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到繁體中文

您的位置 : 首页 > 报刊   

[译文长廊]我的传记备忘录
作者:亚当.海斯列

《译文》 2004年 第06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我的传记备忘录》("Notes To My Biographer")首见于美国文学季刊《西洋景:全小说》(Zoetrope: All-Story),02年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正是这部作品引起了双日出版公司(Doubleday)对作者亚当·海斯列的关注。02年7月,双日出版公司为海斯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你非异客》(You Are Not A Stranger Here),收有他总共九个短篇,既受到评论界也受到读者的欢迎,成为NBC知名栏目《今日》的读书俱乐部推荐图书,03年入围普利策奖。当年,海斯列还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生。
       海斯列在几次访谈中都提到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称他是自己最喜爱的作家。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他深受特雷弗、乔伊·威廉斯(Joy Williams)和艾丽斯·芒罗(Alice Munro)的影响。对于长篇,他自称欣赏口味广泛,相较而言对福克纳、乔伊斯、伍尔夫、詹姆斯和曼等现代主义作家更偏爱些。
       亚当·海斯列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中学时,随家人迁往父亲的故乡英格兰。之后,他又随丧偶的母亲返回美国。他的父亲生前患有躁狂抑郁症,有时严重到无法工作的程度。在《我的传记备忘录》中隐约可见海斯列的经历,是一个很有力度的故事,讲述了人与人的疏离;人在内心如何寻求认同;人对某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家人、性取向、疾病、记忆等——表现出的无助和自欺。
       03年夏,亚当·海斯列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去往纽约生活。
       --译者按
       
       有两点事先声明:本人痛恨大夫;平生不曾加入任何心理救助组织。而今七十有三,秉性坚定不移。精神疗养院活该在凄山冷雨里干等,休想让我沾手他们的蛇油膏,休想让我听小我半辈子的人胡说八道。老夫在诺曼底战场上杀过德国鬼子,申请过二十六项专利,娶过三个女人,活得比她们谁都长,眼下还正是国家税收署的调查对象——他们想从我这儿刮点油水,就和夏洛克想得到他那磅肉一样机会渺茫。政府官僚都思路不清。本人,正相反,清醒得很。
       比方,你想,我现在一路驶入洛杉矶湾的这辆绅宝轿车是怎么到手的:斯科特斯德一个侄女借给我的。你想她还见得到这辆车吗?不太可能。当然,借的时候,我是一心想还的;兴许过几天几星期,我还会那么想。不过眼下,让她和她丈夫还有三个孩子统统见鬼去吧。他们隔着饭桌看我的样子,就像我是博物馆的一件展品——专来讨他们嫌似的。我比那几个孩子强多了。他们是勺子喂大的多动儿,是私立学校的产物;他们的眼里写着:把我缺的都给我。我本想给他们念一册有关世界史、移民、饥荒和战争的书。可是他们大而无当的家里,满书架尽是些明星陶像和明星传。一切都让我郁闷不堪,好在我离开了。
       一周前,我带着去看我儿子格拉姆的想法从巴尔的摩出发了。最近,我老想他,想起我们在老宅子的大车库里共度的时光,想起有他做我观众的时候灵感来得有多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我心想何不顺道也和其他亲朋好友叙叙旧呢,于是计划以女儿琳达在亚特兰大的家作为首站。可等我到了才发现她早搬走了。我打电话给格拉姆。一听是我,他吃了一惊,等缓过了神,他说琳达不愿见我。我又坐着长途车千里迢迢来到休斯敦,我弟弟厄尼除了和我共进午餐,再不肯赏脸。我这才开始意识到这次心血来潮的重逢计划很可能得不偿失。斯科特斯德之行没有改变我的判断。这些人自以为还有机会,以为我会再来。事实上,我已立下遗嘱,对我的专利遗产做了安排,而现在我正要给为我立传的人列几点注意事项。几十年后,等我的成就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凭此澄清若干问题。
       富兰克林?考德维?辛格,生于1924年,马里兰州巴尔第摩市。
       某德国机械师与某银行职员之女的后代。
       本人被“弃留”巴黎后精神失控之说实系某见习军医不满本人熟谙诊断手册杜撰而成。在卢浮宫挂满鲁本斯画作的展厅里裸舞一事其实早于那之前好几星期,再说那也是为了呼应当时其他庆祝活动。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程学学士、博士。
       1952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电疗。为此,我将永不、永不、永不原谅父母。
       1954-1965年,伊士特曼·柯达实验室研究员。与国内众多机构如出一辙,人才在那里遭受排挤。本人因指出管理架构的缺陷立即被解聘。两年之后,本人获一项快门系统专利。最终,柯达因研发失败,购买了该项专利(时任产品开发副总裁的阿契·万德利尼与其千金的闺中好友当时确实正打得火热。对此,他本人一定另有说辞。留心他撒谎时左肩抽动的迹象。)
       至于一切后续症断——你听我说,数量还很可观——都是两股势力,两股恶毒势力的产物。1)精神分析机构自上世纪起欲将非主流重新界定为疾病的企图;2)本人多位家庭成员欲将本人置于受控境地甚至失去活动自由的愿望。
       电动面包切片机实系本人创意,在切维蔡斯(注:马里兰州一处地名。)一家小饭馆内被一名男子剽窃。该男子扮成驯鹿模样,怎料他是西屋电气雇员。
       所谓我对1988至1990年间诸事彻底失忆,所谓本人认定艾德·密斯(注:曾任里根政府的司法部长。)仍是司法部长直至近日才恍然省悟一事,不应归咎于传言中本人的偏执性失忆。实则我第三任妻子在本人咖啡中擅自加入安定药的后果。任何有关离婚协议的传言都不可轻信。
       我按响了格拉姆在威尼斯(注:洛杉矶一地名。)的住处的门铃,一个二十八九岁、肌肉凸显的犹太人开了门。他显得很紧张,说:“我们以为您明天到。”我就问他他们是指谁,他说:“我和格拉姆,”接着又急忙补充:“我们是朋友,您知道的,一般朋友。我不住这儿,我只是过来借用电脑。”
       我惟一的反应是:但愿这家伙不是来找表演差事的,因为我一眼就看明白了我儿子是同性恋,而且那副模样昂贵的眼镜让这位穿了帮。这类事以前军队里常有,而且我早就知道他们什么样的都有,不只是人们想象中男同性恋的形象。不过,我还是愣了愣,二十九岁的儿子竟然没想过对我透露他是个“水果蛋糕”(注:同性恋男子。)——这么说并无恶意——我当即决定见到他的时候谈谈这件事。“马龙?白兰度”从惶惑中回过神,去车上提下我的行李。他带我穿过后院,经过一棵枝叶茂盛的柠檬树,来到一个单间的小屋前,小屋里有只水槽,光线充足,让我一见倾心。
       “这里不错。”我说,然后问他:“你和我儿子睡觉有多久了?”显然他把我想成了某一类视同性恋为洪水猛兽的老头儿——时刻准备摆出一副卫道士的架势。见他眼里受惊小鹿的神情,我心生怜惜,不再为难他。我连女人被坦克碾过的场面都见过,不会因为将来少几个孙子就情绪激动。我开始向他解释,形形色色的社会偏见都有悖于本人“启蒙运动”的理想——历经几百年断章取义已变了色的理想——我看得出格拉姆已将他的思想带入了家门。他的表情变得很耐心,他的笑容中渐渐透出无知的同情:可怜的老家伙一生受尽精神紊乱之苦,本月正常,下月异常,口出狂言仿佛指缝漏沙——对此我一向好言相告:去美国专利办查查富兰克?辛格吧。谁知道呢,这只火鸡也许以为“启蒙运动”是通用电气公司的某项营销方案;我轻而易举就能给他上一课,但是算了,我说:“听着,你们两个睡一张床,我没意见。”
       “这段车程一定把您累坏了,”他满怀希望地说,“您要不要躺一会儿?”
       我对他说我能在我侄女的绅宝车上挂条链子,拖着车跑趟马拉松。他听得一脸困惑。我们重新穿过后院,一起进了平房的厨房。我问他要笔、纸和计算器,然后开始勾勒刚才我脑子里闪过的点子——我已经能感觉到格拉姆的存在——我想出了一种自行车,它能将下坡时产生的能量储存在小型电池内,并在上坡需要能量时通过手柄控制器释放能量。想到老龄化人群,想到提前退休带来的越来越多的闲工夫,这简直就是一座蕴藏的金矿。等格拉姆两个钟头之后到家的时候,我已经画满了四页纸,包括配置和模型预算。他走进厨房,身穿蓝色亚麻衬衣,公文包抱在胸口,看见我在桌前,他僵得像块硬板。我五年没见过他,最先注意到的是他的眼睛下面有了眼袋,而且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我张开双臂去拥抱他,他向后退了退。
       “怎么了?”我问。眼前是我的孩子,在加州一间奇怪的厨房里,对我充满警觉,他母亲的骨灰很久以前曾漂满波多马克河,我们共同生活的家什不是封存在箱子里,就是卖了。
       “你真的来了,”他说。
       “我发明了一种新的自行车,”我说,可是他的反应就像听到了什么最新噩耗。艾瑞克拥抱了格拉姆,当着我的面。我看着儿子把头靠在这个家伙的肩上,像列车上疲惫的士兵。“到时候会有自充式电池,”说着我又坐回桌边研究我的草图。
       有格拉姆在,我的点子转得越来越快。他冲澡的功夫,我打开行李,调整了小屋里的家具摆设、把配置图纸钉在墙上。回到平房里,我问艾瑞克能不能借用电话,他说可以,然后他对我说:“格拉姆最近睡眠不太好,但我知道他其实真的很想见您。”
       “当然,我不生气,没事。”
       “最近,他焦头烂额的。也许有些事您能跟他谈谈……我想您也最好——”
       “当然,当然,我不生气,”然后我打电话给我的律师、工程师、模型师;还有三家广告公司,号码是我在黄页上找的;还有美国退休者协会——该市场将是关键——在那儿的一位老朋友,我记得,有一次对我说他参加过环法车赛,想来他会了解自行车工业的情况,我还打电话给银行主管讨论财务,还有专利办、加州理工的物理实验室、离开巴尔的摩前一个星期我请去吃饭的女士,还有三家当地酒铺,总算最后一家答应送一箱“香槟王”上门。
       “是找我的!”我大声告诉格拉姆,他正走出卧室去应门,感觉才不过几分钟呀。他慢慢吞吞,像被生命拖累着。
       “这是什么?”
       “我们来庆祝吧!有个新项目即将诞生!”
       格拉姆盯着账单,像读不懂似的。终于,他说话了:“总共一千两百元。这个我们不买。”
       我告诉他一旦我的自行车试制成功,这点钱不过是施温自行车公司花在销售员身上的小钱;欧普拉?温弗瑞(注:著名电视主持人。)将骑上它出现在超级橄榄球赛的中场秀中。
       “我爸弄错了,”他对送外卖的说。
       最后我不得不走出去,隔着货车的窗户用信用卡把钱付了,那人竟天真地接受了,而我不得不自己把货搬进屋里。
       “我该怎么办?”我听见格拉姆悄声说。
       我绕个弯走进厨房,他们突然沉默了。在薄雾般的余晖中站着他们两个让人赏心悦目的一对。在我降生的年代,你可以因为他们亲嘴逮捕他们。接着免不了一场争论,一场因为香槟和我眼下心有旁骛而无心参与的争论,他向他母亲学来的那一套;只要摁动播放键,他深受传统蒙蔽的祖辈就会借他的嘴像演口技似的喋喋不休:你的想法是妄想冷静吧否则它会毁灭你吃药吃药吃药。他,我儿子,有副好脑子,从来如此,被某种冒失劲支使着,用眼神反击平庸,却身处一个对此不予任何鼓励的世界里,充满好奇心的小男孩变成了焦躁不安的男人。他一定忍受着周围人以貌取人的目光。可悲。我开始表述这些想法,以钻石般的精确度,却似乎越说越糟。
       “我们就来点香槟吧?”艾瑞克插话说。“这事你们晚餐时边吃边谈。”
       多好的提议啊。我从橱里拿出三只玻璃杯,从酒箱里取出一瓶酒,起开瓶塞,斟满酒杯,举杯祝他们健康。
       我侄女的绅宝车在去晚餐的路上稳稳飚到了八十五英里。敞开车顶,雾气拂过我的头发,我很难听清格拉姆在副驾驶座上声嘶力竭地说什么。他大概担心吃罚单吧,为这驰骋的快感我乐意多罚一倍,外加小费。沿高速路一路飞驰,我眼前出现了一行自行车,依靠纯粹的脚踏动作绝尘而去,无声息地循环着动能。我们必须让环保主义者介入,这就可能带来研究项目的政府资金,带来一支游说大军挡开一切司法干预。在洛杉矶测试市场会增加名人推荐的机会,而我可能有必要就此创意产生的经过写本书,以配合第一批产品上市。就考虑明年上半年吧。当我们路经一座天桥时,广告的主打词闪入我的脑海:让每一次革新发挥成效。
       餐厅里排着队,我想塞二十块钱给领班的,格拉姆不让。
       “爸,”他说,“你不能那么干。”
       “记得那次吗?我开那辆方向盘靠右的罗斯·罗伊斯带你去丽晶酒店,你告诉我说你三明治里的鸡肉嚼不动,我对经理说了说,结果我们白吃了一顿。你还画了一张你想要的树屋的图纸,启发我想到了储物箱的点子。”
       他点点头。
       “得了,你的笑上哪儿去了?”
       我走到领班跟前,给他二十块,他却用滑稽的表情看了看我,我就骂他臭混蛋,假装清高。“你想要一百的?”我问,我正想再劳神和他周旋,格拉姆把我拉开,说:“求你,别。”
       “你现在干哪行?”我问他。
       “爸,”他说,“静一静吧。”他的话音是那么平,那么驯服。
       “我问你干哪行。”
       “我在经纪公司上班。”
       经纪公司!我哪样没教过这孩子?“他们让你干什么?”
       “股票。听着,爸,我们得——”
       “股票!”我说。“上帝!你母亲要是持有股票非在坟墓里翻身不可。”
       “拜托,”他压着嗓子。
       “这又是什么意思?”我问。
       “算了。”
       这时候,我注意到门厅里所有的人都盯着我们。他们都像二十年前出现在电视里的人,男人们穿着罗伯特?瓦格纳(注:好莱坞男星。)高翻领毛衣和鲜艳的外套。一个女人穿着紫色热裤,肩上一只挎包,和身体等大,一副特别不以为然、自以为是的样子,我倒想问问她做了什么高人一等的事情。“三年之后你会骑上我的自行车。”我对她说。她往后退,就像我往地毯上扔了只老鼠似的。
       我们落座之后等了十分钟餐前面包和水才上桌,又因为劣质服务的刺激,我开始往餐巾上记录我们每次提出要求的时间和服务到位的时间。同时,我想到了:
       带电池的中空镀铬骨架固定于后胎,接后轮引擎罩,接手柄控制器/拇指制动加速器;提醒骑车者在使用积累旋转力时出现的曲轴加速。电闸呢?
       立传者文档:格拉姆是我的灵感之神,传奇事例参见储物箱、薄饼模、飞行小熊、重修好让他在里头玩的大车库、电动自行车。
       我想把第二瓶葡萄酒也退回去的时候,格拉姆表示反对,显然是基于这种观念:为了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就该接受变质商品。这在我看来就是感情脆弱,但是我为了和谐的气氛不再坚持。他有某种东西和以前不一样了。开胃菜竟足足用了十九分钟才上桌。
       “你应该开始考虑辞职了,”我说。“我已经决定这次不会再做局外人。电动自行车是一个旗舰产品,是一种可以支撑起一整个企业的东西。我们做好发财的准备,格拉姆,而且我可以和你一起干。”罗伯特?瓦格纳们之中有一位在邻座上伸长脖子看着我。
       “我说,我打赌你想分一杯羹吧,老弟,”我这么说,他一听赶紧埋头大嚼沙拉。格拉姆听我详细讲解着商业计划:有现成的启动资金,因为我们将很容易吸引到风险资金;制造厂的选址——你得小心州政府的规定——要去聘请的高层管理人员、在我手下工作的设计师、一支销售队伍、会计、福利、书桌、电话、车间、工资、税费、电脑、复印机、装潢、冷水机、门口地垫、停车场地、电子帐单。还有增湿机。要考虑的太多了。正说着话,我发现餐厅里其他人也开始听起来。通常我是透过眼角瞥见的,人们伪装得很好,会重新回到谈话中,他们大概以为那样的哑剧表演能蒙混过关。此时西屋驯鹿闪入我脑海中。凭他们对我热衷圣诞传说的了解,想出把他安插在我每周五都去的小饭馆里,誓要剽窃我的知识产权,真是神机妙算。
       关于切维蔡斯事件,也查一查是不是我发明了自动倒带的卡带机,既然这样也查一查索尼或者通用电气在我巴尔的摩的住所附近是不是有产业——噪音、扰民策略、障人耳目的道路工程设施等等——还有施温、兰苓(注:英美自行车公司。)等等是否在我去洛杉矶期间出现过。
       “我们说点别的行吗?”格拉姆问。
       “随你喜欢,”我说,并告诉招待我们的头盘菜已经迟了二十六分钟。结果我的鱼比皮革还老。没等招待走开,我又得打响指让他回来。
       “停下吧!”格拉姆说。我再也受不了他的忍气吞声,干脆不再理他。他的身体越过桌子倾过来,正要把我的胳膊摁下去,这时那个伙计回来了。
       “有问题吗?”
       “我的鳊鱼干得像沙。”
       长着山羊胡子的那个年轻人怀疑地瞥了瞥我的菜,好像倒是我从桌底下的什么包里抽出了一模一样的头盘菜把原来的菜换走了。
       “我得要份新的。”
       “不,他不需要,”格拉姆立刻说。
       招待顿了顿,考虑该听谁的。
       “你跟自行车扯得上关系吗?”我问他。
       “你指什么?”他问。
       “在职业上。”
       ……年轻人望着房间另一头的领班,那位暗示性地一点头。
       “那好。我们这就走,”说着,我顺手抓了几个面包卷。
       “坐下,”格拉姆执意说。
       但是太迟了,我知道了这家餐厅对山地自行车高层管理人员的怠慢。“你以为我会让一帮行业骗子窃走这个将改变所有美国人对自行车的想象,并且有一天改变地球上所有人对自行车的想象的点子吗?你知道自行车对人们意味着什么?它们就像冰淇淋,就像儿童图书,是融入我们最早期记忆的原始物象,且不说我们和轮子之间息息相关的联系;轮子作为一项发明标志了人类知识大进步的开始;是知识让我们经历了从制版印刷到宗教变革到超乎梦想的速度到月球的发展。你骑车时,便置身于人类上溯至埃及运石农民起一条不断的奋斗锁链中;而我正处在改造这项发明,对其近乎神奇的动力进行可存化质变的节骨眼上。你将有幸和我见证那一刻——仿佛勇敢的哥达斯(注: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探险家。)那如鹰的双目/凝视太平洋时——他的队员在惊讶的揣测中对视时——/沉默,于达立安山巅。我们拭目以待!”
       因为我是站着说这番话的,餐厅里不少人似乎以为这番话也是对他们说的,而且我尽管失言把研究内容透露给了他们,我从他们敬畏的表情里看得出他们和我一样也知道:并非人人都能登顶真正的创造发明的白色巅峰。有些人——好比这些人——只能呆在低处,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着平庸和被惰性毁灭的梦。是的!真的。
       “你们永远比不上我,”我对那些呆愣愣的行业间谍们说道。
       这看来让格拉姆确信我们真该离开了。他在桌上扔了些钱,拽着我的胳膊领我出了餐厅。我们慢慢沿大路走。格拉姆身上有种感觉懒洋洋的东西——他的圆肩和低垂的头。
       “我说,就在那儿有家日本馆子,我们可以吃到寿司卷和铁板烧,或者鸡泡鱼什么的,我可以听你好好说说经纪业的事,我们甚至可以想想你们公司愿不愿意来做自行车公司的上市,有一个好处可能是——”
       他摇摇头,继续往前走,他的体征实在像极了匀称的女人,我因而想起单身时的种种快事,尽可坦然享受的青睐和微笑,既说到了这种事,说圆房又有何不可?一个七十三岁的人说什么勃起可能不合适,但是啊,我可行着呢!心里正这么想着,我们来到一个看似豪华酒店会议中心大堂之类的地方,自然我也正在想着展会的事,还有你得提前多久预订这些东西,所以我往里走,格拉姆稍有抗拒之后,也跟来了(我告诉他我需要用洗手间)。
       “我想和展会经理谈谈,”我对前台的姑娘说。
       “我想他只有白天在这儿,先生,”她面带一丝客户服务式的微笑答道,似乎她告诉我的正是我想听的。
       “嗯,简直妙极了,”我说,而她看来也赞同,是的,是妙极了,皇家索尼斯塔酒店展会经理遵守如此有规律的作息是妙极了,似乎这样是对某种良性自然秩序的肯定。
       “我看我只好开一间套房了,明天早上再会他。我和我儿子想在房里单独来点客房送餐,那里不会有小贼出没!”
       姑娘敲打着键盘,愁云浮上了她的脸。
       “胡佛套房有空,在十九楼。是六百八十元一夜。可以吗?”
       “太好了。”
       钥匙到手,我就穿过大堂走向格拉姆,他正坐在沙发上。“晚餐就绪,”我一弓身说道。
       “你在说什么呢?”
       “我给我们找了间套房,”我说着晃了晃钥匙。
       格拉姆翻了翻眼珠,握紧拳。
       “爸!”
       他的声音里有种绝望的东西。
       “怎么!”
       “停下吧!停下吧!你犯病了,”他说。他看上去简直疯了。“你想过琳达和厄尼为什么不愿意见你,爸,你想过为什么吗?你真的那么意外吗?他们受不了!妈妈受不了!你不明白吗?你不去看病是自私的!”他大声吼道,拳头锤在腿上。“你不吃药是自私的!自私的!”
       大堂刺目的灯光照得他面如死灰,而且从他一眨不眨的眼睛里我能看见将来有一天会成为岁月痕迹的轮廓,然后突然儿子的身体俯卧在我面前,上一次我们见面至今的岁月如甬道般在我面前无限伸展,我还听见某种极度孤独的低语声穿越其间,仿佛每一年每一小时里他每一刻的痛苦统统都凝在一口气中,停留在这稍纵即逝的一刻中。泪涌入我的眼里。我被征服了。
       格拉姆从沙发上站起身,被他自己的话震撼了。
       我晃晃钥匙。“我们会尽兴的。”
       “你必须还给前台。”
       我抓住他的肩,他——我最伟大的创造。“我们在一起如虎添翼,”我说。我握住他的手腕,领他进了电梯,听见他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提醒我让他别被雨淋着。“我会的,”我小声说。“我会的。”
       “罗伯特?瓦格纳”和“纳塔丽?伍德”在电梯里,但是他们老得不成样了,不再有人喜欢他们。她嚼着口香糖,穿着紧身衣服,显得很不自在。他的高翻领毛衣已经旧了。但是我感觉他们知道些事情,他们已经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所以我对他说,“对不起,你知不知道我在哪儿能找到一两个姑娘,呃?其实我们要的是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我儿子是同性恋。”
       “爸!”格拉姆大声嚷道。“对不起,”他对那两个人说,他们此时都背抵着墙,好像我是他们破烂的B类电影里某个歹徒似的。“他只是喝多了。”
       "多个屁。我儿子是同性恋你有什么不满意?"电梯门开了,他们像臭虫似地赶紧踏上地毯。
       对一个眼看成千上万人活活挨饿而屁事不干的人而言,胡佛套房倒名副其实。房里有整篮整篮的水果、一只备足食物的冰箱、满满的酒柜、床头的仿洛可可油画、鼓鼓囊囊的沙发椅、必须光脚来享受接触快感的地毯。
       “我们不能住这儿,”格拉姆说,我则正把鞋子甩向房间的另一头。
       他的声音闷闷不乐的;他似乎已失去刚才的活力,现在容不得我像他这样:巴尔的摩的一份份搬迁令、一家家追债事务所、公寓房里的异味……“我们才刚开始呢,”我急着说。
       格拉姆坐在房间另一头,而他低下头的时候,我想象他是在祈祷等他再次抬头的时候,会有所不同。小时候,他曾在我出差前到我书房来送礼物给我,他还会求我别走;礼物都是些他从书架上找到的书,用圣诞彩纸包好。
       我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转到前台。“这里是胡佛套房。我想要一家事务所的电话,能为我们提供一位年轻男子,又聪明又有魅力的那种——”
       格拉姆夺过我手中的电话。
       “这是干吗?”我说。他母亲以前总是鼓励我问他问题。“身为同性恋感觉如何,格拉姆?你为什么从没告诉过我?”
       他呆呆地瞪着我。
       “怎么?怎么?”我说。
       “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能问我?”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上了这个叫艾瑞克的?”
       “我以为你死了!你一点都不明白吗?我以为我自己的父亲死了。你四年没打过电话。而我无法去查清;要我去查清你已经死亡,我做不到。那种感觉好像我又成了一个孩子。我只希望会有一个解释。四年,爸。现在你说来就来了,还想知道身为同性恋感觉如何?”
       我径直走向冰箱,那里头有一瓶不错的夏朵内白葡萄酒,借助一把我在水池里找到的螺丝起子,我给我们斟了两杯酒。格拉姆似乎不想要他的那杯,可我还是放在了他手边。
       “噢,格拉姆。巴尔的摩的电话公司糟透了。”
       他哭了起来。他哭的时候显得那么年轻,就像那个下午在老宅的车道上我教他骑自行车的时候那么年轻,车道上的尘土落在他汗湿的脸颊和湿漉漉的睫毛上,直到暮色沉入田间才在热水浴中洗去,然后我们一起听着他母亲在厨房里用水的声音、隐约的无线电声,还有乡间之夜的寂静,那时他似乎真能和我一样感悟那一切。
       “你知道,格拉姆,他们常常多收我钱,所以一旦他们拿走一条线,再要重新安装的话就像把红海从中劈开一样难。不过几星期之后等自行车专利成功了,我们就不愁了,你和琳达还有厄尼和我,我们都去伦敦,住康诺特酒店(注:豪华酒店。),我还要带你们去逛逛摄政公园——我和你母亲蜜月里曾在那儿绕着那座挤满鸭子的小岛划船,那个岛其实有点脏,想想吧,尽管你不会真觉得鸭子很脏,它们在水里如此优雅,但事实上——”突然我自己都不信了,而且我能听见这个房间里自己的声音,听见其中干涩的调子,我也中断了思绪,而且我的眼里不由出现了格拉姆曾经和朋友们玩耍的院子,身旁是紫色的百合和苹果树,树上是互相缠结的树枝,托着树屋的夹板,我真高兴他能尽情享受那树屋,我自己一个都没有过。那时他了解我,哪怕在我最无畏的时期里,那时他母亲和兄弟姐妹都为他们不明白的东西感到害怕,他会在摇摇欲坠的大车库里坐在板凳上看我写满那辆斯蒂倍克老破车挡泥板上支起的那块黑板,绘制出包罗万象的图纸,太阳能机动车和折叠式住房,我们的时代折射在为时代应运而生的设计中,到了夜里他会在他房间里用纤巧的手细细地把我设计中他记得的东西画得满地都是。
       我又看到那双手摊开在腿上,指甲啃秃了,角质层破了。
       我不知如何道别。
       在圣塞伐村庄里,一位老妇人整夜看护我濒死的朋友。黎明时分,我吻了他冰凉的额头,又继续前进。
       在老宅的院子里苹果树仍在夜风中沙沙作响。
       “格拉姆。”
       “你想知道感觉如何?”他说。“让我告诉你。就是时时刻刻担心有一天他会离开我。你想知道那是为什么吗?那和是不是同性恋无关。而是因为我知道妈妈离开了你。我告诉你不吃药是自私的,因为我知道。因为我吃。你明白了,爸?我也一样。我不希望艾瑞克半夜里在停车场里发现我,穿一身睡衣和陌生人说话,像妈妈当时找到你的时候那样。我不希望他发现我被人吊着。曾经有几个星期我指尖冒火,点燃了一切阻碍我的东西,结果一切都有了起色,一切都美得难以、难以置信。而有几个星期我无法梳头。但是现在我服药了,而且我没有让我们破产,而且我现在还不想了断自己。我吃药,我想着艾瑞克。感觉就是这样。”
       “可是火呢,格拉姆?火势如何?”
       他眼里的伤感足够把我们都杀了。
       “记不记得你以前有多喜欢在大车库里看我画草图?”
       泪珠从他脸颊上滑下来,他点点头。
       “我给你看点东西,”我说。在房间另一头书桌抽屉里我找到一支记号笔。我现在明白了,他能够见我所见,他一向如此。现在应该也还是。我取下墙上的画,放在地上。在黄色的墙纸上我画了一扇门的轮廓,真门大小,七乘三英尺半。
       “你看,格拉姆,一共会有四个门把。相连的线条将形成一个十字。而每个门把将与门里的一组轮子相接,同时还有四组铰链,一边一组,但是只固定在门上,不是框上。”我用明暗一一画妥。格拉姆哭了。“人们可以用门把开门,方向随意——向左或向右,向下或往头顶上开。门把转动时会把螺丝从门推入框里。他们可以把门开在窗边,不会遮住早晨或夜里的光,他们搬家具的时候可以把门开过头顶,绝对蹭不掉漆,而当他们想看看天的时候,可以只开顶端的一小块。”我在墙上用小图画出了门的不同位置,直到粗头笔尖破了才停下。“这个送给你,这扇门。很抱歉不是真的。不过,你可以想象得出,一个人在决定该如何走过去的时候所享受的乐趣。会出现规律,每个家庭会有自己的习惯。”
       “我要的是一位父亲。”
       “别那么说,格拉姆。”他还在哭,我受不了了。
       “真的。”
       我回到桌前,跪在那儿,匆匆写了张纸条。笔快不成样子了,很难写出字形,写起来颇费功夫。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失职,可有一条对孩子的忠告是我一贯信守的:任何让你感觉无聊的事都不必再善终。可惜,我的有些孩子让我感觉无聊。格拉姆始终没有。请就这点与他对证。只有他是我的一切。
       “格拉姆,”我说,走到房间那头把纸条拿给他看,把真相拿给他看。
       他躺在床上,我站在他跟前,我看见他睡着了。他哭累了。他的眼睛闭着,眼圈又肿又红,嘴角流下细细的一道口水。我用拇指替他抹了抹。我把他温柔的脸捧在手里,亲亲他的额头。
       我从另一张床上拿来一条毯子给他盖上,一直盖到他的肩膀,在他下巴那儿掖好。他的呼吸这时平和了,均匀了。我把折好的纸条放在他手里。我抚平他的头发,关了灯。我该走了。
       我拿着酒杯和酒来到走廊上。我能感觉到每一步的分量,我的身体越来越无力。我靠着墙,等待电梯带我下去。电梯门开了,我走了进去。
       在下沉的玻璃笼子里,我能看见橘色球灯沿桑塔莫尼卡大道一直伸向海滩,树影斑驳的棕榈在海滩上晃动。我总觉得美国城市里热闹的灯光是一种乐观主义的理由,一种永不怀疑的标志,某种带着我们往前去的东西。远处,星星点点的码头伸向暗无边际的大海,像一艘燃火的船启航驶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