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刚刚退休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个人生写满传奇、历尽世事沧桑的学者、书生，一个注定让人难以忘怀的参政党领导人。
成思危的一生有三次转折：第一次是16岁的时候，背着父亲，从香港投奔大陆；第二次是1981年，在化工业已颇有建树的成思危，却突然改变专业到美国学习管理；第三次是1995年，在退休的年龄，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成思危1935年出生于北平。他的父亲成舍我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报人，一生创办了《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多份报纸。成思危出生时，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日寇已经占领整个东北，国家岌岌可危。成舍我因此给自己的独子取名“思危”，就是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
成思危的父亲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母亲曾留法学习法国文学。在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成思危4岁开始读唐诗，6岁读《
资治通鉴》，早早就熟读了鲁迅、巴金、茅盾等作家的经典著作。
1949年后，新中国掀起了建设祖国的热潮。这种热潮也传到香港，让追求进步的青年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成思危的妹妹成露茜曾透露过一个细节：当年，她和母亲前往参加成思危的中学毕业典礼。典礼开始唱国歌。她跟妈妈开口就唱：“三民主义——”哪知其他人都唱：“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她们母女这才知道，成思危就读的学校原来是个亲共中学。而此时的成思危已经秘密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那时，广州已解放，但南下的干部很多不懂广东话，难以开展群众工作，所以组织上就从香港动员一批青年回大陆工作。满怀报国理想的成思危此时心情无比激动，他悄悄地和母亲透露了想回内地的打算。母亲很不赞成，希望成舍我能阻止他。成舍我问了儿子一堆问题后，出来说：他已经想清楚了，让他去吧，他自己负责。成思危的母亲喊：他才16岁，要他怎么负责?
1951年10月的一天，16岁的成思危还是背着父亲，瞒着母亲，在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下，独自离开了香港。随身只携带了一只简单的行囊，越过罗湖，“投共”到大陆。当时就职于《南方日报》的二姐，接应了他。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以社会主义为背景的新生活。
来到广州的成思危，先被安置到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不久被派遣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1952年，中国计划招收5万名大学生投入革命之后的建设，可是全国高中毕业生不过3万。人数不够怎么办？调干——调集干部上大学。
虽然成思危喜欢的是文科，但是因为祖国建设需要，他被“计划”成了一个工科生，以选调生的身份，进了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化工专业。也就在这一年，父亲成舍我带着成思危的母亲萧宗让等人，迁往台湾。由于蒋介石不允许他办报，成舍我创立了世界新闻职业学校(现为世新大学)。
自此，隔着一条浅浅的海峡，成思危和父母亲，开始体味“生死两茫茫”的苍凉。他的母亲，临终时喊着儿子的名字，却不能与他相见。他的父亲等了28年，才和他见上分别后的第一面。然而，毅然奔向革命阵营的成思危未能避免“出身官僚资产阶级”的厄运，直到1972年，这顶“帽子”才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被摘掉。
1972年秋天，成思危的小妹成露茜随美国华侨、美籍华人参观团回国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总理请她代问成舍我好，还说她父亲成舍我是“民族资产阶级”。正是总理的这句话，让背了多年“官僚资产阶级出身”包袱的成思危，得到了解脱。而此前，成思危还因为出身不好，被认为是“特嫌”(被怀疑为特务的人)，被安排去做锅炉工。
1981年，已是46岁的成思危，做了自己人生的第二次选择，弃理从文。当时，几乎人人都劝他，“人过三十不学艺”，何况他在化工领域已学有所成，只要坚持下去，未来当个院士也并非不可能。但成思危还是笃定改行，不久后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
刚到美国时，连股票都没有见过的成思危，上美国的资本市场课时，常常听得一头雾水。美国学生用两个小时看完的资料，他得抱着字典花几天工夫。更别提那时根本就没摸过的计算机。虽然困难重重，成思危还是挺了过来，两年就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MBA。其间，老父亲希望他能去台湾继承上亿美元的家产，但成思危明确向父亲表示，自己的事业在大陆。这次，老人又颔首应允了。
1984年，成思危学成归国，先后担任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化工部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副院长、化工部副部长等职。其间，他还做了大量的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学术报告和讲座，向国人推介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先进的管理理念。
1995年，成思危60岁，依照中国的退休制度，他很快就可以退休了。他已经开始谋划退休之后的生活，可以一边做学问，一边周游世界，看望远在异国他乡的姐姐妹妹。
成思危的四个姐妹都在各自领域中卓有成就。大姐成之凡精通音乐，定居法国，曾三度竞选法国总统；二姐成幼殊，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人，也是出使联合国、印度的新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大妹成嘉玲，在夏威夷大学获经济学博士，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后接过家业，出任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现为世新大学董事长；小妹成露茜，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博士，台湾《立报》发行人兼社长。显然，在这样一个名门之家，成思危无需担心退休后会孤寂落寞。不过，人生的第三次转机再次出现。
1994年底的一天，成思危接到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孙起孟的宴请。孙起孟动员无党无派的成思危加入民建，并说了一段让成思危怦然心动的话：你在全国政协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最高层根本听不到，你想，一年中，有多少政协委员在发言，领导不可能都看到，都听到。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党派发言，那就有机会把你的意见传达到最高层，你不是想报效祖国吗?这是最好的方式。
于是，1995年底，成思危在一天之内连续当选为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199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成思危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97年，他成为继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之后的第四任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成思危高票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成思危领导的民建中央还在九届政协一次会议上提交了建议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如今，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已拥有360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金超过1206亿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获得风险投资的国家。媒体因此送给成思危“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冠冕。
2008年“两会”上，成思危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退了下来。回望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11年，成思危说自己不虚此生。这11年，他没有偷懒，践行了报效国家的诺言。
（摘自《扬子晚报》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