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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曹珍芬
       文：[英] 尼古拉斯·詹金斯（Nicholas Jenkins）
       斯蒂芬·斯彭德“做戏似的、官方的、刻意修饰的”形象背后究竟掩藏着什么？
       1931年夏日的一天，在波罗的海的某个度假小岛上，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按下他那台“福伦达牌”照相机的自拍快门，疾步走回照相镜头的视野中，留下了一张与他的两个朋友W·H·奥登(W. H. Auden)和克里斯托弗·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合影。后来，依修伍德完美地描绘了这一幅将对英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之肖像十分重要的图像：“斯蒂芬站在中间，双臂搂着威斯坦和克里斯托弗，脸上的表情就好似暂卸重任、与‘这些小不点’一起休闲放松的耶稣。”
       在这里，就像斯彭德一生中常做的那样，他设法使自己不仅成为场景的参与者，而且也是它的记录者，安排并捕捉了一个使他自己成为咧嘴而笑的三人组中心人物的镜头，他们，用伊夫林·沃酸溜溜的话说，“联合起来，捕获了那个年代”。那种姿势——斯彭德双手分别搂住两个朋友的肩膀，坚定地将他们拥在自己的身边——暗示了一种目标与观点的令人激动的一致，一种共同的命运。但是这张快照作为文学史的一幅肖像，又有多少暗示性呢？奥登和依修伍德后来（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双双成为笃信宗教的人，两人都改了国籍，都使自己丧失了社会地位，两人都客死遥远的他乡，无儿无女，都或多或少被公开地指责为同性恋者和文化的“背弃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斯彭德（据我所知）是个不可知论者。他去世时就在自己出生的城市，有妻子，还当上了祖父，被封了个爵士的头衔，并（如一位赞颂者心情颓丧地指出的那样）是“英国文学界非官方的大使”。
       自从三人在吕根岛灿烂阳光中相聚那一刻以来，关于奥登的传记共出版了三部，关于依修伍德的传记也有三部。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的《斯蒂芬·斯彭德：权威传记》(Stephen Spender: The Authorized Biology)是有关斯彭德的第三部传记。[第一部由休·大卫(Hugh David)撰写，带有恶意的报复意向，研究毫无条理；第二部由大卫·理明(David Leeming)撰写，简短但却有用。）萨瑟兰的这本明晰但不乏审慎的著作，以及同时期出版的、由迈克尔·布莱特(Michael Brett)主编的《新编诗集》(New Collected Poems)，让我们有机会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评价斯彭德的生平与创作：首先就可以看到，到1931年时，一条沟壑在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一边是依修伍德冷峻漠然的散文和奥登“明晰、冷淡的”（斯彭德语）诗歌，另一边是斯彭德激昂、狂热、理想化的抒情诗。
       布莱特编选的诗集无视斯彭德后期思想与他早期成果的混乱，而回到其诗歌的原始文本；无论从哪方面讲，无论从哪个重要的方面来看，这些都是最好的。他将斯彭德八册诗集的内容以原貌呈现，同一时期未被收录的诗歌则嵌入各册诗集之间。布莱特写道，这是斯彭德身后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但是很难想象有人还会想要另一部，或者会有可能对他的这一部诗集作重大的改进。诚然，一些编选决定似乎值得商榷。例如，为什么只再版了斯彭德1936年发表于《新写作》(New Writing)上的三首霍德林(H?lderlin)作品的译作中的两首，而忽视了那一首使奥登灵感大发给其诗歌《当然是我们的城市》加上那个著名结尾，并因此而成为范围更大的文学史组成部分的诗作？还有，为什么不再版斯彭德为《寂静的中心》(The Still Center, 1939)写的宣言般的《前言》？在这篇前言中，斯彭德宣布他将放弃自己早期的闪闪发光、史诗般非人格化的风格，而“慎重地转回到一种更加个人的写作”，在这种写作中，他将涉及“弱点、幻想和错觉”等主题。但总而言之，《新编诗集》是个谨慎编选、自我规避的版本，它使斯彭德作品中最出色的部分以其最初的、本真的形式清楚地再现在读者的面前。
       如此的清楚明晰对斯彭德的传记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斯彭德的工人阶级情人托尼·许德曼(Tony Hyndman)就为了斯彭德的“十分明显的不精确”与他发生了激烈争论。而尽管无休无止地用绵延数英里的出版物及在数以千计的演讲台上沉思自己的过去的斯彭德可能有种正确把握境遇要点的才能，但他终其一生都有一种把事实搞错的天赋。萨瑟兰温和地称之为一种“抓住各种事件的基本事实而实际的细节却在他的心中给弯曲的习惯性窍门”。举个取自斯彭德相当出彩的自传《世界之中的世界》(World Within World, 1951)一书中的例子（对此例萨瑟兰太仁慈而不忍加以强调）。他从1947年开始写作此书，完成于1950年，就在书中所描述的许多事件发生之后没多久。而他却冷静地写道，他的哥哥迈克尔(Michael)“就在战后”被杀死，并“被埋葬在明兴-格拉德巴赫”。萨瑟兰告诉我们，事实上迈克尔死于“欧洲胜利日前夕”，并“葬在爱丁霍文的英国军人墓地”。这需要具有一种特别的超凡脱俗才能使你在你兄弟去世不到五年就记不得他葬于何处。
       在吸引约翰·萨瑟兰这样卓有成就的学者上，斯彭德那确实受到质疑的幽灵得到了比它可能合理期望的更多的关注。萨瑟兰是一位杰出的十九世纪文学评论家，即使并非所有他编集的有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以后的文学世界的详尽史料都是完美的，但他却知识渊博、简洁明了、生动形象地（且富于机智地）描述了斯彭德高度自由的家庭背景，他们对所处环境保持的稍作妥协的优雅，十九世纪的价值观仍对斯彭德的童年产生了影响，特别还有诗人的那位当记者的狂暴父亲哈罗德·斯彭德(Harold Spender)。按萨瑟兰的观点，哈罗德在他儿子的眼里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之风格的杰出化身”，而他则肯定地称“野心勃勃的儿子”（《野心勃勃的儿子》系斯彭德写于1939年的关于他父亲的一首极端愤怒、极其痛苦的诗歌）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但是，总的说来，这本传记颇有前斯特雷奇风尚，几乎没有详述斯彭德那富于侵略性、破坏性和敌对性的冲动。还有一点也很古怪。奥登和依修伍德都认为斯彭德的性格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古怪黑暗的一面。例如，奥登在1942年告诉斯彭德说：“我认为你是个极其无情的人。当你表现恶劣时，并不是因为你意志软弱，而是因为你意志过于放肆……我怀疑……你对他人死亡的真实的个人感受是：好呀！他死了，而我还活着。”依修伍德在讲到斯彭德的“冷酷无情的天真”。
       对比起来，萨瑟兰的基调来自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后者发现斯彭德“非常天真、道德上给人深刻印象，同时又是精明的”，这使得诗人随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思想观念在道德上的充分流传，能够使用显然已贬值的术语“如好与坏，对与错，善良与残暴”。在萨瑟兰看来，相对而言，斯彭德从根本上说是这样一个人，他勇猛地在一个阴险、不公、悲剧的世界中寻找（引用早期一首诗中的诗句）“一些光明来紧紧握住，/一些最后的天真/使其免遭尘土的湮没”。萨瑟兰声称，斯彭德具有“文学上的伟大”， 并在书的开初就把他描绘成一个谦恭宽容的巨人，多产、率直、慷慨，不断地“参加有价值的事业”。此外，“所有那些非常了解斯蒂芬的人不是非常喜欢他，就是爱上他”。
       像依修伍德和奥登这样的朋友们的确“爱”他们那喜欢饶舌的老密友，这似乎并没有问题了。但是他们的爱却是与暴怒、挫败或蔑视的经常性的发作共存的。例如，依修伍德就曾为斯彭德印成铅字的“蹩脚的、恶毒的、冷淡的贬损之词”而对后者大发雷霆，而奥登也曾在不同的场合称他是个“笨蛋”、“白痴”和“唯我论者”。（相比之下，在他们有大量纪实材料记录的一生中，奥登和依修伍德相互之间却似乎从未说过任何真正批评对方的话。）斯彭德的朋友们对其早期作品的真诚仰慕只会加重这些私人间的紧张状况。弗雷德里克·普罗科斯克(Frederic Prokosch)记得1939年在纽约曾带奥登、依修伍德和马克尼斯(MacNeice)等人去吃饭：“每个人都相当无情地取笑斯彭德。”但后来，他们又当众朗诵诗歌，“奥登朗诵了他自己的诗歌，也朗诵了他非常推崇的斯彭德的一些诗歌，相当优美”。
       或许是想起了他打算著书讲述自己在战前的（一些）同性恋经历的计划，斯彭德非常羞怯地告诉《世界之中的世界》一书的出版商说，他打算探索“那些黑暗和暧昧的经历，它们是我的日子中黑夜的一面”。然而当奥登向斯彭德评论这本书时，他看到斯彭德的率直是有限制的，他抱怨说“你在坦呈自己的弱点的罪过时，却悄悄略过了你的优点即深思熟虑和心之冷漠的罪过；而亲爱的，没有一个与你一样成功或能与你一样有趣的人，是没有这些罪过的。”自传作者所悄悄略过的任何东西当然是传记作者主要关心的一个方面。这不是因为读者想或者能够对传主作出判断，而是因为越是把生平描绘得模糊不清、充满险恶和矛盾，作品往往就越显得出色和新鲜。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机会在《斯蒂芬·斯彭德：权威传记》中基本上给放弃了，原因可能更多的是因为该书副标题上醒目位置标出的“权威认可”那几个字，而非因为作者的关系。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的日记和书信中，斯彭德所唤起的意象是天使般的，赋予了他如布莱克(Blake)笔下晨之子头顶的那道熠熠生辉的神奇的光环。罗沙蒙德·莱曼(Rosamond Lehmann)告诉他的一个朋友斯彭德进来了，“就像一轮炽热的旭日喷薄而出……充满了房间，闪耀着，闪耀着，闪耀着”；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看见他“金发碧眼，皮肤晒得黝黑，站在屋子最高层他的房间中央”，阳光从窗户倾洒进来，使他看上去“就像个火人”。斯彭德1929年在波恩邂逅的语言学家恩斯特·罗伯特·科迪厄斯(Ernst Robert Curtius)称他为“太阳之子”。科迪厄斯无疑想让他的这一说法带有口语的、当代的味道，但作为一名古典学者，他还要把斯彭德与阿波罗(Apollo)、法厄同（Phaethon，太阳神之子）和伊卡洛斯(Icarus)与太阳有关的叙事故事联系起来，这些都是抒情诗神话基础的组成部分。此外，就像别人看到斯彭德一样，斯彭德也看到了别人。在他于1930年代用德语创作的诗歌中到处可见阳光，以及无数“古铜色脸的男孩子”。“太阳——人类贫穷之中自然之巨大财富的象征——是这德国首要的社会力量，”他在《世界之中的世界》中这样写道。斯彭德1933年的作品集《诗歌集》(Poems)具有象征性的最后诗句是：“杀手的致命克星，给生命带来光。”
       “光”是令斯彭德家族着迷的一个东西，斯蒂芬的两个兄弟都与摄影密切相关：迈克尔是一名航空摄影测量专家，而汉弗雷(Humphrey)则是过去一百年中英国最优秀的摄影家之一。根据语源学，摄影就是“用阳光写作”，而在这些早期的诗歌里，光和火焰常常“照相般地”落在纸上：“光线均衡，像雪的反光，照在所有人的脸上。”一位英雄的生命结束了，“就如火爆出的火花”；“它悄悄地消失了”。1931年，斯彭德告诉威廉·普罗梅(William Plomer)他正尝试一种“非常直接的”写作，而实际上，斯彭德最出色的早期作品中所营造的效果那令人吃惊的、完全自然真诚的纯正，部分来自于这样一种感觉，即某些光明的无形力量，“能量且只有能量”，是将它自己直接晒制成像到纸上的。
       在这一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品中，光柔化了现实坚硬的边缘，就像正义的怒火熔化了“幻象的流动的门”。斯彭德的太阳是一种表现主义的力量源泉，它不是优美地给这个有形世界输送营养或照亮它，而是耀眼地改变它，并且同时也使它的居住者能够挣脱个性的局限。地球之星（指太阳——译者著）是个“巨大的火圈，强烈的白光遮盖了所有其他知觉形式的鲜明轮廓，甚至使时间感消失殆尽”。斯彭德关于名人的那首名诗《我不断地想到那些真正伟大的人》("I think continually of those who were truly great")，不同寻常地走到了详细说明的另一个极端，用一个的集体的、姓名不详的“在其内心呈现火之中心”的“他们”而令人感到迷惑。他们“诞生自太阳”；他们“向着太阳前行了一小会儿”，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没有如世俗的想象力可能会预言的那样，仅用“姓名”给他们经过的空气留下“印记”，他们用的是——随着有形实体的枯燥乏味逐渐消退时抽象就变得神秘——“他们的荣耀”（指太阳）的不很清晰的、神秘的标记。
       像这样的诗歌有一种活跃的、争辩的感觉，尽管很难确定争辩的是什么。但是，在1930年代，作为最积极投身于政治的英国年轻作家中的一员，斯彭德声名鹊起。1931年他对一个通讯记者说那时他的朋友“几乎都是……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他的同时代人及批评家常拿斯彭德与雪莱相比较。（与雪莱一样，斯彭德也是没有获得学位就离开了牛津的大学学院；与他同时代的一位牛津人回忆起他时说他被称为“雪莱的化身”。）确实，斯彭德反叛其父亲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风格，所采取的方式似乎不是向前投入到一个新的世界，而是飞回到一个更早的浪漫主义的时代。
       随着1930年代的继续，政治，以雪莱的方式，越来越明确地出现在斯彭德的作品中，包括诗歌和散文。关于1934年2月发生于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起义的《维也纳》（Vienna, 1934）在其最后的诗句中坚持认为那些牺牲的革命者真正是“我们的祖先”。而在1935年，斯彭德曾争辩说，大作家们，没有成为宣传者的大作家们，现在必须直面“政治生活……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的主题”。他创作于1930年代中期的许多诗歌都越来越公开地涉及当时的各种问题，如《贫瘠的土地》("The Marginal Field")、《脚注》("A Footnote")和《贫民窟里的一间小学教室》("An Elementary School Class Room in a Slum") 等诗。不同于奥登、依修伍德或马克尼斯的是，斯彭德相当引人注目地支持共产党，尽管他加入该党的时间仅在1937年初持续了几个月；此外，即使在他渐渐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信仰之后，他仍然积极参与西班牙的共和事业，一直坚持到1939年西班牙政府倒台。或许正因为此，在他那一代的自觉“结盟的”左翼艺术家中独树一帜的他被盖世太保列入德国攻占英国后要逮捕的公民名单。更接近于事实的是，国家档案馆最近公开的文件表明，到1930年代后期，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MI5）认为斯彭德和奥登都不是政治上危险的激进分子，“两人都是那种高度理想主义和书生气类型的共产主义分子”，其中有份报告轻蔑地如此断言。
       为了说明这种感觉并非没有道理，MI5可能只引用了斯彭德的散文集《从自由主义向前》(Forward from Liberalism, 1937)。 此书旨在描述“一个具有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同情心的人”的观点，它记录了“个人对共产主义的探求”。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指出此书所呈现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经济学和阶级斗争的非常个人化的理解。斯彭德直接地将自己置身于前马克思的、浪漫主义的和空想的政治传统中。该书的第一句据说引自布莱克：“宗教就是政治，而政治就是兄弟会。”[布莱克在《耶路撒冷》(Jerusalem)中实际上写的是，“宗教和政治不是同样的东西吗？兄弟会就是宗教。”] 斯彭德进而将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与他早年在福音书中读到的东西相联系起来，提及古德温(Godwin)、佩因(Paine)和雪莱的地方也比比皆是。因此，这是一种伦理的和情感的政治。在1937年，当时斯彭德竭尽全力将一个名叫托尼·亨德曼(Tony Hundman)的正患着病、被视作异己、情绪沮丧的人从国际纵队的控制中解救出来，令斯彭德备受折磨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幻灭，如他自己所称是“我在这一个十年所经受的最大的痛苦”，只不过证实了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
       与他圈子里的好几位诗人一样，斯彭德也喜欢引用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名言：面对抒情诗般的乌托邦的理想，政治现实总是不得不加以协调；那样，按照曼的说法，马克思应当读读霍德林的作品。可以想见，这一思想对一位像斯彭德这样的充满矛盾的作家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他陷于政治与诗歌之间，他的良心与他的自我之间，陷于他对女人的吸引力与他对男人的需要之间，陷于他所受的自由主义教养的价值观与他对革命性变革的激愤的期望之间，陷于家庭背景的英国部分与德国部分之间，而进退两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城市将恐惧植入我的头脑，/这样的写作是唯一能带我飞离的翅膀”。斯彭德的诗歌试图找到一个梦幻般崇高的没有界限的王国，以便可以设想各种方法，通过它们，各种各样的等级、差异和界限可以在某个别的什么地方消融。诗歌还描绘了那种交织着愉快与恐惧的消融可能会让人有怎样的感觉。
       1930年代以及此后的读者抱怨说斯彭德的语言含糊、抽象——非常像他的文学幽灵雪莱的风格，后者在这一时期也遭到了利维斯(Leavis)及其门徒的辱骂。但是，斯彭德的道德理想主义却通过其诗歌非同寻常的形式和措辞得到了令人难忘的表现。他用一种启发性地让人觉得是翻译过来的而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写作的方法，对达到他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诗歌用文字表现了一种灵妙感，一个掩藏在诗句或物体背后的世界。每一首都力图成为可供吟唱的诗歌，能够自由地飘过“大海/以及女性般柔美的陆地”，以他的飞机“滑翔在市郊上空”时所用的同样的方式，然后“降落/几乎没有扰乱待制图的气流”。斯彭德的早期诗作也常常追求一种模糊不清、含糊其词的渐渐融合的形式，而放松或几乎超越了严格的技术规则。在一个坚持国家、性别和阶级严格划分的世界里，斯彭德想要获得这样一种风格，普遍性的真理在此可以在传统诗歌形式的疆域内驰骋，而永远不会完全地落下，在那里，内容常会令人难以捉摸地、启发性地与形式不相称。
       或许按斯彭德炽热、非常敏感的天赋，他本就应当会像伊卡洛斯一样很快把自己耗尽。他在1930年代后期的作品有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诗作，特别是那些关于内战期间他在西班牙经历的诗歌，最重要的就是那首充满轶事趣闻的《波港》("Port Bou")。但是现在，诗人已被取代，代替这个头衔的是：与显贵人物交好的多产学者，准权威人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彭德再次出国，他的护照中职业一栏原来写的是“诗人和记者”，但是——斯彭德注意到——“一个橡皮图章已经盖在上面以示作废，并在这几个字的上方写上了政府官员”），1930年代文学的活档案，与奥登之绝不妥协的基督相对应的善作推广的保罗，北大西洋一个花花老者的令人略感困惑的“朋友”，一个被封有爵位的人，家境富裕的人，模糊的名人以及从前长得很漂亮的人。1955年，斯彭德的年长的导师科迪厄斯训斥了他的这位成功的门生，他的话说得相当明白，但不无道理：“你曾是个共产主义者，可现在你却乘着游艇畅游地中海……好……好……”
       斯彭德一生中这一段较长的晚期实际上始于斯彭德与画家娜塔莎·利特温(Natasha Litwin)1941年结成的婚姻，以及于同年开始至1944年结束的在国家消防队服的战时兵役。在1930年代用带有极强的神话性及起移情作用的术语创作了关于英雄般地在天空穿云而过然后消失在天际的伊卡罗斯这样的人物的作品之后，到1940年代中期，斯彭德象征性地降落，加入到其职责是监视空战并在炸弹投下后将火扑灭的那些人的行列。此后，斯彭德的孩子们先后于1945年和1950年出生，而他则作为“文学部的文学顾问”（这个职位听上去就像是路易十五的宫廷中发明的某样东西）密切地介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早期事务中，并于冷战开始时在《上帝失败了》(The God That Failed, 1948)非常公开地改变了对共产主义的论调。1951年，他发表了《世界之中的世界》，并从1953年至1967年担任了《遭遇》(Encounter) 的编辑，只是在发现该杂志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的事实已无可辩驳时才辞去了这个职位。（斯彭德花了好几年时间对他自己也对其他人否认他的许多朋友一直告诉他几乎已确定无疑的事实。）1966—1967年，他在国会图书馆谋得了一个职位，并在1971年与他人一起创办了《审查机构索引》(Index on Censorship)。
       在从事所有这些慈善行为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斯彭德写下了不少质量上乘但如今已基本被人遗忘的著作——诸如《现代人的挣扎》(The Struggle of the Modern, 1963)和《爱与恨的关系》(Love-Hate Relations, 1974)；不停地作公务旅行，不停地到英国议会作演讲和参加宴会；在美国获得了许多个访问教授的头衔，然后于1970至1975年间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了一个永久性的教授职位。1983年他被封为爵士，八十五六岁时的他仍有一大帮的朋友，仍然“好争论地活着”，如他在1989年对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所说，带着一点幽默的威吓，“阻止写传记”。
       约翰·萨瑟兰记述的斯彭德的晚年生活基本上是乐观、谨慎和慷慨大方的，在没有相反的证据之前，暂且就这么认为；但是他也在书中使用了足够多的引文，显示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斯彭德间歇性地表达的过时的成见——主要是一些反美牢骚，例如，有关“那些由老妇人造成的纷扰似乎越来越糟”的抱怨；或者是为自己去了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而感到的遗憾，因为那里的学生和教师“百分之两百是犹太人……这有点过于单调、过于强调了”；或者就是无聊乏味地四处散播诸如“大学本科女生”(undergraduette)、“女佣人”(skivvy)和“一二年级学生”(underclass)等名词。
       但是，是人都有疏忽。因此，在萨瑟兰对这些诗歌上的休耕岁月的记述中，也有不少地方触及了人的难免犯错和弱点。在受到《详细审查》(Scrutiny)政党路线的散播者冷酷而盲目的攻击后，斯彭德在1949年的《生存的边缘》(The Edge of Being)和1971年的《慷慨的日子》(The Generous Days)之间一本诗作也没有出版过。当他意志消沉地回顾自己漫无目的的诗意的一生时，他看到了“一打宝石，或许，就在失败的垃圾场中”。当年老的他在黑夜里醒来时，他担心的是如何取挣足够的钱养活他的家人。他在1995年7月他去世前不久写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他迫切需要使自己的收入翻个倍。
       可是在某一个领域，萨瑟兰对斯彭德晚年生活的记述既不是特别尖锐，也没有特别直率。这个领域就是性。性和隐私实质上是斯彭德晚年时遭遇的两次令人沮丧的意想不到的失败中双方对阵的战场，当时他一直强烈地抗议其他作家拿他及他的作品做文章。对休·大卫写的传记（1992）和大卫·利维特的“色情的”和“剽窃他人的”小说《当英格兰沉睡时》(While England Sleeps, 1993)这两本书，本来都最好不予理睬，让其受不了自身的重压而沉没，而不应该让它们因成为自以为是的正义之战的诱因而扬名。但奇怪的是，斯彭德却一点都不宽容。
       然而，他自己差不多一辈子都在做这样的事：带着有关别人私生活的敏感且常常遭到破坏的细节，或是被揭发的秘密，不顾一切地赶着拿去刊载 。依修伍德在《狮子与影子》(Lions and Shadows)中写道，“野人斯蒂芬”那“优美洪亮的嗓音——遗传自一个专业从政的父亲——会将他的私人生活的最私密的细节传送至最大的餐馆的最偏远的角落”。随后，他很微妙地暗示，这个嗓音也会把别人的秘密传播得一样远。这里有一个非常不完全的名单，上面所列的人都因斯彭德在出版物上说过或披露过的有关他们的事而非常不愉快，他们包括：T·S·艾略特，埃里克·埃尔伯特[Erich Alport，他威胁要为斯彭德在其自传体小说《神殿》(The Temple)有关他的描写而起诉他]，托尼·许德曼和奥登（两人最初都为《世界之中的世界》中有关他们的描写而非常愤慨），依修伍德，恩斯特·罗伯特·科迪厄斯，以及约翰·莱曼(John Lehmann)。
       对他人的隐私特别轻慢的斯彭德事实上对自己的隐私却比较审慎。他写道：“我本人就是，再清楚不过地，一个自传作家……我不是那种会摆脱或否认过去的人。”但是这番话至多只说出了部分的事实。1980年，就在他作这番绝不否认的表白后不久，他对一个想给他的生平作年代记编的人搪塞说“要真实地记录一切可能会给我身边的那些人造成极大的伤害”。如《斯蒂芬·斯彭德：权威传记》一书所表明，所有那些不能摆脱或否认的东西可能不过是给小心地扫到了地毯的下面。但是，如果一直这么做，假以足够长的时日，当扫帚用得太多而使地毯不再能与地板紧密相连时，就会露出端倪。
       萨瑟兰关于斯彭德在性方面的混乱和矛盾情感所作的根本上是斩头去尾的叙述，往往会让人曲解事实的真相。例如，他对导致斯彭德第一次婚姻于1939年破裂的那段时期的记述——当时他的妻子伊内兹(Inez)离开他投奔了原是诗人的社会学家查尔斯·马奇(Charles Madge)——大男子主义地探究了伊内兹·斯彭德的不贞，而没有提到斯彭德的任何类似的行为，如他在1938年时与在他那首出色的诗《三日》("Three Days")中纪念的那位年轻男子（现在已是个有名的心理学家）之间短暂的风流韵事。
       1939年，在伊内兹·斯彭德决定与马奇一起生活之后仅仅过了几个月，斯彭德就与一个名叫杰克·巴尔科(Jack Barker)的水手有染，此人声名狼藉，曾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做过商人，1930年代末混迹于伦敦的文学界。当1940年巴尔科再次出海前往纽约时，斯彭德将他引见给了奥登。而正是这个杰克·巴尔科，（很难说）是否是存心故意地，成为奥登与他的美国情人切斯特·考尔曼(Chester Kallman)之间的关系于1941年瓦解的直接原因。斯彭德在战争期间与奥登的关系，在斯彭德写了好几篇有关奥登在美国的定居生活及在那里创作的诗歌的缺乏热情且暧昧的文章之后，显然冷淡了下来。难怪第二年奥登写信给斯彭德时，语气中流露出紧张和有点受伤的感觉：“我一直有一个严重的个人危机，就像你在我面前，对此我有理由怀疑你是否有所感知。”在萨瑟兰的这本书里，尽管也渴望将斯彭德与他那些有名的朋友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一手搭一个肩膀），但杰克·巴尔科的名字却没有出现。
       斯彭德个人的爱情生活的复杂性以及其对他人产生的影响至1940年代初期当然并没有减少。令人感到奇怪是，斯彭德与年轻的飞行员迈克尔·佩吉特-琼斯(Michael Paget-Jones)和蒂莫西·克塞利斯 (Timothy Corsellis)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本书在此仍然没有交待清楚，同样没有说明的是他与其他一些人的关系，包括美国作家威廉·戈因(William Goyen)和雷诺兹·普莱斯 (Reynolds Price)，鸟类学家布赖恩·奥伯斯特(Bryan Obst)，他的日语翻译德永省三/德永昭三 (Shozo Tokunaga)和他的朋友牧(Osamu Tokanagu)。（致德永的一首诗中有诗句运用了身体语言：“在我们俩的中间，我们的舌/将你变成我，我变成你。”）
       除了将客观事实基本交代清楚之外，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更多的有关斯彭德的性爱漫游的详细资料呢？这是因为该问题与文学史的诸多问题直接相关。因此，如果不了解斯彭德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时的众人皆知的事情，就几乎看不见能够说明斯彭德对20世纪中期诗歌所产生影响的重要的事例。斯彭德在《世界之中的世界》中提及与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一起，显然是在1950年左右，去圣伊丽莎白医院探访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数年以后，研究文学的学者朗登·哈默(Langdon Hammer)透露，洛威尔送了一首诗给庞德，题目叫《（一个）身处异国的英国人》("(An) En(g)lishman Abroad", 1950)。这是以一个被称为“当代雪莱”的人的口气写成的诗，此人扮演着“角色/是同性恋的，恶狼般吞噬着迷途的羔羊/那些徘徊在协和广场附近的饥饿者”。将斯彭德比作雪莱自1930年代以来就已是老一套的手法了；而且，其他的传记和回忆录也已清楚地表明，斯彭德的双性恋倾向在当时的文学圈是公开的秘密。哈默对洛威尔给庞德的诗中那位“英国人”的身份持高贵的谨慎的态度，但在洛威尔的笔下那只可能是斯彭德（是否是一种夸张的模仿已无关紧要）。
       这一认同非常重要。哈默评论道，处于人生中这一关键阶段的洛威尔正努力超越其早期作品的那种时髦的形式主义和矫饰的冷静/非人格性，他“将这首诗送给庞德，认为这个‘英国人’、庞德和‘卡尔’，就是他自己，都是被放逐者、‘陌生人’、为社会所遗弃的流浪者”。这首诗刊登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上，标题为《一个倒毙的诗人的墓志铭》("Epitaph of a Fallen Poet")。随后，该诗又被洛威尔收入他的开创性作品、20世纪最重要的诗集之一《生命研究》(Life Studies, 1959)，对诗中的细节作了适当的修改，但其隐含的观点没有变，题为《给哈特·克莱恩的话》("Words for Hart Crane")。
       在《生命研究》中，《给哈特·克莱恩的话》出现在诗集的第三部分，这部分是一组献给文学先辈和同仁的诗，如本书的编排逻辑所暗示的那样，这些人是洛威尔在本书第四部分“生命研究”中所作的新“自白”的灵感来源和先例。“克莱恩”一诗的最初版本表明，并不是安然死去的克莱恩的作品，而是活着的——且好争论的，对此洛威尔大概是惧怕的——斯彭德的诗歌，才是洛威尔革命性“自白”方式的主要先驱之一。正是这个痛苦的、率直的、不说反语的斯彭德写出了如此令人吃惊的个人的，或者说是前洛威尔式的诗歌，如：关于一个不安地听着父母吵架的儿子的《我的父母在隔壁房间争吵》("My parents quarrel in the neighbour room")；或表达了诗人对他那无能父亲的无名怒火的《野心勃勃的儿子》。
       现代文学史的标准图是在冷战期间拟就的，在那个时代，学术精神变得凝固，缘由是民族传统的思想和敌对的、我们和他们的诗人组织的思想（洛威尔曾经称之为“生的”和“煮熟的”，它们表明了那个时代政治上二元论的思想倾向）。正当一些无根的、不确定的但起着主导作用的人物如毕晓普(Bishop)、庞德、奥登，从某种较轻的程度上说还有斯彭德，纷纷显示那些最具代表性的诗人生活的更为杂乱、流动性更大的事实时，现代英国和美国诗歌史突然变成自我封闭的实体，将国外的影响封锁在外。
       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民族模式”之后，文学史极其需要重新记述现代诗歌，但愿这能够阻帮助它面对关于玛丽安·莫尔(Marianne Moore)的“美国风格”，或拉金(Larkin)的英国风格，或叶芝(Yeats) 的爱尔兰风格的老一套的阐述，不至于陷入麻痹状态。在作这种新的叙述时，洛威尔在其人生关键时刻发现自己追溯1930年代斯彭德痛苦的个人哀鸣、追溯他应对困窘的天赋的方法，将会成为说明现代写作从根本上跨越国界的动力的一个重要的例子。这当然也会增进斯彭德在诗歌方面的（如今已相当衰落的）声誉。
       约翰·萨瑟兰在他这本书中已开始就说斯彭德是个相当不错的教师，并参与了一些有价值的事业。（你也可以加上，还参与了一些没什么价值的事业。）但更加重要的是要说明，他是一个怪异、能干、喜欢冒险、自我推广、富于机智、难免犯错的人，有时，他还是一个无情的人，一头闯进他人生活的瓷器铺的金毛公牛。他自己的生活——像许多人一样——有时很悲惨，有时也很美好。而到他生命的尽头，与五十个诗人中的四十九个不同的是，他留下了几十首具有梦幻般创新活力和永久历史价值的诗歌。
       通过塑造了一个做戏似的、官方的（或有权威的）且摆好了姿势并经过修饰的形象，有半数的斯彭德传记，（唉）就如这一部，都无意地否认了这位诗人在历史上虽然微不足道但确实具有的地位。他的崇拜者需要事实——通过一个不是仅仅再现世界的镜头捕捉的事实，就像透过诗人自己的“福伦达牌”相机的镜头看到的那样——以便了解，套用一个文学术语，他属于哪里。如果说罗伯特·洛威尔是借用了斯彭德的诗歌之声使自己渐渐进入创作《生命研究》的状态的话，那么，现在当人们思考究竟需要为斯彭德做些什么的时候，洛威尔在《墓志铭》中的诗句就会在耳畔回响：“为什么不说说发生了什么？”悲伤地，建设性地，洛威尔的诗歌在继续：“我们都是过往的事实，/由此被告知要给/照片中的每一个人物/他活着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