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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21世纪，美国的丹·布朗一下子成了世界文坛的神话。他的小说《达·芬奇密码》自2003年问世以来已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全球发行量已达2500万册，他的另外几部作品，《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和《骗局》，也随之走红，在一百多周内均高踞畅销书排行榜，进入英美法中几个读书国家的畅销书前十名。可以说，丹·布朗式的新型文化悬疑小说正以其锐不可挡的趋势席卷全球。丹·布朗的小说迷住了无数的读者，当他们好不容易从悬念迭起的情节中缓过劲来，揣测着作者到底是如何知道并如此随意地将包罗万象的学科知识运用自如时，丹·布朗早已悄然地躲到了幕后：这个高个子的美国男人永远倾斜着身子站在报刊杂志的顶端，一脸神秘而优雅的微笑。他拒绝过多地公开自己和家人的照片，也拒绝让自己的生活曝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在破解了无数的密码之后，他自己成了最大的谜团。
       丹·布朗的同乡，曾撰写过多部传记的美国女作家莉萨·罗格克揽下了这个揭开布朗成功之路的重任。在刚刚出版的《〈达·芬奇密码〉背后的人》(The Man behind The Da Vinci Code)一书中，罗格克用清新淡雅的文笔向读者揭示了有关丹·布朗的一个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这位后起的文坛新宠推崇一种蝙蝠式的写作方式。每逢失去灵感时，他总是换上失重靴，像只蝙蝠一般倒悬在天花板上。正是这种反常规的思维方式赋予了他全新的视角，从而体察到为人所忽视的隐秘世界。该书就像一种佐证，从另一个角度解码了丹·布朗小说获得空前成功的原因。
       布朗成长在一个宗教与科学和谐共处的家庭里，他从小迷恋解密。在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和阿姆斯特大学的学习让他接触到横跨各个学科的知识，学会了如何学习一门一窍不通的知识。这一切成就了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中的不凡表现。他选择了一个与世人不同的角度，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首当其冲的选择了最具争议的话题，直指西方基督教的根基。
       虽然现在的丹·布朗风光无限，但是成功的过程却像西西弗斯无望的攀岩一样反反复复。罗格克在书中为读者梳理出丹·布朗的思想从初具雏形到日渐成熟的发展脉络，将成名背后的心酸故事娓娓道来。如罗格克在书中的记载，丹·布朗的处女作《数字城堡》的灵感得源于一个国家安全局因为一封电子邮件而审查一个大学生的偶然事件。于是他沿着公民道德与政治、国家安全和机密的思路，以监视与被监视为题旨展开了这部小说。遗憾的是，虽然《数字城堡》赶上了电子时代的时髦，却没能引起读者群的轰动。不过，它的重要性在于丹·布朗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情节模式已初见雏形，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文学道路，并开始朝着纵深发展。
       在接下来的《天使与魔鬼》中，丹·布朗首先摒弃了他在《数字城堡》中向读者灌输既定价值观的“一元论”讲述方式。他采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不确定的文本中心意义，逐一消解了人性与神性、善与恶、科学与宗教这些在传统价值体系中处于二元对立的中心概念。从思想深度上来看，这是小说质的飞跃。而从作品聚焦的对象上来看，密码已由原来的主角退居为一件道具，宗教开始粉墨登场。丹·布朗终于开始利用他与生俱来的优势——把他从小到大对宗教和科学这对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孪生姊妹的迷惘思索，用文本这一可容纳多重阐释的载体描摹了下来。这本小说显示了丹·布朗对人文的关怀，对人类困境的哲意苦思。他试图通过消解结局来解决其中的矛盾，让充满人文焦虑的现实世界变得更为和谐。但是对于新千年来说，科学和宗教无疑是个颇为陈旧的话题。
       在2002年出版的第三本小说《骗局》中，丹·布朗又再度涉足鲜为人知的领域。该书涵盖了海洋学、冰河学、古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等学科领域的知识，同时还涉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勘探局、美国太空署北极科研基地和三角洲特种部队等多个美国高度秘密机构。可惜的是，它生不逢时。按照罗格克在书中的观点，《骗局》一书涉及的是政府机关和总统腐败的问题，这与9·11事件激起美国人无比热忱的爱国心比起来，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因此，《骗局》成了套住出版商脖子的绳索，它与丹·布朗的前两本书一起石沉大海。
       《骗局》出版之后，丹·布朗开始构思他一生之中或许最为重要的作品——《达·芬奇密码》。在这本传记中，罗格克似乎始终为丹·布朗捏着一把汗。尽管出版商十分欣赏他，对他的作品充满信心，但是前三部作品在当时的销售量仅为几千册。不成功则成仁，如果这本书再度石沉，那么丹·布朗将不得不回到学校去做他的全职教员。但是《达·芬奇密码》到底畅销了起来，而且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丹·布朗选择了一个颇受争议的题材，并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支撑点，用《最后的晚餐》把神圣的基督和密码学一同撬了起来。这本书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同时也赢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销售量。没有人不佩服丹·布朗的大胆与别具一格。无数的牧师和信徒开始写信给丹·布朗怒斥他毁灭了美国人的信仰。随之而来《破解<达·芬奇密码>》、《<达·芬奇密码>解密》、《〈达·芬奇密码〉之破译》、《破译<达·芬奇密码>》和《达·芬奇骗局》等书也纷纷上市，它们都力图证明丹·布朗所宣称的事实皆为虚构。《破解<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美国神学博士达雷尔·博克教授针对耶稣曾结婚并留下后代一说进行了辩驳：“耶稣结婚的可能性又多少？此处的回答再简单不过了：绝无此事。”
       对此，丹·布朗则显得更为冷静与沉着。他坚信，如教授他艺术史课程的教授所说，达·芬奇的画作里隐藏了大量的密码。根据罗格克在书中的描述，丹·布朗认为二千年前西方曾流行着好几种宗教。但是，随着新约的确立，基督的地位也变得独一无二和不容置疑。因此丹·布朗秉承着他与生俱来的怀疑精神，另辟蹊径，试图通过梳理基督教的过去来叩问它的未来。于是他和达·芬奇这个与他相隔千年却有着类似观念的人较上了劲。达·芬奇终其一生都在以绘画的形式追求永恒的生命。这在当时严酷的教会看来无异于妄图建立个人的宗教。正因为如此，按照许多艺术学家的猜想，达·芬奇在他的画作中布满了谜团，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传达他希望流传千年的思想，而丹·布朗恰恰是做了这种思想的解谜人。如今关于《达·芬奇密码》的争论仍在继续。正如罗格克所说，这本书在某些地方大受欢迎，而在另一些地方却招致了难以想象的漫骂。不论真理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丹·布朗的推论至少让一部分人感到信服。
       达·芬奇的世界就仿佛一座挖掘不尽的艺术宝藏，丹·布朗只是挖去了它的冰山一角。他在这部小说中重提他所迷恋的二元对立论，并企图整合它们之间的对立性。不过这一次不是科学和宗教，而是针对一个更为根源性的对立问题——男性与女性。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中蔓延着一种普遍的寻根思潮，许多文学作品都围绕着种族与性别这两个当代文化主题而展开。其中以女性主义思潮尤为引人瞩目。女性主义与现代小说频频提及的女神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都旨在针对父权社会的男性中心价值论提出抗议，在男性化意识形态的遮盖背后，重新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地位。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各大文学国家都涌现出女性小说创作的高峰。俄罗斯的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通过各种方式企图摆脱男女二元对立模式，置疑男性中心论的价值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在文化领域，《古希腊失落的女神》、《女神的语言》以及《耶稣与女性》等一大批书籍的出版也暗示着女神复兴时代的降临。《魔戒》、《哈里·波特》和《达·芬奇密码》等一系列畅销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实践了这种观点。但是丹·布朗显然比以上作家走得更远。他的倒悬式思考让他获得了一个另外的角度，对基督教与男性社会反弹琵琶。在《达·芬奇密码》中，他已不满足于小打小闹地对男权中心论进行置疑，而是彻底颠覆了男权的象征——男性基督，将之还原为女神形象。
       当然,《达·芬奇密码》的成功与丹·布朗日趋成熟的写作技艺也不无关系。他为写作小说总结的“七大条”在小说中得到了完美的贯彻。小说因袭了传统悬疑小说的故事模式，但同时又打破了单一的情节安排和叙事结构，充分采用后现代小说的非线形叙事、叙事空白和多视角转换等叙事手法以及在影视艺术中广泛应用的闪回技巧，从而获得了最大的叙述自由。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从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新时代运动”重构文化的宗旨，也顺应了商业社会中雅俗文学合流的趋势，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丹·布朗的作品让人们对小说这一久已低糜的文学样式刮目相看，使小说在各种新的文艺样式和媒体手段的混杂、挤压乃至颠覆的狂潮中又巩固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如今，丹·布朗的几部小说都引起了中国书市销售的狂潮，甚至有人说他的小说让2004年以来的书市变成了悬疑小说的天下。丹·布朗的另一本扛鼎之作《骗局》不日也将付梓出版，而令人期待已久的《所罗门钥匙》也吸引着无数人的眼球。在丹·布朗的新作上市之前，罗格克抢先一步，撰写了这部极具私人性质的传记。它不同于《破解<达·芬奇密码>》，它像一条温暖的河流从埃克塞特镇流出，紧跟着丹·布朗，随之流过一个个人生的驿站与关口，直抵作者的内心深处；它仿佛一支善意的传声筒，让封面上的丹·布朗丰润了起来；他活生生地与我们对话，与我们交谈，与我们讨论写作，谈论信仰；他像一位倒悬于壁上的执着的愚者，为我们道出了智慧的故事。丹·布朗为何从童年开始就迷上了密码？他为什么会放弃自己钟爱已久的音乐事业转而走向小说创作？他和布莱斯到底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他为什么把每部作品都献给他的爱妻？他那简洁练达的文风从何而来？他为何拒绝签署自己为《达·芬奇密码》唯一作者的声明？他真的被如潮的漫骂吓坏了吗？是什么阻挡了《所罗门的钥匙》的面市？《〈达·芬奇密码〉背后的人——丹·布朗传》将慢条斯理地为我们撩开笼罩在这些谜题上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