·奈特缚（nightfall的音译，噩梦之意）。他对非洲无尽的指责路人皆知，他甚至下了“非洲没有未来”这样大名鼎鼎的定论。
       奈保尔阁下是否会意识到，这个世界远比黑、褐、白、黄这些个色彩要丰富得多？而那令他抓狂的黑色素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真正的身份。或者，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广帖海报、聚众游行，用我们最响亮的声音高呼：“本是同根生，我等皆人类”？又或者，我们移师联合国，去要求，而不是乞求，那些官员们保证：人们不应当创造出有关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作品。奈保尔的反黑情绪在他的小说里得到了发泄，好比下面有关奴隶制的这段：“我点了一杯咖啡……只见服务生是一个极其矮小的老头，而我曾不止一次地怀疑：殖民时期，旅店选择男侍应生身材越小越好，以便随时可暴打一顿。无疑，这就是为什么过去这片土地上高产了如此之多的奴隶。因为奴隶总是生形怪异、在方方面面都只是半人不人的。除了那了不起的繁衍后代的蛮力。”（大河湾，1979）
       “因为奴隶总是生形怪异、在方方面面都只是半人不人的。除了那了不起的繁衍后代的蛮力。”是什么使他们的身体变得畸形了呢？难道是那注定苦难命运的肤色、那百般遭厌的人种、那惨遭奴役的历史、那血流成河的屠杀以及长年累月的饥饿与贫穷吗？抑或是西方世界对奴役的渴求、对开采的急切歪曲了他们的身形？奈保尔已成功地将自己封为本世纪十大种族主义者之首。至少，其他的当代种族主义者只不过将奴隶归为低贱的族群，还不曾有谁称之为“半人不人”。而且还是“方方面面都是半人不人”。好吧，对于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每一句话我们都应当颔首称赞。那么，他的祖辈为什么还会作为契约劳工被带到了特立尼达呢？是不是因为他的祖辈“生形怪异、在方方面面都只是半人不人的。除了那了不起的繁衍后代的蛮力”呢？或者，他还能想出什么其它的更充足、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呢？他甚至会不会尝试着弯下他那“完美”的躯体，对他的逻辑一番审慎之后宣布：他的祖先生形怪异，惟一拿手的“人事”就是繁衍后代，包括他在内。
       1980年，奈保尔曾对纽约时代杂志说道：“我从来不把非洲人纳入我的读者群，其他的作家也应该这样做。非洲大陆就是一块巨大的灌木丛，毫无文学可言。”奈保尔与其他描写非洲大地的作家的区别在于：其他人都在为非洲人民呐喊，而奈保尔却是奋力挖出他们的种种缺陷，以他那悲观的言语换取作品在西方世界里上佳的销量。是什么让他如此毅然决然地将所有的非洲读者拒之门外？难道他们是不识英文的食人魔，不能品味奈保尔的微妙错综与横肆武断？面对唾弃自己的语言，奈保尔指望非洲人民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撕下书页做纸盘？练习传统的非洲折纸术？如厕之后擦屁股？
       他曾经将加勒比海区域的黑人判定为“第三世界里的第三世界。”他嘲笑他们奋力的反抗，痛恨他们反对的声音。在其游记《中途航道》的开头，奈保尔写道：“在滑铁卢站次载火车的月台上，到处挤满了移民模样的西印度人。我为自己乘坐头等舱去西印度群岛而庆幸万分。”
       在同一本书中，他描写了一位如野兽一样，极其令人恶心的西印度人。那模样叫一位白人种族主义者瞧见了都会觉得害臊，羞愧难当：“他那浅灰色的夹克衫松松垮垮地套着，长得像件破；那黄色的衬衫脏兮兮的，磨出洞眼的领口敞开着；他的脖颈上扯着根松懒歪斜的领带……那是张畸形异怪的脸，仿佛脸的一侧被致命地扇过巴掌。眼睛眯成了线，粗厚的嘴唇拱得像个环形的大肿瘤；而那无大不大的鼻子则歪歪曲曲，扭作一团。当他慢慢地张开嘴巴喷射吐沫时，整张脸变得更加错形。而他那唾液还在一滴一滴慢慢地落下。”
       奈保尔的这幅肖像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读者在第一时间内心中下意识地充满对西印度人的仇恨与厌恶，为此，他使出了浑身解数，抖出了最贬损的话语。同一本书中，他还提到：“历史是建造在成就与创新之上的；而在西印度，什么也没被造出来。”而奈保尔对自己出生地的饱含深情也着实让人感动。他这样写道特立尼达：“我所知道的特立尼达是微不足道的，枯燥乏味的，愤世嫉俗的。”
       他那本著名的描写非洲的小说《大河弯》是这样开头的：“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么的现实：如果你是个无名小卒，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那么，你就不配存活在这个世界。”尊敬的维迪亚大人，照您的话，难道我们这的所有人都要因为我们作为凡人而享受着的单纯快乐而销声匿迹吗？名人之所以坐拥美丽和光环，不正是因为我们这群不起眼的男男女女的存在吗？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大卖场，不是每个人都要被贴上标签。当维迪亚大人宣布说平凡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席之地时，他是否准备着要将我们统统清除？也许会用种族灭绝那样的屠杀来消灭我等。又或者他心存仁慈，向我们发出了迁徙的信号，催促我们赶紧另寻他处，重新安定？奈保尔必须学会懂得那些姓名不详的小人物的重要性。他们也是世界的成员。
       为何而写？帝国委任
       奈保尔的书从何而来？受命而来。2001年8月，在接受法鲁克·德洪迪的采访时，奈保尔谈到了自己第一本关于印度的书《幽暗国度》：“事实是，我被我在印度的所见所闻震撼了，我所看到的是千篇一律的重复。而当时我并没有打算写一本书，我在旅途中一直没有动笔。直到之后的三个月，我开始考虑：可以写一本关于印度的书，交给Andre Deutsch出版社发行。于是我就写了这本书。”现在再清楚不过了：奈保尔从未真正想过专程来到印度，描写抚育了他祖先的这片土地。他惟一写书的理由便是由此可能赚回的钱财，虽然他知道这并非一件轻松的活儿。
       他的另一本书《印度：受伤的文明》则是受命于美利坚的产物。1975年，甘地夫人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关闭国会，对媒体严厉审查，一时间印度政局激荡。奈保尔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再次进入印度，写下了这本游记。在上面提及的采访中，奈保尔如此评价了这部作品：“是的，这本书稍有不同，它来自美利坚的委托。出版商让我重新回去，看看受置身于 ‘紧急状态’下的印度。”
       我们的心中不禁燃起了更大的疑问：又是谁“委任”了您的种姓主义和种族主义文学呢？谁能够委任一个极度反对伊斯兰教的记者深入走进伊斯兰国家呢？这些由来已久的问题，从未有人回答。
       从某个小点，奈保尔的指责批评开始蔓延。他那涵盖了种姓制度、地方主义和种族蔑视的“骑士精神”追赶着他所神往的文明，越伟大越好。他批评第三世界为：“他们是半成形的社会，永远都将如此。” 当仇视已如此根深蒂固，我们还能作何指望？奈保尔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看法是：“他们只会消耗，不会创造。”
       鲁德亚德·吉卜林曾经说过：“文明是白人的负担。”，而我们也拥有我们自己的奈保尔来出谋划策。维迪亚阁下明言：“真正世界性的文明是西方文明，因为“这种文明以非凡的勇气，试图海涵下整个世界，以及世界上所有的思想。”这一论断使他轻松一跃而成为了西方文明的弥赛亚。在西方的压榨下，我们第三世界的人们悲惨地过着三等的生活，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也跟着沦为三流。而当一个成功的西式谄媚者无耻地发表出他的偏见与诋毁时，他必定会赢来某些人的喝彩，甚至那最高的荣誉——诺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