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一位年轻美女惨遭杀身之祸。这一悬案，至今仍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里……
黑大丽花谋杀案是报刊业新闻领域内最后一个独家报道的大案，其后不久就出现了电视摄像机、广播车和电视现场报道记者。这个在加州南部发生的耸人听闻、与性犯罪有关的首起案件，成为日后大量此类案件的先例，如梅森谋杀案、山坡勒人案、红灯匪徒案、无数跟踪并袭击女子的案件以及或许在其中最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
曾经在伦敦杀害数名女子的杀人碎尸恶魔杰克一百多年后又在美国阴魂重现了。一名女子惨遭毒手，死后被分尸，尸体被重新精心摆放，这仿佛出自一位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之手。就像19世纪末发生在伦敦的一系列恐怖谋杀案一样，这起案件也至今悬而未决。
这就是黑大丽花疑案。这起令许多加州南部居民毛骨悚然的恐怖事件迄今已50年了。它于1947年1月15日上午10点多钟暴露在人们面前。当时，一位年轻的母亲陪着孩子走过位于洛杉矶西南的雷麦特公园附近的一片空地，无意中看到了伊丽莎白·肖特的尸骸。
而在一周之前，正值22岁芳龄的伊丽莎白还是加州圣地亚哥闹市区社交场所的一道亮丽风景。警方为调查此案出动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警力，可最终也没有追查到凶手。人们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不幸的女子，是在1月9日下午，当时她从洛杉矶市比尔特莫饭店前的一辆小汽车里下来。半个世纪过去了，警方一直没有找到在此之后见过她的目击证人。
伊丽莎白·肖特死后被人们捧为性感女神，颇具嘲弄意味的是，这与警方对此案的最初公告大相径庭。报警的母亲无意中看见那人静静地躺着，还以为是喝醉酒的人正在酣睡。
然而，当第一批人赶到现场时，眼前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一具年轻女子的裸尸伤痕累累，被人从腰部截成两半，扔到离路边不远的空地上，血已经被放干，显然已被人清洗过了。从腰间和脚踝上绳子勒过的痕迹来看，死者生前遭受过长时间的折磨，最后，凶手又在她嘴角边向上乱划了几刀，把她砍成咧嘴怪笑的样子，作为对她最后的侮辱。
死者是谁呢？联邦调查局的指纹档案可以解开这个谜底。她的指纹之所以在联邦调查局有备案，是因为伊丽莎白曾在库克营的军方商店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而且她曾因在圣巴巴拉市未到法定年龄而非法酗酒被拘留过。
因此，侦探们就开始着手调查她曲折的人生经历：当时美国正处于战时，开始向妇女提供很多新机会，这大大刺激了她的漫游癖，于是她就在17岁那年离开麻萨诸塞州的老家前往西部地区。杰克·韦伯（美国著名侦探电视系列《追捕》的剧作者和制片人）在他1958年的著作《徽章》一书中称，伊丽莎白·肖特是“一个典型的成长于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的不幸孩子――十几岁就突然早熟，融入战时美国的生活中，轻轻松松就赚得到钱，生活舒适安逸，在爱情方面随随便便，放荡不羁。”
纯粹因为运气，黑大丽花案件的新闻报道落在了《洛杉矶考察家报》手里。当时，记者威尔·福勒和报社一名摄影师刚刚完成了一个小型采访任务，在返回报社的途中听到了警方广播对此案的第一条公告：“在空地上发现了一个390－W, 415案件”（390－W是警方代码，指醉酒的女人，415暗指有伤风化的身体暴露。"威尔离案发地点车程还不到半英里，他就索性绕道去看一看。这个传奇传记作家吉恩·福勒的儿子因此抢先赶到了现场，等待首批到达的警察。
黑大丽花谋杀案是报业领域内最后一个独家报道的大案，其后不久就出现电视摄像机、广播车和电视现场报道记者。作为报业大亨赫斯特旗下管辖的一家报纸，《洛杉矶考察家报》对此事的及时报道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863-1951），美国报刊和杂志出版商，1887年创办《旧金山考察家报》，他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业帝国，由28家主要报纸组成。)这虽是一家早报，但福勒亲临现场之举使该报成功抢先于《先驱快报》个和《每日新闻报》做出报道并发行了一份号外，而《先驱快报》和《每日新闻报》下午才对此案略加报道。这份号外的发行量，仅低于17个月前（1945年8月15日）该报报道日本军队投降的特刊发行量。
由于将死者指纹通过邮政快递送到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尚需一些时间，指纹鉴定通常会过一段时间才能出来结果。《洛杉矶考察家报》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它当时拥有的新型声像系统向联邦调查局总部传输放大了的指纹图样，当然，条件是任何反馈信息都不能与其他报业竞争对手共享。因而，该报最早获悉死者名叫伊丽莎白·肖特后，就马上与其远在波士顿郊区美德福德地区的母亲取得联系，一点一滴收集到这个女孩离家后用过的每个地址。
此案深深吸引着各个领域的采访记者，他们纷纷开始追踪死者近来的生活。认识伊丽莎白·肖特的人回忆起她的往事，有些人还给记者提供了照片。从加州长滩市一个很受欢迎的小酒馆里的老顾客中开始流传出一个绰号，这个绰号日后注定会增强所有新闻报道的传奇色彩。由于伊丽莎白总喜欢穿得一身乌黑，而且留着向上卷曲的发型，于是酒馆的一个老主顾就给她起了“黑大丽花”这个绰号。
从冬天案发一直到春天，全美国都在密切关注着“黑大丽花”其人以及对真凶的大搜捕行动。这个在加州南部发生的耸人听闻、与性犯罪有关的首起案件，成为日后大量此类案件的先例，如梅森谋杀案、山坡勒人案、红灯匪徒案、无数跟踪袭击女子的案件以及也许在其中最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然而在其他案件中，没有哪个罪犯像杀害伊丽莎白·肖特的刽子手那样心狠手辣，作案手法令人发指，对死者进行毫无意义的性虐待。
线索慢慢中断的时候，人们不可避免地相信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迅速发展的西南部的某个地方，有个乐于折磨并肢解的精神变态者仍逍遥法外，他只要觅到机会，就会对下一个人下毒手。
当时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比圣地亚哥市的市民更加恐惧不安了。由于伊丽莎白·肖特在此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因此警方对她那个月的生活进行了详细调查。1946年12月9日深夜她初来乍到时，就站在第五大街尽头一家名为“阿兹台克”的通宵电影院的窗边，或许是很想进去暖暖身子，伊丽莎白就和售票口一位比她年龄稍大一点的年轻姑娘主动搭讪，那个姑娘叫多罗茜·弗伦奇，是影院的收银员。
多罗茜是个乐于助人的热心肠。她看伊丽莎白一贫如洗，生活没有着落，就在凌晨三点下夜班后主动把她带回了家。这个小收银员和母亲、弟弟一起住在太平洋湾地区海军观景台的房子里。家里地方并不宽敞，可是伊丽莎白还是可以住上一阵子。她将在那儿住整整一个月。
多罗茜一家对伊丽莎白的过去知之甚少，伊丽莎白说自己曾嫁给一位上校，可后来丈夫不幸死于战场，如果确有其事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她享受着遗孀的福利。她声称，自己曾在好莱坞演过一些小角色，但日后没有任何一家摄影棚或演艺公司能够证实此事。多罗茜一家还听她讲过在当地的一些工作面试，可事实上，这些面试纯属子虚乌有。此外，伊丽莎白的母亲甚至相信女儿已受聘于圣地亚哥海军医院，然而其实是多罗茜的妈妈在那里工作。
不管黑大丽花对工作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她好像都急于找点乐子。圣地亚哥警方后来的一个调查表明，她住在多罗茜家里那段时间里，就至少和两个、也许是五个不同的男人外出过十几次。其中一个长着红头发的英俊男子，成为这场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因为就在伊丽莎白最后向多罗茜家道别的那天晚上，他开车上门来接她。
这个红发情人的身份最终得到确认，案件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他叫罗伯特·曼利，25岁，在一家叫“南门”的五金公司当推销员，当过空军萨克斯管演奏员。战争接近尾声时，他结了婚，现在儿子刚刚满月。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他经常花大量时间奔在两地之间奔走。对于四处兜售的旅行推销员来说，长年累月养成的善于插科打诨的性情，往往使他们面临很多诱惑。最终把曼利卷入这场谋杀疑案的那次偶遇就发生在1946年圣诞节前夕的圣地亚哥闹市区内，就是在那里，曼利第一次注意到伊丽莎白这个姑娘。警方获悉，在随后长达10个晚上，她一直都陪在曼利身边。
在与曼利交往的同时，伊丽莎白也曾和其他男人约会过，但所有这些人中，只有曼利长着一头红发，这与鸡尾酒女招待、多罗茜家人、多罗茜家的一个邻居以及一个汽车旅馆店员的描述完全吻合。曼利曾于1月8日那天晚上在老101大道上的一家汽车旅馆以他和伊丽莎白的名字登记过房间。第二天，他开车送她到洛杉矶，两人在那里道别后，他的旅程又开始了，这次是到旧金山出差。
如果曼利够聪明的话，应该在报上一见到伊丽莎白的照片和名字，就立刻主动和警察取得联系，自报家门，或许这样能给破案提供有利线索。然而，作为犯罪嫌疑人，他三天后才回家接受警方拘捕。在那三天里，他痛苦不堪地接受煎熬，心里极度恐慌。曼利没有马上回去的理由很明显，因为他担心供词会毁了他的婚姻。
警方和记者们从曼利和先前的几个犯罪嫌疑人口中，了解到一个秘密――即伊丽莎白·肖特很善于挑逗男人的性欲。她经常怂恿男人们，让他们飘飘然地以为可以和她发生关系，可结果呢，却又都被她拒之门外。伊丽莎白对性交前的爱抚乐此不疲，但可能由于身体的缺陷，无法成功性交。
在警察严加盘问下，曼利因没有及时前来投案而遭到训斥。一个警探气鼓鼓地骂道：“你当时躲了起来，这会让别人怎么想？”
“我不想让老婆知道我对她不忠”
“可你并没有对老婆不忠啊”警探提醒他说，“你不是说贝蒂不愿意和你发生关系吗。（注：贝蒂是伊丽莎白的昵称。）”
“我和她跳了好多支慢舞，这和对老婆不忠差不多，”曼利充满悔恨地说。“圣诞节前一周我遇到了贝蒂，就在我跟你讲过的那个酒吧里，贝蒂无意中说起她和弗伦奇太太还有她的女儿暂时住在一起。我请她在旧城的一家意大利夜总会吃晚饭，之后我们又开车去了赌城的艾尔克泰饭店跳舞。我们……”
话还没说完，就被警探打断了，“你去外地出差的时候，总和别的女人偷情吗？”
“我没有偷情，”曼利一再坚持。“不过是一时冲昏了头罢了。我根本分不出贝蒂到底是个好姑娘，还是个用色相骗男人钱的家伙―――我当时想试试自己对老婆到底有多么忠诚，就……”
“小伙子，看在老天的份上，快讲实话吧，”警探把他的话顶了回去。“你当时是在寻找一些姑娘下手，对吧？和你平时出差时常干的没什么两样吧？”
“不！贝蒂可不一样――我出差时决不会背叛老婆的……”
两次测谎结果，连同曼利一个的同事、好几个顾客以及他22岁的妻子提供的案发时曼利不在现场的证词最终使警方相信曼利并没有说谎。曼利的妻子哈丽特告诉记者，她会一直支持曼利。警方最终释放了此案最后一名最有犯罪可能的嫌疑人。
伊丽莎白·肖特的尸体被发现还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一名负责从比尔特莫附近的邮箱中取信的邮车司机看到了一个用棕色纸包装的简易硬纸盒，收信人写着《洛杉矶考察家报》，这本不足为奇。但包裹里面装着伊丽莎白的钱包、社会保障卡、出生证明、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卡和纸张，上面列着许多号码和姓名，甚至还有一个通讯录。
几乎可以确定，包裹的寄件人就是那个警方四处搜捕的恶魔。他非常小心谨慎，无论是包装纸，还是邮戳和印刷体，都没有透露出丝毫线索。检验结果表明，包裹里的所有东西都事先经过汽油处理，没有留下任何可能涉及物品来源和经手人身份的蛛丝马迹。好像专想捉弄警方一番，好叫他们干着急似的，凶手从通讯录上撕下很多页，上面只留了大约200个名字。警方对每个名字都进行了详细调查，结果却一无所获。
接着就出现了众人熟知的现象――很多人主动前来自首。由于黑大丽花惨案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受到了公众的高度关注，主动前来宣称对此案负责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中有的是心理变态，有的是神经病患者，偶尔也有几个正慢慢酒醒的醉汉。
当头发卷曲的老兵约瑟夫·杜麦斯下士经过42天的休假返回新泽西州的迪克斯堡后，部队警察注意到他衣服上血迹斑斑，发现他口袋里塞满了与此案有关的新闻剪报。一想到也许自己就是杀人凶手，他就着了迷。“我喝醉酒后，对女人通常很粗鲁。”他说这话时，多少有点虚张声势。但是警方经过仔细考证，最终把他送到了精神科医师那儿。
在长滩市，有个主治药剂师的助手，名叫约翰·安德鲁,有一次向小酒馆的常客们大声吹嘘自己切割尸体的高超技术之后被警方带走了。起初他坚称自己杀了贝蒂·肖特，后来就开始嘟囔，“哎呀，我确实有能力干出这事儿。”后来警方得知他很快要被派到海外去出趟差时，才发现原来这个家伙是个逃避工作，游手好闲的人，他事先早已盘算好了，如果作为谋杀嫌疑人被扣押的话，也许就能呆在家里而不用出国了。
刚开始，调查者曾做过这样的猜测，凶手也可能是个女的。（从理论上看来，这可以解释凶手为什么要把尸体切成两半：这样可以减轻处理尸体时的负重。）一位来自美国陆军妇女队的瘦高个女人引起了警方的重视，因为有一天她走进圣地亚哥市警察总署宣称，“伊丽莎白·肖特偷了我老公，所以我就杀了她，把她大卸八块。”然而，和其他前来自首的人一样，这个女人在回答关于案发地点和手法等实质性问题时支吾其词，破绽百出。
类似事情远没有停止。在大约300多人主动招供的供词中，洛杉矶警方跟踪调查了其中的四十多起，因为这些供词在他们看来情节很严重，值得好好在全国很多地方调查一番。通常，警方只要问几个花招问题，就会辨别自首者的真假。由于黑大丽花碎尸案的很多细节并没有公布于众，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到底前来自首的嫌疑人对此案了解多少。
那么如何解释这股做假供的潮流呢？已故的精神病专家保罗·德·瑞佛医生曾经对黑大丽花案的嫌疑人做过调查研究，认为这些人的行为可能源于彻底的好出风头癖，或是由于某些已忘记的童年事件造成的内疚情结，或纯粹是性受虐狂。说侦探们要继续和冒牌凶手们打交道，“因为真正在脑子里构思过这起谋杀案的真凶有朝一日肯定会向别人吹嘘这事儿，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到了。”
可是50年过去了，黑大丽花疑案仍然悬而未决，难以雪耻。时间一天天流逝，而德·瑞佛医生的预言还没有实现。
无数警察曾参与过该案件的调查，但没有人比洛杉矶侦探哈里－汉森警官调查的时间长，他就是在多年前那个冬日早晨第一批赶到案发现场的警察之一。此后，汉森把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此案的调查中，直至1968年退休和14年后的离世。圣地亚哥前警局副局长，肯·布鲁彻警长,如今已82岁高龄，还能回忆起自己当年参与过的一次在北方公园的监视行动，那次行动诱捕了当地一个很爱慕黑大丽花的人，尽管这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后来证实自己是清白的。
对一大批警察来说，对真凶的搜捕是最令人懊恼的失败，这个问题常常困扰他们。那些深入调查过此案的警察渴望能有机会抓住这个继杀人恶魔杰克之后最残忍、可能也是最狡猾的罪犯。然而侦破此案，不仅仅可以带来职业自豪感。黑大丽花案慢慢有了特殊的重要含义。对罪犯这种肆意虐待受害人的卑劣行径，警察们怒不可遏，这名女子不仅让人同情，她无限的魅力也许还会让他们中任何一员为之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