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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换栀子花的人
       “他身穿黑色套装，系白色领带，在纽扣上别着一枝他人送的栀子花，他向大家保证每天换一枝。但它们不是来自巴黎，那太普通了，是来自伦敦。”
       这位派头十足、王尔德式的花花公子，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科克托，以上描写，出自达恩·弗兰克的《巴黎的放荡——一代风流才子的盛会》。该书引用布列东等不少当事人的说法，指科克托是个“贪图名利地位、一心向上爬的疯狂野心家”，等等，说他到处巴结名人，也“到处炫耀自己”，通过攀附毕加索来争取成为巴黎文艺界的总指挥——科克托毕生夸耀与毕加索的友谊，其实只是毕加索等人需要“一位精明的广告宣传员”，“利用科克托擅长斡旋的才能”去推广他们的先锋艺术，实际内心里是鄙视他的，毕加索还说过讽刺他出名的刻薄话。
       总之，《巴黎的放荡》对科克托评价很差，但也承认：他是当年“整个巴黎文艺界和社交界的介绍人与保护人”，广受欢迎的文坛活动家。“结识科克托是1923年所有男孩子的愿望。”
       事实上，科克托并不止这么简单。他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天才作家，涉足了几乎所有的现代文艺领域：他是诗人，是小说家，是戏剧家（与毕加索等合作过舞剧《巡游》），是电影导演，是画家，是评论家，还是杂志编辑、报纸创办人等。1955年，他在六十六岁时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还当选过其他多个国家的学院院士），1960年则当选为巴黎的“诗人王子”。
       “创作在诗人科克托眼里，没有边界。”这样的全能型才子，是我感兴趣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去年八月出版了一套科克托作品系列，其中的《科克托访谈录》（[法]盖察格编，蔡宏宁等译）和《存在之难》（刘焰译）两种，颇能见出科克托在他自己眼里的样子——科克托十分重视交谈，喜欢言说，爱在媒体前解释自己，从他一生数不胜数的访谈录中选取了十四篇的前一本书，科克托既谈论了他的生活和思想，也发表了对文艺和具体作品的看法，对社会和作家的评论，但总的来说，他谈的还是“我”（该书插附了他不同时期所绘的十四幅漂亮的自画像，可见其自恋）；后一本写于拍摄电影《美女与野兽》期间的散文集，《法文本序》则介绍是“科克托所有作品中最‘接近自传’的一部”。
       科克托确是舌若莲花，两部书中时有妙语警句，诸如：“奇迹和诗的出现与我无关，是奇迹和诗伏击了我。”“美丽总是不可见的，可见的时候，那是时尚。”“我们的青春坐在两把椅子中间。”“我一直都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我们对生命一筹莫展，它太空泛，太狭隘，太漫长，太短暂。”等等。关于前面提到的广结名流，科克托在两书中（也是在一生中）重重复复多次谈到那些他引以为傲的友人，也记述了其他不少同时代的文艺名家，并评说了一些前贤。这类零散文字，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独到看法。比如关于毕加索，科克托说：“他不思考，因为他只有天才。……他甚至用天才作小费。”关于雷蒙·拉迪盖——这位兰波式的早慧少年曾震惊巴黎文艺界，也让科克托一见倾心，二十岁就死于放纵——科克托带着骄傲和沉痛写这位密友：“他使别人的青春显得陈旧黯淡。”“他的死亡让我失去了方向。”他亟言雷蒙·拉迪盖小小年纪就“让我豁然开朗”，强调后者的教导是自己的荣耀，引述后者的话：“永远不要和群众背道而驰，要和先锋者背道而驰”，来为自己早年是叛逆者、晚年却受“招安”般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辩解：因为先锋、前卫很快会成为定势，“反因循守旧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一种因循守旧”，所以他进入法兰西学院是为了“能够反对反因循守旧的因循守旧”云云。关于阿波利奈尔：“诗是跛足前行的艺术。我知道的人中，只有维庸和阿波利奈尔知道怎样保持平衡不摔倒。”关于普鲁斯特：科克托对《追忆似水年华》更感兴趣的是行文结构，而不是人物和情节；结构就像搭建教堂的脚手架，“比教堂更有意思，最后，教堂的灵魂在脚手架上形成了。”关于伏尔泰和卢梭：科克托说他讨厌前者，因为他“根本不是诗人”；喜欢后者，因为“他的一生则是诗人的一生，他的为人处事态度是诗人的态度”。（按科克托在其众多身份中最重视的是诗人，在各种艺术类型中最偏爱的是诗；他称自己的全部创作为“诗”，其著述目录的分类是按照“诗之诗”、“诗之小说”、“诗之戏剧”等等来标题的；他甚至赞美一把小刀漂亮，也会比喻为“诗”。）
       在不同枝杈上跳来跳去的人
       然而，除开上述内容，我更关注的是科克托对自己作为“千面作家”，游走于各种文艺形式这一重要特点的自我剖析，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天赋。
       对于自己的多方面发展，科克托有三个妙喻。一是头发：“我的头发总是朝好几个方向生长……大约我的神经和灵魂也是如此生长。出于这个原因，我无法与那些头发朝一个方向生长、而且不能忍受一缕乱头发的人和平共处。”（在《访谈录》中，不止一个采访者也特别留意到他那“火焰般的”、“带着电”的头发。）
       二是汽车，他说自己在不同表达方式上的转换，就像乘坐各种类型的车，一辆车跑累了，那就换一辆。
       第三，最漂亮的，是树枝：“那些指责我跨行的人忘了，其实我只是在一棵树上的不同枝杈之间跳动。”
       他又将自己与相反的人物比较，说他崇敬纪德、马尔罗和阿拉贡，“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精神，放弃其他自由，甘愿献身。我恐怕做不到。我四处梦游，任何一种秩序都约束不了我。”在另一处，他还认为像伏尔泰那样总能控制自己是一种悲哀。
       由是，他多次高调地，甚至傲慢地宣扬自己的游移不定、多样性：“站不稳的位置是我唯一的位置”。“我不是一个规规矩矩地待在自己位子上的人，至少不会老实地待在别人希望我待的位子上。”“我无法坚持一条道路，我的行动都是一时兴起。我无法长时间追随某个思路。”“一件工作结束后，我会逃脱。去寻找一个新的地方。”“我的勺子已经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寻找过，底下确实没有剩下任何东西了。”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背叛者，一个杂技演员……一位魔术师”。
       这样的横跨溢动，我们有一个通俗说法是：才华横溢。但有趣的是，科克托对才华、灵感的观念相当“正统”。他反复强调：“我毫不在乎才华。才华无根基”、“天才也需要遵守纪律”、“天赋意味着迷失”、要“克服天赋”，不能“放任它自由发展”、“重要的是有让天赋可以维持下去的才干”、“才干是用来控制天才的”，只有让才干操控天赋，后者才可能、可见、可用。
       也就是说，科克托对自己兴趣太杂、才华过盛是有清醒的警惕的。然而，这终未能挽回因涉猎过广导致精力分薄的弊端：在他去世前，就已有人批评他没有写过一部成熟的作品。今天，尽管我们可以称科克托在某种程度上是“二十世纪作家里最奇特的天才”，但他始终不是大师级，经过时间的淘洗，甚至有沦为二流作家之虞。作为当代的普通读者，所知闻的其作品大概只是“电影史上最早的先锋试验电影”、至今仍享盛誉的《诗人之血》，以及他有份参与创作的、斯特拉文斯基的著名芭蕾舞剧《春之祭》。
       他有很多枝杈，却没有栽下大树。
       遥遥海上相对应的人
       与科克托同时代，在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也出过一位类似的人物：邵洵美。
       两人都是相貌俊美的风流公子，都是交游广阔的社交名人，都有多方面才华和涉猎：邵洵美是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编辑家、出版家，还是业余美术爱好者——当科克托正在巴黎呼风唤雨的时候，邵曾前往法国画院学画。在他们所重合的身份中，最突出的是两个：
       其一，诗人。像科克托一样，邵洵美也极重视自己的诗人角色，曾郑重地地说：“你认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其二，社交界主角、文坛活动家。邵洵美与众多文艺界名人有密切交往这一点不输于科克托，尤其是他为人仗义疏财，获“海上孟尝君”的美誉。晚年大难中，还对此念念不忘：六十年代初他与贾植芳同狱，自度未必能活着出去，特别托贾出狱后为他澄清两件事，第一件是说当年萧伯纳来上海，与文艺界会面，是他负责接待、掏钱的，但当时报纸都没有写他的名字，使他耿耿于怀，希望贾能写文章为他声明一下。——这事情看起来很小，邵的重托似乎有点好笑、有点小气，其实正可以从他十分看重自己作为文艺活动家这方面去理解。
       邵洵美后半生寂寞落魄，与科克托的际遇判若云泥。近些年，其人其文才慢慢被比较全面地“挖掘”出来，除了他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的一段情缘为人所乐道外，这几年陆续有其妻、其女的回忆录问世（盛配玉著《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一版；邵绡红著《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6月一版），更由陈子善将其文艺论述编辑结集为《洵美文存》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一版），较完整地呈现了邵作为评论家的成绩。——总之，可说是形成一个小热点。
       然而，同样客观地说，邵洵美的成就不能算很高。他的诗歌，陈梦家在《新月诗选》中以“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的女人”、“翡翠”等辞赞美之；但，也就仅是“新月派”这一流派的代表诗人之一而已。他的文论、评介，确有自己的见解与思考，读《洵美文存》，甚叹其视野的宽广、触觉的灵敏、眼光的独到；但，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翻译，多已湮没。他造福不少、颇为人称道的出版事业，也有业内专家提出不同看法，直以《邵洵美：一个不太成功的诗人出版家》为题评之——他的整个文学生涯，甚至被人讥评为“在文坛上打杂”。
       我似乎在贬低邵洵美，其实我对他有相当好感；只是感到，如果他不是那么“杂”，以其才气，专注一面，是否能有更高建树呢？这情形，也跟科克托一样。
       当今世代我们怎样做“人”
       我无意写“科克托邵洵美比较论”，只是将他们作为一个现象提出来。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类多头出击的人才，但问题是，怎样才算“人尽其才”？
       曾焱在介绍科克托的文章《在我身上，有某种令人过敏的东西》（《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3期）中说：“他所实现的一切，完全可以满足任何时代任何人对于天才的想象力。”“他永远不肯在一个领域停留到足够伟大”，“他把整个人生变成了一次创作，从一种艺术形式进入到另一种艺术形式，留下开启时代灵魂的作品，然后离开。”——这是从一种游戏人生的角度去解读，如此过一生，也是很潇洒的。但说“完全可以满足任何时代任何人对于天才的想象力”似就有点过了，因为历史上还有两个辉煌的时代：古希腊和文艺复兴。
       在这两个我神往倾慕的风流盛世，涌现过很多博学多能的全才人物，他们出入文学、历史、哲学、科学、艺术、政治、军事、经济、农业、建筑、宗教、探险……各大门类以及每项中的小门类，像串门玩儿似的，在多方面都能有赫赫建树，文治武功、天文地理顺手拈来齐头并进（而不是局限于文艺这一门类中的多方面发展）。像被黄永玉称为“最‘人’的人”的达·芬奇，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我曾在一篇《做人要做文艺复兴的人》中说：文艺复兴时代，“多有一身而占不同领域风骚的全能巨人，这样的多元发展，充分实现了人的多种可能性。那时候的人，就是最高理想的人。此后至今，再也没有这样的时代、这么多集中出现的真正完整的人了。”
       后世只能追慕流风余韵，却也曾有惊鸿一现的时光，像法国和中国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群星璀璨，且多为通才，科克托、邵洵美就是其中两个例子，这两个时代亦为我所喜爱。但比起古希腊人和文艺复兴人，这两个时代的才人学士的气派格局、开创性成就等还是要低一个档次。而且，他们还会遇到选择的矛盾、多能无法一专的烦恼。
       科克托的《存在之难》，书名取自一位法国数学家、哲学家（也是“杂家”了）的临终遗言：“一种存在的艰难”。其《引言》的结尾说：“最终，一切都安宁了。只有存在之难，无法安宁。”我当然能理解科克托指的是人生形而上的“存在”，但想想他的生命历程，恐怕这种“艰难”、这种“无法安宁”，也可以比喻他选择游移不定的多样化人生所带来的滋味吧。
       人类社会越来越趋专业化、专门化，分工越来越细，要再像古代那样多出“全能巨人”是不现实了，天纵才华如科克托、邵洵美等，也不过如此。但是，也许因潜意识受仰慕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伟人的影响，我始终欣赏多才多艺，乃至完全是跨领域的人，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按此生活——有的人纵向发展，不断向前跨越；我则愿横向发展，同时活出多个我。有的人追求生命的高度，有的人追求生命的深度，我追求的是生命的宽度、多角度。当然，难比古人，在宽的同时还能高、深，但多发掘一些人生的可能性总是好玩的。
       时代越来越制约人类（或者说是人类对自己的制约），我们也不必为科克托、邵洵美惋惜了——偏不把水果都放在一个篮中又有什么所谓？将才气分到不同的篮（甚至是更不相同的箩、盆、碟）中，也算另一种意义的尽其才吧。退一步说，他们（以及我）的天性就是喜欢这样到处蜻蜓点水，那就不作个人成就与荣誉的追求，只作为兴趣的发挥好了。不能尽才，但求尽兴。
       有枝桠而无伟木，却不妨像张爱玲说的“多一点枝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
       2006年8月23日处暑整理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