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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odus,指大批移民的离去。出典于古代犹太人出走埃及，追寻神所许诺的丰饶之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万七千名犹太人因纳粹迫害而逃离欧洲，仓促投往那个没有奶与蜜的城市——上海。
       这一事件在1999年被拍成纪录片《最后的泊湾》（The Port of Last Resort）。
       全片辑录了四段访谈，受访者都曾是上海的犹太难民。其余影像出自当时的新闻片和私人纪录。此外还大量收录了公告、档案、难民写往欧洲的信件，用以代替今人的旁白。
       二
       “德国不限制犹太人离境，但没有国家愿意接收。”访谈者欧内斯特·赫普纳（Ernest Heppner）平静地回忆道。“水晶之夜”后，赫普纳和许多德国犹太人一样，急欲赴美避难。那段时间，他们想投奔的国家还包括：英国、法国、瑞士以及南美诸国，最后差不多全部遭拒。无奈之下，赫普纳与母亲转来上海，那些仍对美、英签证抱有期待的人则失去了逃离欧洲的机会，大部分消失在了集中营里。
       历史总不乏黑色幽默，此时轴心国日本反倒“关照”起了犹太人。作为战时上海的真正权威，它默许了一万七千名犹太难民进入这座城市。之后德国一再敦促的上海灭犹屠杀也始终未获日方配合。
       日本的暧昧态度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当时曾有一个叫雅各布?H?希夫（Jacob.H.Schiff）的犹太金融巨头向日本提供了高额贷款，以报复俄国的反犹举动。日本获胜后，天皇亲自将一枚旭日勋章授予了希夫。此后，日本高层一直保持着对犹太势力的敬畏。日本渴望犹太人的资本，政界中的亲美派还希望犹太人在日美之间进行斡旋。如此种种，成为上海犹太人得以生还的重要原因。显然，这种功利先行的宽待谈不上道德。汉语中有良弓走狗的说法，日本则颇具创意地把犹太人比作河豚料理，“味道虽美，但若不知怎样烹调，吃了就会毒死。”（注：犬冢惟重大佐：《给海军军令部的报告》，1939年1月18日，转引自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许步曾 译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1）
       
       三
       太极外交虽不磊落，却给草民以苟活的机会。借助当时摄下的新闻短片，可以看到难民抵沪的情形：六十多年前的黄浦江上密布帆船和舢板，混乱而又生动。难民搭乘的巨大邮轮经过一个月的航行，像年迈的白鲸般缓缓入港。上岸的难民大部分选择了苏州河北岸的虹口栖身。相对租界，这里开销俭省，房租低廉。但曾在中日淞沪之战中遭到重创。一些难民在废墟上建起了简朴、单薄的屋子。也有难民搬进了石库门，和中国人混住在了一起。但上海的这种标志性建筑往往不合他们的胃口，有人拆掉了天井处的高墙，搭出开放式的小阳台，并在余下的地块种植了花草。
       随着难民商铺的开张，虹口舟山路一带甚至萌发了微小而短暂的繁荣。影片定格的那些照片上，都是小而精当的欧式店铺。犹太技师们制售时装、鞋帽、银饰，货品考究、价格不菲，常有北四川路的日本侨民前来选购。更多见的是难民开设的餐座、食铺。知名者如巴塞罗纳咖啡店、MASCOT屋顶餐厅、路易斯咖啡馆，现在看来都不失良好的品位。这些店家为街区赢来了“小维也纳”和“小柏林”的别称。
       几位访谈者都忙碌着。清瘦的弗雷德·菲尔兹（Fred Fields）结识了难民A.J.斯托弗（A.J.Storfer），后者曾于德国编辑出版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著作，现又在上海创办了《黄报》（Gelbe Post）。菲尔兹在《黄报》效力一阵，后又转去难民社区的另一份德文日报《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并由此结交了为数众多的难民作家、音乐家、画家。
       欧内斯特·赫普纳甚至在上海恋爱、完婚，女方也是德国来的犹太难民。来自维也纳的设计师帮忙把窗帘改成了婚纱，新娘的父亲则买来足够的热水，让女儿奢侈地洗个澡。蜜月旅行变通为去朋友家串门，主人是个钢琴师，点不起蜡烛，便在黑暗中弹琴待客。
       难民带来的欧洲格调看起来温馨可人，内里却有着错综的矛盾。德国驻沪领馆反犹心切，动辄发布公告，细数犹太人的“贪婪”和“邪恶”。另一方面，英国侨民又将反德情绪安排到了难民头上，一些胆小的难民甚至不敢公开阅读德文报纸，使用德语。至于早先流亡上海的白俄，更对难民持敌视的态度，惟恐他们抢去自己的饭碗，让白俄本已不佳的经济处境变得更糟。当时有些租房广告特地注明“难民不租”，曾有记者做过十个抽样，其中包括五个白俄人、两个英国人、一个意大利人、两个德国人。（注：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
       
       四
       至于和中国人的关系，不妨留意影片中的这么一个片断。肮脏的弄堂里，一位女犹太难民朝镜头缓缓走来，其后不远处的墙角里是个上海男人，认真地站在那里小便。想来对那个上海人而言，便溺、里弄、欧洲来客都已成了日常的部分，无从回避也无须回避了。
       但“无睹”并不同于“稔熟”。片中的访谈者极少谈到与中国人的交往。翻查相关的回忆录，也仅是零星论及。犹太难民似乎无意与中国人深交（十年中，学会汉语的难民极少），赤贫的上海人也是自顾不暇，虽无“反犹”、“排犹”的恶念，但也没什么精力去嘘寒问暖了。
       1943年2月18日，日本军方发布公告，将犹太难民的活动限制于以下范围：“公共租界内兆丰路、茂海路及邓脱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以西，东西华德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之界限以南。”日本的限令加上整座城市的不景气使难民的经济状况急速恶化，但犹太人和中国人的交往反因此而多了起来。迫于生计，一些难民干起了更为“本土化”的工作。访谈者西格马?西蒙（Siegmar Simon）曾在街头与中国人一起扛大包，拉“老虎塌车”，一日所得不过几枚烘山芋。还有犹太青年受雇于中国酱坊，受命在店铺显眼处推磨，充当活动广告。经济最糟的时候，难民中出现了个别乞丐，以及七位在当局注册的妓女。
       1945年7月17日，美空军轰炸机误袭隔离区内的民用建筑，难民死三十一人，伤二百余。中国人伤亡更巨。菲尔兹记得，曾有犹太医师无偿救治伤者，不论犹太难民或中国贫民。又据欧内斯特??赫普纳的文字材料，一提篮桥监狱内的中国医师因无酬金而见死不救，在屋内与同僚大打麻将，后遭到一难民殴击，方出借手术器械若干（注：Ernest G.Heppner:Shanghai Refuge-A memoir of the world warⅡ Jewish Ghetto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3）。救援过后，中国人感动于犹方的无私，募集了钱款、糕点送往犹太难民所。
       这种朴素的友谊未及继续发展。二战很快结束，奥斯维辛的消息陆续流传过来，死者的名单被张贴在墙上，供幸存的难民检索。菲尔兹的父母双亡，欧内斯特·赫普纳没有在名单上找到父亲和妹妹的名字，他们至今下落不明。中国内战临近，犹太人准备起新的迁徙。四位访谈者获得了美国的签证，也有难民选择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建的以色列国。少数人返回了起点欧洲。
       五
       影片的导演有两位：琼·格罗斯曼（Joan Grossman），女性、犹太裔、美国国籍，完成此片时四十岁。保尔·罗斯迪（Paul Rosdy），男性、无犹太血统、奥地利国籍，完成此片时三十六岁。
       《最》前后耗去四载，格罗斯曼往返于美国和以色列，罗斯迪在德国和奥地利查找线索。后一位把此片的制作过程比作拼图游戏，想来是指素材的庞杂和考据的辛苦。或者他也担心巨幅的拼图早已丢失了诸多单片，注定了无法弥补的残缺。如此看来，百科全书不过是只言片语，博物馆也仅仅收藏一枚简短的叹词。七十九分钟的纪录片苦心留住了些许光亮，逝者们的暗影反更觉深沉了。
       导演保尔·罗斯迪访谈
       问：你总共访问过几位过去的犹太难民？是如何找到他们的？
       答：我们访问了许多过去的老难民。具体人数想不起来了，总之很多。他们有的在奥地利，有的在美国。还有一些通过书信联系，像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的旧日难民。大多数难民是通过别人介绍而找到的。我们先是读相关的书籍（最早是欧内斯特·赫普纳的回忆录）然后联系上他们的。另外，我们在奥地利和美国的档案馆里查了许多资料。我们的想法是：让观众有最直观的感受，所以我们只用个人亲历的第一手材料。那些受访者都愿意向我们回忆那段经历。几年下来（这部片子前后花了四年时间），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谊，并且直到今天还保持着。我很看中这样的感情。
       问：影片中用了不少八毫米老纪录片的片段，谈一下好么？
       答：我们是花了不少工夫在老纪录片上。比如1938年一个美国医生拍摄的维也纳街景，都是反犹标语和被油漆污染的犹太店铺。还有美国的驻沪新闻机构在难民到来时拍的新闻短片。找到都不容易。
       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叫查尔斯·布利斯（Charles Bliss）的犹太摄像师。他来上海比较早，曾在“上海柯达”工作，后来自己开了个工作室，给上海的富人和公司拍了许多八毫米影片。工作之余，他就去虹口拍犹太难民和普通的中国人。他战后去了澳大利亚，最后把片子给了堪培拉的电影档案馆。于是我去那里做了一份VHS拷贝。后来我们要用那些原版，档案馆也很帮忙地寄过来了。我们再把原版翻成十六毫米。这个过程让人非常头疼。原版的片子有不少破损，我们复制时做了许多修补工作。处理之后，就比原来的好多了。
       我们也用了日本军方的宣传片，里头有不少虹口的街景。宣传片是在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里找到的。我想是美国人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弄到的。华盛顿那儿有不少好东西。
       问：你的纪录片和许多难民回忆录一样，从中很难看出犹太人和本地的中国人有什么交流。他们之间很明显地存在着一种距离，你是怎么看这种“距离”的？
       答：首先我觉得，有语言才有交流。中国人不说德语也不说英语，欧洲难民又不说汉语。另外，由于担心染病，许多年轻难民都被他们的父母关在家里。中国居民的免疫系统已适应了上海的饮食起居，可欧洲人还不行。许多难民一不当心就生病死了。犹太难民和中国人都很穷，这也是一个沟通障碍。但他们还是有一些接触和交流。你能从影片里看到一点儿的。像西格马·西蒙,他在大街上卖苦力。还有A.J.斯托弗和他的《黄报》。在我看来，这份报纸是移民社区中最了不起的文化成就。要知道，那是一个被战争和绝望笼罩的年代。
       需要澄清的是，难民没有把上海当作可以开创新生活的目的地。他们大多把上海看成是一个中转站，在此等候美国的签证。他们没有想到会在上海耗掉十年，没想到会有珍珠港事件。如此等等，都在意料之外。他们始终在等待，在努力求生。
       问：拍摄时有什么文字材料做参考么？
       答：戴维·克兰茨勒的著作是这方面的必读书。此外还有当时的报纸，加上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当然，少不了《黄报》。我在1999年把它们重印出版了。
       问：找赞助有难度么？赞助你的HBO和ORF有无提出过什么要求和限制？
       答：是花了点儿工夫。给电影找赞助总是一件难事，可最终还是成了。我们事先收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给赞助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赞助方没有任何形式的限制。只是做成宣传片，无论政治的还是商业的，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不会受欢迎的。关键是要挖掘出史实，用相应的电影手法表现出来。你得确保作品的真实、可信。真要说有什么限制和要求的话，我想就是不要作假，不要移花接木，不要戏说。
       问：片子拍完有什么遗憾么？
       答：有的。我们想在上海放映这部影片，可看来没什么机会。上海电影节方面不愿意放，理由是他们不接受纪录片。我想，让中国观众在中国影院里看这部片子会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