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忽视这个犯罪现场：虽然这只是一张照片，它却通过伊丽莎白·肖特躺在第三十九街和诺顿街路口的形象，清晰而无情地概括了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的关系。
“使这个案子更加复杂的另一个因素是，男人们对死去的黑大丽花产生了心理上的迷乱，正如在她活着的时候，他们为她而迷乱一样。”
——洛杉矶警署：菲尼斯·布朗
1996年除夕，一个平静的冬天的傍晚，我站在洛杉矶克伦肖地区第三十九街和诺顿街的路口附近。一排排中产阶级的楼房，外表非常干净，以一种无法描绘的方式毗邻着，从那里朝北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著名的好莱坞标志。虽然沃茨和康普顿（注：洛杉矶市的贫穷的黑人聚居区。）只是近在东南角不远处，但感觉还是很好的。如果你必须住在洛杉矶，选择这个环境还算不错。
站在第三十九街和诺顿街的路口，和站在我家乡新墨西哥州特里尼蒂原子弹试验场(注：1945年，美国在此地成功地爆发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至今仍有微量幅射，现作为纪念地，两年对外开放一次。)的爆心投影点纪念碑的旁边，没有什么区别。这里看上去很正常，你一定想不到，五十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怎样的疯狂事件。
1947年1月15日，当时在这个交叉路口西南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她全身一丝不挂，被人在腰部截成两半。上下两部分原来被鲜血沾污，后来被洗干净了。
第二天早上，洛杉矶警署得知，这个女子叫伊丽莎白·肖特，二十二岁，马萨诸塞州人，到好莱坞是希望能圆她的明星之梦。艾伦·拉德和维罗妮卡·莱克主演过一部叫《蓝大丽花》的电影，深受观众喜爱，而她呢，一头黑发，而且总是穿得一身乌黑，所以，她在洛杉矶的一些朋友就借此戏称她为“黑大丽花”。
虽然那次谋杀对于这座城市来说，像是发生了八级地震，警察和报界在此后的数月内也绞尽脑汁地设法破案，但仍没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有谁曾与这场谋杀案有牵连。其实，这个案子直到今日还没有正式定案。
我对这些都很清楚。好多年前，我读到肯尼思·安杰的《好莱坞绯闻录》，得到的印象和别人一样，还是那个老故事：伊丽莎白·肖特是个放荡的妓女，见着谁就和谁睡觉，终于有个妒火中烧的男人，一气之下，把她劈成了两半。其实，那是一桩不可思议的、很反常的谋杀案，更为蹊跷的是，那么一个犯下了无法形容的、如此可怕的罪行的罪犯，竟如此轻而易举地逃脱了。
但是，两年前，很偶尔地，我看到大作家约翰·吉尔摩的《分尸：黑大丽花谋杀案的真相》一书（该书今年冬天将由阿莫克书局再版）。吉尔摩花了三十多年，断断续续地对黑大丽花一案进行研究。他在书中投放了几颗大炸弹，最大的一颗也许是，洛杉矶警署在案发好多年后竟发现了杀害黑大丽花的真凶。
读完那本书之后，有好几个星期，这件事，怎么说呢，一直让我无法忘怀。黑大丽花老是在我脑海里出现。过了一段时间，我决心去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96年7月，在我再次前往洛杉矶调查黑大丽花事件之前，我做了一项准备工作。在一个关于黑大丽花的网站上，我读到一组文章，发现有上千个人都和我一样，也在关心此事。更有一些着了迷的人，到第三十九街和诺顿街的路口去朝圣。真是奇怪：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年了，黑大丽花依然阴魂不散。1991年夏天，有一个南加州的怪人，五十四岁的老太太，到警署声称她的父亲在1947年谋杀了伊丽莎白·肖特，并把证据埋在她的老房子里。几年前，詹姆斯·埃尔罗伊的小说《黑大丽花：好莱坞最著名的谋杀案》出版了，但小说和那个事件几乎完全是两回事。美国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身上刺着黑大丽花文身的同性恋者。另有一些留着山羊胡、啜饮着意大利卡普契诺咖啡的爱好怪异的伪艺术家们，坐在咖啡馆里不厌其烦地谈论着伊丽莎白·肖特，还特地将这个女孩子神化：1947年，伊丽莎白·肖特不过是个昏头昏脑、混在人堆里不起眼的小丫头，而到了1997年，她却成了一个传奇人物，某种典型，也就是说，美国曾经有过一桩至今尚未侦破的引人注目的谋杀案，而她就是这个案子的中心人物。
我的调查是从第三十九街和诺顿街的路口开始的，这是所有人从事黑大丽花调查工作的起始点。这个路口，虽是黑大丽花的痴迷者们的爆心投影点，但到1997年，已经不再有任何东西能使人想起1947年的洛杉矶。洛杉矶是美国西部的古罗马城：它的历史已经被深深埋藏在地底。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精彩和辉煌，如今已埋葬在成吨成吨的垃圾和一望无际的拥塞的高速公路底下。同样，使得伊丽莎白·肖特声名远扬的肮脏现场，也被一排排楼房掩埋了。
我曾想象过那个路口在1947年1月15日该是怎样的情形：一大片空地，到处长满了野草，中间点缀着一具被截成两半的女子的裸尸。我们不应忽视这个犯罪现场：它虽然只是一张照片，但它通过伊丽莎白·肖特躺在第三十九街和诺顿街路口的形象，清晰而无情地概括了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她的被杀使人们更清醒地意识到，尽管女权主义者认为已经取得了一定胜利，但人们依然无法抗争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这个世界上残忍的男性，一直统治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伊丽莎白·肖特。
我决定在马丁·路德·金大街的东头租个房间，然后再前往第三十一街和特里尼蒂街的路口，那里原来有座楼房，伊丽莎白·肖特就是在那里面被杀的。
那些略知黑大丽花案件皮毛的人，为什么会对那个案子那么狂热？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对有些人来说，这个案件与现实生活无关，只与早先那个更为肮脏、更为阴暗的洛杉矶有关。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伊丽莎白·肖特是各种社会罪恶，从不负责任的媒体，到不负责任的警察等的集中体现。
在我的准备工作中，有一项就是和约翰·吉尔摩谈话，他碰巧也住在新墨西哥。
吉尔摩写过很多书，关于曼森（那个社会渣滓）、图森的查尔斯·施密德（那个冷血动物），还有詹姆斯·迪恩（刚出版的《速生速死：回忆詹姆斯·迪恩的短暂一生》）。他认为一代又一代人痴迷黑大丽花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具尸体。“它就像一个巨大而怪异的磁场，”他说，“它作用于我们的潜意识，影响到我们的阈下意识……许多隐藏的事件都集中在那场谋杀当中，成了谋杀现场的本质性内容。”
我不想就此提出什么异议。因为吉尔摩毕竟是世界上黑大丽花案件的首席专家。他小时候在祖母那里寄宿时，就亲眼见过伊丽莎白·肖特，虽然只是见过一面。六十年代初，影星汤姆·尼尔打算拍一部关于黑大丽花的电影的时候，他就与之联手合作。尼尔委派吉尔摩去和愿意投资的公司谈判，其中有一个叫巴斯托的“很怪的怪人”，想摸一摸吉尔摩的手，因为这双手曾经摸过那具裸尸躺过的地方。（有关详细内容，请参读吉尔摩最近出版的《裸体横陈》一书，该书按时间顺序，描述了他与詹姆斯·迪恩、伦尼·布鲁斯、贾尼斯·乔普林，以及小埃德·伍德等许多人的关系）。
等到尼尔在棕榈泉杀了他妻子被关进监狱之后，那个计划就有点乱了套了。虽然吉尔摩不再想把这个案件拍成电影，不过此后，他还是继续对黑大丽花谋杀案研究了许多年（“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有关黑大丽花的各种奇谈怪论我都有所了解”），最后还与洛杉矶警署的退休警探菲尼斯·布朗联手合作。菲尼斯·布朗曾亲身经历黑大丽花一案的调查，简直就是个资料库。
吉尔摩说得对：那具尸体确实对潜意识具有冲击力，而且冲击力巨大。但那并不是我始终摆脱不了黑大丽花阴影的主要原因。背后还有原因。
[伊丽莎白·肖特的尸体。转引自约翰·吉尔摩《分尸》，阿莫克书局，1998年]
现在来看看他在书中投放的第二枚大炸弹。吉尔摩曾读到过封存多年的伊丽莎白·肖特的验尸报告，报告表明，伊丽莎白·肖特的生殖器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她根本无法性交。（这个惊人的发现促成了这本题名为《分尸》的著作，它的所有论述都集中到一点：“那个神秘的黑大丽花谋杀案的被害人不是妖冶的荡妇，而是一个男人。”其实，她不完全是个男人，更不是个妓女。）
发现了伊丽莎白·肖特不仅不是妓女，而且不可能是妓女，给这个案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此后，不再有人听什么她是应招女郎之类的故事了，也不再有人相信詹姆斯·埃尔罗伊的胡思乱想了。
如果有一个漂亮女孩，很显眼地从一个男人的怀抱跳到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但又不跟其中任何一个男人睡觉，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女人，无论是形体、形状，还是形态，”吉尔摩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跟我说道，“但她还是决定要这样演下去。她确实做到了。那只是一场连环游戏，一连串的艳遇，接着是一番浪漫的情景，然后她就失踪了。我猜她玩的是多重恋爱，只有这样，她才能一直有个地方逃脱，有个地方可以让人把她送回去。”
所以，黑大丽花有一个深藏的秘密，她必须保守这个秘密，不让她的男性朋友们知道。或许连她的女性朋友们，她也不让知道。其实，不少人认为那只是肖特的过去，与谋杀无关，可是，那恰恰是案子的关键。毫无疑问，验尸报告给本来已经很离奇曲折的案件，更增添了离奇曲折的因素，但另外还有一些情况，我还是无法解释。
我向左转到圣佩德罗街，再向左转，过两个街区，到了第三十一街。我很惊讶洛杉矶的街景改变得那么快。刚才在第三十九街和诺顿街路口，多少还有点温馨的感觉，只几分钟路，在第三十一街和特里尼蒂街的路口，景色就变得像美学家所称的“萧瑟”。几个贼头贼脑的小子躲在一个车库里，坐在油桶上，朝外向我张望着。
住在第三十九街和诺顿街的洛杉矶人，对于众多讨厌的游客对着他们的房子拍照，早已见怪不怪了，而住在第三十一街和特里尼蒂街的人就不同了，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个地区在黑大丽花谋杀案中所具有的意义。尽管那座楼房早在三十五年前就被拆掉了，但据吉尔摩的研究发现，伊丽莎白·肖特确实就是在这里被杀害的。
于是就在这里，出现了杰克·安德森，又名阿诺德·史密斯。
很明显，谁是凶手，这始终是黑大丽花谋杀案中最大的疑问。谢里·马辛柯（南加州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等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案子之所以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和阴暗的气氛，是因为谋杀伊丽莎白·肖特的凶手始终没能找到。马辛柯曾经错误地断言：“如果（黑大丽花）谋杀案已经侦破，这个美丽而富戏剧性的故事中那种戏剧性的光彩就会稍有些失色。”
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你先得去了解伊丽莎白·肖特的真相，然后才能真正理解黑大丽花现象。可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史密斯在那次行动中的作用。这个人的出现，给这出戏凭添了一层紧张色彩。发现了这个人，也就给黑大丽花谋杀案加上了一个缘起、补充了个案件经过，而且也是第一次给它下了结论。而且，这个结论着实让人耳目一新。不过，文学专业的教授也许会批评这个结局太平淡无奇了。
伊丽莎白·肖特是《分尸》一书中不幸的黑夜女郎，而史密斯呢是个酒徒，长得高高瘦瘦，一米九的样子，走起路来有点瘸，在警署里有长达五页的犯罪记录，用过十几个化名。他是整部书中贯串始终的神秘幽灵，警察一直无法找到他。
洛杉矶警署采取紧急行动，试图侦破黑大丽花谋杀案，史密斯却是行踪不定，每次他一出现，警察还没确定他的位置，他就又逃走了。在伊丽莎白·肖特还活着的时候，洛杉矶的贵妇人、社会名流乔吉特·鲍尔多夫（肖特的朋友）被人谋杀，死后给扔在她自己的浴缸里。警察调查了所有线索，除了一条：鲍尔多夫曾与一个男人约会，但始终找不到那个人。他身材很高，走路有点瘸。
谋杀鲍尔多夫的凶手开着鲍尔多夫的车逃走了，车被抛弃在第二十五街和圣佩德罗街的附近，也就是在第三十一街和特里尼蒂街路口转弯的不远处。谋杀案发生后的一周，《先驱快讯报》记者阿吉·安德伍德得到消息说，当时有人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从第二十五街和圣佩德罗街的路口一瘸一拐地走过。
许多年以后（1981年下半年），阿诺德·史密斯成了黑大丽花谋杀案的嫌疑人，因为他跟别人讲起过那个案件，而那个人报了案（书上就是这么写的。真是不可思议：那个提醒洛杉矶警署要留心史密斯的正是吉尔摩本人），报案的人还给了他一点钱作为回报，让他买酒喝。但史密斯却解释说他与那场谋杀案无关，而是他的一个叫“莫里森老大”的朋友在第三十一街东头靠近特里尼蒂街的一幢楼房里杀了肖特，是他后来告诉史密斯的。洛杉矶警署进行了广泛调查，没任何证据证明有那么个人存在过。
吉尔摩拿着录有采访内容的磁带到洛杉矶警署报案以后，史密斯（当时还是可以随叫随到来喝一杯的）突然“滑脚”了，再也不知去向。然而，洛杉矶警署和头号捕快约翰·圣约翰当即出马，辑拿疑犯。圣约翰确信，所谓“老大莫里森”只是一个“烟幕弹”，目的是使警察偏离正道，让真正的凶犯得以逃脱，而那个凶犯正是史密斯本人。从吉尔摩提供的磁带上的资料来看，史密斯讲述的一些凶杀细节，只有凶手本人才会知道。在历年来自称是谋杀黑大丽花的凶手，向警署自投罗网的那帮人里，没有一个知道得那么详细。
洛杉矶警署确信他们已经发现了他们要找的人。只是现在得抓住他。经过多次努力，他们终于安排了一次与史密斯的会面。
在案情发展到最惊心动魂的时刻，就在会面的前几天，史密斯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荷兰旅店他的一间小小的住房里，因抽烟时打瞌睡，发生火灾，被烧死了。是不小心？还是自杀？谁也说不清。
于是，可能是扑朔迷离的黑大丽花谋杀案的真凶的那个扑朔迷离的幽灵，或至少作为又一个可疑的凶手，在谋杀案发生的几十年后即将重新露面，但一夜之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凶手不像很多人猜测的那样，是某个妒火中烧的医师或外科医生，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技术将伊丽莎白割成两半。事实上，他只是个醉汉，是在洛杉矶到处游荡的无数小人物中的一个。
史密斯死了之后，警署调查得知，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曾和他母亲住在（嗬，说来真叫巧啊！）第三十一街和圣佩德罗街附近。整个街区都是史密斯先生的街坊邻居。
离开第三十一街和特里尼蒂街路口，我和往常一样寻思着，究竟是什么使得漂亮的伊丽莎白·肖特偏偏在那一天撞上了阿诺德·史密斯。
“情况是这样的，我觉得残疾人之间有种奇特的联系，”吉尔摩跟我说。“肖特有残疾，她是个不健全的人，史密斯也是个不健全的人。和异常敏感的人在一起，人际关系会相当紧张，神经老是紧绷着，这一点彼此之间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很清楚。我觉得史密斯是个做事没分寸的人。我甚至认为他根本就没有分寸意识……更何况，他正悄悄地猎捕她，所以那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我从圣佩德罗街向北走到第八街，从洛杉矶市中心横穿而过，最后拐进麦克阿瑟公园东面的第七街。那家破败不堪的荷兰旅店还矗立在那里，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个本来可以为我们大家解答有关黑大丽花谋杀案所有疑问的阿诺德·史密斯，在骗过警察三十五年之后，被一场大火葬送了性命。三十五年啊！谁能想象，在黑大丽花死后隐藏了这么久，黑大丽花的真相会在荷兰旅店这样的一幢破房子里揭开？
多可悲啊！就像很多女人一样，伊丽莎白·肖特来到错误的城区，遇上错误的人，而且又是在错误的时间，她感到极度地不安。吉尔摩认为她当时被人追踪着，但她害怕面对现实。
“……她和男人们玩着那种游戏，终于到了某一时刻，……在那个时刻，她必须鼓起勇气，做点什么。可她什么也做不了——可以想见她当时有多焦急，那种情况下，她很可能最后下定决心逃之夭夭。她逃到别的地方。我猜想正好在那时候，史密斯正好出现在那个地方，好像在跟她说：来吧，来吧，快抓住我的手。就像蜘蛛对苍蝇说的一样。我想她当时是一只心甘情愿的苍蝇。就连那场犯罪也是她心甘情愿的，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所以，你可以把他看作一个偶然事件，是她成功的副产品，或者说他是颗阴暗的煞星，一颗黑星。”
在阿诺德·史密斯告别地球的那座破败旅店的马路对面，我站了好几分钟。除了这座荷兰旅店，我无法想象还有哪座大楼，能将黑大丽花传说的最后一个乐章写得如此完美：荷兰旅店看上去几乎和诺曼·贝茨的旅馆（注：诺曼·贝茨是1998年的一部恐怖片《神经病》中神秘旅馆的主人。）一样，具有某种魔力。
依我看来，史密斯在黑大丽花的故事中不仅仅是个“偶然事件”。如果在这个谋杀案的背后，真有个有钱的外科医生指使着，那这个故事的结尾非但不会这么阴暗，而且还有点无聊。正是因为有史密斯搁在这个故事里，这故事才变得令人瞠目结舌地完美——一部连好莱坞最优秀的剧作家都朝思暮想的作品。在整个可恶的神秘事件背后，那个狡猾、诡异的男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当初伊丽莎白·肖特来到洛杉矶之后，原本她有多少机会，可以采取行动避免最终在1947年1月14日与阿诺德·史密斯相遇？我站在荷兰旅店投下的阴影里，终于明白了黑大丽花谋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伊丽莎白·肖特的故事之所以具有独特的魅力，原因就在于那是一种无序的游戏。黑大丽花案件像是一个坚果的外壳，它包含着机缘的最终结果。凭着天真和无知的机缘，伊丽莎白·肖特的人生道路与那个凶手的人生道路相遇。从那一点开始，那只匆匆拧上的挂钟，就嘀哒嘀哒地朝恐怖的谋杀运行。世上万事万物，究竟是命定的，还是机缘所致？天命论和天演论是两个古老的命题，而这一案件是由这个命题上展示出来的令人深为不安而阴暗的一幕。最疯狂的事件都是机缘造成的：伊丽莎白·肖特也许在1947年1月14至15日没有意识到，这个事件的结局正像一辆巨大的运货机车隆隆地向她驶来。伊丽莎白·肖特正是那种机缘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