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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美] 莉萨·罗格克（Lisa Rogak）　译：朱振武
       莉萨·罗格克是一位多产作家，迄今已有二十五部著作，犹长于传记，素以文笔优美、内容翔实著称，代表作包括《霍华德·迪安：实话实说》、《科林·鲍威尔：真我的风采》、《罗伯特·阿特金斯：真实的故事》，以及已经付梓的《悲伤的结局：谢尔·希尔弗斯坦的一生》等。是罗格克2005年的最新力作。作为丹·布朗的同乡，现在仍居住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罗格克被评论界誉为“最适合为丹·布朗树碑立传的人”。
       《<达·芬奇密码>背后的人——丹·布朗传》全书共十章，本文选自该书的前六章，完整的单行本不日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第一章 密码之源
       “我在一个以猜谜和解密为乐的家庭里长大。”丹·布朗回忆起他的童年时说。“每个圣诞节的清晨，大多数孩子总是在圣诞树下找到他们的礼物，而我和弟弟妹妹得到的却是一张满是密码的藏宝图。我们拿着它，从一间房找到另一间房，为费尽心思找到的圣诞礼物而欢呼雀跃。从那时起，解密就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我的家庭还是个数学、音乐与语言的天堂，而密码和谜语又恰恰是这几种语言的融合。”
       布朗刚满十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发起了第一次寻宝行动。在那个圣诞节的早晨，父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送给他一大堆光彩靓丽、包装精美的节日礼物，而是交给他一首诗。虽然诗的内容让布朗觉得有点似懂非懂，但他却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首诗暗示了一些线索。于是，他和刚满六岁的妹妹瓦莱丽——当时他们的小弟弟格雷戈里还没有出生——按照诗上的提示找到了另一个房间。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张索引卡，上面潦草地写着字母“E”和另一首诗。
       游戏才刚刚开始。根据第二首诗的提示，他们绞尽脑汁找到了下一张索引卡，接着是第三张……就这样一环扣着一环，布朗和瓦莱丽一共找到了四张索引卡，上面分别写着字母“C”、“O”、“P”、“T”。最后一张索引卡上的诗告诉他们，这些字母在排序正确的情况下能拼出他们的圣诞礼物。
       布朗和瓦莱丽马上猜到他们的礼物是去佛罗里达迪斯尼乐园埃普考特中心的旅行。从此，几个孩子迷上了解密，他们的父母也把设置寻宝游戏当成了最大的乐趣，这几乎成了家庭内部一场秘而不宣的智力竞赛。就这样，寻宝游戏一直沿袭下来，成为布朗家一项经久不衰的传统，直到1993年小儿子格雷戈里外出求学。
       后来有记者问起，他们有没有遇到被难倒的时候，布朗笑着回答道，“哎呀！不会的。我们的父母非常和善，如果我们找不到，他们会给点提示。”他还风趣地说，下次回家看望父母，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箱倒柜，把房子搜个底朝天，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这当然只是一句戏谑之词。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布朗对权威人士——小时候是对他的父母——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怀疑。布朗相信，他们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而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无疑是一项妙趣横生、意义非凡的壮举。
       “我的家乡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方。那里有常春藤联合会大学的秘密俱乐部，有美国开国元老设立的共济会地方分会集会所，还有早期政府星罗棋布的秘密通道。”丹·布朗说，“当地的精英分子组成各种私人俱乐部和秘密团体，而且行事乖僻，神秘兮兮，这在新英格兰已经成了因袭已久的传统。”
       追根溯源，如果你想知道丹·布朗的小说为何如此独具特色，那么不妨到他的家乡埃克塞特看看。始建于1638年的埃克塞特是一座位于美国花岗岩州1的海滨小镇，布朗在这儿度过了三十余载的时光。他曾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就读，这是一所名牌大学的预备寄宿学校，专门开设九至十二年级的课程。要想获得有关布朗的第一手资料，那你就最好去学院的礼堂走上一走。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的礼堂里摆放着历届成就突出的学生的相片，这里不仅有杜邦、格蒂两大家族的子嗣后代，还汇集了美国政治界的精英人士，其中包括曾住在同一间寝室的大卫·艾森豪威尔和弗雷德·格兰迪——19世纪70年代风靡全美的“爱之舟”节目让他们成了家喻户晓的政坛精英——甚至连赫赫有名的小亚瑟·施莱辛格也曾是这儿的学生。曾就读于该学院的作家还有戈尔·维达、乔治·普林顿、乔伊斯·梅纳德、唐纳·霍尔和布斯·塔金顿等人。几个世纪以来，新英格兰的预备学校一直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文化氛围：这儿的学生个个举止优雅，谦恭有理，不仅是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还包括狄尔菲尔德、菲利普斯·安杜弗以及乔特·罗斯玛丽会堂学院，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带着学院传统赋予的儒雅气质和迷人风度离开了这里，这一切让他们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受益无穷。
       布朗从小痴迷于秘密团体和历史故事，而他的家庭也把猜谜和解密当成最大的乐趣。几十年后，当布朗选择密码和历史作为小说的主题时，一切就显得再自然不过了。但是别忘了，他毕竟在埃克塞特这方神奇的土地上长大，几百年来生活在这儿的祖祖辈辈们留下的传统将带给他无法磨灭的影响。
       现在，当我们朝横贯这座小镇的街道——水街——投去匆匆一瞥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城镇的建筑风貌虽历经漫长的岁月，但与明信片上20世纪初的模样比起来却没有多大差别。时至今日，为数不少的店主们仍在为他们锡制的穹顶和精美的木雕而感到骄傲。这些陈设仿佛让这里的人们想起了那个古老悠远却风光无限的时代。
       有人曾这样说，这个优雅静谧的海边小镇孕育了素雅古朴的民风和人们对知识和智慧孜孜不倦的追求，虽历经岁月沧桑，一切却依然如故。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早在150年前，学院就已落土建成，为小镇的教育业添砖加瓦。
       很早的时候，埃克塞特就被赋予了“学院小镇”的美誉。这里的居民非常重视青年一代的培养。早在1640年小镇就建立起了第一批正规学校，与1638年约翰·惠尔赖特神父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林地上建立起美国第一个街坊文教团 相隔仅仅两年。一百多年来，小镇一如既往，始终将文化教育事业放在首位。到19世纪初，小镇上已是学堂林立，从单间校舍到高等学府应有尽有。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正式招收其他州的学生。
       正如当时新英格兰的其他小镇一样，兄弟会、秘密俱乐部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也在埃克塞特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分会。在这些团体里，商贩、外来移民和学校教师相互交流和沟通，与志趣相投的朋友一同参加喜爱的活动。一些人潜心研究历史，另一些人则热衷于聚会和野餐，但是大多数活动都是男女分开，各自进行。大多数团体都有其社会性的一面，比如为当地的慈善机构募捐，为穷人筹款等等。但同时，有一些活动是绝对保密的，比如会员的衣着服饰、会员之间相互联络沟通的方式、新会员的入会典礼，以及各种纪念活动都远远在公众的视线之外。
       “红种人协进会”是小镇上最受欢迎的团体之一。它的前身是一个称为“自由之子”的组织，而该组织的历史又可以追溯到1765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个全国性的团体要求它的成员热爱美国国旗，热心社团组织的公益活动，在保持美国各种风俗传统和历史风貌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民主生活。每逢参加社团聚会，成员们还必须身着印第安传统服饰。与该团体类似的还有一个名叫“波卡洪塔斯协会”的女性社团。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直至20世纪60年代，这个女性社团风靡全美。到了20世纪30年代，社团发展达到顶峰，成员人数高达50万。直至今天，该社团在全美大约还有三万会众。
       镇上还有一个颇为有名的团体，名叫“共济会东部之星”，也被称为“共济会东部第59团”，这是共济会于1857年建立的一个地方分会。协会的所有成员都默守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满月那周的礼拜四碰头”。如今，该社团依旧活跃在埃克塞特镇，其会员常常在水街的共济会大厅二楼召开会议。
       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一直活跃在埃克塞特的秘密社团还包括“秘密共济会会员团”、“圣阿尔班1皇家秘密组织”、“禁酒会”和“皮西厄斯骑士团”。所有这些社团都为丹·布朗的小说提供了或多或少的写作素材。
       顺便提一件无关题旨的趣事：埃克塞特镇还出了一位饮誉海内外的地方作家，而且她还是布朗的本家。艾丽斯·布朗（1856－1948），出生在汉普顿瀑布附近，以创作乡土小说闻名，主要作品包括《蒂弗顿故事集》和《肯塔基蓝草》。她在非小说领域也有所建树，撰写过罗伯特·刘易斯·史蒂文森的研究论文，并著有一本游记。她创作的剧本《大地之子》在1914年为她赢得了一份高达1万美金的奖励。
       与布朗一样，艾丽斯也是位教师，曾在埃克塞特著名的鲁滨逊神学院——19世纪下半叶建立的一所女子学校——任教多年。二十来岁的时候，她跟布朗一样离开了家乡，来到波士顿，开始全职创作。
       然而与布朗不同的是，艾丽斯再也没有回到新罕布什尔州。晚年时期，她由于背离了自己擅长的乡土题材，创作越来越贫乏。到1935年，她完全停止了创作。看来，这两位布朗之间没有多大联系。
       此外，《盖普眼中的世界》一书的作者约翰·欧文也出生在埃克塞特镇。他在前街长大，离布朗儿时的住处仅隔一个街区。
       于1781年建成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是一所集古老与现代于一体的学院：校园里最古老的建筑纳撒尼尔·吉尔曼剧场早在1735年就已落成，比学院建立的时间整整早了46年，而校园里最年轻的建筑——校图书馆——却代表着科技发展的最新水平，拥有众多新兴设施和装置。考虑到学校的长远发展，学院从全美乃至全世界29个国家招收学生。而且与大多数寄宿学校不一样，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没把校址设在市郊，反而设在了埃克塞特的市中心。学生们可以随时随地去水街或前街购物，甚至连公车也用不着坐。他们中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把小镇上最大的集会场所——众议厅——也看作学校的一部分。
       虽然坐落在人声鼎沸的市中心，但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却跟绝大多数新英格兰的私立寄宿学校一样，像一个远离尘嚣、自成一体的小世界。学院的高墙不仅挡住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也阻隔了学生与外界的联系。刚入校的新生用不了多久就会明白，学院文化的精髓就是“内外有别”：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是自己人，除此以外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外人。对圈外人来说，发生在学院高墙内的任何事情永远是神秘莫测，而圈内人也必须守口如瓶。
       这样的观念对提高私立寄宿学校学生的集体意识和自学能力至关重要。而在丹·布朗心里，学院就是秘密团体的概念比任何一位学生都更加根深蒂固，因为他的童年就是在这所学校度过的。
       他的父亲理查德在他出生前两年来到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任教。布朗从小在校园里长大，这儿的一草一木陪伴他度过了青春烂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那还是1962年的秋天。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迎来了一对新婚夫妇——理查德·G·布朗和他的妻子康斯坦斯。理查德是一名新任数学教师，而他的妻子，一位受过严格训练的教堂风琴演奏家，将在这儿教授宗教音乐。
       学校里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是这儿的毕业生，而理查德却连一天都没在这儿呆过。不过这不要紧，只要他将来的孩子能在这里免费上学就够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虽然自己以一个圈外人的身份开始了教学生涯，但是他的孩子总有一天能堂堂正正地成为一个圈内人。
       不久，这对新婚夫妇在学校落了户。他们住在教师宿舍里，因为所有新员工在上班前几年都必须住在校内。
       布朗先生和布朗太太并不介意把爱巢建在学校。他们饱含热情，恨不得马上融入到学院生活中。每天，他们与老师和学生呆在一起，谈天说地，分享彼此的人生理想。在这里，布朗夫妇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庭。1964年6月22日，大儿子丹出生；1968年，他们唯一的女儿瓦莱丽出世；1975年，小儿子格雷戈里也呱呱坠地。
       除了丹之外，布朗家还出了一位畅销书作者，那就是丹的父亲——理查德·布朗。多年前，他曾与人合著了一套畅销全美的数学教材——《高级数学：离散数学与数据分析》。直到今天，这仍是美国高等数学课程的必备教科书。据说，这套书曾一度吸引了国家安全局的注意。这个当时还不为人知的机要部门不止一次邀请理查德加入，但他始终不为所动。他热爱学院的工作，虽然热情洋溢的邀请函让他有些沾沾自喜，但是他始终舍弃不下这里的学生，更舍弃不下他刚刚建立好的家庭。
       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的校园里，布朗的家庭总是显得异常活跃。理查德和康妮常常鼓励他们的孩子每天在学习之余尽可能地多参加体育锻炼。而在家里，他们则把智力游戏视为重中之重。
       “十岁的时候，作家马德琳·英格把我带到了一个充满神秘和惊险的世界。”丹·布朗回忆道，“她的经典作品《奇幻时空历险记》是第一本我读了好几遍的书，确切的说是四遍。她那叹为观止的四维时空观让我开始从多维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宇宙。我确信，正是这本书激发了我的好奇心，那时候遇到这本书就像一个迷路的人发现了一枚指南针，你可以想象它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自那以后再没有任何一本科幻小说能像《奇幻时空历险记》那样牢牢地抓住我的心。三十年后，我开始试着把这种神秘和魔幻的主题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中。这时候，我意外地发现，童年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由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的教师必须在校内住上几年后，才可以搬到城市的其他地方居住，因此，丹·布朗的童年时代几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大多数时候，他都跟父母一起在食堂用餐，然后在学生宿舍环绕的教师公寓里就寝。
       丹·布朗在埃克塞特的公立中小学完成了九年级之前的课程。1978年秋，他正式进入菲利普斯·埃克赛特学院就读，这时他对这所古老而排外的大学预备学院已经再熟悉不过了。比起那些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新生，布朗觉得自己具有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或许他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或许他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家财万贯，挥金如土，但是他对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了如指掌。
       “这个学校简直太棒了！在这里，你能认识来自全世界的学生。”曾在这里就读的苏珊·奥德韦这样说。她是丹·布朗的同班同学，1982级250名毕业生中的一员。
       布朗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上学的时候，他家已经搬出了校园。于是，他成了一名走读生。没过多久，同学们还给他取了个外号——“蹦蹦逗”1。奥德韦这样描述少年时期的丹·布朗：“跟他在一起非常有趣。他很会逗人开心，还很会找笑料，大大咧咧的，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与他呆在一起。”
       寄宿生每天和其他同学一起吃饭、睡觉、生活，与校外的人几乎没有接触，但是走读生却不一样。他们每天和同学一起上课读书，参加课外活动，放学之后成群结队地回到家里，与公立学校的学生几乎没有区别。布朗从小在学校长大，现在又成了一名走读生，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在这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里生活得游刃有余。在校内，他是一个圈内人；但是出了校门，他也能跟圈外人和谐相处。
       在学校的时候，布朗总是积极参加各项音乐活动。他跟老师和同学说，毕业之后他想去洛杉矶当一名创作型歌手。“他的声音十分优美动听。”奥德韦回忆道。
       奥德韦还告诉我们，虽然长期以来，新闻报道都宣称秘密团体和秘密仪式在新英格兰的私立学校里泛滥成灾，但事实上这都是危言耸听。在菲利普斯·埃克赛特学院，学生们如果想要参加像龙与地下城1这样的角色扮演游戏都只能偷偷摸摸，而且丹对这些一点都不感兴趣。“那时候，只有不合群的学生才会去参加龙与地下城。丹可是个讨人喜欢的乐天派，跟这些游戏完全扯不上关系。”她说。
       学校把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这让学生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去参加那些可能让自己惹上麻烦的活动。他们上完一天的课，还得参加体育锻炼，然后回家完成堆积如山的作业。寄宿生必须在晚上九至十点回到寝室，而此时像布朗这样的走读生已经回到家里好几个小时了。
       学生们只好用恶作剧来打发过剩的精力，但这依然不能做得太过火，大多数时候他们只在图书馆里小打小闹。校图书馆由费城的著名建筑师路易斯·卡恩设计而成，馆内有一个巨大的中厅，学生们常常在这里练练身手。他们有时从大厅的上空抛出一根长长的绳子，像蜘蛛侠一样飞来飞去，有时就在大厅边上表演乒乓球回旋特技。
       随着毕业的临近，高年级学生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他们甚至拿学校的校规“八大条”打赌，谁触犯的规定越多，谁就是胜者。“八大条”是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的建校之本，它涵盖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起居，到贩毒、敲诈、剽窃，无所不包，连爬上教学楼的屋顶也算违规。在此之前，任何一位学生要是胆敢触犯“八大条”都会毫不留情地被学校扫地出门。
       除了品学兼优、体育出色的学生，“菲利普斯·埃克赛特学院对那些擅长写作的人也总是另眼相看。”丹·布朗说。
       刚刚入学不久，布朗就走进了杰克·希思先生的英文课堂。希思是学校的神秘人物，向来少言寡语。当十四岁的布朗知道马上将拥有这样一位目光如炬的老师时，他简直要欣喜若狂。他的写作天赋终于有人赏识了。
       第一次作业，布朗写了一篇关于大峡谷的作文。“我不胜其烦地描写了石灰石的外形、色度，甚至包括每道裂纹。”布朗说道，“作文发下来以后，我却发现里面圈满了红笔印，希思先生删掉了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形容词，还给我一个C-。在文章的顶端，他写了四个字：简洁即美。”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期末，布朗的作文成绩总算上升到了C+。最后一堂课下课之后，所有的学生都兴高采烈地涌出了教室，而这个学乖了的毛头小伙却走到老师跟前，向他请教写作的奥秘。
        “简洁即美。” 希思依然这样说。
       临近毕业的时候，希思以一名棒球教练的身份再次出现在布朗的生活中。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其他赛队的教练不同，希思给这些年轻队员下的指令相当直观和简单。他不会采用一连串复杂的手势，也不会摇头晃脑，混淆视听。如果他想要一垒的跑垒手偷垒的话，他只会朝二垒点点头。
       有一次，布朗问教练为什么他的方法如此与众不同。希思又跟以前一样说道，“简洁即美”。
       《达·芬奇密码》大获成功后，丹·布朗总是对慕名而来记者和作家说，他成功的秘诀在于毫不吝啬地使用删除键。尽管走了不少弯路，但是他在中学里所学的写作技巧总算派上了用场。布朗坦言，是希思的教诲让他学会了字字珠玑、力透纸背的艺术，干净漂亮地完成了《数字城堡》。
       有趣的是，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还出了两位重量级的小说家：《象棋花园》的作者布鲁克斯·汉森和广受好评的《手语生涯》一书的作者李昌来1。他们二人都是1983级的学生，比布朗低一届。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的工业股牛市中大捞了一笔的华尔街金融巨子亨利·布洛杰特也曾与布朗同时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就读。
       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还教给了布朗一个受益终生的道理——这点在他那包罗万象的小说中格外明显——那就是，人毕生的追求应当是如何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当时，几乎所有的私立学校都秉承一个秘而不宣的宗旨：培养面面俱到、文理兼通的学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学校为学生安排了多门课程，从自然科学到人文艺术，从文学文献到体育锻炼，内容涉及到多个学科和领域。显然，这种理念是希望学生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能尽可能地接触各类知识，以便找到适宜的领域进行专项研究。
       布朗从小就在这种氛围里长大，耳濡目染，所以他对这一点的理解远比他的同学深刻。这也让他在以后的日子里能轻而易举、游刃有余地应付从未接触过的知识。
       这种好奇心与求知欲并没有因为学生时代的结束而终止。大学毕业之后，布朗曾试着朝音乐界发展，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个行业根本不适合自己。他不愿意呆在聚光灯下，这种忙忙碌碌而又无所作为的工作令他感到窒息。更糟糕的是，音乐让他失去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他那博古通今的才华简直要被埋没了。所以后来他决定选择四方讲台作为自己的天地。虽然在课堂里，他必须围绕一个主要课题讲述，比如英语，但是他却有足够的机会旁征博引，将其他知识和学科穿插其中。布朗终其一生就是希望找到一份工作能让他接触到方方面面的知识，而小说创作恰恰让他得偿夙愿。
       丹·布朗之所以能轻松自如地应付诸多学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其他人看来水火不容的两大学科——科学与宗教——在他的家庭里却和谐地共处，它们彼此依赖，相克相生。他的父亲以教授数学为生，而他的母亲却钟爱宗教音乐，擅于演奏风琴；他们互为补充，配合得天衣无缝。布朗从小就是个基督徒，他常常去唱诗班演唱，参加主日学校的清修，与小孩子们一起在教堂夏令营里度过了许多个漫长的夏日假期。
       布朗还透露了童年生活所带给他的影响。
       “我是一位数学家和一位宗教音乐学家的儿子，因此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注定一生迷茫困惑。”布朗平静地说道。“同一知识领域，科学依靠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如照片、方程式、或其他实物，来支撑自己的论断。而宗教却显得那么横蛮无礼，总是要求我不加怀疑地接受它所提出的一切。让一个那么小的男孩在这样一个残破不堪、伤痕累累的世界里去信仰一个虚幻的神，实在是很难。所以一开始，富含实证的科学更加吸引我。但是在这座固若金汤的科学圣殿里走得越远，我就发现自己越是身陷泥潭。”
       布朗的父亲对唱歌也情有独钟。还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就曾领着一大帮同学去观看父亲的演出。这是一出由当地剧团表演的名为《潘赞斯的海盗》 的歌剧，布朗的父亲在其中担纲主角。布朗的父母还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创造性思维，总是鼓励他们开拓新知。“我总觉得在我的一生中一定得干出点非同反响的事情来。”布朗雄心勃勃地说道。
       苏珊·奥德韦记得，布朗曾打算在中学毕业后从事音乐行业，这一点几乎尽人皆知。但让苏珊和其他同学意想不到的是，后来布朗竟然出版了一部小说——《数字城堡》。而在此之前，布朗从未透露过他对秘密团体如此着迷。
       “上中学的时候，他从未提起过他喜欢秘密团体，更没有干过与此有关的事。” 奥德韦说，“他是个非常阳光的大男孩，热情开朗，整天跟他的哥们混在一起，与所有的同学都合得来。看上去，他只是个普通的小伙子，天真浪漫，有个稳定的家庭，有个在学校工作的父亲。我们都没有察觉到他跟秘密团体有什么关系。”
       第二章 羽翼初丰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迷上了两件事：小说创作和歌词创作。”
       1982年春，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毕业之后，布朗把整个暑假用来游历西班牙。那次旅行让他迷上了周游世界。同年秋，他被阿默斯特学院录取。入校后不久，他加入校合唱团，并报名参加了来年的环球旅行。每当提到这次旅行，布朗总是说这是大学里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在这次旅行中，他不仅领略了不同的文化，而且接触到各个国家的人。“几个月里，我们去了十三、四个国家，”布朗兴奋地说。“要不然我大概这辈子也去不了。真是太奇妙了。”
       布朗还报名参加了校壁球1代表队。据他自己说，这支队伍简直是常败将军，屡战屡败，甚至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被其他代表队打得“落花流水”。在校期间，他仍然十分注重培养自己多方面的能力。为此，他选修了两门专业课：英语和西班牙语。
       在阿默斯特学院，布朗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时光，即使在成名之后，他还是时常把这段经历挂在嘴边。小说家艾伦·勒尔契克曾是学院的客座教授，在多年的执教生涯中，他培养了无数品学兼优的莘莘学子，布朗就是其中一个。“他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只好反复地修改。”他说。跟班上的其他同学一样，布朗也为拥有这样一位严谨敬业、文笔优美的老师而欣喜若狂。不过那时候，他从未想过将来要成为一位像勒尔契克一样优秀的小说家。在他的眼中，这位学识渊博的老人只是一位鼓励他时刻上进的老师，与当初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的希思先生没什么两样。
       布朗常常说，尽管勒尔契克教授诲人不倦，教给了他许多英文写作的技巧之道、思维发散的秘密之源，但那时的他却从未想过要当一名作家。虽然他把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消磨在各种各样的写作计划上，但却从没想过要把勒尔契克教授的真知灼见投入到创作实践当中。大学时代的布朗总是踌躇满志地规划如何将这些写作技巧运用到歌词创作中。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然而心想未必事成。十年后，当布朗在自己的第一本小说中对勒尔契克教授表示诚挚感谢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正是在勒尔契克教授课堂上的学习经历让他在时过境迁后仍能信心十足地拾起搁置已久的笔。
       在布朗的人生道路上，还有一件事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阿默斯特学院就读的第三年，他获得了去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留学一年的机会。
       来到塞维利亚大学之后，布朗又像以往一样选择了一门从未接触过的课程：艺术史。正是这门课上，教授信手拈来的几句题外话为《达·芬奇密码》播下了最初的种子。那是在一堂有关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课上，教授一边用幻灯片向学生们展示画作，一边随手指出达·芬奇在这些绘画、雕塑及素描设置的密码和疑团。
       当教授开始演示《最后的晚餐》这张幻灯片的时候，满满一教室的同学都已经昏昏欲睡了。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教授说道，虽然几百年来人们都误以为在这幅画中坐在基督右边的人是门徒约翰，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她是一位女人，确切的说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接着话锋一转，他又继续指出画卷中好几个为人们所忽略的细节，比如在整个晚宴中没有出现一只酒杯。
       这堂看似平淡无奇的课极大地激发了布朗的想象力，他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对于这个思维活跃、终生热爱解密和猜谜的大学生而言，短短的几十分钟让他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将最终改变他的一生，尽管当时他还意识不到这一点。
       “艺术史学家当然不会把这当作什么新鲜事。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的平常人知道像《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这样举世闻名的画作中竟然藏有密码，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布朗绕有兴致地说。“在塞维利亚大学学习艺术史的时候，我才真正一睹了《最后的晚餐》的庐山真面目。构成这幅世界名画的主要元素绝不是普通的油墨重彩，而是达·芬奇精心设置的神奇密码。当你凝视着《蒙娜丽莎》的画像冥思苦想她为何微笑时，你不过刚刚触及密码学的皮毛，诸如《岩间圣母》、《博士来拜》等画作中都充满了神秘的象征意义。”
       不论如何，布朗的视野从此打开了。摆在他面前的，不仅有列奥纳多·达·芬奇试图穿越百年隧道向观画者传递的隐秘信息，还有一个由无数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苦心设置的密码和神秘符号所构成的富饶宝藏。
       教授赋予了他一双神奇的眼睛。从此，他可以全方位地欣赏画作——它们不再是单纯的视觉艺术品，它们还是音乐、文学和宗教的符号。当布朗收拾行装，准备回到阿默斯特的时候，他对未来已经成竹在胸。虽然这些艺术史知识看起来与他的歌唱事业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他敢肯定在某个无法预知的时刻，它们将大放异彩。
       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后，布朗开始自学各种乐理知识。他知道自己并非科班出生，如果想在卧虎藏龙的音乐界崭露头角，必须在谱曲、配乐和幕后制作等方面狠下苦功。而且经过美国最好的两所私立学校长达八年的磨砺，他已经疲惫不堪，现在是静下心来做事的时候了。布朗一直以为自己所学的专业会让他在好莱坞的发展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直到到达西岸之后，他才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的错误。
       不过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布朗打算继续留在埃克塞特蓄势待发，为将来多积攒一些资金。为了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他还买了一架音响合成器和一部二手录音设备，开始试着谱曲。
       一天，在摆弄合成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能调试出一种很像蛙叫的声音。于是，他用这种声音制作了一支听上去像一群青蛙在池塘里争鸣的曲子。这支乐曲后来被命名为“快活的青蛙。”接着他又尝试着用合成器模拟其他动物的叫声，并一连创作了好几首短小的乐曲，分别命名为“铃木1的大象”、“暮霭中的天鹅”和“群鼠”。他决定制作一本以合成音乐为主打的儿童音乐专辑。不久，“动物们的合唱”诞生了。
       埃克塞特的几家地方小店购买了一些磁带，一些当地报纸对此也做了报道，但是“动物们的合唱”却只售出了几百盘。布朗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将这次失败视为一次自己制作销售作品的初次经验。但是，接下来他该干什么呢？既然他已为孩子们创作了一盘专辑，那么接下来他要在成人的市场里一试身手。
       首先，他成立了一家名为“调琴”的私人虚拟音乐公司，接着又以公司的名义于1990年发行了首张面向成人的大型专辑——“视角”。这次，他没有独挑大梁，也没有采用百分百的合成音乐，而是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请来了几位昔日好友，一同出谋划策。其中，奇普·贝克特负责整张专辑的键盘乐器演奏和演唱，而厄尔·贝瑟尔则充当起了贝斯手和吉他手。
       从一开始，布朗就知道正如“动物们的合唱”不同于当时市面上任何一支合成音乐一样，他的新专辑也一定不能落俗。他仔细分析了市场排名前四十名的音乐作品，别具匠心地将其中的流行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专辑中。“人们经常会问‘你们的歌曲近似于谁的风格？’我们就会回答，‘我们自己的。’这张专辑音乐舒缓流畅，婉转绵长。其歌词更是意致悠远，别具一格。”布朗得意地说道，“它听上去更像是在给你讲述一个故事。”
       与发行“动物们的合唱”时的做法一样，布朗把一部分专辑拿到当地出售。但是，他很清楚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专辑作为样本音乐推荐给好莱坞的制作人和代理商。这时的布朗已经拥有了两张个人专辑，也积攒了足够的资金。1991年的春天，他飞抵洛杉矶，在好莱坞的富兰克林总统府大街租下了一个套间，离这个行业的精英分子仅一步之遥。
       布朗十分清楚，他的音乐和歌曲固然优美动听，但是比起那些技艺纯熟的音乐人来说，仍然有许多不足和缺憾。而且当务之急是建立起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结交行业里能助自己一臂之力的显赫人物。
       布朗一边忙着推销自己的专辑，一边忙着找份合适的工作。他不能想象自己为了果腹糊口跑到餐厅里让人呼来唤去，或者到零售店里给人站柜台。于是，他在贝弗利希尔斯1预备学校找了一份差事，当一名西班牙语教师。在这个学校任教无疑是布朗打开人际关系网的重要一步，因为他知道，这里许多学生的父母身踞要职，有权有势，没准哪天就能帮自己扶摇直上，一步登天。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机会。至少这让丹·布朗学会了如何在权贵面前故作镇定。“在贝弗利希尔斯预备学校开家长会特别有意思。”布朗回忆道，“你可以看着鲁珀特·默多克2或者迈克尔·艾斯纳的眼睛，理直气壮地说，‘嗨！你的小孩是个十足的懒鬼，如果他再不改，就等着看他不及格吧！’实在是太有趣了！”
       就这样，丹·布朗开始了一种维持多年的生活方式——同时做两份全职工作：白天教书，晚上披星戴月地进行可能一无所获的创作。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教书让他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假期，与音乐呆在一起。
       安顿好之后，布朗就忙活开了。他看到一家名为自由音乐家联盟的公司在报纸上登了条广告，该公司希望为自由音乐人的作品提供一个全国性的交流平台。布朗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将“动物们的合唱”副本寄给他们。自由音乐家联盟的负责人罗恩·华莱士觉得这张专辑非常不错，与众不同，就收录到出版计划中。就这样，布朗有了一本精巧的、螺旋装订的小册子“动物们的合唱”：专辑里还有一本迷你型动物诗歌集。
       “动物们的合唱”的成功证明了丹·布朗对于时下的畅销风尚独具慧眼。专辑发行之后，他又开始一门心思地与那些可能给他带来好运的人打交道。
       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和阿默斯特长达八年的求学经历告诉此刻身在洛杉矶的布朗：必须跨过那扇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圈内人。到时，这些团体固有的排外意识在你身上就会冰释瓦解，而你也就真正开始自己的星光之路了。这一点在秘密团体中尤为明显，但谁又能说音乐圈不是这样？
       于是，他加入了美国国家歌手学会。该学会名流云集，许多音乐界的大腕都是其成员，甚至包括大名鼎鼎的比利·乔和王子。学会还承诺为尚未成名的创作者提供精神支持与指导，帮助他们提高音乐技巧，培养与人沟通及协商的能力。布朗开始频频参与聚会和讲座，来往于各个工作室之间。这是他来加利福尼亚后参加的第一个社团，所以除了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与代理商、制作人见面的时间，他几乎把所有的闲暇时光都消磨在了这里。每天，他和这儿的学员、工作人员一起谈笑风生，高谈阔论，其乐融融。这天，他与学会艺术部主任布莱斯·纽伦攀谈了起来。
       出于工作职责，布莱斯把行业内部的特殊政策和秘诀告诉了布朗，并对他日渐转变为轻摇滚路线的音乐风格提出了建议。
       她一定看出他是一位可造之才。因为就在他们见面后不久，布莱斯决定做布朗的经纪人，亲自为他策划发展路线——安排预演、演唱会，设立试听室，与各大唱片公司主管交际应酬。对纽伦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主动。她几乎从不与学会的创作者有任何业务上的往来，因为这在她的职责范围之外，而且这极容易招来其他工作人员的白眼。
       布朗的音乐事业很快就大有起色。布莱斯将他引见给业内著名的代理商和制作人，并为他在学会的成果展示橱——“听觉广场”——定了个位置。展示橱最早出现在圣莫尼卡的一个俱乐部里，被称为“我的地盘”，后来又被引入到好莱坞的乡村歌手俱乐部中。通常，只有通过现场试听或磁带试听的歌手或词曲作者才能在展示橱中赢得一席之地。但布朗的经纪人既然是布莱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也就不需要通过视听这一关了。由于入选展示橱的歌手大多是民族曲风，因此布朗那以管弦乐伴奏的轻摇滚音乐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创作者谈创作》和《与汤姆·佩蒂交谈》的作者保罗·佐罗是美国国家歌手学会内部刊物《歌曲杂谈》的编辑。他不仅与布莱斯一同在学会工作，而且身为“听觉广场”负责人的他还经常同布莱斯一起合作主持该项目。
       佐罗的办公室就在布莱斯的隔壁。那时候，他和他的同事们总是能看到布朗时不时地来办公室与布莱斯会谈。
       1991年，《创作者谈创作》——一组曾在《歌曲杂谈》上发表了的访谈录——出版上市，佐罗赢得了众多媒体的青睐。所有的员工都赶来向佐罗道贺，但是有一个人却研究起了各界人士对这本书的赞美。
       “我记得很清楚，丹对此非常感兴趣。”佐罗说，“我走进来告诉他我的书引起了媒体极大的关注时，他一下来了精神。”布朗对此十分好奇，仿佛已经预感到自己日后也会有这样一天。那时，他就明白一首歌曲成功的关键在于吸引媒体的注意力，而且越多越好。唯一的问题是，他以为媒体会把重点放在他的音乐上，而不会关注他这个人和他的表演。
       布朗始终没能参透这个难题。在众星云集的好莱坞，他始终怀才不遇，郁郁寡欢，最后不得不带着破灭的音乐梦返回家乡。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是想放手一搏，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能耐。
       不久，在布莱斯的苦心经营下，布朗迎来了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他获得了推出自己首张个人专辑的机会。专辑里的歌曲全部由布朗一人创作而成，而且专辑的封面上还印着他的个人商标——“DGB音乐”——不仅如此，好莱坞最负盛名的音乐班底还为他进行了一系列筹划和指导。
       “欣赏过丹的音乐后，美国国家歌手学会决定全力支持他的发展。” 布莱斯在一项商业公告中写道，“我们不推荐他走通俗流行音乐路线，而是希望促成他与当今音乐乐坛最具实力的制作人合作。”
       对美国国家歌手学会而言，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极为罕见的。通常情况下，音乐公司与艺人签约后，必须承担一切费用，包括出版、发行和宣传唱片，而唱片的所有收益则直接进入公司的腰包。数月乃至数年之后，艺人才能从收益中分得一分半文。甚至于有些人连一毛钱都拿不到。
       “布朗拿着他的样带和一些奇思妙想的乐谱去找英国唱片业的年度制作人巴里· 法斯曼，希望他们能帮他出张唱片，”她接着写道，“看在布朗的创作天赋和演唱功底的份上，巴里把事情答应了下来……我们期盼着有一天丹·布朗能成为首屈一指的歌手，像比利·乔，保罗·西蒙和王子那样。”
       当得知布朗的首张个人专辑的制作人竟然是巴里·法斯曼时，外界不禁为之一振。巴里的个人简历不亚于一部音乐界的发展史。他曾为约翰尼·马蒂斯、黛安娜·罗斯、巴里 ·曼尼奴、比利·乔和空气补给乐队等一大批明星发行或制作过专辑；他还参与了许多大片的摄制和创作，如《刺杀肯尼迪》、《我的妈妈是个狼人》和《地狱之门》。1982年，他还荣获由英国音乐界颁发的年度制作人大奖。
       专辑的音乐班底也非等闲之辈。他们当中有麦当娜的低音歌手、道尔贝兄弟合唱团的鼓手以及曾与迈克尔·杰克逊和保罗·麦卡特尼合作过的萨克斯管吹奏手。制作阵容强大，布朗作为歌手的前途一片光明。
       有了如此强大的制作阵容撑腰，布朗对他将要发行的专辑充满了信心。尽管如此，制作和发行整张专辑的资金必须由他独力承担，这简直要让他超负荷运转了。他不得不东挪西凑，四处借钱，几乎刷光了所有的信用卡，即便是这样，他仍不得不到处加班上课，就为了早日凑够资金出版他的个人专辑。
       可以想象，“丹·布朗”专辑的制作费用相当高昂。除了给一大帮子专业音乐家支付薪酬，布朗还得付昂贵的场地租用费，而且巴里·法斯曼的酬金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我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这么一大笔钱。”自由音乐家联盟的负责人罗恩·华莱士说，“美国国家歌手学会旗下有那么多人，我搞不懂为什么只偏偏帮他一个？这怎么可能回收成本？毕竟学会代表着一大批人的利益，他们无法肯定布朗能让他们收回成本。他们凭什么在他身上下血本？有时候我常常怀疑，布朗是不是傍上大款了。”
       无数年轻人带着他们的音乐梦不远万里来到洛杉矶，然而到这儿之后却发现处处碰壁。所谓的音乐梦工场不过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失败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但是丹·布朗却和这些人不一样，他根本不把这些所谓的失败和挫折放在眼里。
       他发现自己具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而这恰恰是这些年少气盛的音乐家们所缺乏的。布朗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会因为一连好几个月接到铺天盖地的退稿信而失魂落魄，一蹶不振。他往往把退稿信当作一位细致耐心的老师，告诉他如何查漏补缺，再接再厉。而这一点正是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教给他的。
       “在埃克塞特的时候，我就已经刀枪不入了。”布朗诙谐地说道，“我的英语作文有时也会被老师用红笔写上醒目的重写二字，退回来。但我不会因此郁郁寡欢，这又不是世界末日。”
       不过布朗很快发现，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扯在一起也不全是好事。
       “埃克塞特教给我的许多东西完全与现实生活脱钩。”他抱怨道。回忆起在好莱坞度过的一年多时光，布朗发现自己闹了不少笑话，干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蠢事。比如刚开始的时候，他总是西装革履地去与代理商和制片人碰面。“在好莱坞连律师都不穿这些，”他不无讽刺地说道。
       他几乎从不提起他毕业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和阿默斯特学院。在这个到处都是中学还没毕业就独闯江湖，一夜暴富的艺人圈里，这无疑犯了他们的大忌。不仅如此，布朗还发现良好的教育背景非但没给他带来好运，还常常让他觉得抬不起头来。“在这个以长发和纹身为荣的圈子里，人们所要做的就是整天喝个酩酊大醉，倒在水沟里不省人事。根本没有人会在意你的英文基础扎实与否。”他解释道。
       更糟的是，布朗还发现自己跟音乐界的同行之间几乎没有共同语言，他们不仅学识浅薄，不可理喻，行为举止更是让一向严谨自律、品行端正的布朗——以及跟他一样的传统的美国人——大为反感。这些人常常参加一些不三不四的聚会，与不同的人一起纵酒言欢，肆意吸食毒品。有几次，他还亲眼目睹他的几位好莱坞邻居为了一夜成名不惜出卖肉体，甚至明目张胆地跑到梦工场甄选角色的地方胡作非为。
       布朗的教师生涯无疑加大了这种差距。“我发现上一堂精彩纷呈的课与写一首优美动听的歌一样有意义，”他说，“课堂能让我暂时远离好莱坞的商业骗局，还我一方宁静的土壤。而且，不论我的音乐事业发展得如何，我都将永远呆在校园里。没有学校的教育和培养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但同时，布朗也明白，布莱斯功不可没。他们二人一直谨小慎微地维系着彼此之间的关系，尽管周围的人都蒙在鼓里，但事实上，早在开始制作布朗的首张个人专辑的时候，二人就已坠入爱河。
       他们一定隐藏得很好。“得知他们早已情意绵绵，如胶似漆，我都大吃了一惊。”佐罗回忆道。
       布莱斯和丹这么做也是情非得已，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她毕竟是他的经纪人。这样的事情放在今天来讲也很容易让人误解为一个资历尚浅的男艺人被迫受控于一位气势凌人的女老板，这简直不亚于一个充斥着色情和性交易的三流肥皂剧。他们的感情可经受不住这样的流言蜚语。
       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布莱斯比布朗整整大了十二岁。虽然他们生活在思想开放、日新月异的洛杉矶，但是按照20世纪90年代的观念，一位年轻男子与一位年长的女性谈情说爱足以让人大跌眼镜。
       “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结合只是因为性。”《老妻少夫》的作者苏珊·温特这样说，“事实上，这个女人往往更看中这个男人潜在的创造力和埋藏在心底的激情，她不能容忍他像一颗尘封已久、落满了灰尘的珍珠一样被永远埋没。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根本不能让这样的女性如此心驰神往。”
       布莱斯完全可以从每年加入学会的成千上万名年轻男子中任意挑选一位，但是她偏偏选中了丹。毫无疑问，她和罗恩·华莱士一样看出他才华横溢，决定竭尽所能帮助他，让命运之神垂青于他。她的到来仿佛给布朗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他的创造欲望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出来。这份难以割舍的深情厚意让布莱斯甘愿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与布朗一起浪迹天涯，同甘共苦。
       布朗从中受益无穷。“男人们天生就需要被人欣赏，他们希望亲眼看见自己的梦想成为现实。”温特认为。“试想一下，如果有人欣赏你的才华和梦想，并且有能力帮你达成心愿，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没多久，丹和布莱斯发现俩人不仅都热爱音乐，而且还都钟情于艺术史，尤其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布朗跟布莱斯谈起他曾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选修的艺术史课程。课堂上，教授提出达·芬奇在他的画作和素描中设置了大量谜题和密码。布莱斯认为此言不虚。在平时的艺术史研究中，她对此早有耳闻。很多年过去后，布朗干脆给布莱斯取了个外号，“达·芬奇的狂热信徒”。
       虽然布朗一再在媒体面前强调他的妻子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但她对达·芬奇的研究好像仅仅是出于个人爱好，而非她的本行。她凭着一腔热忱进行着自己的研究，但尚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我听说，丹常说布莱斯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但我想这项专长大概是她离开学会之后才具备的，因为那时候她还不是。”佐罗说。
       不管怎样，对达·芬奇的热爱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毕竟在虚华浮躁的音乐界像这样情投意合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正因为如此，丹和布莱斯开始在工作之余频频约会见面。对于一个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十几年的女人来说，布朗就像一缕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他，英明俊朗，年轻有为。他的诚实与可爱，以及那一点点不多不少的孩子气都让她倾心不已。
       “丹·布朗”大碟发行之后，布莱斯全力以赴，为布朗宣传造势。她一边发布新闻稿，安排布朗和各大报刊的记者、编辑见面，一边还忙着为布朗策划演唱会，联系合适的代理商，并在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上撰写相关文章。因为只有这样，布朗的专辑才能真正引起音乐界的轰动。在一封写给音乐界同仁的信函中，布莱斯写道：
       “这是我们在美国国家歌手学会听过的让人最为印象深刻的个人专辑之一。听过其中收录的全部歌曲后，我们断言这本专辑马上就能让投资者和制作人富得流油。”
       “我们相信丹·布朗一定会大红大紫，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无疑是音乐爱好者收藏的首选。”
       确实，丹·布朗大红大紫了，只不过不是因为他的专辑。根据布朗的曲风、嗓音、音质和外形，经纪公司把他塑造成一位思维敏捷、心思细腻但却总是郁郁寡欢的年轻歌手形象，向市场隆重推出。专辑的封底还附上了一首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著名诗歌的节选：“树林里的路分两支，而我……偏偏选择了人迹罕至的这条路，千差万别由此开始。”而在一旁的照片中，布朗正迎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缓步离开镜头。
       在另一张照片中，他带着一副眼镜，身穿一套旧式海军夹克，手握一根铁链。铁链的另一头系在一面画满了涂鸦画的木篱笆上。他倾斜着身子站在那儿，若有所思地看着地面。
       无论是整张专辑的曲风还是布朗的嗓音都与20世纪70年代风靡整个少女阶层的流行歌手肖恩·卡西迪和雷克斯·史密斯都颇为相似，而且专辑的音乐听上去与巴里·曼尼奴的风格也有着一些若有若无的联系。专辑的音响设备、乐曲伴奏简直就像是一场豪华的听觉盛宴，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张20世纪90年代的经典轻摇滚乐集。轻吟浅唱的爵士乐，配上如泣如诉的萨克斯管风情，“丹·布朗”大碟几乎在当时任何一家广播电台的播放列表上都能找到。
       在这本专辑的好几首歌曲中，布朗不停地变换着形象，时而忧郁，时而欢快；时而稳重，时而顽皮。看起来，他和他的制作班底是想看看到底哪种形象更有听众缘。“如果你相信爱”是一首缠绵悱恻的爱情歌曲，里面充满了浪漫的幻想。
       我看到你在黑暗中
       已在寻找光明
       踟躇在空虚的时空
       你这样称呼你的生命。
       在祈求完他所向往的永恒之爱后，布朗接着唱道：
       你应当信任我
       你应当想出一个办法
       别再让自己孤单寂寞
       别把芳心紧锁。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歌曲“976种爱”。这首歌曲在整张专辑里显得不伦不类，它的曲风与封面照片里布朗那沉静、聪慧的形象格格不入。
       如今我感到自己很渺小
       便是拿起电话把你找
       我知道你懂我的心
       我带你上床
       把电话重重地拍在我的头上
       你让我感到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
       接着，他又唱道：
       为了这两美元一分钟的时刻
       我忘乎所以
       幻想着 你就是我的。
       专辑里还有一些歌曲充满了宗教意象，这与他后来出版的几本小说不谋而合。以下歌词节选自“真实”：
       
       你的足迹刚刚
       踏上神圣的地界
       我决心抛弃束缚我的誓言
       跟沉寂的信仰一刀两断。
       一首名为“天使之爱”的歌曲这样唱道：
        天堂根本不是
       我想象的那样
       我要拿我的翅膀去交换
       一位爱人
       她把她的光环
       放置在我的床边……
       虽然布朗竭力不显山露水，但他还是忍不住要把他的学识拿出来卖弄一番。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甜蜜的痛苦”中，他使用了两个专业术语，据说这直接取自于一本关于某个不知名的国度的课本。歌曲的第一行是这样的：
       那时大地只是库尔斯的一个泊口。
       唔？接着是：
       你觉得这是一个
       柬埔寨战争中的海滩。
       专辑中最为有趣的还是第一首歌曲——“一位国王的降生”。因为无论是这首歌的歌词还是题目都像极了布朗后来成功地在《达·芬奇密码》中运用的圣杯的故事梗概。第一节是这样写的：
       他孤独地站在
       您的城堡的窗户之外
       他从遥远的海岸
       从您的宝座
       出发 远征
       您看着他跪在面前 一言不发
       他将一支玫瑰放在您的门口
       也放在您的心头
       无数个天使在周围歌唱
       告诉您
       您的日子到了。
       接下来是和声部分：
       喔，喔，让号角
       管弦琴齐声合奏
       为了庆祝他的降生……
       喔，让旗帜迎风飘扬
       喔，喔，不要否认
       你已奉献一切……
       为了一位国王的降生。
       这首歌的第二节与布朗在他的兰登系列小说中所描写的追杀场面遥相呼应：
       您独自奔跑
       沿着旋转的大理石阶梯 一路向下
       穿过数不清的房间
       没有尽头的大殿
       这些冷冰冰的顽石
       曾是守护您的城堡
       但是现在您却发现
       您已被围困在墙壁之间。
       最终，“丹·布朗”大碟没能像预想的那样大获成功，这是有原因的，而且仅仅因为一个原因：聚光灯让他感到浑身不自在。这或许源于他早年在新罕布什尔州所受的教育。在那儿，克己奉公的美国人有个世代相传的信念，人不应该为自己取得的一点成绩而骄傲自满，自吹自擂。
       “如果他想的话，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像巴里·曼尼奴那样的歌手。”罗恩·华莱士说，“巴里起初也是笨手笨脚的，但是他的音乐才华和天赋就摆在那里，好莱坞只要稍加调教，他就会大放异彩。”华莱士记得布朗曾在当时的采访中提到，他不喜欢生活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也不喜欢当众表演，他更喜欢自己创作音乐。但问题在于他走的是流行音乐路线，如果他希望自己的音乐广为流行，就必须变成一个像巴里·曼尼奴那样擅于表演的人。
       “我想丹不喜欢当众表演。”华莱士说。“他喜欢写歌，却不擅长表演。每当他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他总显得不那么乐意。他的确很有天赋，但他又实在不喜欢站在舞台中央，更别提要他边唱边跳了。有时候，他甚至怀疑会踩着自己的脚趾头。而且他早跟我说过每次站在舞台上都让他觉得手足无措。”
       布朗真是位优秀的歌手吗？“如果你习惯了整天泡在一大堆粗制滥造的磁带里，你就知道突然听到一种天籁之音是什么感受了。布朗的音乐棒极了，制作精良，设计专业，惟妙惟肖的合成音乐配上铿锵有力的鼓点，简直完美无缺。”华莱士赞叹道，“丹确实才华横溢。他的嗓音优美动听，而且他对配乐也很有讲究。我敢说，这家伙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精雕细琢，力求完美。”
       但是在1993年，要想成为一名当红的歌手就不可能永远呆在录音棚里，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歌手必须学会表演。华莱士还记得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发行的时候，布朗曾因为专辑微薄的销售量愁眉不展。“但是谁也没办法，尤其是对一张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专辑。”华莱士说。“这种专辑唯一的卖点就是歌手，它不是通过音乐来吸引大众。遗憾的是，大部分歌手并不懂得这点。要想在音乐界站稳脚跟，必须擅长表演。”
       布朗面临着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许多人认为他的形象与当时音乐界的标准格格不入。但是，他恰恰不愿意自己被塑造成某个样子，然后被一成不变地塞到一些条条框框当中，他更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音乐被随意地放到唱片店里某个门类的架子上，与其它所有的专辑混在一起。
       “难道我生来就只能拍MTV吗？”他问道，“我可不这样认为。我完全可以呆在课堂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看一个面孔煞白、秃头秃脑的小丑在有限电视新闻网上搔首弄姿——这样的画面一点都不可爱。”
       一直以来，寂寂无名的小歌手想在好莱坞混出点名堂来可绝非易事：他们总是忙着四处送发样带，削尖了脑袋去参加行业内部的重要聚会。但是在这种大腕云集的场合，那些有名、有地位的人士连看都不会看他们一眼。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布朗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那时网络还没有普及。假如是在今天，一位歌手只要能得到一个访问量很大的网站的支持，那么他只需要比别人多一点点勇气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一大批歌迷。不过即使是这样，歌手的表演天赋仍不容忽视。
       “如果你挑中了一本CD，那么很可能你喜欢的是音乐，而不是歌手本人。”罗恩·华莱士说。“但是如果你看过这位歌手的表演，而且对他十分欣赏，那么情况就倒过来了。现在你买CD是因为你喜欢这位歌手，而不是因为你非得听这些歌。这意味着，一晚上的演出就能帮我们卖掉大把的唱片。这样一来，我们完全可以省下支付给杂志每年大约1万美金的广告费。”
       虽然布朗不喜欢别人对他的表演横加指责，也不喜欢那些学历和知识都远不如他的人对他的音乐和歌曲指手划脚，但是华莱士认为这就是行业的规则。
       “如果他愿意向这些规则低头，那么他早就声名鹊起了。”华莱士补充道。
       早在“丹·布朗”发行之前，布朗就盘算着离开好莱坞，回到新罕布什尔州。当他得知布莱斯愿意与他一同前往时，他简直开心极了。有报道称他深深地爱上了一位业内人士，两人打算私奔。当提到这位神秘的女性时，布朗说，“她聪慧、幽默、富有创造力，而且非常迷人。更重要的是，她从不让我动手干家务活。”他补充道，他在写歌、录音或者教书的时候，她就忙着烧饭煮菜，还有绘画。
       “我们打算在宝马和梅塞德斯公司低价购买两辆二手的山地自行车，然后开始过小日子，”他说，“我都快等不及了。我期待着生活能有所改变。”
       这一回，他们不仅得赶三千英里的路程，而且布朗还打算重操旧业：开始写作。同时，他又开始动手制作下一本专辑了。
       跟后来的写作习惯一样，旧的专辑还未发行他就开始忙活着制作新专辑。虽然没有担保人，布朗还是信心十足，他认为这张专辑一定能大卖。每当提起“天使与魔鬼”这张于1995年发行的专辑时，他总是说，“我正在制作一本新专辑。跟以往一样，又是一张乐器大杂烩。”直到他和布莱斯移居新罕布什尔州，这张专辑才最后收尾。专辑中四处洋溢着布朗对音乐界的失望之情。
       不过现在，他还在加利福尼亚。他不得不继续遵守好莱坞的游戏规则，把所有的不满藏在心里。虽然他已把自己当作一个圈外人，但暂时他还得像个圈内人一样生活，说话。在好莱坞，布朗还染上了个坏习惯：他总是对一切夸大其词，一有机会就根据个人的理解把事情的原委改头换面。不久后，他发现这种能力在写作中相当好用。他总是能做到一边固执地声明自己说的全是真话，一边又不着痕迹地歪曲事实。这无疑为他后来发表的最激烈的言辞打下了基础。
       1993年7月，布朗突然向他的朋友和同事辞行，和布莱斯一起回到了新罕布什尔州。没过多久，他又让众人吃了一惊。他说自己已经跟纽约的一家出版业谈好了一笔生意，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将去东部安心写作。布朗忘了跟他的好莱坞同事说，他所谓的“生意”不过是一本傻头傻脑的玩笑书——《需要躲避的187种男人》。跟当初创作“动物们的合唱”的意图一样，布朗想通过他的第一本书了解一个全新的行业，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这个前景无限的行业中登堂入室。
       在搬去东部之前，布朗和布莱斯打算好好利用最后一次假期。1993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俩人飞往塔希提岛。他们选择了当时只有八千人居住的摩莱阿岛来度过美好的一星期。布朗给罗恩·华莱士寄去一封贺卡，说他之所以来度假是为了在新专辑发行前充充电。
       在波利尼西亚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对布朗的写作生涯影响深远的事情。
       “在塔希提度假的时候，我无意中在海滩上拣到一本由锡德尼·谢尔登写的《末日阴谋》。”他后来说。“我读了一页又一页，几个小时后，我就把书读完了。我想，‘嗨！我也能写。’”
       就这样，那天下午，一颗种子埋在了布朗的心中。几年之后，它结出了第一颗丰硕的果实。
       在离开埃克塞特的日子里，布朗学到了许多新知识。他已不再是那个一无所知的毛头小伙了。阿默斯特的勒尔契克教授、塞维利亚的艺术史课程让他学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这无疑开阔了他的眼界。
       现在他要启程回家了。他想念新英格兰，洛杉矶的生活已经令他厌倦不已。
       更重要的是，他的爱人跟他一起回来了。保罗·佐罗一直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丹非常热情，是个可爱的家伙。”佐罗说。“他对我的工作总是很满意。布莱斯最大的特点也是极富幽默感。她总是笑呵呵的，爱开玩笑。有时候听到她特别喜欢的笑话，她还会笑得前仰后合。”
       布莱斯始终全心全意地支持布朗的工作。为了帮他实现梦想，她愿意付出全部的努力。跟在歌手学会的时候一样，她总是乐意呆在幕后，静静地看着他积极地开创自己的事业。“布莱斯给予丹的帮助和信赖很让人感动，这很难得。”佐罗说。
       他们走出机舱，走向埃克塞特镇时，布朗已经急不可待了。他想马上好好看看阔别已久的家乡。
       第三章 运筹帷幄
       回到家乡，布朗见到昔日熟悉的亲朋好友和一草一木，感到自己又重获新生了。
       还没有离开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布朗就为自己在母校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争取到了一份工作。虽然他非常享受在贝弗利希尔斯预备学校度过的时光，但这所学院对他来说意义更不一般。他在这儿度过的回忆都是温暖而美好的，不论是童年，还是中学时代。他将在这里教授英文，包括文学和写作。现在他有机会向他的学生推荐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世界一流的文学巨匠和他们的作品了；他要让他们为《伊利亚特》、《人鼠之间》这样伟大的小说而倾倒；他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了增加收入，他还在汉普顿瀑布附近的一所学校给七年级的学生讲授西班牙语。他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往返于这两所学校之间，风雨无阻。
       现在，那些花里胡梢的衣服布朗都用不着了。作为一名教师，他只想给自己留几件运动衫和粗花呢夹克。他把大部分旧衣服送给了老同事保罗·佐罗，因为他受不了佐罗每天穿着土里土气的夹克去上班。“我觉得很奇怪，他好像把我当成了一个需要接济的人。”佐罗说。“不过我还是收下了。”在好莱坞的时候，布朗经常因为穿着被人取笑，或许他这么做是为了像丢弃几套旧衣服一样把以往的生活抛在脑后。
       每次一想到《需要躲避的187种男人》的销售前景，布朗就觉得有点飘飘然。在这本书里，他和布莱斯打算把他们在洛杉矶见识过的形形色色的人，以及男欢女爱的技巧都写进来。刚开始他们根本不上心，想当然地认为就凭布莱斯在美国国家歌手学会练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那些出版商完全不在话下。
       没多久，他们想好了完整的书名——《需要躲避的187种男人：爱情受挫的女人的救生指南》——丹妮尔·布朗这个假名也应运而生，因为无论是书名还是书的内容都容易让人误以为作者是位女性，所以他们不打算用布朗的真名出版这本书。
       纽约伯克利书局（现属企鹅出版集团）的编辑伊丽莎白·贝尔买下了这本书，并把这本书的出版日期定在1995年8月。书中有不少出彩之处，如“离那些指望吃点灵丹妙药就能种瓜得瓜的男人远点儿”，“养的狗比猫还小的男人可不好惹”，“别去理会为了在咖啡中加糖还是不加糖而犹豫不决的男人”。其中最让人浮想联翩的莫过于两条，“不要跟那些为女人写自助读物的男人谈情说爱”，以及最后一条“包括那些看女性读物的男人（也包括这本）”。
       毕竟，书的作者是丹妮尔·布朗，但书中标明的版权所有人却是丹·布朗，而布莱斯的名字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这本小型女性自助读物的封面上的“作者介绍”是这样写的：丹妮尔·布朗现居新英格兰，在学校任教，喜爱写作，从不与男人来往。
       通常情况下，新作上市，出版商会安排大量的新闻稿为其造势。但是让布朗和布莱斯诧异的是，出版商对他们这本书爱搭不理的。书仅仅售出几千册就绝版了，他们也只好自认倒霉。如果不是有位记者把整件事抖落出来，布朗大概永远不会承认在《数字城堡》之前他曾写过一本这样的书。每次有人问起这本书，他总是避重就轻地说：“这就是一本普普通通的幽默小说，书名我不想再提。书已经绝版了，本该如此。”
       1993年的布朗一边忙着教书、写作，一边忙着制作新CD“天使与魔鬼”。有了上次的教训，这回他打算事必躬亲，重整旗鼓。他打听到有位名叫约翰·兰登的哥特派艺术家擅长设计对称字体，即一种无论如何颠倒来看都完全对称的图形。布朗认为，如果能把这种图案用在专辑的封面上，肯定会与众不同。
       1995年，CD“天使与魔鬼”面世，其中收录了一首布朗自称已被199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采用的歌曲——“我们时代的和平”。但是，这首歌最终并没有出现在第二年奥林匹克的官方音乐碟中。后来常常有批评家引用此事，含沙射影，对布朗的人品提出质疑。事实上，每年在开幕式、闭幕式，以及为期两星期的运动会期间演奏的歌曲非常之多，一张CD根本不可能完全收录下来。
       从这件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年的布朗已具备将厚重的历史与时下的流行熔为一炉的本领。“我们时代的和平”出自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一次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宣称，1938年与德国首相阿道夫·希特勒签署《慕尼黑条约》将确保“我们时代的和平”。然而讽刺的是，正是这一条约姑息养奸，纵容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事隔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虽然“丹·布朗”与“天使与魔鬼”的发行时间仅仅相隔两年，但是两张专辑却有着天壤之别。无论是整体包装还是音乐品质，无一不暴露出两张专辑制作成本的差距。
       “丹·布朗”代表着洛杉矶顶级音乐工作室的美工制作水平，专辑里不仅附有十来页装帧精美的歌词还有几张颇具艺术色彩的照片。相比之下，“天使与魔鬼”专辑却只有三张散装歌词，除约翰·兰登为封面设计的对称字体外几乎毫无艺术感可言。另外，“丹·布朗”的背后是一支实力雄厚的制作班底，除了好莱坞最负盛名的音乐家，还有布朗的几位好友分别用小提琴、曼陀林1和萨克斯管为歌曲配乐助兴，而“天使与魔鬼”的后援却只有一个人：布莱斯。虽然在“丹·布朗”的封面上写着丹·布朗是唯一的词曲人和演唱者，但实际上顶顶有名的巴里·法斯曼也参与了制作，他负责专辑的筹划与营销工作。而在“天使与魔鬼”封面上的制作人介绍却这样写道，“本专辑由丹·布朗一人独立创作、筹划和发行。”
       更有趣是，在“丹·布朗”封套上的说明文字中，布朗感谢的是斯坦韦钢琴公司，而在“天使与魔鬼”上却换成了数码设计，就因为该公司生产了当时最先进的音乐合成软件——先驱软件。他还对兰登表示了感谢，“衷心感谢天才约翰·兰登先生，是他举世无双的聪明才智解决了这看似不可能的难题”。对布莱斯的谢意更是溢于言表，“作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另一半，感谢她不知疲倦地为本专辑的创作、制作、发行付出努力，并感谢她给予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天使与魔鬼”中，布朗的表现略为逊色于“丹·布朗”。他的嗓音显得有些过于高亢和平稳，而不像前一张专辑那么低沉忧郁。这跟制作成本的锐减有很大关系。不过，有一点值得一提，“天使与魔鬼”的歌词远比第一张专辑悲观、悒郁、发人深思。
       在“天使与魔鬼”中，布朗还表达了由于首张专辑的失败而产生的幻灭之感。他在一首主要由华尔兹舞曲组成的歌曲“在这里的原野上”中这样唱道：
       我回来了
       带着远在三千英里之外
       收获的教训。
       第二节是这样写的：
       堆满了钻石的沙漠
       还是沙漠
       诱惑依然存在
       但我已不再眷恋
       忘掉关于金子的美梦
       我回到家乡
       永远地留下来。
       我们无从知道好莱坞的经历是否影响了他的宗教观，但在歌曲“我全部的信仰”中，看起来他好像已不再是一位虔诚的教徒。
       天上，没有上帝
       地下，没有火焰
       世上，没有真理
       我们，无处可去
       在另一节中，他写道：
       我不需要一位传教士
       拯救我
       于撒谎骗人的群魔之中。
       与前一张专辑一样，布朗不仅在大多数歌曲中使用了诸如天使与魔鬼这样的宗教意象，而且为了显示高人一等的学识，他还时不时地把以前学过的生僻词语搬出来，比如在歌曲“英雄在何方”中出现的两个词语“偷心贼”1和“保险箱漏洞”。
       有一点颇引人注意，在“丹·布朗”收录的十首歌曲中，有八首是情歌，而在“天使与魔鬼”中却一首都没有。如果忽略其中的反宗教因素，“我全部的信仰”是唯一一首与爱情沾边的歌曲：
       每天夜里
       我吹灭灯火
       跪在地上，祈祷苍穹
       但是为什么 思来想去
       我唯一能想到的 只有你的芳名。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专辑的同名曲目——“天使与魔鬼”。这后来成了他第二部小说的书名。
       天使与魔鬼
       都喊着我的名字
       他们在夜里一齐对我歌唱
       我敢发誓
       他们的歌声全都一样
       他们在进行着一场无休无止的争斗
       我永远无法知道
       当天使与魔鬼一齐歌唱
       我的命运会是怎样。
       在“天使与魔鬼”中，布朗也提到了在“我全部的信仰”中所涉及的宗教信仰问题。
       我是该怀疑还是该笃信
       是该给予还是该索取
       是该感谢星辰
       还是该诅咒命运
       我甚至不知道
       我的心
       是否还属于我自己。
       “英雄在何方”的歌词似乎预示了日后布朗会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一个像罗伯特·兰登那样的英雄人物。
       英雄现在何方
       熊熊的烈火几乎要将王国烧毁
       城堡的墙壁就要灰飞烟灭
       英雄现在何方
       或许你、我就是……
       还有：
       或许有一小部分人
       能指引我们的方向
       能让我们满怀希望
       他们能给予我们力量
       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正确的
       他们总是在战斗
       直到最后一刻
       为了真理和结局。
       “天使与魔鬼”是丹·布朗的最后一张音乐专辑。虽然他已经全力以赴，但他仍然不愿为了名利向音乐界的陈规陋俗低头。如今，布朗走到了音乐梦的尽头。福兮，祸之所倚；音乐生涯的结束又何尝不是作家历程的开端？更何况，他现在还有了一位贤内助——离开加利福尼亚没多久，他和布莱斯就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北康韦附近举行了婚礼——他的明天将是一个新的明天。
       1995年，丹·布朗迎来了生命中的又一个转机。他的第一本书《需要躲避的187种男人》在这一年付梓出版，而他的最后一张CD“天使与魔鬼”也在同年面世发行。更重要的是，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动手撰写第一本小说——《数字城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完成他的惊世之作《达·芬奇密码》。这一切仿佛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了的。
       1995年一个春天的清晨，两位来自情报局的特工突然出现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的校园里。二人急匆匆地亮出自己的证件，然后告诉校长他们要见一位特殊的学生，因为他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话立刻传遍了整个学校，老师和学生都在猜想这个可怜的孩子到底干了什么。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原来这个男孩在前一天晚上用学校的电脑给朋友发了封电子邮件。在邮件里，他对美国的政局大发牢骚，还说他完全容不下克林顿，恨不得马上干掉他。为了核实情况，情报局不得不专程跑一趟。男孩慌慌张张地解释说，自己只是一时冲动，说了句气话。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布朗弄清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万万没想到美国政府竟然无时无刻不在监视公民的一举一动，像手机、电话、电子邮件这样随处可见的日常通讯交流都被他们尽收眼底，而且一切还在悄然进行。虽然国家安全局曾有意录用他的父亲，但布朗声称这是他头一次听说这个部门。在此之前，他从不认为会有一个政府机构打着保卫公民安全的幌子，秘密监视公民的个人隐私。
       “我的第一个反应跟所有人一样，完全出于本能。‘嗨！这些家伙在侵犯我的隐私。” 布朗忿忿不平地说。
       “但是，我又实在想知道，情报局是如何把一条有用的信息从成千上万条无用的网络信息中分拣出来的，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布朗认真地说。“把事情弄明白后，我决定让它大白于天下。”
       原来国安局是通过一种类似于“嗅探器”的程序分拣信息的。这种程序可以用来检测包括电子邮件在内的所有电讯交流文件。每个词语单独看来无伤大雅，但一旦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就可能是致命的。“国安局的超型计算机扫描电子邮件和其它数字文档后，可以轻易发现在同一个句子中出现了诸如杀死、克林顿这样的危险的词语组合。”他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国安局的工作人员会突然出现在校园里，审问那个学生。1995年的时候，电子邮件的数量远远没有十年后的今天这样庞大，而且当时的检测程序也远不如今天的复杂。对国安局是如何查出这封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发出的具有攻击性的电子邮件的，布朗还能说出个所以然。
       经过调查，布朗了解到国安局在每个私立学校的网络服务器上都设置了一个“嗅探器”程序，这样一来，使用者收发的邮件也就一目了然了。虽然很多网络服务器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代理服务器传送邮件，但国安局早有防备，对于那些故意绕开学校服务器妄图逃避检查的人，系统早已把他们记录在案，严加监视。
       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丹·布朗，他感到这个主题大有材料可挖，完全可以创作成一本小说。于是，他开始动手搜集有关国安局的各种资料。调查中，布朗发现，冠冕堂皇的国安局说白了就是一个汇集了全美国最精英的窃听者的机构。布朗是这样描述它的：“这个机构就像个巨大的真空吸尘器。它从世界各地吸纳情报资料，然后筛选出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文件集中分析处理。”对这个鲜为人知的机构了解越多，对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之间的矛盾思考越深刻，布朗就越来越执迷于把它构思成一部小说。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数字城堡》的构思初具雏形。
       布朗为这个创意欣喜不已，不仅因为它涉及到自己热衷的密码和解密，更因为它与这个拥有二万五千名雇员的庞大的秘密机构——国家安全局——密切相关。这可是他有生以来接触到的最为隐秘的秘密机构。虽然两份兼职让他忙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他还是十分乐意把那点少得可怜的空闲时间用来完成他的第一部小说。
       他翻阅了许多有关密码和高科技的书，尤其是与国安局有关的。很快，他意识到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选择科技术语，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小说清晰明了，不至于让门外汉读起来像雾里看花，似懂非懂。
       他打算求助于新闻网络组1——一个世界性的公众平台。在这里，任何学科的爱好者，哪怕喜欢的是金毛猎犬、卡迪拉克轿车或是齐特琴2，都可以在网络上发布问题，而这方面的专家和业余爱好者则会给予解答。新闻网络组给予了布朗许多帮助，有一部分解答问题的人日后甚至成为了他的密友。
       “大部分有关密码学的知识我都弄不懂，那东西非常复杂。” 布朗说。“所以我把相关问题发布到互联网上，让密码专家各显神通。”他们还帮助他分拣出新近被《信息自由法案》3解禁的数据资料，甚至有些曾在国安局工作过的人也与布朗建立起了密切联系。
       但是为了保证双方的隐私安全，布朗的问题和他们的答复都是通过匿名重邮来收发的。虽然邮件一发出，国安局的情报监视系统马上就能感应出来，但除了接收双方，第三者无法破译这种邮件，所以国安局也拿他们没办法。那些使用匿名重邮的人心里肯定清楚美国政府正在监视他们，所以他们绝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不管怎样，布朗从这些邮件里得到了很多有关密码学和国安局的基本资料。“当你开始走进这些机密资料的那一刻起，你就知道他们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有了目标，布朗又一次全力以赴。他每天早晨四点起床，赶在去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上课前动笔写作，而且这还成了日后雷打不动的习惯，因为这是一天中他唯一可以自行安排的时间。
       很快，他发现这样做能带来很多好处。“如果没在四点到四点半之间起床，我就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一天中最佳、最富创造力的时间。”
       “睡眠状态下的大脑会发生非常奇妙的变化，思维变得异常活跃。所以刚起床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充满了灵感。” 布朗笑着说道。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些特殊的方法用来在写作中保持灵感，比如在书桌上摆放一个沙漏。每当沙漏的最后一层沙子流到第二层的玻璃瓶中时，他就会停下来做几个俯卧撑或仰卧起坐，保持血压平稳。在思路卡壳的时候，他也会选择一些简单的运动，放松大脑。
       还有一个独门武器，早在洛杉矶的时候，布朗就发现它的妙用了：失重靴。这种靴子曾出现在1980年由理查德·基尔导演的《美国舞男》中。如果俯卧撑和仰卧起坐都不奏效，布朗就会换上失重靴，爬到架子上，倒挂五至十分钟。
       “有时候得像只蝙蝠一样倒挂着，这可以帮助我换换思路。”布朗解释道。“这还可以加速血液流动，让大脑充血。每次这么做，都让我获得了一个重新审视世界的机会，帮助我解决一些看似不太可能解决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有点匪夷所思。”他不得不承认。
       从《数字城堡》以及他的后几本悬念迭起的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布朗从未想过要在洛杉矶写本小说。“写作需要深沉的自省、孤独和宁静，而城市里却布满了太多的诱惑、喧嚣和烦躁。”布朗平静地说道。“我弄不懂那些住在纽约的作家是怎么创作的。”
       除了喜欢一大早起床写作外，布朗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动笔之前，一定要全面精细地设计好每个情节的起承转合，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发展以及故事推进的方向，只有做到胸有成竹，下笔才能有神有力。每个章节末尾的悬念不仅留给读者广阔的遐想空间，对他自己也是一种新的构思和定位。
       “故事是在情节的推动下发展的，小说有它自己的结构特点和运行方式。”布朗严肃地说道。“情节的波澜起伏、密码和谜团的破解、悬念的设置和布局，都来自作者十二分的耐心和毅力，来自他精心尽力的构思和酝酿。”
       布朗知道一些作家写作十分盲目，没有任何计划和构思，仅凭着一个意象或一个想法就开始天马行空，漫无边际，毫无目的地在文学的真空中“遨游”，这是布朗深恶痛绝的。自然，对于一些节奏较慢的文学作品，布朗也清楚悬疑丛生对故事发展不是什么好事。但在他自己所要构建的故事王国里，悬念是读者无法舍弃的路标，是“游人”渴望一睹真相的动力，是一次又一次峰回路转，出乎意料的惊异与欣喜，是让人欲罢不能，欲休不止的爱恋，而这一切的一切在布朗看来都取决于构建者的蓝图和设计。
       在创作《数字城堡》的过程中，布朗还习惯花上大量的时间来研究主题，设计人物，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加以整理分析。在布莱斯的帮助下，这些功夫总算没有白费。他的小说言简意赅，字字珠玑；这么做不仅让人物刻画入木三分，也让小说显得更加饱满丰韵，回味无穷。
       布朗花了这么多时间和心思搜集材料，也是出于他自己的考虑。灵感总会降临在那些有准备的人的头上，在那些数目繁多的书籍、报刊和专家访谈中，他不知道哪条信息会派上用场——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一句话，抑或是最令人震惊的一条消息，都可能在他的小说中一显身手，大展拳脚。
       布朗常常开玩笑似地说，每次在搜集资料的时候，他总是想成为某个小说主题的掘墓人，但是最后却总以“帮凶”收场。《数字城堡》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一开始，他简直不敢相信国安局每天会检查这么多公民的私人文件，他觉得这无疑是在侵犯个人隐私。于是，他跟一位曾在国安局工作过的密码专家谈起了这个问题。这位专家提出要发给布朗一份文件，看完后布朗不得不承认“国安局的工作”确实有效地制止了1994年的一次恐怖袭击。
       随着调查的深入，布朗原有的价值观念也渐渐发生了转变。“每一项新科技在刚刚投入市场的时候总是利弊参半，”布朗缓缓地说道，“那些可以治愈绝症的方法——比方说，基因疗法——在使用不当的情形下，也有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问题并不在于科技的发展，而是在于人类的观念是否跟上了科技的步伐，我们对于我们新掌握的力量和随之而来的责任有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不仅如此，布朗对国安局的认识也慢慢发生了转变：国安局并没有开始想象的那么冷漠与虚伪，在某种程度上，它与公民的安全近似于母与子的联系。在亲眼目睹了一份列举了国安局曾制止的恐怖袭击的清单后，布朗承认，与其知道真相，倒不如被蒙在鼓里。“我们必须认识到恐怖分子并不是要杀人，而是要制造恐慌。”他说，“有一次，恐怖分子在纽约放置了一枚炸弹。国安局在炸弹爆炸前三秒钟把它拆除了。他们不愿让公众知道这件事情，而是悄悄地把炸弹拆除掉。因为不论炸弹有没有爆炸，只要人们知道它差点把纽约给毁了就已经够吓人的了。所以说，让所有人远离真相非常重要。”布朗开始觉得有个国安局也不是什么坏事。
       虽然搜集来的资料让布朗大为吃惊，但是这也让他学到了许多东西，尤其是关于两个方面的：一，如何解密；二，如何打入秘密团体。不过很多时候，布朗还是觉得写作和研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为了创作一部好的作品，他不得不每天四点起床，在电脑前坐上一整天，不停地工作。
       “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在思路变得一团糟的时候却依然要若无其事地对着它微笑，强迫自己每天花上五到八个小时修改，而且连我自己都不敢肯定是否能改好。”布朗苦笑着说。杰克·希思在大一的英语课上讲的那句话——简洁即美——始终印在他的脑海里。“我做到了，而且幸运的是，我还坚持了下来。这让我每次总是把大约1000页的手稿删得只剩大约350页左右。”
       在烦躁的写作中，只有一件事情能稍稍缓解布朗的压力——特别当他对着空白的电脑屏幕，茫然无措的时候——那就是用昔日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的同学和学生的名字为书中的人物命名。有时候，他采用真名，有时候则把同事的名字颠倒一下，或者变换一个字母，让它们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他的写作从不落窠臼。每次动笔创作一部小说，他总是极力避免模仿其它小说家的风格。他曾说过杰弗瑞·阿彻、罗伯特·卢德姆和悉尼·谢尔登对他的创作深有影响，但是只要他开始创作，他绝不会在这段时间里阅读他们的书。
       “我知道我该列举几个对我深有影响的作家，但我实在太惭愧了，我太忙了，根本没时间读书。除了读些散文和专业书籍，我几乎抽不出时间来读经典作品。”布朗无奈地说道。“放假的时候，我也常常从畅销书单上找些恐怖小说看。我知道没什么意思，但是实在没别的办法。”
       布朗不愿阅读时下的流行小说还另有一个原因。“我读的几乎都是非文学作品，因为我要在这些书里为我的小说找材料，而且我也不想我的小说带上其它小说的色彩。”布朗认真地说道，“如果我真要读一本小说，哪怕两三年才看一本，我也肯定会选那种有点主流特点和避世风格的小说。”
       布朗也承认教授英文和文学对自己成为一名作家大有裨益。“我想，肯定是课堂里的讨论让我具备了分析一本小说的能力，并开始学着将类似的主题注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
       1996年春，历时一年的《数字城堡》终于完稿。布朗和布莱斯感觉都很不错，于是就开始考虑为它找个合适的文稿代理人。一年的磨练和摸索下来，丹·布朗对小说创作也有了自己的认识和体悟。
       第一，他再也不想盲目地创作——没有出版社白纸黑字的合同，他决不会再写一个字。第二，他再也不能忍受一边身兼两份教师工作，一边写作，太累了。经过几次商讨，他与布莱斯决定辞去教师工作，全职写作。1996年6月，尽管《数字城堡》还没卖出去，甚至连个文稿代理人都没有，但布朗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
       虽然此前布莱斯也有过一些出版经验——1993年她将《需要躲避的187种男人》成功卖给了伯克利书局——但这次，到了为布朗的第一本小说找家合适的出版社的时候，布朗和布莱斯却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出版经验丰富的职业文稿代理人。从1993年到1996年，仅隔三载，但出版业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直接从创作者手里拿手稿的出版社如今却将这些送上门的手稿拒之门外。其中原由也是显而易见：零散杂乱的稿件越多，编辑的负担就越重。于是，从1996年开始，大多数出版社改变了政策，只从文稿代理人手里拿稿子。
       就这样，布朗和布莱斯开始进行出版计划的第一步：寻找一个文稿代理人。布朗首战告捷。读完了布朗的手稿后，威斯文艺代理公司的老板奥尔加和乔治·威斯大加赞赏，当即同意为他进行文稿代理。奥尔加和乔治·威斯于1975年合伙经营起家，专门代理探险题材和军事题材的小说。有趣的是，他们曾为另一位布朗——戴尔·布朗做过代理。杰克·埃尔维尔是这家公司的员工，1998年成为公司合伙人之一，1999年乔治去世之后，全权接管了这家公司。
       乔治·威斯一直以眼光独到，远见过人而享誉出版界。早在派拉蒙电影公司任“东海岸故事”的编辑的时候，他就力排众议买下了《教父》的电影版权。马里奥·普佐创作的《教父》在当时不过就是本线条粗犷、情节简单的章节小说，根本没有任何市场影响力。
       乔治将《数字城堡》的手稿卖给了托马斯·邓恩书局，三周后就在圣马丁出版社开始进行印刷。不幸的是，这本书竟是他经手的最后一本小说，因为没多久，他就被查出患上了绝症。乔治过世以后，邓恩就将这本书交给了编辑梅利莎·雅各布斯。
       “我真的非常幸运，第一位编辑一眼就看中了我的稿子。”布朗回忆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网络安全和隐私问题正是时下争论的热点，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数字城堡》是一本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小说。”
       得到代理公司的认可让布朗和布莱斯欣喜若狂。此前，众多朋友都很不理解为什么布朗书都没有卖出去就急着辞职，而现在手稿的成功卖出证明了他们决策的正确无误。
       丈夫首战告捷，布莱斯大受鼓舞，决定自己也来过把“作家瘾”。或许丹的写作事业已经开始起步，再写这种低级读物难免会影响到他职业作家的形象；而以丹妮尔·布朗创作，版权却归丹·布朗所有的作品未免也太名不正言不顺。
       于是，他们决定这次由布莱斯担当这本幽默短文集的作者。《秃头书》为世人揭开了男人不愿意张扬的那块伤疤，各界评价明显高于《187种要躲避的男人》。其中不乏一些脍炙人口的妙语，“你头上可以亲吻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再也无需昂贵的护发产品了”，“烫发卷也节省了”。
       代理人杰克·埃尔维尔将《秃头书》卖给了保罗·迪纳斯，而迪纳斯又将它转交给了平纳克利书局。最终，这本书在《数字城堡》出版四个月后——1998年6月1日——出版上市了。
       前言写道，“致我亲爱的丈夫：请记住法兰西斯·梅纳德的不朽名言，‘你从此再也不会怒发冲冠，镜子里能看到的只有你安静而美丽的笑容’。”
       作者简介是这样介绍布莱斯的，“艺术家布莱斯现在在新英格兰与谢顶的丈夫快乐地生活着。”
       书上虽然这样写，但“丹才是这本书的作者。”埃尔维尔说道。“我不能肯定除了绘制插图，布莱斯还做了哪一部分。” 无论是圈内还是圈外，知道布朗这些早期作品的人非常少，而且这两本书也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所以，其他四本小说问世后，无论是丹还是布莱斯都不肯承认自己是《秃头书》的作者了。
       虽然布朗一直都在谋划几个故事的构思，但他还是觉得只有等《数字城堡》尘埃落定，才能静下心来创作新的小说。《数字城堡》卖出去之后，布朗立刻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和畅快，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了。他立即开始第二部小说的设计和研究。他将欧洲设定为故事的主要背景，将艺术设定为情节发展的主轴。要知道，他与布莱斯的相知相恋唤醒了他心底里对艺术的那份热忱，重新燃起了他胸膛里那股熄灭了许久的艺术之火。《数字城堡》有一部分故事发生在塞维利亚，这个中世纪的西班牙古城不仅是故事的背景，而且也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宗教圣地——罗马——将在第二部小说里一展她冷艳迷人、销魂蚀骨的风姿。
       布朗依然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写作，但这次他在离家几个街区的水街上租了套小公寓，将办公室从家里搬到了这里，而且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连接。布朗故意这么安排，希望这样可以迫使自己心无杂念，全心创作。
       接下来的一年里，布朗四处奔波忙于第二本小说的资料搜集和整理。虽然他还没有完全计划好这本书怎么写，也没想好情节怎么展开，但他已经为这本书想好了名字——《天使与魔鬼》，也想好了另一个故事场景——梵蒂冈。布朗很快发现全职创作与边工作边写作是多么的不同。再也不用为如何从排得满满的日程表中挤出一点空挡来写作而忧心伤神，现在的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充分享受时间和空间的自由了。
       与以往一样，布朗还是先在网上进行资料的初步搜集，看看别人对自己的主题有什么想法。他仍将一些具体的问题发布到新闻网络组里。
       布朗把同样的问题发送到不同的新闻网络讨论组中，多数情况是无人回复，运气好也能碰上几个礼貌的回复，有时他的提问却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布朗和布莱斯还利用这段时间，奔赴欧洲为小说做实地考察。与《数字城堡》相似的是，又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激发了布朗创作《天使与魔鬼》的灵感。
       他与布莱斯一起游览了梵蒂冈城，参观了了一条名为“第二秘道”的地下通道。这条秘道曾是早期天主教教皇为躲避敌人攻击的藏身之所。导游一边带领游客参观，一边兴致勃勃地讲解。几百年前最让梵蒂冈畏惧的敌人是一个名为“光照派”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由一些受到宗教迫害的科学家组成，其中就有伽利略和哥白尼。他们发誓要对梵蒂冈进行复仇，教皇就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
       导游又讲解道，虽然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光照派早就灭绝了，但时至今日，仍然还有许多人坚信这个组织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其影响和势力已经渗透到世界政治领域，无坚不摧，无功不克。
       虽然整个讲解从头到尾差不多三十秒时间，但就在那一刻，布朗的思路豁然开朗了。他清楚地知道这本小说该如何设计了，导游小姐那漫不经心的讲解，那信口开河的“历史”或许就是真的。
       这次旅行中，布朗还有幸觐见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但对觐见时的盛大场面布朗却总是含糊其词。“‘觐见’这个词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布朗说道。“我并没有坐在那里跟教皇陛下喝点茶什么的。”布朗称这种觐见有点半公开半私人的性质，教皇只是与一组游客呆上了半个小时，最后的时候，和他们一起祈祷，为他们赐福。布朗后来回忆起来，觉得看到教皇并不怎么有趣，倒是觐见之前的一些事挺有意思。进入会议室时，瑞士警卫队要对他们逐个地搜身，大家都以为这是为了防止游客私自携带武器而进行检查，但实际上，他们的本意却是为了防止游客私自偷运“圣水”。
       “我后来才知道，教皇在为众人祷告后，那个房间里所有的水都变成‘圣水’了。教会不希望有人将‘圣水’带出梵蒂冈城，四处兜售。”布朗说道。
       “在梵蒂冈，唯一不需要搜身的地方就是墓地，但每天只允许十一个人参观。”布朗回忆道。“真的很难忘，很特别。”虽然参观了墓地，但是布朗并没有被准许参观梵蒂冈秘密档案馆。据说只有三个美国人进去过：两位是红衣主教，还有一位是个宗教学教授。“他们只准我进梵蒂冈图书馆和普通的档案馆，秘密档案馆可不让进。”布朗无奈地说道。《天使与魔鬼》和《达·芬奇密码》出版后，有记者问他将来是否会被允许参观秘密档案馆时，布朗大笑起来，说道：“我看机会不大。”
       一年多的写作实践让布朗学会了如何构思和撰写一部小说——而且这部小说已经成功卖给了纽约一家大出版社——布朗觉得自己对商业小说创作的要领也略知一二了。首先，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布朗一再强调，为每本小说量身打造一个故事背景与精心设计故事情节和悉心刻画人物同样重要。而背景中地点的选择又是最关键的一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能挖出多少秘密，这些秘密又怎样与读者的接受环境融为一体。
       “要写言情小说，就不要把背景定在停车场。”布朗说道。只有合适的场景才会让故事显得自然可信。背景定下来之后，作家还必须对它进行细致深入的调查，掌握各方面细节材料。“如果你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私立学校，但你对这个学校的内部运作情况却只字不提，这个背景本身就很乏味了。”
       《数字城堡》完成后，布朗就决定下部小说启用新的男女主人公——比苏珊·弗莱彻和戴维·贝克更具灵活性和外延性的人物。虽然他那时还没有想好一位可以担当系列故事的主人公，但他已经为这位英雄设计好了一段浪漫情缘，就像《数字城堡》里的那样。
       “与政治相比，我对言情更来神。”布朗说。“我非常喜欢关注恋人在患难中的表现，因为这就是他们人格的凸显。我还总是不停地提醒自己，要让读者自己一点点地发现主人公感情上的变化，我不需要像写本巴黎导游手册或是宗教历史典籍那样一目了然。”
       在《数字城堡》的主题研究和资料搜集过程中，布朗知道了如何同那些愿意帮助自己解疑答难的专家取得联系。但要从中找到愿意为《天使与魔鬼》提供资料和信息求证的专业人士可就不太容易了，而他也不能总指望靠向梵蒂冈的上层人物发邮件来获取信息。
       于是，布朗只好求助于那些曾跟他合作过的专家，看他们认不认识梵蒂冈方面的专业人士。有人就向他推荐斯坦·普兰顿——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的总管理员。布朗觉得这个建议很不错，因为以前在菲利普斯·埃塞科特学院教书的时候，每次遇到问题他总是向学院的图书管理员雅克林·托马斯求援。
       就这样，布朗和普兰顿在一封封电子邮件中建立起了联系，彼此间的友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深。虽然布朗后来还找到了其他的信息渠道，但普兰顿的回复却是最及时，最有效。不仅如此，普兰顿还经常为他找出一般学者都很容易忽略、但却很有帮助的书。
       “我知道要从哪里去找，我是个图书管理员。”普兰顿静静地说道。“其实我所做的不过就是对他说‘丹，你有必要看下这本书’。我当然不会让他整本整本地看，而是告诉他该看哪一部分。”
       普兰顿还告诉我们，布朗先向他咨询了一些有关梵蒂冈的历史和内部情况的问题，如是否有教皇被谋杀过。有记者问普兰顿为什么肯帮助这个素未相识、而且远在千里之外的陌生人，普兰顿回答说他希望能为更多的人提供帮助，无论他是不是作家。“我想告诉大家图书管理员在今天的作用。”普兰顿缓缓地说道，“我们不是那种只会在书架后面喊‘安静’的人，只要有正当合法的需要，我们都乐意帮忙。”
       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丹·布朗完成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下一步，他决定还是按老习惯对这些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然后再开始构思故事的发展主线，不断充实完整，最后再动笔。实际上早在资料研究阶段，他就又干起了他扬言最不喜欢干的事：没有任何协约的情况下又开始考虑下部小说。但既然离《数字城堡》的上市还有十八个月，而这期间他又没有其他的事干，他和布莱斯都认为应该紧紧抓住这段时间，好好写作。这时的布朗已俨然以职业作家自居了，尽管他还没从写作中拿到一分钱的报酬。
       布朗创作《数字城堡》的时候，还身兼两份教师工作，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那非比寻常的定力和效率。但现在为了能够全职写作，他辞去了学校的工作。时间变得充裕起来，布朗写作生涯的第一个考验也接踵而来。
       1997年的秋天，离《数字城堡》出版还有好几个月，布朗就有些坐不住了。那时，他已经进行到了创作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他最热衷的一步：撰写小说。开始还颇见成效，但是没几天，布朗就发现自己如坐针毡。十分喜欢搜集资料和钻研考证的他此时却不愿也不想坐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我的意志力一直都很坚定的，但那时没了，一点都没了，我总是不想坐在电脑前边。”布朗回忆道，“我总是不停地为自己找这样那样的借口去作别的事情，有时都甚至想去找那么几份一般的工作算了，反正就是不想动笔了。”一天，他又不想干了，决定开车去波士顿参加一个电子声辩系统的展览。这个小麦克风似的的电子装置，可以将说话人的声音通过电脑程序自动转化为记录下来的文字。
       “我对科技并不怎么热衷。”布朗坦言道。这话听起来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不感兴趣，那《数字城堡》里他花了好几个月才搜集和整理的高科技信息和情报怎么搞到的？亲身体验了一次这种高科技装置后，布朗称自己对写作的定义完全改变了，他又一次充满了活力与动力。“现在我正采用这种全新的方法来梳理我的思路，感觉很不错。”布朗喜形于色，“我可以一边踱着步子一边写作，一边欣赏外边的风景一边构思故事中的对话，创作又变得有趣了。”
       迈过了写作关卡的布朗顺利地完成了《天使与魔鬼》。离这本书出版还有好几个月的时候，他就开始向新闻网络组讨教一些出版经验。布朗与许多已经出了书的作家建立了联系，相互交流一些意见和建议。布朗希望借此可以知道他们第一本小说出版时的情况，以便应付新书上市后出现的问题。
       通常讨论的话题总是不知不觉地转移到如何为小说作市场宣传。虽然大多数作家还没有考虑到这点，但布朗很快就意识到，一个作家要想成功，就必须担负起为自己作品宣传的重任。《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让他感触颇深，一个作家不满出版社对自己作品的冷淡，自己掏腰包花了三万五千美元作广告，但这部作品带给他的第一笔利润就是这笔广告费的好几倍。
       布朗看清了写作将给自己带来的巨大潜在利润。他曾在新闻网络组的书评专题为彼得·本奇利的小说《白鲨》写了几句评论。他先大肆夸耀了一番自己与这位菲利普斯·埃塞科特学院出来的著名作家关系是多么密切，然后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作家虽然声名远播，但也非常平易近人。”布朗写道。“我想你们也一定很欣赏他说过的几句名言，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当我意识到自己还不会写作时，我却发现自己已经腰缠万贯，富得流油，根本没法收手了’。”
       布朗引用这一名言时仿佛已经预见到了自己日后的辉煌，后来的《达·芬奇密码》就让他尝足了写作的甜头。但布朗更清楚，一部作品只有具备精致的故事构思、完美的发展主线和其他一切足以吸引大众眼球的要素才可以赚钱——赚很多的钱。
       在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时，我们的布朗就高瞻远瞩地发现了全职创作比写一本小说具有更远大、更光明的前景。
       但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在黎明到来之前还有一段漫长的黑夜。
       
       第四章首尝败绩
       1998年2月，《数字城堡》终于面世了。布朗和布莱斯为此好好庆祝了一番。要知道，这本书从开始构思到最终出版历时整整三年。
       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布莱斯担负起为这本小说进行公共宣传的任务，撰写新闻稿，为丈夫安排节目访谈，以及联系记者采访事宜等。
       在这段时间里，布朗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人们都说职业作家工作起来就像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一边创作《天使与魔鬼》，一边与记者和出版商斡旋，为早在一年前完工的《数字城堡》作宣传，既要顾此又不能失彼。一些作家可以一心二用，泰然处之。另一些作家却觉得两者兼顾实在太难，特别是当两本书的背景和主题风马牛不相及的时候。实际上，一些作家在为自己的新书作宣传时，就索性丢下手头上的小说不管了。
       布朗就属于第一种。他一边琢磨政府如何监视公民信息往来，一边忙于调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众多雕塑家的生平历史。有时候，他还在为电子邮件怎样通过一个服务器传输到另一个服务器上而苦恼，而思绪却飞到千里之外，想象着自己正穿梭在梵蒂冈密如蛛网的秘密通道中。
       为了能让布朗更多地走上荧屏宣传《数字城堡》，让大众参与到国安局和邮件隐私保护的讨论中来，布莱斯中止了自己的工作，全力帮助丈夫进行市场宣传。在出版业内，几乎没有哪本小说能凭借几篇新闻稿或是宣传材料的吹捧而一炮走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方法对非文学作品——特别是那种探讨技能或说明性质的科普书籍——却特别奏效，因为出版商可以利用书籍的实用性大做文章。
       《数字城堡》恰恰符合这一点。由于它契合了时下网络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布莱斯就建议丈夫以这本书为模本和范例，向读者和观众介绍一些如何在网上保护个人隐私的方法。
       1998年的时候，电子邮件还是一门全新的技术，大部分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就算听说过也只是一知半解。在世人眼里，这只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新鲜玩意。针对这种现状，布莱斯编写了大量宣传资料，着重揭发大众闻所未闻的内幕：谁在偷窥你的电子邮件？谁在网上秘密地监视着你？布朗也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深入浅出，侃侃而谈，赢得了众多记者和出版商的青睐与好评。有时，他一天甚至要做四个电台节目。
       就这样，布朗一边不停地参加布莱斯为他安排的电台和报社访谈，一边不停地忙于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每个书店签名售书（这种自产自销的零售方式让主管托售的出版商捞不着半点油水）。渐渐地，布朗也懂得了一些推销小说的诀窍。他和布莱斯认为，如果这些宣传真的可以刺激书的销量，那么下次他们或许可以从出版商手里多拿些书来自己卖。
       为了开辟市场，布朗使出了浑身解数。早期的音乐生涯告诉他，多个朋友就意味着多条门路。于是，他准备了大量印有小说封皮的贺卡。贺卡的背面是各界人士的感言和评论，以及一个可以订购书籍的免费电话。他还为小说设计了一个简洁的标语：“政府最大的秘密就是他们知道你们的一切”。然后，他把贺卡寄给了昔日的音乐界同行，以及阿默斯特学院和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的老同学。
       在这些邮戳为1998年2月26日的贺卡上都写有这样一句话：“该书的第一版印刷在上市九天后就在全国市场上脱销，现在仅剩库存”。这句话听上去相当气派，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圣马丁出版社的“小气”在业内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对它的第一批签约作者。实际上，《数字城堡》第一版印刷总共也才几千本。不过平心而论，这也不是布朗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任何一本书第一版印刷后都无法保证能有再版的机会，即使是等上好几年。
       布朗之所以能卖出这么多书，除了归功于布莱斯为他精心安排和筹划的各种媒体宣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布朗十分珍惜手里的新书赠本，绝不肯轻易送给家人和朋友。一般说来，出版社会送给作者不超过二十本的赠书。布朗为了让圣马丁出版社知道他们的书没有白送，不惜想尽办法用这些免费书换来真金白银。路易斯安娜州自由音乐家联盟的罗恩·华莱士是布朗的旧识。他回忆说当他发现自己居然还要为这本书付钱——24.95美元，外加4美元的运费——而且一分都不少时，肺都要气炸了。他总算明白了布朗的处事原则：每本书都是有价值的。
       跟后来《达·芬奇密码》所面临的困境一样，《数字城堡》一面世，布朗就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他们纷纷指出布朗在小说中犯下的各种技术层面的错误和疏漏。
       “我时不时就收到一些技术人员的来信，他们气愤地告诉我，《数字城堡》里的那些装置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于是，我不得不拿出一些文章或是照片为自己辨白。”
       在衣阿华州立大学计算机工程部工作的布雷特·特罗特告诉我们，刚开始，布朗对读者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总是能虚心接受。特罗特读过《数字城堡》后，在布朗的一个网站上参加了一个游戏比赛。布朗邀请访问者参与到《数字城堡》中提到过的密电译文的解密游戏中来，胜出者将得到一张有布朗亲笔签名的精美书签。特罗特成功解开了密码，布朗立刻发邮件给他，询问他的地址以便邮寄书签。特罗特也回复了邮件，向布朗表示感谢，并指出他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的几个技术性错误。“那都是些小错误，比如通过验证时要输入位数为八位的密码，还有一些从技术上讲怎么都讲不通的地方。”就这样，特罗特和布朗在一封封邮件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布朗非常平易近人，十分乐意与我交朋友。或许是因为他看我当时还只是个中学生，却比同龄人都显得聪明些的缘故吧。”特罗特说道，“我们互相发邮件，向对方倾诉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情，有时我们也谈论他的书。每封收件人为dan@danbrown.com的邮件一发出，没多久，我就能收到他的回复。”布朗越来越信赖特罗特的看法和感觉，甚至愿意将自己《天使与魔鬼》和《骗局》的初稿发给他，征询他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两本书的致谢中都能找到特罗特的名字的原因。
       但是布朗并没有把《达·芬奇密码》的手稿寄给特罗特看，那时的布朗正在为第四本小说的资料搜集和创作忙得焦头烂额。特罗特也发现布朗回复邮件没以前那么积极了。“他太忙了，我们几乎没时间交流。”特罗特接着说。“后来，他的一个同事替他发了封邮件给我，我才知道他已经外出了。”从那以后，两人就失去了联系。
       《数字城堡》最早的读者只是些电脑怪客和电脑技术爱好者，这点我们丝毫不必感到奇怪。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问世后没有引起其他人注意。在《数字城堡》出版后两个月，布朗应邀出席了美国工业安全协会新罕布什尔分会举办的月会。布莱斯还从该州最大的日报社《联邦领导者》请来了一位记者进行现场报道。虽然此前布莱特·特罗特和其他一些读者通过邮件向布朗指出了书中的一些错误，但对布朗而言，与众多计算机领域真正的专家面对面地交谈还是第一次，这些人挑刺的功夫可丝毫不亚于特罗特。
       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约翰·皮尼亚托。这人可是大有来头：他是美国工业安全协会新罕布什尔分会的会长，曾负责国安局调查员的培训工作，现任联邦大楼的安全顾问。虽然他早就跟布朗提过他对书中的一些地方有不同意见，但会议一开始，他却声称出于安全保密的需要，他将不发表任何言论，也不参与任何讨论。
       最后他还是就小说中一个重要的细节谈了下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这个细节里存在许多错误的法律描述，特别是对合法诉讼程序和法令制定过程这两点的描述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偏差。与会的专家也向布朗指出书中出现的其他错误。其间一位在座的观众站起来说了几句。他认为，布朗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美联社肯定已经收集了许多有关布朗和《数字城堡》的报道，并传送到全国各大报纸上，现在布朗极有可能已在国安局的监控之下，而这次会议也可能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听到这个消息，这些专家立刻噤若寒蝉，一言不发。
       听到这个消息，布朗表现得却非常镇定。“如果他们没有监视我，我才觉得奇怪呢。”布朗说。有个为他提供国安局内部情况的匿名人士早就提醒过他，由于他的小说的主题相当敏感，联邦调查局可能早就盯上他了，政府还可能在他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果然，参加完这次会议后没几周，布朗就收到了一封“热切真诚”的请柬：国安局邀请他访问国安局总部。那位匿名人士告诫他，一封“请阁下务必”的邀请可是任何人都不能拒绝的。
       布朗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作家的难处：除了要面对来自市场和政府的压力，他本人和他的作品还必须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与诘问。有些读者甚至抱怨他把故事的主人公——苏珊·弗莱切，在国安局工作的天才美女，和戴维·贝克，乔治顿大学的帅哥教授，外语专家——塑造得太超越现实了。布朗巧妙地转移了话题，谈起自己挑选小说的喜好。他认为，《数字城堡》跟那些小说一样是一部逃避现实的作品。“我自己比较偏爱那些有着超常智慧的天才人物。”布朗说道，“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都要面对很多无聊的人，为什么不去欣赏下那些有趣的人物呢。”
       布朗能这么快收到如此多的读者反馈的原因还在于，为了方便售书，他建立起了一个个人网站。作家为宣传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建立个人网站在今天看来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在1998年，作家们却还在为网站的利弊争论不休。毕竟网络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许多人都觉得没多大必要。虽然当时大多数的美国家庭都配制了个人电脑，但还是有很多人不习惯上网，要么是觉得其中的技巧太难掌握，要么就认为网上能提供的有用信息实在是微乎其微。
       《数字城堡》的阅读群体大都是早期的电脑爱好者，还有一部分是热衷于收藏电子装置的年轻人。了解到这一情况，布朗马上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如果能在网站上放上许多此类的信息及开辟一些互动专栏肯定能吸引这些人的注意，因为不管怎么说，这在那时还是很少见的。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扩大《数字城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布朗还把它挂在网上当作网络电子书籍供人阅览。
       布朗与布莱斯还把《数字城堡》推销到新闻网络组中。布朗不停地访问其中的论题小组，装作询问某个问题的样子，但有时也会被人一眼看穿。互联网刚开始兴起的时候，网络上的礼仪规范还未完善，许多人认为可以借助论坛帮自己宣传产品——书也一样——只要你点击了相关信息，一条建议，或是一个相关问题，都会进入该产品的网站。这样一来，这些人就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投机商贩和垃圾邮件制造者，遭到网民的唾骂。布朗就曾因自己的网络宣传不当一度引起公愤。
       这里是布朗当时写的一封邮件：
       我是圣马丁出版社的一名作家。我的第一本小说《数字城堡》第一次印刷在上市九天后就在全国脱销（早于官方发布的2月9日的出版日期）。许多人就建议我趁机多存点第一版本的书，因为它们卖得这么火，马上就可能会升值。我对这个一点都不在行，希望有人能告诉我这是否是真的。谢谢！丹·布朗，《数字城堡》作者
       这是一封早期的回信：
       如果你想为你的书作宣传的话，就直说。说实话，没哪个作家会靠储存自己的作品来发财的。不要耍把戏了，你以为没人能识别你邮件地址是以公共网站开头的吗？
       下面的几封邮件谈到了收藏小说的几点意见。布朗又与此人互通了两封邮件，其中的一些评论与后来的发展简直不谋而合。
       第一封：
       天哪！如果我的邮件真的让你以为我别有用心的话，那实在太抱歉了。这真的只是一个诚实的询问。前不久一名来自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的书迷跑到我们书店购买了十本我的小说，然后又专门跑到我家来请我签名。我想这人肯定是疯了。我对这行真的一无所知，非常希望你们这类懂行的人能给些指点（看你们的讨论话题就知道了）。对于我的邮箱，我想说的是那是我妻子的。我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不名一文的作家，没有那个好命去当个公共网站的员工。如有得罪，还请见谅。
       此人回复：
       非常感谢你真诚地回复了我的邮件。我觉得自己好像上了一个书籍收藏培训班。我已经买了你四本一版印刷的小说。我想看看到底会怎样。如果真不值钱的话，哪天我就拿来点火玩好了。想让书像其他生活必需品那样囤积居奇，翻个好几倍价钱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不喜欢收藏，但有时运气来了，没准什么事就可能让很不起眼的东西一下子身价百倍。不管怎么说，肯定是没人买我签名的书！
       世事无常，有时网络宣传也会适得其反。许多读过小说样本的读者在网上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有个人一来先是一副很恭维的样子，大力称赞布朗的情节构思如何巧妙如何精彩，但话锋一转，马上又对书中几个电脑技术方面的错误冷嘲热讽，让布朗很是难堪。
       就这样，在磕磕碰碰中布朗变得得心应手起来。很快，他就发现出版小说比音乐创作更适合他。书就是书，你不需要为了它而当众表演，也不需要改变自己。媒体采访的感觉也不错，反正大部分时间就是谈小说，而不是作者本人。你宣传的是一个产品，而不是你本人，这就意味着聚光灯下的主角是书，而不是你。
       1998年的深冬，布朗和布莱斯又是忙于《数字城堡》的宣传，又是忙于《天使与魔鬼》的创作，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直到西蒙·舒斯特出版社负责袖珍普及本的编辑加里·戈德斯坦与布朗通了一个电话之后，他们才终于松了口气。戈德斯坦读了《数字城堡》后，非常喜欢，他还在电话里询问布朗下部小说的创作情况。
       经纪人杰克·埃尔韦尔帮布朗把《天使与魔鬼》长达两百页的手稿送给戈德斯坦过目。他还为布朗争取到另外两本小说的协议：《天使与魔鬼》和一本无题小说。
       不久，双方正式签订了合同。拿到了预付稿费的布朗开始继续为罗伯特·兰登系列的第一部小说奋笔疾书。布朗对《数字城堡》出版后读者反应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他还在浏览网页和与新闻网络组互通邮件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次，他不再给读者一个既定的价值标准，而是采用一个“双刃剑”式的启发性故事。布朗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像书那样——越是鲜为人知越好——这就要求他善于从不为人知的书籍里挖掘有价值的材料。
       《天使与魔鬼》的许多细节都是用这个方法得来的。布朗从一本没几个人知道的书里查到了选举教皇时红衣主教要举行的一系列宗教仪式，并把它运用到《天使与魔鬼》当中。2005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丧葬仪式让全世界数以万计的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秘密会议室里的各种仪式与典礼：每轮投票后都要将选票烧掉，结果不同，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的颜色也不一样；候选的红衣主教在选举期间要与外界隔离，吃很简单的食物。许多读过《天使与魔鬼》的记者都把这本书作为获取教皇选举过程中相关信息的主要来源，但他们不知道这些并不是布朗一个人的功劳。
       布朗参考的这本书里提供了秘密会议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而它的作者就是一名耶稣教会会员，据说曾采访过一百多位红衣主教。“我永远都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和人际关系做到这点。”布朗笑着说道。
       当布朗还在为《数字城堡》带给他的名气而沾沾自喜时，他又开始坐下来进行第二本小说的创作了。《秃头书》于1998年7月1日出版，出版社利用这一时间对这本书进行宣传，称它是“父亲节最好的礼物”。跟布朗的另一本书《需要躲避的187种男人》一样，这本书开始销售平平，后来就石沉大海了。虽然布朗和布莱斯经过一番摸爬滚打，对如何向大众和媒体宣传一本书也颇有心得，但他们俩都认为，布朗职业小说家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也就没什么必要对这本幽默短文集大肆宣传。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加里·戈德斯坦，那个积极与布朗签约的负责普及袖珍本的编辑，突然离开了公司。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这位离席的编辑所经手的书可就难逃厄运了。一旦为这本书说话的人不在了，出版社就会把它甩给其他编辑。而对这些早已积案如山的编辑来说，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工作负担，无奈之余，也只有把它们暂时搁置一旁。出版业对这类现象有一种专门的说法：布朗的小说在这家新出版社里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
       在已发展成为跨国联合经营的出版业里，出版社要的是不断增大的利润，而股东要的是稳步上扬的股票价格。昔日文儒高尚的行业如今成了一个骑虎难下的两难之地，而身处在这两面夹击中的就是编辑。因为正是编辑决定了哪本书上架，上架多久，是一年还是两年。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编辑必须确保他推出的每一本书都抢眼热销，如果判断失误造成损失，他要么就被打入冷宫，不再重用，要么就得卷铺盖走人。但编辑也不是傻瓜，如果他经手的这本书“市”途不妙，他会在赤字太显眼之前为自己物色好一个新的工作，溜之大吉，自然也就顾不得出版社里的那些“孩子”了。许多出版社里的编辑部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旋转门，不停地吐故纳新，新旧更替。
       就这样，布朗的工作计划还没进行到一半，他和他手上的小说就被“遗弃”了。一些作家只有在与编辑保持稳定联系，得到出版社有力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定下心来一字一句地创作。而此时的布朗却什么都没有，只能依赖妻子为他指出创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错误。布朗为自己苦心创作而出版社却无人问津的状况深感不安和焦虑——特别是他还为出版社内部千丝万缕的关系和厚重微秒的学问伤透了脑筋——埃尔维尔告诫他，这时所要做的就是继续埋头苦干，不要为外界的事分心。
       几个月后，贾森·考夫曼接手了袖珍普及本的工作，成为了布朗的新编辑。考夫曼对于出版业编辑部的那扇旋转门再了解不过了；他在这扇门里进进出出闯荡了十年，前后换了五份工作。在圣马丁工作了一个月他就辞职到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了。一位上司要他负责监督布朗与出版社签约的两本书。
       有了一位新编辑，布朗就又踏上了《天使与魔鬼》的创作之旅。布朗非常希望自己钟爱的密码也能融入这本小说。由于对称字是该书的一个醒目特征，他和编辑一致要求将对称字做成书的封面。幸运的是，布朗手上就有一些相关资料：约翰·兰登在1994年为他发行的CD“天使与魔鬼”设计了一个对称字的封面。布朗将它交给封面设计人，并强烈建议约翰·兰登再为这本书设计几个对称字，以便与前面的保持一致。
       从手稿上交的那一刻起，老练的作家——即使麾下只有一本小说的布朗——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小说生产阶段的任务就算结束了。虽然他们也要参与小说的排版编辑，文字校对，但通常封面设计和小说内容最后都是由宣传部和销售部决定的。
       此后，作者只能通过编辑表达自己的一些意见。但大多数情况，这些意见最远也就只能传达到编辑的办公桌上，因为宣传和销售部门的人都认为——而且他们的这种看法多数也是成立的——作家虽然在文字世界里纵横天下，但对如何吸引读者从书架上挑中他的书却一窍不通。
       《天使与魔鬼》却是个例外，因为对称字是其核心部分，所以布朗和考夫曼都认为用对称字作封面就是理所当然的。经过讨论决定，文中的对称字在每版书里都要清晰地出现，但对称字封面仅用于第一版精装书。也许是销售部担心袖珍版本印刷会使封面上的字很难认清，也许是担心压缩后的封面出现在出版社的再版书目里时，会被人误以为是那种艰涩难懂的学究类书籍。
       不管怎样，再版印刷的封面上看不见对称字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较为传统的安排和设计。后来《达·芬奇密码》的不期走红却让丹·布朗在《天使与魔鬼》和其他两本小说封面上的名字一大再大，最后到跟标题一样大。而这标志着布朗成了一个知名品牌，套用出版界的一句老话，成了个“特权”作家。
       但当时的布朗还没有授予特权。《天使与魔鬼》于2000年的4月出版上市，布朗觉得这本小说的创作历程让他获得了不少出版经验。既然经验越来越丰富，那么他下面的几本小说就会一本比一本卖得好。他坚信，他的新作会让他越来越红，他的书迷也会越来越多，他以前的作品也会越来越引人注目。
       理论上讲，这是商业小说创作者通常都会经历的一段路程。但布朗马上就会发现，自己的估计是个多么大的错误。
       第五章迷茫岁月
       尽管丹·布朗的第二部小说有了一位新编辑，但《天使与魔鬼》的宣传工作还是得像圣马丁出版社的《数字城堡》那样进行，这也就意味着布莱斯将再次担起宣传重任。《天使与魔鬼》的故事情节虽不像《数字城堡》那样新潮时尚，但布朗和布莱斯还是一如既往，按照以前的模式为小说作市场宣传。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天使与魔鬼》上市后没多久就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读者没有因为悬念丛生的故事情节而瞠目结舌，却把这本书当成了一本旅游手册。
       “罗马贝尔尼尼著名的《四水喷泉》雕塑附近有个全自动咖啡馆，隔三差五的就有游客趁着在那里休息的空档给我发邮件。”布朗笑着说，“他们说，‘我现在就坐在这个全自动咖啡馆里，手上拿着你的书。我已经按照书中的路线观赏了这些雕塑和绘画。嘿！真的一点都不差，跟书里写的一模一样。’”
       想着自己的作品——一部虚构的探险小说——居然被人当作福多尔式 的旅游指南，布朗自己都觉得好笑。而布莱斯干脆将错就错，把这当成《天使与魔鬼》的又一卖点，广为宣传。
       布朗还参加了许多电视和电台的谈话节目，向读者介绍《天使与魔鬼》。然而，布朗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有读者指责他敌视天主教会，亵渎上帝。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还攻击他偏袒科学，蔑视宗教。他可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因为他的双亲身上就分别体现了这两种看似敌对的观点，但他们和平共处，生活得平静而又幸福。
        “在许多方面，我将科学和宗教视为同一事物。”布朗平静地说。“二者都是人对神性的追问，不同之处在于，宗教诉诸问题本身，而科学侧重对答案的追寻。虽然两者之争由来已久，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但我一直认为它们就像讲述同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
       现在布朗名下已经有两部小说了。不过，按照同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合同，他至少还得再写一本。从四方奔走，多处取证，到埋头苦干，笔耕不辍，再到最后的字斟句酌，细心校对，经历了几次这一过程的布朗开始从中摸索出自己对小说构思和布局的一套心得体会。
       布朗还像以前那样，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各家书店签名售书。这时，有一些还没有出版经验的作家向他咨询，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出版社和文稿代理人——这个问题也曾被多次问到——他就从著名文稿代理人艾伯特·朱克曼写的《巨著的创作》中引用了一些话，作为自己的建议。布朗告诫他们只要先在故事框架和故事内容上多花心思，狠下苦功，这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布朗永远都不会知道有这么多的作家把他的建议牢记在心上。随着这类问题的慢慢增多，布朗决定把它们写成一篇详细的文章挂在他的网站上。而事实证明，这个英明的决定帮助布朗打开了一部分市场，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他巧妙地暗示那些作家如果真想知道其中奥秘，最好还是去买一本，或是全部，他写的小说去揣摩。
        “强文七法”——布朗从艾伯特·朱克曼的书中体会到的写作要领——早已不是最初在danbrown.com上的样子了。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它的几个要点来看看布朗自己是如何构思和把握小说的。
       1． 背景，环境，情境：让读者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中。
       2． 场景的切换：让一切不停地转换。
       3． 主题的设定：围绕主题展开情节，构建全文。
       4． 悬念的制造：时间，在情节背后放上一只不见其容但闻其声的时钟；惊险，让主人公经历各种生死的考验；期待，让读者总是满怀期待之情。
       5． 细节：只有翔实可靠的一手资料才有自然真实的效果。调查，钻研，取证。
       6． 语言的编织：言此及彼，滴水不漏。
       7． 校正：最有趣的部分，初稿完成后还需仔细推敲。
       没多久，布朗开始为第三部小说《骗局》收集资料。虽然他决定还是先从网上着手，但这次，从一开始他就注意同一些专家保持密切联系。
       布朗又一次惊异于自己的发现，无论是多么机密的材料，无论来源于网上或是别处，对于志在必得的人来说，总是有办法弄到手。
       由于《骗局》涉及到国家航空航天局等几个政府机密机构，而且就其不为人知的一面展开故事情节，布朗决定再次依靠《信息自由法案》搜集信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资料库，许多领域的知情人士都可以自愿透露些信息。”布朗兴奋地说道。“当然有些人不愿透露真实姓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谈话内容实在无关痛痒，有些人也乐意出现在小说的鸣谢里。”
       与前两部小说一样，《骗局》的故事背景也是一个秘密机构——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天使与魔鬼》里的梵蒂冈一样，这也是世界上最机密的组织之一，同时还是众人皆知的机构之一。
       “对我来说，鲜为人知的故事素材总是让我乐于埋头创作。”布朗说，“因为一部小说一般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需要一边创作，一边不停地学习，要不然就没劲了。那些隐蔽神秘的话题让我在搜集资料和创作过程中品味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趣，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间谍。同时，这种快乐也激励着我把它传达给读者。”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字里行间，布朗总是把读者当成假想的学生，“我的目标是让故事情节和人物经历更加扣人心弦，这样一来，读者就能在不知不觉中学到许多东西。”
       将《骗局》的手稿交给考夫曼后，布朗和布莱斯又开始考虑为下部小说——他的第四部小说——选择一个合适的主题。就像电影《土拨鼠日》里那只天气越是寒冷越是要忙碌的土拨鼠，布朗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备战。他曾扬言没有出版社的协议，就不再动笔写小说，但《骗局》刚完工，他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既然出版社对前两部作品都很满意，那么有没有协议也就无关紧要了。
       《骗局》至少还要一年才能出版，而《天使与魔鬼》的初期销售也不理想。面对严峻的形势，布朗萌生了更换文稿代理人的念头。身在这种处境下的布朗如此考虑也是有原因的：在出版社这个由机会和运气做主的行业里，作家们相信成功方程式任何一边的变更——换家出版社，换个文稿代理人，甚至换个类型写作——都有可能让下本小说扭转颓势。当然，这也不是十拿九稳，但许多作家都认为做点调整总是比原封不动要好。于是，布朗解雇了他的第一个文稿代理人，杰克·埃尔维尔，同桑德福· J·格林伯格协会的海德·兰格签约。桑德福· J·格林伯格协会是纽约一家中等规模的代理机构，服务对象为严肃文学作家、商业文学作家及非文学作品作家。该协会由桑德福· J·格林伯格于1932年成立，因曾为翁贝托·埃科、瓦茨拉夫·哈韦尔，和弗兰茨·卡夫卡等一些欧洲知名作家做过商业代理而名声大振。
       布朗、布莱斯和海德心里非常清楚，布朗的下一本小说必须成功，否则，布朗就要跟那些创作了两三部小说但战绩平平的作家一样，开始用笔名写作了。
       确定下部作品主题之前，他们三人共同审视了一下布朗的早期作品，对其中的优劣之处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他们发现每部书的销售情况差不多都是中等水平，《天使与魔鬼》卖得最好；《数字城堡》让布朗开始引起媒体的关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数字城堡》迎合了时下流行的时尚主题。此时还无法估计《骗局》出版后的销售情况，但是布朗和布莱斯明白，再写一本北极地区的书肯定是不行的。
       旅行带给他们以创作的激情。他们俩决定，为了避免在新罕布什尔寒冷刺骨的冬天搞研究，下本书的故事背景要选一个温暖和煦的地方，或者一个云集了诸多博物馆和文学契机的城市，而最好能两者兼顾。
       “《骗局》的故事发生在北极地区，我马上就发现这是个糟糕的想法，”布朗诙谐地说，“所以这次我将《达·芬奇密码》的故事背景放在巴黎和伦敦，因为三次欧洲之旅是完全免税的。没有税务的烦扰，我们可以在那里玩得非常开心。”
       布朗知道这本小说应该还是寻宝式的探险小说，置身于杀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场景之中的主人公依然能一次又一次地死里逃生，幸免于难。
       三个人还认识到，《数字城堡》之所以能产生轰动效应还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围绕着一个人们耳熟能详、但知之甚少的主题展开；第二，它向世人披露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内幕。经过这一仔细分析后，他们一致认为下部小说一定要综合体现这两点。
       他们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布朗将《天使于魔鬼》剩余的资料整理了一下，由于篇幅和信息量等原因，他不可能把自己搜集到的资料全部用上，剩余的那些就被筛选和删减掉了。而布朗能收集到这么多资料也不奇怪，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安全局毕竟才几十年的历史，而天主教会已有千百年的基业了。
       布朗回想起在他的前几部小说中最引人争议的几个地方，以及那些个让读者们按捺不住、提笔写信给他的场景。他这次又能挖掘出什么样的让世人为之一震的故事呢？要知道，骂声越多，书卖得就越多。他记得很清楚，《天使与魔鬼》中关于贝尔尼尼《圣特雷萨》的雕塑，修女特雷萨“脚趾微微翘起，沉浸在性高潮中”的描写就为他招惹了不少的谩骂。
       只要能将宗教和色情糅合在一起，无论什么形式的题材，肯定都会大受欢迎。布朗决定这一点也要体现在他的新作中。无独有偶，这时他又想起在塞维利亚大学上历史课的那一幕：那节课上，一位教授告诉同学们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实际上暗含了许多秘密，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之间的隐情就是其中之一。
       对，就是这样，布朗已经摸索出下一部小说的大致方向了。
       故事脉络在头脑里成型后，布朗又开始考虑故事主人公的选择问题了。是重新启用一个新的主人公，还是沿用那个在前边已经闪亮登场的兰登？布朗和布莱斯都倾向于沿用罗伯特·兰登。在布朗设计的三个男主人公中，罗伯特·兰登最具多个故事情节发展的潜质，因为他的工作和特殊的专业背景足以让他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更为重要的是，罗伯特·兰登与布朗的人格特质最为相似。
       布朗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我真希望自己就是罗伯特·兰登，”布朗不慌不忙地说道，“但是兰登可比我酷多了。当作家就有这个好处，可以在自己的主人公身上获取无限的生机和力量。”
        “兰登和我有着相同的志趣爱好。”布朗又说道。“我对古代谜团、艺术历史和密码非常着迷。如果你花个一年半载写本小说，我敢百分之百的肯定，故事的主人公也会像你一样对你所喜欢的东西着迷不已。”
       海德·兰格十分赞同布朗的观点，“我觉得布朗就是兰登。布朗和他一样聪颖机智。他们的外表都是那么风度翩翩，英俊强健；而性格又都是那么诙谐幽默，果断勇敢。”
       由布朗来解开列奥纳多·达·芬奇隐藏在他的艺术作品中的密码再合适不过了。布朗对这位艺术家，文艺复兴的发起人之一，总是惺惺相惜。出生在意大利的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一生中在多个学科均有所建树。无论是在音乐、艺术、建筑，还是在工程设计领域都能发现他的足迹。不仅如此，他还发明了好几种新型工艺，有些直到他死后多年才得以应用。他还喜欢把东西拆得七零八落比便观察其内部结构，而且这一爱好让他在人体解剖领域也很有造诣。
       谈及达·芬奇设计这么多密码和谜团背后的动机，我们也不难看出布朗实际上在暗指自己，“许多人都认为达·芬奇这么做只是自娱自乐，”布朗说，“但实际上这是个恶作剧。达·芬奇一生钟爱密码，为此，他醉心于将一些秘密融入他的作品中，而且还为众人无法辨别而沾沾自喜。”
       接下来的谈话中，布朗明确指出了自己的看法：“达·芬奇是个聪明绝顶的画家。如果他不想让世人为蒙娜丽莎是否是两性人而争论不休的话，那么他大可以在创作中避免这种误会。问题在于，他恰恰希望世人发现这一点。”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布朗认为他和达·芬奇的宗教观完全一致。“虽然达·芬奇与教会抗争多年，但实际上他是个很崇尚精神信仰的人。”布朗说，“他一生都在为能勾画出永久的生命而不停地探索，但教会却认为他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包藏祸心，意图欺骗终极世界的上帝。我们都认为达·芬奇没有完成永久生命的探索。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很有意思和意义的尝试。”很快，布朗就发现教会把曾经对准达·芬奇口的矛头指向了自己。
       布朗决定将自己以后的一切都押在列奥纳多·达·芬奇身上，而这个艺术家暗藏在他自己艺术品中的密码和谜团就由罗伯特·兰登来解开。布朗又开始忙碌起来。没多久，他就有了进一步的计划：罗伯特·兰登不仅将在这部新作里再度出场，如果可行，他将成为以后自己每部小说中的主人公。
       就这样，布朗开始了新一轮尝试。为了全力打造兰登，他进行了一系列小说构思。这个符号学专家不仅会在下部小说里隆重登场，而且以后的每部小说都将成为他个人展现的舞台。对密码和谜团极度痴迷的布朗还决定将第四部小说设计成一个密码的大本营，将来每部作品里出现的密码都是这个大本营的分支。这不仅能让他在精巧的故事构思和绝妙的故事情节里过足“寻宝”的瘾，而且兰登这一系列人物的出现无疑可以紧紧抓住读者的视线，一起去感受一次又一次生死的体验。读者喜欢，销售额自然就会不断攀升，自己的身价也就与日俱增，出版社自然愿意跟他续签下本书的合同。
       一想到要创作一套兰登系列小说的计划，布朗就兴奋不已。为此，他冥思苦想了十二部小说的故事题材和主线，尽管他也曾坦言：“我可能没有机会把他们都完成。”
       有些人就在推测，布朗是不是担心自己中途会发生意外。我们且不妄加判断。但布朗的确非常希望在动手创作另一本风格与《达·芬奇密码》类似的小说之前，自己能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如果从收集资料到创作结束，能在两年或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一部小说，他还是有机会完成这个大工程的。
       事实上，自从2002年初交上《达·芬奇密码》的手稿到2005年末，布朗一直忙于《所罗门钥匙》的创作。这本书——十二部小说的第一部——花了他三年的时间，而且到现在还不见完稿的踪影。除去他为每本书作宣传的时间——偶尔休息度假的时间——三年半一部小说，布朗在完成兰登系列的最后一部时就已经快80岁了。可以推算，布朗中途转换方向的可能性很大。
       一切都定下来之后，布朗就开始从《天使与魔鬼》剩余的材料中挖掘新的创作灵感了。第四部小说将成为他的巅峰之作，成为兴趣爱好与学科研究的最佳结合：宗教、密码、艺术和秘密组织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布朗预感到，或许它将一炮而红。
       同时，布朗也清楚，如果这一炮要是没红的话，除了破产，他将无路可走。与音乐创作相比，他更喜欢创作小说。创作让他找到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找到了兴趣与现实的完美结合点，让他再也不必曲意逢迎那些自以为是、自吹自擂的人，再不必为了迎合市场而改变自我。只要有机会，他愿意凭自己的聪明才智，精雕细琢地去完成任何一件事情，毕竟出版界里到处都是像他这样温文尔雅、学识渊博的人和在每本新书里慢慢成长的人。
       布朗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如鱼得水了。他开始憧憬成功将给自己带来什么；他已经太熟悉失败的滋味了。
       第六章 破釜沉舟
       布朗的第三部小说《骗局》于2001年8月出版上市，销售势头并不看好。布朗成为一名职业小说家的梦想开始摇曳起来，甚至开始怀疑第四部小说的构思是否明智了。
       他和布莱斯像以前一样，开始准备为新书作市场宣传，但这一次，他们却发现根本无从下手。《数字城堡》涉及到时下流行的网络安全问题，还能吸引公众的眼球；《天使与魔鬼》也还能当作一本导游手册卖；而《骗局》，这个与冰河、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一位权力欲望膨胀的总统有关的小说，再怎么延伸拓展，也难找到卖点。
       祸不单行。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事件让一切都陷入了慌乱和停滞之中。那个秋季出版的一些早先很看好的作品一时间都销声匿迹了。《骗局》也在劫难逃。这部惊险小说里的许多场面描写现在看来都成了无稽之谈。不仅如此，在一片慷慨激昂的爱国声中，民主和共和一致对外的大环境下，它所反映的总统职权腐败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此时此刻的美国民众只想知道如何将炭疽病毒与其他白色粉末区分开，怎样才能确保电脑存储的数据资料安全完整。
       2001年9月11日的丹·布朗跟平常一样，在埃克塞特那间没有任何通讯设施的办公室里奋力创作《达·芬奇密码》。这时，布莱斯走了进来，告诉他这个消息。
       创作《数字城堡》的过程中，布朗接触过许多情报材料，他的第一反应自然也就可想而知。“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布朗忧伤地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布朗总是烦躁不安，心神不宁，根本就无法写作。“写小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布朗痛苦地说。“看着周围这副情景，你又怎么能躲在虚构的世界里独自享乐？这对国家又有什么帮助？”痛苦过，彷徨过，布朗最终还是决定重新拾起手中的笔，继续创作《达·芬奇密码》。他希望能为自己的同胞做点什么。“我希望我的书可以使他们暂时从痛苦慌乱的现实中解脱出来。”布朗沉静地说。“记忆需要一个释放的空间。”
       也许是因为9·11的刺激，也许是出于一种不甘的精神，布朗和布莱斯拿出了前所未有的耐心和毅力，全身心地投入到《达·芬奇密码》的创作中。布莱斯对故事主题的精辟见解成为小说的灵魂所在。
       “我的妻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布朗感激地说道。“是她的博学多识，她的谆谆诱导让我在迷茫困惑中振作起来。”布朗更加努力地创作。闪动的笔尖流淌出了最为巧妙精致的故事构思，最为扣人心悬的故事情节。“写书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布朗笑着说。“就算是我的死敌，我也不愿让他承担这种痛苦。”
       “你想象不到有个志同道合的人在身边对自己会有多么大的帮助，特别像《达·芬奇密码》这种情况。一个同样钟情于艺术和达·芬奇的人会对你说，‘我们出去走走吧，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写，达·芬奇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信仰是什么。’”布朗幸福地说道，“非常幸运，我就有这样一个同伴。”
       《达·芬奇密码》的创作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布朗对妻子的感情，而且伴随着研究的深入，布朗对宗教和精神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没多久就发展为质的改变。
       “对着这样一个爆炸性的研究主题，以这样投入的工作状态，没有哪个人的人生观不会发生改变。”布朗说道，“开始我以一个怀疑者的眼光来研究《达·芬奇密码》，以为自己可以推翻那个理论。但数次欧洲之旅和两年的调查求证之后，我却成了它的帮手。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本小说向世人揭示的理论已经被历史搁置得太久了。”
       自己的发现却与父母、老师和牧师对自己的教导大相径庭。“面对这种天壤之别，我一度苦恼不堪。于是，我向一位历史学家朋友请教‘同一历史事件却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记录，历史学家怎么平衡这种矛盾？’他听完后非常欣赏我的独特见解。”布朗说道。“他告诉我当我们阅读和阐释历史时，我们并不是在阐释历史的真实面目，我们只是在阐释这些历史事件的记录。说深点儿，我们只是在阐释他人的阐释。”
       “许多历史学家现在都深信这一点，面对历史的准确性问题，我们首先应该问自己：‘如何才能保证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可能永远都没法回答，但它并不阻止我们对历史的询问’。”
       有了这样一个清醒的意识，布朗眼前一亮，他又有主意了。
       虽然这本书沿用了《天使与魔鬼》的男主人公，但布朗感觉到这本书与前三本完全不同。“在写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有它独到的地方。”布朗说道。或许因为这个主题本身就很有争议，或许因为罗伯特·兰登在这部书里表现得更为精彩，或许只是因为他不计成败全心地付出，不管怎样，布朗预感到这本书将会无与伦比。
       杰克·希思的名言——简洁即美——又一次在布朗的耳边回响，但布朗觉得自己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太远。他只能先将能想到的都写在纸上，然后再去删改，最后几乎百分之九十的部分都被删减了。
       “一本内容丰富而但文体简洁的小说的创作就如同熬槭糖。”布朗一本正经地说，“首先你要抽打树干，获得汁液，然后高温加热，褪去汁液的颜色，再将水蒸干，让糖汁保持沸腾，直到你提炼出一块高度浓缩的槭糖。”
       “我用的最多的是键盘上的删除键。”布朗说，“现在看到的《达·芬奇密码》里，每一页纸至少有十页废稿扔在垃圾桶里了，这根本不像在写小说。我只用那些能为故事服务和对情节发展有效的信息。”
       第四部小说带给布朗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不仅要思考研究小说的主题，还要搜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除此之外，他还要将所有备用数据和资料从多方面进行审查考证，特别是众多艺术作品的完整历史，及小说中出现的每个场景的准确方位。
       “为了能将这些晦涩难懂、深奥神秘的材料变得简洁明了，妙趣横生，我不得不卖力地工作。”布朗举了个例子，“符号学专家，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符号的专家。他就必须能从美元纸钞的背面的三角形中看出眼睛的隐形标记，也还要能说出它从哪来，什么意思，有什么历史意义。”
       布朗还特别提到他和布莱斯曾经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欧洲之旅。“我们被准许参观卢浮宫内所有的景点，包括一些我们平时根本就没法进去的地方。”布朗兴奋地说，“而且其中还有几个我们听都没听过的区域。有些修复的实验室看上去就像航空航天局里的无菌室，还有一个像诺克斯堡垒的保安设施。”
       布朗觉得这趟考察抵得上他们在网络上忙碌几个月。写《达·芬奇密码》之前，布朗就拥有了相当多的关系，帮助他收集机密材料，参观秘密地点。“写了三本秘密机构的书后，我在这个圈子里结识了很多朋友。”布朗得意地说。不仅如此，有时那些朋友热情得让他吃惊，他们一有机会就为布朗出谋划策。“许多人争着把他们知道的一切讲给我听，我一直都很感激他们。”布朗说。
       “许多人都告诉我网络可以帮助我，但是你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网络上的许多东西都是鱼龙混杂。”布朗接着说，“从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找出真正需要的太难了，还不如直接去巴黎一趟，走访当地的居民，向他们询问达·芬奇的事迹。读一些权威历史学家的著作也很有用。”布朗告诉我们，很多材料都是从书里找出来的。“我需要的书实在太多了，最后不得不在网上发帖寻求帮助。”他又向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图书管理员斯坦·普兰顿求援。普兰顿一直都很热心，为布朗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小说找到了不少隐秘的信息。
       从一开始，布朗就希望《达·芬奇密码》能带领读者从郇山隐休会和天主事工会纷繁复杂的关系和历史中领悟艺术人物的真谛，揭开列奥纳多·达·芬奇艺术作品中暗藏的玄机。为此，他不仅要充分利用自己收藏的大批艺术历史和宗教书籍，还要向那些在这类学科已有建树的专家请教。还有，普兰顿。布朗知道普兰顿可以帮上其他人帮不上忙。这位热心的图书管理员总是为布朗制定可行的研究方案，而且分文不取。
       “有时自己都在反省，我做的是不是有违职业道德，但我知道我在帮助一个虽然没有名气但却很有潜质的作家。”普兰顿骄傲地说，“而且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为此拿他一分钱。”
       但当面临是否要将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夫妻关系正式写入小说中时，布朗又犹豫起来。最后，他终于想通了。尽管此前他一直都不怎么情愿去挖掘这个主题，但实际上他知道按照美国现在的宗教和精神发展状态，读者对他的设想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我真的感觉到读者对这样的故事还是很期待的。”布朗狡黠地说。“因为这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这几年的实地考察，调查研究，文献阅读，专家访谈，及自己的思考让我对历史有了新了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就在《达·芬奇密码》中反映出来。”布朗说。
       是布莱斯激发了布朗创作《达·芬奇密码》的灵感，因此，布朗将它献给了妻子。“我的妻子布莱斯为了这本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书中再现的女神形象和甘于奉献的女性精神存在着诸多相似性。”布朗感激地说。“她是一个十足的达·芬奇迷，在她的感染下，我也开始对达·芬奇产生了兴趣，而几次欧洲之旅则彻底地让我成了他的信徒。除此之外，她的编辑工作也相当出色。”
       《达·芬奇密码》虽然有令人拍案称奇的故事构思和惊险刺激的情节安排，但在2001年下半年发生的那事件，却险些让这后来的本书不能问世。《骗局》的销售情况一塌糊涂。好在倒霉的不光是他们，2001年的恐怖袭击和书籍零售市场的一系列变革，使出版业的形势急转直下，整个市场都萎靡不振，而惊耸小说则尤其如此。
       书市每况愈下，布朗前三本小说业绩平平，这一切都使得他投入了无数心血和时间的新作前途未卜，吉凶难测。在现代出版史上，编辑和出版社都清楚读者从发现到认可一套有着同一主人公的小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一般来说，读者首先选择的是最新的一部作品，如果喜欢，就会回头将这位作家所有的作品都买全。这样一来，出版社的再版书目上就会出现一年以前的书目，这比新书可是赚钱多了。
       但这也只是过去的老一套。现在大多数的出版社独立经营，完全有能力支持一个作家写上五六本，甚至更多的书。这一过程至少要十年时间。20世纪90年代，一些跨国公司看到了出版业在大众心里独有的威望和其蕴涵的巨大商机——而且利用跨国营销的便利，无疑可以提供更多的销售渠道——于是，他们掀起了抢购自由职业作家的热潮。
       此后，他们就开始谋划思考如何从这些作家身上赚钱。早期的出版社最关心的是能否拿得出好的文学作品，而现在的跨国联合企业首要宗旨却是如何营利。只要卖得好，是文学味的还是商业味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赚钱，讨股东的喜欢。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作家的前几部作品出版后没有立刻引起读者的注意，就会越来越不起眼，也就没有机会再签另一轮的合同。有时，出版社甚至愿意预付给作家好几本书的稿酬，但并不出版他们后来的作品。所以，对于布朗这样一个连写三部但销售量一般的作家，出版社必须找到减少损失的最快办法。
       “很庆幸，我不是现在才起步。”迪安·孔茨深有感触地说。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将现在每年可以卖出大约一千七百万册的书，“一个新手上路到得到读者认可要好几年的时间。以往，书店卖书全靠运气；现在，如果一个新手写本书，销量达到一定水平，他的第二本就会更上一层楼，就有可能再写第三本，然后就可能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巨头作家。出版社对培养作家没有丝毫的兴趣，只希望他能一炮走红，越卖越好。这也许就是当代出版业的悲哀。我知道很多作家在得到大众认可之前还需要一些书来铺路。”
       更糟的是，布朗前三部小说出版时，电子商务正在悄然兴起。二手货在网上十分走俏，旧书尤为流行。无论是夫妻老婆店还是最大书店连锁机构下面最小的经营商都乐此不疲。一本书在它的一生中可能要被倒卖好几次手，但出版社真正营利的——作者抽取版税的——只是它当作新书时的初次销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布朗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编辑现在要换工作了。虽然贾森·考夫曼临时顶替成为布朗的编辑，但他为布朗悉心运作了《天使与魔鬼》和《骗局》，而且两人配合默契，关系融洽。
       不幸中的万幸，考夫曼十分看好丹·布朗和他的新作。于是他决定能否让他带着布朗一起“改嫁”将成为接受下份工作的先决条件。
       考夫曼到道布尔迪出版社应聘，社长斯蒂芬·鲁宾听了考夫曼的条件后，这位社长有些犹豫。不管跨国出版企业对出版市场的瓶颈卡得有多么紧，仍然有一些勇敢的编辑和出版社敢于一试，只要那位作家还不是真的烂得无人问津。就这样，布朗那本长达两百多页的第四本小说整装待发了。
       “贾森到我这来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想一起带过来一个叫丹·布朗的作家。’我们都问，‘谁是丹·布朗？’他就向我们推荐了一本新书，就是后来的《达·芬奇密码》。”鲁宾笑着说。
       看过这本书后，鲁宾非常喜欢。他先读了《天使与魔鬼》，了解了布朗如何在第一本书中刻画罗伯特·兰登，又如何将一个个匪夷所思的故事真相贯穿到一闪而过的情节中去。其他的编辑读完后，跟鲁宾一样，也非常喜欢。就这样，道布尔迪向贾森和布朗发出了邀请。
       考夫曼得到了工作，在经纪人海德·兰格的协商下，布朗得到了四十万美元的稿酬，而道布尔迪得到了一位新的作家和一名新的编辑。回头再想，考夫曼这么做也算是胆识过人。“如果像布朗这样的人都不能一起带过来，又能带谁呢？”
       事实证明，贾森·考夫曼跳槽到道布尔迪可谓是布朗事业的又一转折点。如果布朗继续呆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而且假设出版社与布朗签订了新书合同，但考虑到布朗前两部小说的销售额——《达·芬奇密码》的上市也就不会当成什么大事予以重视。宣传部门也就印刷个两百五十本样书提前分发给书评家和各大书店，算是宣传。第一版印刷也不过就在五千到一万本之间，然后布朗和布莱斯又要为他们的新书四处联系，粉墨登场，这样的话，这本书就难逃前几本书的厄运了。
       如果布朗还在袖珍普及本的旗下，而又没有一个编辑为他四处周旋，出版社也会很乐意让考夫曼走的时候一起带上布朗。
       贾森·考夫曼正式加入道布尔迪，布朗就又一次全身心地投入到《达·芬奇密码》的研究和创作中。相比以往，布朗这次在故事结构和密码解疑方面下了更大的功夫。
       自从计划创作十二部罗伯特·兰登系列的小说后，布朗决定每部书都要为下部埋下伏笔，下部对上部的内容也要有所映射。前三部书以情节紧张，构思巧妙见长，但那些让读者摸不着头脑的密码和谜团，难免有点生搬硬套之嫌。这一次，布朗在《达·芬奇密码》中改变了策略，让这些密码成为故事主线的牵引者，使读者也有机会参与密码破解的过程，而且还有可能先于故事人物解开这个谜团。不仅如此，布朗还力图在一个密码解开并得到相应的解释后才会引出下一个。
       否极泰来，布朗的运气似乎又一次发生了转向。他有了一个新的出版社，一份新书合同和一笔已经预付的稿费。出版社为了赚到更大的钱，自然就得竭尽全力宣传他的新作。
       一个文学巨星正在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