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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柏栎
       文：［美］史考特·杜罗（Scott Turow）
       史考特·杜罗写过九本书，包括《无罪的罪人》（Presumed Innocent）。他的第七部小说《普通英雄》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二战时欧洲的一个军队律师，于2005年11月出版。
       我从未见过索尔·贝娄。几十亿行走在地球上的人——班图部落的族民，巴西的玫瑰花农，广东省的工厂工人——如果稍许了解索尔·贝娄是谁，也能说出同样的话来。还有数百万这位已故小说家的崇拜者在回味着他的作品，但从未真正想过他们的轨迹能与他相交。不过只要我愿意，这种煞有介事的情况倒是可以发生的。几十年来，我和贝娄保持着疏淡的交情，某些时候还有些尴尬和滑稽，但我最终不想把这个伟人发掘出来。自从今年四月贝娄过世后，我似乎开始思索这个决定的复杂意味。
       1966年，我在艾姆赫斯特学院念大学一年级时，开始读贝娄的作品。当时就像书页里伸出来一只手，一把将我拉了进去。我的理想是当小说家，于是我好比一个搜寻线索的侦探，仔细读完了所有当代小说。但是贝娄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让我倾倒。犹记1969年11月，我像肩负使命般踏雪去买一期刚上架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我读大学时，贝娄唯一的长篇小说《萨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誷 Planet）就在月刊上首发连载。
       我不止一遍读过贝娄的所有作品，但仅仅这样说并不足以描述我的兴趣所在。我像研究圣经片段一样地研究贝娄，在每个字上思来想去，有时会挑出喜欢的片段，一想就是一个钟头，有时甚至会用指尖抚摸单词，仿佛它们是用盲文写成的。他是如何做到的？我常这样想。他是怎样能够用雄浑的声音来传达一整部人类的合唱？他是如何用不同的调子，不偏不倚地唱出动人心魄和滑稽活泼的效果？贝娄文风多变，经常在一个句子中把芝加哥混混的暗语和教授的雅言丝丝入扣地融合在一起，但也有持之以恒的内涵，其中之一便是穿透生活并丰富生活的思想力度，这对一个两三年级的大学生来说，是一堂特殊的永恒之课。
       带着仰慕者特有的热忱，我收集有关贝娄的闲谈琐事，盘诘每个我所知道的认识他的人。这是调查研究：我只想尽一己之力了解此人的方方面面。
       回想起来，我狂热地倾心于贝娄的作品，除了极其欣赏其文学价值外，还有其他原因。在我成长的岁月中，索尔·贝娄不仅是伟大的美国小说家，不仅是评论家们通常投票选出的在世一流作家，而且还是和我一样的芝加哥人和犹太人。《赫索格》取得令人震惊的经济效益，它在1964年发表后，连续四十二周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还拿了一大把文学奖，包括“国家图书奖”），使得贝娄在我家乡一举成为智慧王子。我的家乡名人匮乏，文艺界中国际性的成就几乎都只降临在那些离开了这座垂头丧气的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身上。这种无与伦比的民众骄傲在芝加哥的犹太人聚居区表现得尤其显著，贝娄就是在那里长大成人的，当地很多人都能振振有辞地说出他们认识贝娄笔下众多人物的原型。
       然而，贝娄在当地的声誉也不能完全解释我的喜好。索尔·贝娄，原来和我父亲一样，是在同一个洪堡特公园附近长大的。他们几乎同龄（贝娄大三岁），生活经历惊人相似。两人都是移民后代。我父亲小时候叫大卫·妥罗维特斯基，而贝娄也不叫贝娄，而叫所罗门。两人都是家中的小孩，有时都会被严厉的父亲责骂。我的爸爸四岁丧母；贝娄读高中时，母亲莉查·贝娄长期卧病，儿子从图利高中毕业后才一个月，她就过世了。
       那所高中，也是我父亲就读的学校。因为我祖父不希望他没有妈妈的儿子晃荡在大街上，就把我爸爸送进了暑期班，这样他在1934年1月毕业，当年十五岁，只比贝娄低一级。（当时芝加哥的公立学校允许同级学生一月份入学，因此图利高中冬季毕业班的规模几乎和六月班一样大。）
       但这并不是说我父亲和索尔·贝娄就是好朋友。据那些年里爸爸最要好的朋友欧文·派索克在《图利评论》（The Tuley Review）中说，父亲和他很少与贝娄的圈子——那自谓的“知识阶层”——交往。我记得父亲偶尔提到，高中时他认识贝娄最亲密的高中好友之一，西德尼·J·哈瑞思，他后来成为当地著名的专栏作家，为《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供稿。说起来，最有可能的是，我父亲和贝娄只是点头之交，在一所大约1200人的学校里，在每日必经的自助餐厅和健身房中擦肩而过，这种交情让人得以在日后宣称：“啊，对，我读高中时认识那个家伙。”我记得家里曾有过关于《赫索格》的热烈交谈，但我不能据此认为父亲甚至能将世界著名小说家与所罗门·贝娄联系起来。
       这几乎与我无关，因为当这两人都还在世时，我压根没有意识到贝娄和我父亲之间有何关系。我是一个十足的贝娄迷，我积攒起来的细枝末节——恋爱的详情啦，喜欢的餐馆啦，中学的课程啦——有时都能让我的朋友吉姆·阿特拉斯为之吃惊，他写的贝娄传记可是最得好评。但我不知怎的就没有发觉，贝娄和我父亲长大的地方相隔几个街区，他们在同一时间走过同一所学校的厅堂。
       我喜欢的一条心理学格言是心理学家马龙·龚特所说的“每个青少年都需要一个成人助其成长，但这个成人不能是他们的父母”。我父亲是出色的医师，很多人见识过他粗犷的魅力。他也是位严厉的父亲。和许多他那代的人一样，他被情绪所困扰；情绪左右着他，但他无从预知和分辨。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某种心结。父亲幼年丧母，因而想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许多，他有时不可避免地将孩子们视为竞争对手。他是妇科医生，这或许意味着更多的母性话题（正如我当精神病学家的阿姨曾经指出），对他儿子来说，则主要意味着他工作不休。很少和父亲共处的我渴望能得到他的赞同，但他极少夸奖我。更多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就会招来尖锐的讽刺。
       于是，我十七岁时就得出结论，我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我丢开了上医学院的念头——这是他对我的期望——而是用各个击破的英明策略，继承了我母亲的志向，想当一名小说家。这一志向更与我充满热情和幻想的生活，以及我对各种叙述体（无论是连环漫画，电视，电影还是书籍）无尽的热爱相合拍。然而在拒绝以我父亲为榜样后，我仍然面临如何长成一个男子汉的问题。
       于是索尔·贝娄来了。作为一个想当小说家的男孩，我无法找到比贝娄更好的偶像，他庞大的影子投射在我曾经的世界中。贝娄是作家，有着非凡的成就，是天才。简而言之，他就是我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或者我也许希望有他这样的父亲？或者兼而有之？这种自我分析尽善尽美，就会是个圈套。对我来说，索尔·贝娄意义重大就足够了。他清晰地表述着我父亲常常含糊的感觉，用独有的文学语言阐述着我父亲的世界，而我也想用这种语言来阐述自己的世界。我怎能不为之沉迷？我特别醉心的是《惜取今朝》（Seize the Day），那是我大一时候读的。在这个中篇小说中，托米·威赫姆的父亲是个铁石心肠的医生，他苦命的儿子徒劳无功地想去赢得父亲的欢心。我现在对此完全了解，但当时一无所知。
       1970年9月，我在斯坦福大学作为写作研究员参加了号称不凡的思塔格培训。我在那里一共呆了五年，前两年当研究员，后三年在创写班里开讲座。在小说创作高级研讨会上，研究员和研究生阅读、讨论彼此的作品，我则一直在讲贝娄。我的激情并没有得到普遍共鸣。组织里资历最老的小说评论家——恰克·凯德，比尔·济德瑞治，瑞蒙·凯佛——更倾向于小格局的冷峻风格。而华莱士·斯特格纳（此人如今已拥有自己的门派，圈子里的人都视他为同代人中最优秀的小说家）则反感贝娄，认为贝娄正是他所说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团”中的一员。“《党派评论》团”是指文学界的中坚犹太知识分子，他们对华利的不屑一顾有失偏颇。
       但是接着就来了一个飞扬跋扈的文学暴徒，企图把贝娄拉下他的宝座。《萨姆勒先生的行星》发表在“政治正确”发轫之时，骇倒了不少读者。特别是其中刻画了一个黑人扒手王，阿特·萨姆勒在曼哈顿河畔公交车上工作时注意到了他。这个扒手知道自己暴露之后，某天跟着萨姆勒回家，把这位独眼老人按在公寓门廊的墙上，威胁的话暴露了自己的阳痿，“一个巨大的褐紫色的没有受过割礼的东西——一根管子，一条蛇……说明大象的腿性感灵活。”我激赏贝娄的敏锐，他看到了罪恶与性混合的致命之处，而这点已被心照不宣地当作黑人男性的典型象征。但在我看来，这个景象似乎彻底错误——不是说事情不会这样发生——这让贝娄和他的作品遭到了第一轮针对他世界观的枪林弹雨。对一位小说家的责难，特别是对贝娄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没有比声称他搞错了生活更具摧毁性的了，尤其当该对象还是贝娄这样的顽固分子。然而，我觉得《萨姆勒先生的行星》很精彩，在那个人类既能登上月球，又能进行大屠杀的年代，绝妙地契合着时代。我更高兴的是，1971年3月初，他——从某种角度来说，和我一起——再度荣获国家图书奖，洗刷了这份冤屈。我因这项胜利而欣喜若狂，经过数日的心理准备后，斗胆给贝娄写了封贺信。（当时我父亲正经历生平第一次精神创伤，那很快成为所有产科医生的噩梦：医疗事故官司。但这个重要吗？）我没有备份这封寄出的短信，但我为想写些什么而考虑了那么久，对贝娄及其作品的感情又如此深厚，因此仍然记得这样一句评语。“即使人们都认为您冷面无情，”我写道，“我知道您有一颗温暖的犹太人的心。”因为如此，我说，我相信他或许会感到高兴，因为知道自己的作品对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区区研究生意义有多大。
       雷尔·比纳如今是短篇小说作家兼律师，也是西北法校的讲师，但数年前，她还未投身于任何一项事业时，曾受雇为贝娄处理《赫索格》发表后随之而来的如潮信件。收到大量来信不单是因为《赫索格》聚集了一大批畅销书读者，也是因为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内容是莫西斯·赫索格“对报纸、公众人物、亲戚朋友，最后是对死者，他默默无闻的死者，以及有名的死者”的急信。我理所当然地以为，贝娄的余生都会在收取他人信件中度过，那些人和莫西斯一样，总想信笔写下几行激情文字，无论是辩驳，争吵，还是一抒崇拜之情，总是被赫索格日常发泄的炽热情怀所左右。这种向往既允许我写信，又对我保证不会有回音。我知道，击败对手的贝娄收到的贺信可能有一海洋，而我的那封短笺只是其中的一汤勺。
       但我记得，就在接下来一个月，一个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寄来的蓝色航空信封抵达我在帕洛·阿尔托的公寓。一页的信笺是用手写的，我现在觉得像极了我父亲的笔迹，好像这两人是由一个书法老师教出来的。
       “有时候我担心‘一颗温暖的犹太人的心’可能会产生误导，”贝娄写道，“就是说，这句话没有给出，也没有反映真实情况。这似乎总是每况愈下。但它本身一定是好的。”这几句话含义隽永，真是非贝娄莫属，特别是“真实情况”后的一小段思考，正是他笔下人物从雨王亨德森到萨姆勒到赫索格的典型怀抱，他们都力图发现宇宙中人类的真实地位，而这宇宙正被杂乱无章的人类情感弄得越来越乱。雷尔·比纳说，她在为贝娄工作时，他通常不会给每个崇拜者回信，而他的回信也总是打印出来。因此我的短笺中必有某种东西促使他急笔写下回信——大概是我的用词：“一颗温暖的犹太人的心”。回想起来，当然，我想我会不会是因为父亲而得到了贝娄的回信：贝娄是否认出我父亲高中时的姓氏？
       1975年夏天我作别斯坦福大学，结束了学术生涯，进入哈佛法学院。要详细陈述这个决定，恐怕需要比此文更长的篇幅。我迷上了法律，而且梦想着（我的律师朋友告诉我，这是愚蠢的）既从事法律实践，也继续写作。
       一年后，1976年10月21日，索尔·贝娄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我那几乎停滞不前的文学事业，却有了惊人的进步：我正在完成一部关于自己在哈佛大学首年生活的回忆录《哈佛新人》（One L），是帕特南父子图书出版公司的尼德·契斯跟我约的稿。但是当斯坦福大学的友人，麦克·罗杰斯打电话来请我为《滚石》（Rolling Stone）采访贝娄时，我兴奋起来了。麦克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创作都很成功，同时他也当杂志编辑，后来在出版界呆了很多年。当时麦克和他的老板嘉·温纳认为美国的流行文化刊物应当为美国高雅文化新出道的英雄做个访谈。而麦克认识的人里面，没有比我更了解贝娄的了。
       我起先写了封信到贝娄的地址，社会思想委员会，这封信和我的偶像崇拜信不同，毫不涉及阅读反馈。
       接着是第二封邀请。第三封。后来我给贝娄的办公室打电话，给秘书留言，但没有答复。最终我使用了七十年代的电讯核武器：一对一的通话。我会冲出教室，跑到奥斯丁大厅的地下室去打付币电话，告诉接线员我要和索尔·贝娄通话。他从来不在。但某天午餐时间，我猜想秘书们都离开了，电话铃响了多次后，一个声音低弱得令人惊讶的英雄现身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不知怎么，我就知道这个柔和的声音是贝娄的。我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自己滔滔不绝。我记不清自己当时说了什么，但肯定不如归结为“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我问，多少次采访机会他能够给予一个不仅读了他所有的书，每一本还读了几十遍的人。如果我不是鲍斯威尔①，我能否是他最希望在大众媒体上和美国民众交流的代表？这假定了一个事实，正如我后来明白的那样，这个事实并无依据——就是说，我假定贝娄乐于被除了读者以外的观众所了解。
       《赫索格》中我最喜欢的片段是莫西斯·赫索格在芝加哥湖滨快车道上遭遇一起轻度撞车事故。到达现场的警官是——用六十年代中期的话来说——“两个高大的黑鬼警察”。尽管赫索格教授大名赫赫，受人敬仰，警察检查了他的执照后却称他为“莫西斯”。“‘这可好，’赫索格想道，‘只有落到他们手里时才会听到这种要命的亲切叫法。’”这是对权力易变和小特权阶层暴力的可爱的小点拨（也是种族报复的潜在插曲，因为这些中年黑人警察已经沦为交警）。
       现在，正当我在恳求贝娄，而他也准备提出异议时，接线员突然插进来了。“等一下，”她口气生硬地说，“等一下。”我们还没有确定我是否在和要找的人通话，这可是打电话的目的，她就跟诺贝尔奖得主说话了，口气就像湖滨快车道上的警察，除了她尖锐的多尔切斯特②口音不像。“等一下，”她又说，“是索尔吗？”
       他怎能否认呢？他一点也不想持续这场谈话，正如他不想用沙纸作面巾。但他用比刚才接电话更小的声音，顺从了那个小权威。是的，他不情愿地承认说，他其实就是我要找的人。
       接线员走开了，我们的谈话又持续了一分钟不到。我恳求着，但贝娄说了好几次不。他彬彬有礼，甚至和蔼可亲。他没有贬低《滚石》，更没有看不起我。他说，他只是不想立刻又被采访。听起来他是因得了诺贝尔奖而受到众人瞩目。我们挂了电话。这就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和索尔·贝娄的通话。
       贝娄的魔力并不是对人人都起作用。许多年来，我督促着朋友和亲戚去读他的书，他们却常有一个共同的抱怨：什么情节都没有。这对贝娄的小说是个公平的说法，那些情节通常可概括为：一个家伙到处闲逛。贝娄的主人公思考、谴责、受苦，他们的思维带着他们像流星一样穿梭于生活之中，外在的事件只提供偶然的推动力。这些小说中的大部分行动描写都是日常生活。我们读贝娄是为了寻找想法、价值、细腻的反思——而不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从青年步入中年，我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不是索尔·贝娄。我开始对小说的使命，或至少对我自己的写作有不同看法。在美国现实主义潮流中，讲故事似乎尤其被人忽视，而贝娄就是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作家力图表现中间跨度的经历，其实也就是我们所有人在大多数时间内过的世俗生活。“下面会发生什么？”这不是顶尖的现实主义作家希望他们的读者提的问题，因为答案被假定为：“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于是，闹剧、巧合、极端事例不是小说的主体部分，而贝娄小说如《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受害者》(The Victim)、《惜取今朝》的情节显而易见并非是要加速读者的心跳。但我在芝加哥当检察官时，生活在一个要不断和各种犯罪名目斗争的世界中。当刑事案例中的重要证人从某一方的立场开始陈述案件经过时，我一次次被法庭上的魔力所俘虏。这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的生活也许被日复一日地诱陷在网中，但我们的想象力没有。我们迷恋犯罪，法律则竭力要给失缰的冲动打上理智的枷锁，其中总有些要紧的东西。在这样的反思中，诞生了我第一部出版的小说：《无罪的罪人》。
       1987年《无罪的罪人》出版后，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从一个在往返列车上挤出时间来写作的检察官变成一部小说的作者，它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也在《纽约时报书评》的头版受到好评。不止一人向我说起，索尔·贝娄已经不再是镇子里唯一的文学热门人物，我只是一笑置之。我心目中极少有当代作家能和索尔·贝娄平起平坐，我当然不在其中。我肯定贝娄会指责《无罪的罪人》那显而易见的目的：这就是一部流行小说，情节里的事件完全不是日常生活。
       无论如何，这部小说让我在当地赢得了声誉，还有随之而来的职责。1991年底，我从芝加哥最大的读写机构签发了一封套用信，呼吁全国数百名作者为募集基金的拍卖会捐赠书籍，但我甚至不知道邮件名单上都有些什么人。然而1992年1月，我吃惊地在自己法律办公室的收件箱里找到索尔·贝娄的信。他把家庭住址写在纸页上端，谈了一下美国的文盲率，并允诺给拍卖会送一本书。他又补充说：“我愉快地欣赏了你的第一本小说。新的那本我还没有买到。”
       “新的那本”指的是我的第二本小说《证据的负担》，《纽约时报书评》也在头版上作了评论，但口气刻薄。尽管如此，这本书让我那十五分钟得以延续，使我登上了《时代》封面，而且在1990年夏季一连十一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居第一。
       我照贝娄的家庭地址写了回信，信封里装了一本《证据的负担》，说得知自己的作品能得到他的关注，我是何等激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如果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肯因为一封套用信而拨冗给你手写回信，又不怕麻烦地给你家庭住址，他是不会想退避三舍的。按照逻辑发展，接下来会是提议共进午餐，或者喝茶喝咖啡，并且亲手呈递我的第二本小说。但是贝娄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浸泡在象征主义中的形象，我想我没法想象他和我的生活在现实中交集。
       但是寄给他这本书，我还是兴奋的。我偶尔会模仿自己喜欢的作者，但从未尝试贝娄的文风。但他的一些用词，以及更多的讽刺腔调永远留在我心里，正如少年时代的教训往往会与时俱存。《证据的负担》的主人公商第·斯特恩内心的喃喃自语，淡淡地回应着贝娄的几个人物——这个我写作时就意识到了，别人有时也会作此评论。我希望贝娄会看出这种致敬而欣喜。
       我没有如愿以偿。十一个月后，贝娄寄给我一封打印信，道歉说没有早些意识到我的礼物，他将之归罪于“一系列惊人的逝世”。其中之一当然是阿兰·布鲁姆，《封闭的美国心灵》（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作者，她和贝娄一起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十多年，上个月过世了。接着贝娄写道：
       我想我告诉过你，我是多么欣赏《无罪的罪人》。当然，你的处女作引人入胜。我一直高兴被犯罪、调查、起诉——尤其是那些发生在我们芝加哥地盘上的——可怕的重量而吸引。《证据的负担》的吸引力比不上前者。我一直讨厌并尽量避免写评论信。我更是特别讨厌收到评论信。因为到了我这把年纪，说长论短似乎总别有意味。我避开这种事情，而且我很不情愿被一个同事看成是除了同行作家别的什么都不是的人。我更喜欢你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这样。现在我正期待着第三部。言语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海涵。祝好。
       十三年后，我仍然不知该如何准确地解释这封信。不消说，其实仅仅一张感谢条便已足够，况且事情已过了将近一年。我没有要求，也不需要他这样坦率地放下架子，而且我从未完全明白为什么贝娄会说他避开评论信，却又把评论言辞写在这封信里。不管怎样，如果我更确信的话，我也许会把这股山顶来风看成是一段私人交往的开始，这种交往是建立在我的认识上的——无论文学之风往哪个方向吹，贝娄总是我愿意承认的大师。毕竟，他的作品我也不是一视同仁。
       但我看到他回信的那刻，我觉得那口气毫无疑问是严峻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反馈就像我父亲时常毫无理由的痛击，但这样的想法当然无法让我释怀。贝娄或许会这样说，读这封信就像在脑袋瓜上敲个爆栗。谁会这样挑剔礼物呢？果然是“说长论短”。“性情古怪”用法语怎么说？①
       我当时想，我和索尔·贝娄算是完了。我没有回信，没有寄去他说他等待着的第三部小说，也没有再联系。
       一年后，贝娄走了。是被波斯顿大学的校长约翰·西贝尔求走的。1993年春，贝娄离开芝加哥大学的想法一经公布，芝加哥人震惊了。我猜想，贝娄在写给我的信中所抱怨的逝世让芝加哥看似鬼影重重。
       大约一年后，就是贝娄在波大就职后的夏天，一位著名的德国文化记者来采访我，内容有关我的第三部小说《辩护的罪恶》出版了德文版。
       “昨晚我碰到索尔·贝娄。”我的德国客人和我第二次见面时说。我想他到芝加哥来，也是为了采访仍然在市里时而出没的贝娄。但不是这样，那次相遇纯属巧合。这个德国人去了芝加哥著名的贝格霍夫餐馆，而在他前面排队的人正是索尔·贝娄，他也是独自一个。记者认出了他，他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交谈。贝格霍夫就在联邦大楼正后方，我在联邦大楼当了八年的美国检察官助理，大概在那里吃过一百次饭，这个欧洲人只去了一次，却遇见了芝加哥最有名的文学市民，这种讽刺让我心头发痛。我想，我或许是否应当重新考虑，趁贝娄还在附近时就把他发掘出来？但这想法被我再次否定。他来信的记忆依然清晰，而且在文学圈子里时日渐长，我也多次发觉，有些作者与其会面，还不如去读他的作品。
       此后几年，我遇见贝娄的朋友，说起那次差一点儿的半空相撞，他们都觉得好笑。好几个人提议来安排一次会面。我想，如果我和那个德国记者一样在贝格霍夫撞见贝娄，我无疑会激动万分，但我不愿提出会面，不知怎么就觉得那样我像是去求他。这是我自编自演的心理剧。但我还是不容置疑地说，我不需要。
       贝娄的过世提供了一个哀悼的时机。我闭门不出。我的父亲也在几年前去世了，如今我再次体会到一点让人心悸的空缺。读到讣告上说，贝娄曾经就读于图利高中，心中交错的闸门终于升上去了，我意识到我这样的关系，是和两个人建立的，而非一个人——它们的和谐共存无疑复杂化了我和贝娄少数的几次私人交流，但我也意识到，它大大增加了我对他作品的倾注和欣赏。躺在艾姆赫斯特学院寝室中，贝娄的小说用力量抓住了我，我感觉像是在读我自己生活的秘密故事。我想我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