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的身上，都强烈地打上了其家庭的烙印，这种烙印就像影子一样，会伴随他的一生。张艺谋的身上会有其家庭的烙印吗？绝对有，而且更加深刻。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男主人公，张艺谋就是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他想表现父亲所经历、所承受的一切。“父亲”背景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分配到乡下教书，因此和“母亲”有了交往，并且有了平淡得像白开水一样的爱情。
“谁供我上大学，我就嫁给谁”
张艺谋的父亲名叫张秉钧，母亲叫张孝友。说起他们的出身，都颇有点门第。
张艺谋的外祖父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名税务员。这是一个肥缺，职位虽然不高，收入却不少。他一生娶过四房太太，张艺谋的外祖母是他的第四房太太，19岁一嫁入张家，就成为许多个孩子的母亲。她本人生过两个孩子：儿子张乃光，女儿张孝友。
张艺谋的父亲祖籍陕西临潼相桥镇。张艺谋的大伯毕业于黄埔第九期，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职位是军参谋长，后来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张艺谋的二伯则毕业于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张秉钧是个沉默的人，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军需官，曾经拥有国民党军籍。
西安解放前夕，张秉钧离开军界，在陕西省财政厅当会计。
张孝友当时年方19岁，正是如花般的年龄。她就读于西安的一所教会学校——玫瑰女中，正梦想着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深造。可是，她的家人不同意，一再施加压力，要她结婚。
张孝友被逼无奈，只好说：“谁供得起我上大学，我就嫁给谁。”
经人介绍，张孝友认识了29岁的张秉钧。张秉钧有些新思想，新观念，经济上又过得去，对于张孝友的要求，他是完全支持的。
既然双方同意，婚事便紧锣密鼓地筹备开了，事情非常凑巧，他们选定的结婚日——1949年5月20日——竟然就是西安的解放日。正是这一天，西安城里的国民党旗被扯下了，换上了共产党的旗帜。
母亲产后才读大学
1950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五日，早晨7时许，西安市西郊梆子寺街的张家迎来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张艺谋。
当时还没有去医院生孩子的风俗，即使城里人，也一定是在家里生孩子。如果顺产，家族或者邻居某个大嫂前来帮帮手；若是不顺，才需要紧急请接生婆。张秉钧在妻子临产前便请来一位熟人的太太，是日本人，懂得接生。张秉钧知道生产是女人的生死关，极为重视。
喜得贵子，张秉钧乐坏了，他立即张罗着向亲戚报喜。外公接到这一消息，开始琢磨给孩子取名。他拿出一张红纸，在上面写了3个字：张诒谋。
“诒”字是一个不常用的字，诒谋，有遗传了祖先某种谋略智慧的意思。联系父母的家庭背景，父系算是军人家庭，母系算是书香门第，古文中有“诒厥孙谋”之语，意即为子孙谋划。外公对“诒”字的理解是“诒者勋也”，是期望他在未来建立功勋，光宗耀祖。
1951年，张孝友的哥哥张乃光考上了西北大学生物系。此事对张孝友产生了极大的鞭策作用，她再一次向丈夫提出了读大学的想法，并得到了丈夫的支持。第二年，张孝友便考上了西安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给张秉钧安排了一份新的工作，去省农林局下辖的一所学校工作，月薪有60多元。张孝友于1955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工作，当时张家的收入还是过得去的。
但是，张家远远不止3口人生活。张艺谋又添了两个弟弟——张伟谋和张启谋。张伟谋出生于1954年，正是张孝友读大学期间。为了生育，她不得不休学了一段时间，也将寄养在哥哥张乃光家的张艺谋接了回来。当时，每出生一个孩子，家里的生活水平便降一大截。
张艺谋与父亲的隔阂
张艺谋的母亲说：“艺谋长得非常像他爸爸，脾气也像。艺谋他爸是个闷脾气，艺谋也是。他偶尔回趟家，就跟他爸两人都在那儿坐着，你拿报纸看，我也拿报纸看，各看各的，谁也不吭声。”
打小开始，张艺谋和父亲就没什么话说，万一有话要说，也是绕个弯儿，将话说给妈妈听，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那是说给爸爸听的。时间长了便成了习惯，张秉钧甚至有了一种思维定式，只要是张艺谋开口，那一定是对他妈妈说的。直至后来，张艺谋打电话回家问候二老，父亲似乎已经不习惯和自己的儿子沟通了，接起电话后会不自觉地说：“你妈不在，等会儿再打来。”张艺谋和父亲之间有隔膜，还有一个原因是，父亲在家里生活的时间不是太多。
张秉钧的工作单位离家较远，加上工作繁忙、交通不便等因素，平常他不住在家里。他是个性格沉闷的人，回来也不会逗张艺谋玩，这使得父子俩一开始就缺乏交流。张艺谋才一岁，母亲便去上大学，他先是由舅妈带了一段时间，后来一直跟着奶奶生活。母亲大学毕业之后，医院的工作很紧张，再加上二弟、三弟接连出生，母亲也极少能照顾到他。
张艺谋从小性格内向，他的两个弟弟也很闷。张艺谋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家是只要我妈一回来，话就多了，大家都跟她说话，家里马上特别有气氛。我妈要不回来，就我爸在家，我们弟兄3个谁都不说话，闷着，什么事也不动，全都搁那儿，就那种。我妈一回来，就这儿怎么没水了，这儿做饭了，就张罗。我妈那时候很忙，每天还要看病，回来还要管我们四个……一直到我爸去世前，我跟我爸如果是单独谈话，基本都是一问一答式的……”
进入“文革”，这个家庭所面临的压力开始空前加大，灾难不断地压迫着他们。张秉钧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在一个午夜，他和张孝友商量起了离婚的事。这完全出于对孩子未来的考虑，他希望通过终结婚姻来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环境。张艺谋是躲在床上装睡才听到这一切的。尽管父母最终并未离婚，可这件事对于少年时的他打击是巨大的。
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
某一天，张艺谋在家里翻找东西，不留神翻出了一些国民党军服上的纽扣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把他吓坏了，他不明白自己家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和“变天账”没有太大区别。此事一旦被人知晓，很容易便被扣上一顶“梦想国民党反攻大陆，留着国民党军用品以示迎接”的大帽子。这在张艺谋的心中再次投下浓重的阴影，他越来越感到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便有意和小伙伴们拉开距离。
张艺谋曾说：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即使现在，家庭问题平了反……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比较自卑的，一直是这样收缩性地做人，从小养成这样性格。在电影学院我是属于那种埋头读书的类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缩，不张扬，也紧张，自己害怕，自己总是觉得有危机感，因为年龄、家庭出身，长期养成的习惯。其实直到今天，在生活中，我从来不做太过分的事，尽量不去张扬自己，尽量把自己说圆一点，尽量不要让大家太多地看到我个人的这些方面，我一直必须低调……但是……我在电影的表现上，尤其在电影形式的表现上，极尽之能事，尽量把这个形势渲染得很极端。我喜欢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走极端。别人分析我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我想可能是这样子。
母亲张孝友谈到张艺谋在学校的情况时说：“艺谋能静心听课，是个很专心的人，像他爸，他爱学习，像我。所以，尽管他放学后老看小说，学习成绩还是很好。他每学期都有‘三好学生’奖状拿回来，我没给他保留，也从来没有贴在墙上，因为我感觉他就应该这样。你可能觉得我对孩子教育得不够，但艺谋到现在也不自负，我从来都没有培养他高人一等的感觉。”
（摘自《印象中国：张艺谋传》
华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