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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45年出生的。我41岁时，突然知道自己在台湾有个亲生父亲。
       之前我对亲生父亲完全没有了解。我不知道父亲还健在，母亲（崔秀英）也没跟我讲过。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形势，我想，母亲可能是为了保护我，没告诉我真实情况；再一个，好像我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
       突然出现的父亲
       以前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从父亲的回忆录里看到：我父亲、母亲和我，一家三口回到我姥姥家河南息县，后因城门关闭，他就没带我们走。当时自己很小，对父亲没什么记忆。现在父亲常跟我讲，他走时我只会拍着凳子叫“爸爸，坐”。后来我读到这段回忆录时，心里很难受。
       1976年母亲就去世了，病逝之前，母亲没跟我说什么，她始终没跟我讲亲生父亲。我母亲是很好面子的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讲，她不想让我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压根不知道我父亲在哪，所以在当时那个“要向组织忠诚”的年代，我倒没因为父亲而吃苦。
       1984年底，我父亲把信写到河南息县台办，息县有位乡亲通过很多关系最后找到我。因为父亲当时非要确认，经过来来往往，我拿到信件已到1985年初。看到这封信，我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很意外。信上署名也不是“柏杨”，是父亲原来的名字“郭立邦”（此为柏杨最初的名字，后改名郭衣洞，笔名柏杨）。
       我有个姑姑，就是我继父的妹妹，姑姑跟我母亲的关系较好，我母亲有些话会跟她讲。后来我回家问，我继父、我姑姑他们都知道，才把一些情况告诉我，说真有这事，而且姓、名都对。“郭立邦”，我继父、我姑姑都知道；“柏杨”，他们反而不知道。我才知道我还有一个父亲。
       后来父亲的信转给我，我看那个信笺上头有行字，我就想，怎么是用美国的公司信笺写的信？也搞不清楚，稀里糊涂的。因为父亲那封信上写有美国地址，我就把回信寄到美国。
       后来才知道，当时我父亲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写作会，他利用那个时间写信回来，开完会后他又回台湾。但这个信当时不能直接寄到台湾，是通过美国他的朋友转的，所以我们每次把信寄给美国朋友，美国朋友把信拆开、重新写信封，再寄回台湾，然后父亲再这样寄回来。
       在河南息县和武汉时，我都跟母亲姓崔；到西安后，我改随继父姓张，叫张渝生。1984年底，我父亲寄信到河南，河南有位乡亲找到我后建议我说：“父亲在外这么多年，失去妻子，再失去女儿，他心里会很难过，你还是恢复原来的名字比较好。”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恢复到原来的姓，姓崔。
       第一次见面在香港
       1986年7月，我和父亲柏杨在香港第一次见面。当时我们一家四口都去了，也见了张香华阿姨。当时去还是“特批”的。父亲说“你们全家都来”，发有邀请信，我报了4人，后来西安市没批，说最多只能去两人，我把两个孩子撤了下来。过了几天，陕西省公安厅有个女同志到我单位，说我们属于特殊情况，“你们什么时候想去、去几人都可以”，叫我赶快把两个孩子报上去，这样，就一块去了香港。
       事先父亲有照片寄给我，所以在香港火车站下车后，我们很快认出了他。可能还是血缘关系吧，没感到陌生。我站到他面前，他说：“你是毛毛吧？”然后一把把我搂在怀里。
       我河南的姐姐冬冬先到香港，我第二天到。父亲告诉我，我有个姐姐冬冬。这时我才知道，也蛮吃惊的。
       在香港，我们只待了4天。这4天里，父亲让我们住最好的、吃最好的，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之前也没去过香港，在那个年代，好像做梦一样。
       珍藏43年的老照片
       1988年底父亲到了西安，当时我家很小，4口人住30多平方米的房子，当时那房子相当不错了。父亲住的是宾馆(西安人民大厦)，他只是到我家去了一下，他把我的床揭开看一看、用手摁一摁，我们那时没有床垫，铺的是木板，木板上铺棉絮。他又打开冰箱看了一看。但他什么话都没讲，就坐在那一言不发。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他在宾馆时，从自己贴身的口袋里取出一个钱包，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照片，给了我，说：“这是爸爸保存下来的，送给你吧。”这张照片，是在我百天时，我母亲抱着我在重庆照的。我是在重庆出生的，所以叫渝生。这是黑白照片，一点都没皱，平平整整的。当时我没讲话。我确实感触很多。
       父亲的经历确实很坎坷，他离开我们，又到了台湾，在台湾两度进监狱，家庭变故……经历了这么多事，他却能把这张照片一直保存着。我不知道他怎么保存下来的，而且保存得这么完好。我心里非常激动。我就想，不管怎么讲，他心里还是有我们的。临去香港前，他寄来照片，我觉得他生活得挺不错。也不能说我心里没怨恨，我也想起我们的生活，我那时就跟要饭小孩一样，生活非常不好。我看到这张照片后，所有的怨恨都没有了。我觉得，在当时，出于那样的社会环境，父亲也是身不由己。
       我去过台湾好几回。1996年，我和我先生第一次去台湾，那时父亲伏案工作时间很长，和我们聊天或出去的机会很少，他好像还在写书。
       2000年我父亲80大寿时，我们五姊妹第一次团聚。那时父亲状态还好，能行走，他还出去演讲，但他这时的身体和我们前几年见他时相比，当然差一些。
       我最近一次去台湾是2006年底。那时因为我父亲住院，我在医院照顾他，当时他住在荣民医院。他腿不好，我见他时，他走路已不方便，要坐轮椅，但头脑非常清楚。他很有信心要恢复，老问：“我怎么会这样？”有时我劝他，现在是冬天，过了冬天，到春天就好了。他那时相信自己还会好起来。但现在我跟张阿姨通电话，听她讲，好像父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父亲缺少亲情，我觉得父亲本身也有原因。子女和父母也好，朋友也好，还是要来往，有来往才有感情交流。我们见父亲的时间实在太少，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太少，这个感情好像没联络起来一样。我觉得这也不光是孩子们的原因。我想说的是，不管我们离父亲多远，我们心里永远惦记着他。
       （摘自《新民周刊》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