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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鼓楼市场那会儿学会了相声，这是我以后转变成为相声演员的基础。
        我第一次说相声说的是《戏剧杂谈》，那时不叫《戏剧杂谈》，叫《杂学》。我估计我这第一次说相声说得并不太差，我把那个段子圆满地说下来了。但是收钱收得少。第一，这是上场第一个节目，人上得不多；第二，大家认得我，都知道我是唱戏的，不是说相声的，所以不大愿意给钱，好像不值似的。
        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词，第一次说相声，全在鼓楼市场那儿。
        解放前夕，我开始偷听新华电台的广播，脑子里逐渐装进一点革命的东西。
        那阵儿我们艺人不懂得政治，不懂得革命。我们只有一些正义感，讲究一些同行之间的江湖义气。谁家死了人，你拿一元，我拿五角，大伙儿给凑凑，把人埋了。谁要结婚，没钱咋办?大家凑凑，演出一场，不拿份，白演。这叫“帮丧助婚”。再有，谁要有了病，大家想法子凑点钱看病。真正革命的道理是不懂的。好容易盼到解放，我们才觉得翻了身，可以挺起胸脯走路了。
        特别是有一件事使我明显地感觉到，我们艺人的政治地位和解放以前比起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大约是1949年夏天的事情。
        有一天北京市文委(那时还没有成立文化局)通知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演出。事前不告诉我们地点。等汽车把我们送到那里，才发现我们是在东交民巷一个大宅院里，毛主席就住在那里，那时他老人家还没有进中南海。我们今天是去给毛主席说相声的。啊哟，我心里一惊，这可怎么得了啊!我活了几十年，在旧社会我连个警察局长这样的人都没见过，今天我却要见到人民普遍景仰的伟大领袖，我可得把这相声说好啊!到那一看，剧场很简单，都是排椅，就是在第三排中间放两个藤椅，据说是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预备的。那天朱总司令没有去。第一排坐着的人我认得不少，因为那时中央首长的照片常登在报上，任弼时同志就坐在那里，那阵儿他还没有到苏联去养病哪!那天是个晚会，有京戏，有相声。除了我们这一档节目外，其他节目全是京戏。那天的晚会由彭真同志主持。
        从彭真同志熟悉情况的样子来看，恐怕这个晚会事先早就周密地安排好了。我那天晚上情绪很高。我记得我说的节目是《戏剧杂谈》，一般的我常往外拿这个比较有把握的节目。我说着的时候，我注意看台下，发现毛主席高兴地笑了。我心里也乐滋滋的。
        那个晚会结束得很晚。晚会结束后，文委用车送我们回家。那一夜我激动得几乎没有入睡。我想得很多。我想起了早年的流浪生活，天桥学艺，闯关东；我想起我接到过恐吓信，我挨过官面上的人的打和骂……可是今天我却站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面前，我给他老人家说相声。这是怎么回事呢?想了很久，我逐渐明白了：解放以后，我们艺人的政治地位改变了，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我们翻身当家做了主人。
        我的卖艺生涯结束了。
        新的生活开始了。
       （摘自《扬子晚报》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