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徐莲芝就收治国内首例艾滋病患者，2003年，她成为第三位获得英国贝利·马丁奖的中国医师。
佑安医院门前的梧桐树被街灯投下飘驳的的光影，风一吹，叶落纷飞。
徐莲芝穿过感染科一层那段灯光昏暗的走廊，轻轻推开一扇木门，走进艾滋病人住院部。
她熟悉这里的一切。1958年，她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来到佑安医院感染科。转眼，已经47年。
她走在医院的林荫道上，忽然抬了一下头，“70岁了，”她轻轻说了句，“70岁。”
比生命更重要的
星期五是徐莲芝的艾滋病热线和门诊时间，像往常一样，她坐在艾滋病诊所，接电话，看病人，偶尔在一个白色小本上记几笔。在她看来，每个艾滋病人都是不能被简化和归类的人。
1990年，时任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的徐莲芝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患者——一个归国人员。徐莲芝望着他，怎么也没有勇气说，“我们没有药。”
后来，广州一位教授在动物身上试验出一种药物，送给她一些，她不敢给病人吃，自己先吃了7天，确定没有副作用，才给病人吃。
药物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徐莲芝，但她很快就发现，艾滋病人最需要的，不仅是药物，而且包括理解、平等、关爱和希望。
在很长的时间里，一旦被确诊为艾滋病，世界的所有大门都向他们关闭了，没有人会关注他们的内心，徐莲芝的存在几乎成为他们惟一的慰藉。
她经常和病人聊天，她站着，病人躺着，一说就是一个多小时，聊病人的过去、希望和未来。她拿起推子为头上已经化脓流血的艾滋病患者理发，为临终病人做想吃的热汤面。
有人笑她傻，他们说，“全国那么多的艾滋病人，你能救得了几个，”但徐莲芝觉得，每一个向她求救的患者，她都无法拒绝。“我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她说。
陪你们走出沙漠
70岁的徐莲芝，“退而不休”已经10年，每星期两次门诊，三次巡视病房，还经常去给学生讲课。
有空的话，她周末会去看看一个叫“笑看未来”的艺术画坊。她喜欢挤在画室的角落里，看着病人用画笔表达出来的希望和忧伤，这个时候他们的哭和笑都那么纯粹，常常引得她也抑制不住泪水。
后来，“笑看未来”就成为一个艾滋病人的民间NCO组织。而事实上，早在1998年，她就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救助艾滋病的民间NGO组织——爱心家园。当社会对艾滋病人还缺乏起码的理解和重视时，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家”。
她对病人说，“我们共同走在沙漠里，未来的路很长，我不能背着你们一起走出去。”
蓦然回首
整个社会终于转变了对艾滋病的固有看法，政府改变了政策，媒体改变了诉求，艾滋病人终于被重新理解为一个个感情同样丰富，心灵同样美好的人。而徐莲芝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很远。她给艾滋病人很多的爱，她让他们相信，即使到死的一刻也会有人为他们牵挂。
“毕业刚来这里的时候，一片荒芜，连树都没有，但现在树都那么高了”。徐莲芝说，“人生真的很短。”
意识到这一点，这个一向坚定要强的老人一下子变得优柔寡断和唏嘘起来。
前几天坐公车，听到一个妈妈讲述对女儿的关心，她突然眼泪夺眶而出。“我这个人不行，挺愧疚的，两个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很少去喂奶，她们是吃别人的奶长大的，这么多年，我没有照顾过她们，她们对我很好，但我想，她们心里肯定怨恨我。”
工作了47年，她很少用心打理自己的生活。因为不会做菜，一家人常在食堂吃饭。每次在食堂，她总多买几张烧饼，“一个烧饼，再喝点牛奶就算一顿”。“这个，”她指指身边的棉袄，“已经陪伴我20多年。”
她、老伴，还有98岁的公公，住在医院里的一套二居室。柜子还是奶奶在计划经济时代用“票”买来的。房间很少收拾，病人送来的卡片和纪念品摆得到处都是。
大家劝她装修一下房子，她说，“来不及了，太老了，也没有兴趣去做这些。有空我会收拾一下，哪天我走不动路了，坐着欣赏这些写满记忆的东西，就很幸福了。”
老人不看报纸，有空喜欢看小说，喜欢保尔·柯察金。“只要还有需要，我会一直在这个岗位工作”，她说，“真的，我感到幸福。生命这么短暂，但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小事。”
“看了很多的生死离别，我一直想描写生命的酸甜苦辣，可惜不是小说家。有时候真觉得，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感情，好痛苦。”
“我不懂生活，现在才发现生活很美很可贵。深秋的树，叶子掉了，别人都说公园不好看，我去了，看得很高兴，叶子不是很黄，不是很绿，很漂亮。”
她说，常常想念在杭州读大学的外孙，不敢给他打电话，怕影响学习，怕打扰宿舍同学。有时给他发一个短消息要摁老半天，收到他的回信又高兴老半天。
讲述自己的孙子时，她的表情不是一个医生，而是不折不扣的老人。是的，70岁了。
（程华川摘自《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