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顺手拿起茶几上当天的报纸——头版头条醒目的标题是：2月CPI涨8.7%。这是12年来这一指数的最高值。
搁在一年前，李强并不知道CPI是什么意思。如今他不但知道CPI，甚至还知道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这样专业的名词。几个月来，这三个英文字母在电视、报纸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李强清楚地记得，自从他弄懂这个词的意思后，自己家存折上每月存入的钱数就越来越少了。
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跟前几个月一样，与餐桌有关系的东西还是涨得最猛的。猪肉价格同比上涨了63.4%，鲜菜和食用油的价格也涨了四成以上。而李强觉得，自家账本上的数字似乎比国家公布的CPI数字更残酷些：今年3月份唯一的一次排骨花了29块钱，一斤七两；而去年3月份一共买过五次排骨，七斤半只花了62块钱。
账本由李强的妻子负责记录。小两口同在一家小地产公司工作，李强给总经理开车，妻子马媛做财会。
如今这家公司正准备裁员。这家只开发过两个小区的房地产公司，两年内几乎没有任何大的生意可做。“北京的地皮越来越难拿，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根本没机会与人家争。”
在这种景况下，员工涨薪水也就成为一种奢望。每月2200元的工资，李强已经连续拿了3年。虽然不算多，但他还没有勇气把辞职报告递到每天坐在他身边的老板手里，“你要走了，会有一堆人排队等着呢。”
李强和马媛就是在这家公司认识的。婚后，出于职业习惯，马媛开始给自己的小家也记了一笔账。从收入到支出，从油盐酱醋到水电气，一年一本，笔笔规矩、清楚。
2007年，这个年收入6.8万元的三口之家，全年买蔬菜和水果花掉了4236元，而前年是3723元，同比增长了13%。其中，涨幅较大的是水果，例如红富士苹果2007年12月每斤为3.5元，2006年同期为2元。
最要命的是猪肉和食用油，2007年这个家庭买了37斤猪肉共多支出183元，比2006年每斤平均要多花5元多；一年全家吃了5升装食用植物油7桶，花费742元，较2006年多支出168元。而50斤装的大米，年初每袋75元，年末涨到90元，一家人一年吃了5袋，全年一共花了495元。
总的算下来，这个北京中低收入家庭2007年全年在蔬菜、水果、大米、猪肉、食用油加上孩子的小食品方面，一共支出13，823元——这个数字比2006年增长了12%。
“以前去趟菜市场30元就够，现在50元都打不住。”李强看着账本不断摇头。2007年他们全家收入的增长，只是马媛每月涨了200元，食品上的支出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一直到去年下半年，在中国的媒体上，一些官方经济学家们仍在安慰大家说，这种涨价只是“结构性通胀”。大致意思是，所有生活品中，只有猪肉等少部分出现了些“结构性问题”，比如农民养猪积极性不高、出现猪疫情等等，一旦解决了问题，物价就会平稳下来。
这实在是个让人心安的消息。不过经济学家周其仁在这一年的年底发表文章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结构性通胀”，“真实的通胀，各种商品服务的价格上扬不是齐头并进，而总是参差不齐的。特别是通胀压力开始显现的时候，差不多都是从一些热门货开始，然后扩散、蔓延。”
周其仁记得，在1988年的那次全面通胀中，一开始是名烟名酒提价，接下来就是市场抢购、银行挤兑。当时可观察到，消费者对价格变化弹性小的商品（比如粮食、手纸、盐）抢购就凶，而越抢购，价格就涨得越快。反之，雨伞、手电筒这些弹性大的商品，卖量就没有那样多，涨价幅度也较低。他笑言，那个时候，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发明“结构性通胀”这个术语。
但这些争论对李强的生活来说，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他能感受的涨价都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家里那个账本里。
记账的习惯还是多少给李强家带来了一些回报。从2008年1月份开始，李强家被北京市统计局选为义务记账户。每月填写一份“城镇居民家庭生活情况调查表”，交上去可以换取30元钱的劳务费。
他们这个社区共有11户人家被市统计局选为记账户，包括居委会治安主任许秀琴。
11户抽样家庭是经过筛选的，代表不同收入的家庭。“城镇居民家庭生活情况调查表”主要是为了准确记录居民的收支情况，了解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特点，目的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数据。
“开始大家都不愿意填，后来经过做工作，一些老人开始填写了。”许秀琴说。
现在，北京有3000名像许秀琴一样的兼职调查员上岗，今年将扩大到5000人。
（摘自《财富时报》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