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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译：恺　蒂
       间谍工作
       在普通世界中，我曾经在英国情报六局坐过三年办公室，相比起来，我在我自己的世界中为情报六局进行的间谍工作要有趣地多。奇怪的是，我在普通世界中认识的十几个人中，只有两位进入了我现在所写的世界。所以，国家机密法可能也控制着那里。我所经历的最为冒险的要算我在德国的任务，那更像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而不是英国情报六局而工作。
       那是一间家具很富丽堂偟的客厅，戈培尔 坐在一把镀金的椅子上，房间里还有其他几个人，所以我站在一个大理石的壁炉旁伺机行事。我携带着暗杀戈培尔的致命武器 – 那是一根香烟，它的烟气一经吸入，就能将人迅速快捷地置于死地。
       我尽量向我的目标靠拢，手持着香烟，想让冒着烟的一头接近他。我渐渐失去了耐心，把香烟的一端直戳向他的鼻孔，然后逃离客厅。我希望毒气能很快生效，一团混乱会推迟他们对我的追踪。
       街上很空荡，我向右转上另一条街——然后，我意识到别人可能从窗子里看到我，我又折回去，为了不被人看见，尽量沿着墙跟走，然后向左转。我穿过好几条小路，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了大路上，因为我接到的指令是到北站去乘一辆火车。我看不见士兵或是警察，他们可能就在前头等着我。
       我想要转进一个公园里去，因为那里有长长的通道，但是我还是遵守了命令，刹那间火车站就出现在我眼前——那是一个很小的火车分站。我找到了接头人，一辆火车已经开进来。我买了两张到终点的火车票，但是很快意识到我犯了个大错，因为火车的终点是沃平 。到沃平的火车票当然会暴露我作为英国特工的身份。沃平前面那一站是边境，我敢肯定他们会在那里逮捕我。但是我们还是安全到达了终点，否则我也不会在这里讲这个故事了。
       我获悉一些有关金·费尔比 的新材料。他征募了海明威，让他收集有关香港难民的资料。海明威手头非常拮据，这个工作每周付他五镑钱，这正是他的家人所急需的。
       一次我坐飞机去嗒卡尔，我在飞机场上给英国情报六局在那里的代表发了电报，告诉他我第二天早上到达，当时，飞机场上有些混乱。从嗒卡尔我要转机到塞拉里昂的首都弗里顿，那里的代表是特雷弗·威尔逊 ，上次世界大战时我就认识他，他也与我同在越南呆过。我正巧听到电话叉线，有一个官员在电话上要一张我的照片－据说中国新闻社能够提供一张。我安慰自己说：“他们的照片会让我看上去像一个中国人。”
       在伦敦，我和其他一些人在一个大房间里工作，那个房间像我在《泰晤士报》做编辑时的办公室 。我正在调查一位双面间谍，他与一个名叫塞基的德国间谍有牵连。有人告诉我英国情报六局的头头C 对这个案子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当着许多同事的面直接给他打电话，这让我很自豪。
       我的顶头上司与我二十年代在《泰晤士报》工作时的编辑部主任乔治·安德生 长得非常像，他对我说：“我怀疑他是否会和你通话，他刚刚要了一杯红酒。” 但是C确实与我通了话，而且一上来就感叹上星期《旁观者》和《新政治家》两本周刊上的文章恶语伤人。我对他说：“如果他们不能证明事实的话，我们就要起诉他们，对这个星期的文章也一样处理。”
       C下楼来看我——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身材瘦削，态度和蔼，戴着单片眼镜。我的另一位同事——长得很像我在《泰晤士报》工作时的编辑部副主任莫德上校 ——也来参加我们的谈话。我重述了在那星期的《新政治家》中，一篇文章说C的前任把写给外交部部长的机密文件留在桌子上任人阅读。
       1965年6月，我回到西非进行特务工作。在火车站我的行李被偷走了，小偷是一个我错以为是行李员的非洲人。我去办公室找站长，他是个英国人，一位典型的殖民官员。我问他：“能和您说句话么？” 他粗暴地回答：“现在不行。”
       我非常生气，坚持要和他说话。我知道他不喜欢我，因为我在这个殖民地中的地位很不明确 。一个非洲人被带到我的面前，他穿着长长的白袍子，我说他肯定不是小偷，因为他和我乘坐的是同一班火车。我问他是否注意到什么。就在那时，我从眼角看到一个和小偷一样穿着格子衬衫的人。
       “就是他，”我说。但是当他转过身来时，我才发现他是一个消瘦的白人。
       那年的下半年我在土耳其为英国情报六局工作，我惹了很大的麻烦。我要求增加工资，这带来了一连串有关我的调查。他们开始小心地问我一年买酒要花多少钱？我所有的酒都是在飞机场的免税商店里买的，所以，我能出示的价钱低于两百镑，我想这让他们觉得可疑。
       一位穿着制服的盖茨将军刚从伦敦调来，他在我们平时闲坐的大客厅里踱着方步介绍他自己。我的情妇和我在一起，她很漂亮，穿着件很昂贵的毛皮上衣。我说：“问题不在于我是否乱花钱 – 如果我离开特工打道回家的话，我能赚更多的钱。”
       我感觉到他们怀疑我有变节行为，将军最后走到了我的面前，他冷冷地伸出两个手指。他说他要给我们读一个名单，上面列出的是那些工作不能让人满意的人。
       为了表达我不屈不挠的态度，我起身离开，我注意到我的情妇还在和我的一个同事聊天。将军要当着她的面开始讲话，这让人奇怪。也许将军以为她是我的夫人，已经经过了严格的审查。
       一个女人拦住我的去路：“你要到哪里去？”
       “出去买东西。”
       那女人满面怀疑地看着我的情妇，她大概在琢磨我工资这么低，怎么养得起这样个情妇？她说：“埃及向我们发了个请求，他们要你去那里工作，因为你对开罗很了解。”
       “这就奇怪了，”我说，“我对开罗一无所知。我只是在那里换过一次飞机。”看着这个女人，我觉得英国情报六局肯定是想在那里把我给谋杀了。
       我决定在土耳其申请政治避难，我去了移民局，但是他们拒绝帮助我。我请他们慎重考虑一下，我告诉他们我已经花了五百英镑贿赂他们的头目，我给他们看了证据。
       事态平息下来后，我作为英国情报六局的特工被派往法属的一个热带城市与另一位同事一起工作。一个我称之为M的高级官员来检查工作。我有些不友好地说他是那种典型的特工人员——“一个狡猾的商人和一个少校的杂交品。”
       如同平常一样，我的工作就是要让别人觉得我很忙，我们给M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旅馆里。有人举手与我们打招呼，这给我一个机会，我对M说：“他是这里的殖民地长官，我在西贡就认识他。”
       “他当时是不是我们的特工？”
       “他那时应该是吧。”
       我接着说对于我们掌握这个城市的建设情况，这人可能会很有用处。
       “法国人正在建造这个城市么？”他问我。我建议说我们可以晚上一起开车出去，去看看这里的一个名叫西瓦纳的欧洲区。
       1980年1月，金·费尔比秘密到伦敦来看我。他看上去与我记忆中的很不一样——他有些鬼鬼祟祟，贼眉鼠脸，我有些失望。他带来一篇他为《旁观者》写的文章，写得还真不错。他从哈瓦纳搭乘一条英国船回来，我问他难道不担心在船上被逮捕——他含糊其词地告诉我说他现在已经没事了。但是他临走时仍然接受了我的建议，让我走在他前面。他看到有个人从一个房间里来到走廊上，这人很危险。
       我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在德国做间谍，我们打扮成德国军官的模样。我们对这一使命很掉以轻心，逃离时，我们乘坐的是一辆经过瑞士边境的火车。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要求我们出示证件，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安。我的同事比我的级别要高，对她说我们的证件都打在行李中了，她接受了我们的借口，只是用铅笔在我们的车票上写了75这个数字。但是到了边境处我们遇到了些困难，我们应该出示护照——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掌管护照的官员是一个傲慢的的家伙，显然不像年轻女人那么容易对付。但是，他那长相丑陋的中年妻子是站在我们一边的，而且，在家里肯定是她掌权。她简单地告诉他说，护照已经被检查过了。
       
       我的哥哥雷蒙德 和我一起在汉堡进行反纳粹的间谍工作。我们当时住在一个旅馆的七楼，旅馆的一个雇员给我们捎来口信，说警察原本要来搜查旅馆，因为他们怀疑这里有异常情况，但是这个雇员已经说服了他们放弃搜查。我们觉得还是应该离开。但是我们采取行动之前，两个粗鲁凶暴的警察冲进房间，他们要我们出示证件。我不清楚雷蒙德会找什么借口，但我知道英国护照会完全暴露我们的身份，所以我就等着看他会说什么，同时，我也假装寻找我的证件。也许确实是雷蒙德想到了这个计策，我们抢下他们的枪，猛击他们的头部，把他们的尸体塞进一个壁橱里，然后离开。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乘飞机逃离，但是如果我们去乘一般的飞机的话，他们肯定又要看我们的证件。私人飞机需要支付昂贵的价钱，但是雷蒙德知道应该与谁联系。为了不被发现，我们快速弯腰经过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坐满了人——显然都是政府雇员们。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一个瘦小佝偻，一只手弯曲瘫痪的人——有些像我刚刚去世的朋友约翰·霍华德 ——正在读书。我们从容地坐在椅子上，尽量制造出一种一切正常的效果。雷蒙德提出我们要租一架飞机，但是，很长时间那个人对我们不理睬。但是他突然开始行动，他带着我们跑过一道机场的通道，来到一架直升飞机前。他的一个手下人过快启动了螺旋推进器而受到他的训斥。我先爬进去，雷蒙德跟在我后面，然后是我们那个一只手瘫痪的飞行员。我们直飞上去，我看到整个城市在我们下面——我们安全了。
       政治家和政客
       赫鲁晓夫
       虽然赫鲁晓夫侵略了匈牙利，但是在普通世界中，我总是对他持有好感。 在古巴危机中 ，他在与肯尼迪的讨价还价中占了上风——交换条件是美国不再入侵古巴，苏联不再向古巴提供防御性核武器，反正这些武器最远只能打倒迈阿密。在一次联合国的会议上，他用鞋子大敲桌面，我喜欢他的这种作为。1964年和1965年，我曾在我自己的世界中与他相会，也许因此我对他颇有好感。
       我第一次与他会面是在萨伏伊饭店 ，与另一群俄国人一起，其中有一位柴可夫斯基先生，普通世界中，我曾经在莫斯科见过他，他当时是《外国文学》杂志的主编。赫鲁晓夫看上去情绪很好，健康，放松。他的两位客人因什么问题而大声争论，这让他觉得很好玩。我们一起讨论了在英国拍摄电影筹集资金的办法，并说起发行人的坏影响。我说这种困难在俄国不会存在，但是赫鲁晓夫说俄国的电影往往会超支，所以常常会被拖延六个月，拍摄人员要等着政府官僚为他们增加预算。他非常热情，请我第二天与他共进午餐。另一个场合（因为我对那顿午餐毫无记忆），我在一个晚宴上与他坐在一起，直到晚宴快结束时他才与我说话，他说我的盘子上剩了许多鸡。“这是留给厨房里的工作的人的，” 我说，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应该相信慈善。”
       “不是罗马教廷的那种慈善。”他微笑着回答。
       也许因为他对我们的这次对话有所记忆，我们又在一次晚宴上相遇了，这天是星期五，他看看我的盘子，我在吃牛肉。他笑着评论道：“你在星期五也吃肉？我以为你是个天主教徒呢。”
       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他正亲自处理去苏联的签证。他注意到我所填写的职业是作家，他说他希望我能写一些关于他们国家的文章。我注意到他的眼睛非常清晰，非常蓝。等我回到我的朋友们身边时，我对他们说：“你如果很近地看他，他有一张很漂亮的脸，一张圣徒的脸。”
       后来我发现我对他的看法在莫斯科得不到普遍的赞同。有一天我在克里姆林宫外，那里聚满了人，宫前支起了一个讲台，人们等着他们的领袖们出现。在另一个讲台上，一个年轻人开始对着公众说话，他开着赫鲁晓夫的玩笑，并且模仿着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赫鲁晓夫从口袋里取出大把卢布撒在地上，表示卢布毫无价值。
       奇怪的是，我自己的世界常常要受到普通世界的影响。J.W. 邓恩可能会在他的《时间的实验》中这样阐述：当我梦到赫鲁晓夫有一张“圣徒”（死去的人）的脸时，我已经预感到他将要下台。1964年10月15日，我是在萨伏伊宾馆里听到苏联大选的广播的——九天之前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我曾在同一宾馆中与赫鲁晓夫共进晚餐。
       奥马尔·图伦约斯
       在一次逗留巴拿马时，我发现已经成为我的好友的奥马尔∙图伦约斯不在那里，这让我很惊奇，因为我们有约在先。最后他总算来了，我注意到他改变了许多。我带了我的女儿作为翻译，但是他已经学会说一些英文。与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很无趣的英国大兵，名叫丹尼斯顿将军。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凑趣 – 有几位美国人，包裹一个制服不整的滑稽的士兵，他借给我一本他出版了的日记，破烂不堪，我根本不打算阅读。我在那里是为了要警告奥马美国的一个阴谋诡计，他们要强制他离开巴拿马。美国人计划要煽动混乱，从而赶他出去，这样巴拿马就会像加勒比海的其他岛屿一样，变成美国用以对付中美的军事基地。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让奥马尔听明白这一阴谋。
       费德尔·卡斯特罗
       1984年6月我去古巴拜访卡斯特罗。我们一起散步，友好地聊着天，我们停在一个正在哭泣的可怜的男人面前。他刚刚在他亲手挖的小小的墓穴中掩埋了一个孩子。
       卡斯特罗试图宽慰他，对他说现在他的孩子不会再受任何痛苦了。但是那个人并没因此而得安慰。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他马上停止了哭泣并且握住了我的手。他说：“我能感觉到你是那种相信人死后还可能有着什么的人。”
       胡志明
       去拜访胡志明主席，我发现他非常谦恭，他向我解释他上次拒绝了我的拜访，因为他确有难处。他邀我去他总部周围的乡间中散步。我们必须对美国轰炸机时时睁大警惕的双眼。一辆直升飞机接近我们，我怀疑那是美国人的，但是原来它是“我们”的。它降落下来，一个年轻漂亮的欧洲女人从飞机里出来，她独自走开了。“她没有危险吧？”我问胡志明。他对她大叫：“回来，你不知道我手下的人会想对你做些什么。”
       战争
       1965年2月，空炸之后，德国伞兵降落到我所居住的伦敦的那个区。我和一个朋友试图开车逃离，但我一时疏忽，留下了一封泄露间谍活动机密的信。逃离的途中我们遇到两个德国士兵，但是他们没有要我们停下。但是随即我们看到其他士兵向我们走来，我们想要往回开并转弯，但很明显，这个错误引起了我们旁边的士兵的怀疑，我们被逮捕了。他们显然掌握着有关我的所有材料，包括一张用秘密照相机拍摄的我和一个德国人在一家旅馆中会面的照片，我记得我曾于1924年在占领区见过这个德国人。他们还有一盘录着我们的声音的磁带。现在真到完蛋的时候了，在酷刑室里我只能听天由命，从理性上说，我又有一种好奇心，想知道我能承受多久。他们还有一张我全身的X光照片，这对他们也会有帮助。
       1965年6月23日，德军大举入侵，他们从伦敦南部大面积进入。我和一个朋友合用一架重型武器——迫击炮——从他们的侧翼进行游击战。我们用这架迫击炮轰炸了德军的一个据点和好几百名士兵，一个军官向我们投了降。我们讨论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德国军队究竟是要进攻伦敦，还是要掐断伦敦和西部的联系？我们决定坐火车，后来我们意识到火车会开过德军占领区，在那里我们会被检查，但是为时已晚。
       一个年轻的德国军官上来见我们，我用一把左轮手枪顶住他的脊背，命令他到厕所里去。我们想要夺取他的制服 （我的同伴曾经用这种办法逃脱过）。但是门口还有一个德国兵，他的脸上露出胜利的表情，因为他已经拉了紧急停车的把手，火车停靠在一个明亮的弧光灯照耀下的站棚里。
       突然，我从整个情景中脱离出来，变成了一个旁观者。我站在棚子外面，看着一个人——我的朋友——怀抱着迫击炮冲将出去。他登上了一辆由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空马车，马车往前冲去，一时跃入空中。第二个人——显然是我自己——出来在马车后狂奔。
       1966年，德国入侵之后的六个月，内战爆发。我正在我的家乡伯克汉姆斯特，刚从公园散过步后回到镇上。我看到到处都散发着传单，内容显然是一次军事行动的密码。我记起我曾告诉过一个要好的女朋友我要离开英国到法国去生活，她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会回来参加内战。”
       接近车站时我看到天空上布满了许多架小型飞机和降落伞，颜色和传单的颜色一样。我快速走到城堡街，我发现许多降落伞兵们跟在我身后，他们挤满了整条街。好像是法西斯们要接收此地，一排士兵沿路过来，冲突不可避免，因为法西斯们是不会让步的，我希望我们的部队也不让步。最后我们的部队用刺刀挑死了没有武装的领头的法西斯们，这是一种大屠杀，我对这种残酷性毫无准备。
       我躲进一所房子里，在那里我看到了当时的首相威尔逊。那里没有人想知道外面战争已经开始。威尔逊看上去很虚弱，担心，忧郁不决。他唯一的行动是到另一个房间去，不再被人打挠。
       我曾在俘获希特勒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时刻让我非常自豪，我在一个火车站等火车时，看到两个男人下车。其中一位是德国情报部的将军，当我看到他的同伴时我敢肯定那是希特勒，虽然他的小胡子没有了，而且他的脸上有着更多皱纹，也更有人情味。我对着站在我周围的人大喊：“希特勒，希特勒还活着！”
       那两个人走进一个地下通道，大家看着我，好像我发疯了。但是我继续大喊，那两人的逃亡之路被阻断了，希特勒回头愤怒地看着我。我们走到站台的一头，坐下来交谈了许久，谈话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另外有几个人过来帮助看守住他，一队士兵前来把他押走了。
       我发现自己回到了马来半岛紧急状态的时期，这是我1951年时在普通世界中经历过的 。我正在躲避中国游击队，英国人要把他们轰炸出来，所以，我也可能成为英国炮火的牺牲品。这些轰炸员们使用一种很独特的系统，他们用电灯照亮地面，活着的人能给暴露出来，然后他们就投放炸弹。我伏躺在地上，我身边的一个灯泡马上亮了。我把它扔到黑暗里去，然后爬走，但是一旦我停下来，另一个灯炮又亮了。要躲避炸弹简直是不可能。但是最后不知怎么我还是逃走了，我加入了另一群没有正式编号的英国人去寻找游击队。
       这是我第一次在我自己的世界中变成另一个人，我是诗人温夫雷·欧文 。我穿着军官的制服，头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那种钢盔。我独自一人呆在战壕里，对着我所爱着的一位姑娘的照片朗诵我的一首诗。这首诗的标题是奇冯镇，我想那是我所在部队控制着的一个地方。我大声朗读着，这首诗是这样的：
       想象，我亲爱的，这个浅浅的战壕，
       一个无法攻破的堡垒
       这一夜以及无数的夜
       突然，一种对于无休无止的战争的疲倦袭住了我的全身，我开始哭泣。正当我 – 其实是温夫雷·欧文 – 哭着时，有一个声音说：“德国人刚刚在这一段和那一段都投下了毒气弹。”
       危险和恐惧的时刻
       我刚刚在海地的王子港度过了很危险的一天 。我和我的朋友特立弗·威尔逊在一起，他曾经是英国情报六局的特工，我上次见到他时他是河内的领事。我们俩一着陆就立即被逮捕了。看管我的黑人警察特别喜欢阅读主角叫班比的少年读物。我随便翻阅一本，那页描写了班比正要被天堂王母诱惑，描写夸张并且充满情色。
       我许诺此人我将为他搞到全套十七本小说，他迅速让我坐在一个残疾人的椅子上，在我头上盖上一块白布，把我弄出了监狱。而且我也设法救出了特立弗，我们快速顺路跑去，很快到了英国大使馆所在的街道，想到那里去寻求庇护。大使和大使夫人刚刚野餐回来，他们的态度冰冷，不感兴趣，这让我觉得很受伤害。他们以前在圣多明哥时我就认识他们。当然，大使是永远不想搅入任何麻烦的。
       还有一次我在海地时，我正在旅馆的厕所里大便，有人告诉我说一个海军上将和一个将军正等着见我。我很快上完厕所去见他们。他们的制服和上面的装饰很滑稽可笑，但是他们看上去很诚挚。他们告诉我说很快这里就会有一场革命，“你和你的朋友们最好尽快离开，如果你们注意到什么异常情况请赶快躲起来。你们有鞋子——鞋子可以当成贿赂品。人们非常需要鞋子，他们会把你们藏起来。”
       “那您呢？”我问那位将军。
       他的回答充满了尊严：“我将死去，没有人会把我藏起来。”
       重读六十年代所记录的我自己的世界里的生活，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回到海地，我仿佛是在玩那种玩命游戏俄罗斯轮盘赌 ，我曾经在普通世界中玩过一次这种游戏。
       1966年11月，我发现自己很不情愿地在海地王子港的街上开车，与我同行的是彼得·格兰维尔 ，在普通世界中，我们曾经为把 《喜剧演员》 改编拍摄成电影而一起工作。此书曾经曾受到过“医生爸爸” 的谴责。彼得也意识到了我所感觉到的那种危险。周围还有其他几位游客，在博物馆中我们遇见了奥罗弗森旅馆 的老板塞兹，在写作《喜剧演员》时，我曾经住在他的旅馆里。他与彼得打招呼，同时把背对着我。他说：“你知道因为他，总统的私人卫队没少给我惹麻烦。”
       在楼上我又遇见两位熟人——一个是位医生。他们看到我都非常惊讶，我越来越想快点离开。
       外面的院子里有几辆汽车，一个老妇人站在离我们的车不远的一辆车旁边。我以前曾经在太子港的街上看到过她。“那肯定是医生爸爸的夫人。” 我说。果然，总统自己出现了，他们一起开车离去。我用双手捂着脸，我非常害怕。彼得坚持安静地坐在他车子的方向盘前吃一个硬硬的白煮蛋。
       车子终于启动，我们发现去博物馆的路被一个装在大转盘上的木棍挡住。彼得出去要推开木棍，但是对面就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他说只有接到总统的命令木棍才能被推开。这次我们可真被困住了，幸运的是后面的事我记不起来了。
       1983年一月，我在墨西哥 ，与一个被军队追击的游击队帮派有牵联。我和一个同伴与大部队脱离了，当我们经过一片丘陵地带时，在一条浅战壕前有人向我们开枪。
       我的同伴没有回答，他朝空中放了一枪，这时有一个年老的男人从战壕里站起来向我们挥手打招呼，我认出他是我同伴的父亲。然后他向前跑来，但是受伤跪在地上。
       肯定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再能记起来时只有我们俩人在一起，走在一条大路上。有一男一女赶着一辆马车朝我们这个方向过来。我看见那个男人胸前挂着一把新式步枪。等他们接近我们时，我把他的步枪抢了过来，他们转了弯在路上消失了。我敢肯定他们会告诉追赶的人我们在哪里。我的同伴去转弯处看他们是否离我们很近，然后他向我挥手叫我往岔路上走。
       我能看到一批军队向我们追来。我的同伴挥手叫我往左拐，我往左边的路上看去，那里也有一群士兵逼近我们，第三群士兵从路上向我们迎面开来。我们被包围了。
       我决定扛着步枪一直往前走，希望他们不会认出我。他们从我身边经过，并没有开枪，然后我听到了子弹上镗的声音 – 他们随时都会开枪。我们走在的路上有着黑白相间的条纹，我想 – “白色意味着生存，黑色意味着死亡。”
       
       我肯定生存下来了，因为我很少梦到死亡，可能只有一次我梦到过自己的死亡——那次死亡将是这本书的终结。
       旅游
       西非
       1965年，我仿佛刚上飞机，就来到了塞拉里昂——它已经不是在战争年代我曾经很熟悉也很热爱的那个殖民地，而是属于独立非洲的一部分——我的小女儿在那里接受死刑审判，因为有人听到她批评总统。
       没有辩护律师交互讯问证人，而且我也听不懂他们所说的部落语言，闹不明白究竟是腾内语, 克鲁语, 还是伊瓜苏语？一个男人站在法庭前面进行演说，他半当中停下来与我握手。我认识他，我记得二十年前，我曾经用一块石头打破过他的头，但是他一点都不记仇。我们互相很有好感。他是一个酋长，他的名字叫腾巴，我希望他能承担起治理整个国家的任务。
       在审判休庭时我想尽办法也没能找到一个辩护律师。我希望能向法官申诉，因为我女儿刚刚到这个国家才几个小时，她所说的一切肯定都是跟我学的，所以应该是我在法庭上受审。结局肯定是万事大吉，因为我女儿现在活得很好。
       阿拉伯半岛
       六十年代的某段时间，在一天夜里我在离阿拉伯半岛不远的的海上巡航，那里离内陆的奥伯顿城堡的遗址不远。据说在这一带的海岸上隐藏着所罗门国王不为人知的宝库。城堡遗址的上方闪着神秘的光亮，传说如果你说出你所爱的人的名字，一道光线会落下，直指藏宝之处。我轻声说了一个名字(一个瑞典名字 )，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难道是因为我爱得不够么？
       不管怎样，我还是说服了船长我们应该去搜查遗址。我们得申请搜查许可证，还得保证我们只保留搜到财宝的百分之一。船长说这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百分之一到底是多少。但是在我们刚要开始寻宝之时，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到来，他说他有寻宝的专利。我们告诉他我们有优先权，他说那毫无意义。他的文件说，美国政府会重新修建奥伯顿城堡以供人旅游，作为回报，美国政府拥有首先勘探的权利。与美国政府是没有争执的余地的。
       中国
       1964年11月，在那个我仍喜欢称之为北平的城市里，我有幸采访了中国的皇帝。我和我的朋友迈克·梅耶一起旅行，他是易卜生的翻译家和传记作家，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好旅伴，因为他总是不断头疼，也不停地生其他一些小病。
       我穿着一件运动上衣，很不合时宜。我向皇帝道歉我的服饰不够正规。皇帝让我很惊讶，他半跑半滑来到房间里，他是个瘦小的老人，穿着套黑色的燕尾服，但是没系领带。他的身后跟随着一批穿着传统服装的官员们，寒喧问候之后，他们开车带我们到北平的街道。突然皇帝没有做任何解释就离开我们，过一会儿后我们听到他在我们身后叫我们。我们还来不及叫出租车掉转车头，他已经坐着另一辆出租车来到我们身边并且回到我们的车上。
       我对北平的街道和城墙看够了，就建议说因为迈克从来没来过中国，我们能否去农村看看。“我记得在一片稻田中间，有一个围绕着寺庙的小村子，非常漂亮。”
       皇帝又离我们而去，一个年老的官员问起我上次的中国之行，我想给他看我拍摄的一些可爱的彩色照片，但是我发现我的笔记本里夹着的都是赤身裸体的饥民的灰色照片（还有几张是警察的暴力行为，被我很快藏起来）。我又没有办法不给他看，我想如果我告诉他这些照片拍摄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可能会把效果减到最小。我就说：“这些照片都是那年大旱时在京都拍摄的。”
       叙利亚
       1965年6月，我发现自己在叙利亚，那里正发生着一场残酷的大屠杀，甚至连孩子和婴儿都不放过。我曾经在大马士革的一个斋日上看到过类似的情景，但是没有这么厉害。与我同行的有一群人，我觉得到街上去是不明智的，但是我的意见被推翻了——据说对外国人来说没有危险。街上的男人们手上拿着刀子走来走去。后来我们坐下来吃晚饭，一个女人过来，手上拿着的大盘子里放着一个婴儿，她把婴儿切开，就像打开一个手提包一样。
       利比里亚
       1965年是我旅游极多的一年，在去了澳大利亚之后的两个星期，我发现自己在利比里亚为《泰晤士报》做采访。三十多年前，在我与其他人所共有的世界中，我曾经和我的表妹芭芭拉一起步行穿过利比里亚 。它的首都蒙罗维亚的变化很大。我发现自己住在一个真正可称是奢华的饭店里。我的目的是要采访政府的几位要人，我向人询问如何安排这些采访。“很简单，”他对我说，“把这活交给你的秘书就行，她能做安排。”她确实安排了一切，把所有的要人都邀请来一同与我会面，只有总统除外– 其实我很高兴不与总统会面，因为他有充足的理由仇恨我，他是杜瓦利埃医生，后来成为海地的“医生爸爸”。
       那个月里，我又去了次西非，那里有些村民非常仇视白人，情况很危险。有人建议说白人应该去和村民们谈判，负责谈判的人应该不带任何武器。我自告奋勇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虽然我的心中也很害怕。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个男人，有人问我有什么资格，我说我向来喜欢非洲人。村子里的局势一触即发，但是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离开时，遇见一群修女，她们很高兴见到我们。
       古巴
       有人开车带我经过古巴的边境。在那里的一个办公署中我和一位政府部长交谈。带我去那里的朋友对我保证说他们会给我一辆车，这样我能向南行。但是我对于古巴的革命已经厌倦了，不愿意去冒这个险。部长一如既往很不合作。我的朋友说所有的牧师都离开了，现在农村全部由妇联干部们掌管——这些女人们都长得非常漂亮，但是这太可怕了！我告诉部长，我写过许多支持古巴革命的文章，但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他闪烁其辞地说：“但是你看到的可比我们要多。”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牧师喝醉酒。”他指的是我上一篇文章中写到的那个人物——在回家的飞机上我遇到的那个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