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并非直接表现爱情的“情歌”，成了中国社会打破思想禁锢的见证。
“大陆有个‘李丽君’”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乡恋》这首歌随片一起播出，并因此一下子流行开来。
谁知，《乡恋》流行开来，却变成了罪孽。
1980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
1980年2月25日，《北京音乐报》刊登文章说，“《乡恋》拟人地怀恋故乡，但抒发的却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
从此，报刊上开始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热度不减。有的说，《乡恋》“嗲声嗲气，矫揉造作”；有的说，《乡恋》“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还有的文章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李谷一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变成了“大陆的邓丽君”。有文章甚至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人的罪人”。
3月25日，李谷一在《北京音乐报》上发表文章《在实践中探索》，对在演唱中运用轻声和气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轻声和气声的运用，是表现歌曲内容和情绪的技术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在西洋唱法和我国戏曲、民歌演唱中都是存在的，不能与外来的和港台的流行歌曲相提并论。
但是，一些人显然听不进李谷一的辩护。4月，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让人给李谷一捎话，警告她如果再这样走下去，这里便没有适合她表现艺术才华的土壤了，只好请她另谋高就。
就在李谷一接到这道通牒后不久，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对《乡恋》又展开了新一轮围攻，一位负责人点了《乡恋》的名，措辞严厉。
“解禁了”
1980年夏天，就在《乡恋》遭到猛烈攻击的时候，李谷一来到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到谢幕时，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李谷一演出所到之处，观众无不表现出对《乡恋》的巨大热情。
热情的听众给李谷一寄来了1000多封支持信。一位听众在来信中说，“他们说你是黄色歌曲，说你是黄色歌女，但发生在演出大厅里的奇迹，那无数次的谢幕和经久的掌声，是对这种诬蔑的最有力的否定。”
民众的支持给了李谷一及伙伴们极大的鼓舞。1981年除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春联欢会上，参加演出的李谷一事先听说邓小平同志会来观看晚会。她就与伴奏乐队商定，小平同志一到，马上起奏《乡恋》，她要把这首歌唱给小平同志听，让他评评理。遗憾的是，那天小平同志没有来。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出现时，李谷一毫不犹豫地唱响《乡恋》，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那是一个变化迅猛的时代。时间仅过两年，用音符体现政策，用旋律区分路线的观念，已经淡出人们的头脑。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解禁的日子。
当时，晚会现场设置了4部观众点播电话。晚会刚开始不久，记录电话的小女孩就端着一个盘子走到编导黄一鹤面前，上面放着的点播条都是点《乡恋》的。
这让编导为了难。因为这是禁歌。禁止的东西如果在电视里播出去，特别是在春晚上播出，那是捅天之罪，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要出问题了。
当时，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坐镇晚会现场。黄一鹤朝小女孩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找那老头去”。小女孩走到吴冷西面前，递给他点播单。起初，吴冷西看了之后摇摇头。几分钟后，小女孩又端来一盘，还是《乡恋》，吴冷西还是摇摇头。又过了一会儿，又端来一盘。
连续递了五六盘后，吴冷西有点坐不住了，汗也下来了，在黄一鹤面前走来走去。“他在思想斗争，”黄一鹤说，“电视点播，点了不播，不是欺骗群众吗？”最后，吴冷西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说：“黄一鹤，播！”
黄一鹤一听让播，心里高兴极了。可是，他们没准备伴奏带。他赶紧问在场的技术部门，谁家里有《乡恋》。一个小伙子说，他家有。黄一鹤说，赶紧去拿。20多分钟后，这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把带子取回来了，跑了一头汗。
这时，李谷一已经唱了8首歌，并不知道幕后发生的这些事。她突然听到主持人姜昆、刘晓庆拉长了音报：“乡——恋——”惊讶之余，李谷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只涌现出三个字：解禁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