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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所形成的方外世界，是诗人作为逃避现实世界的理想王国。唐代佛教、道教的发展跌宕起伏，但唐代文人对佛教、道教并不计较其高下，而是一视同仁地当作一种方外世界。由于李唐王朝与道教的特殊因缘和皇帝对佛学禅理的推崇，佛道二教弥漫社会各阶层。文人们是最先与其接触，受其影响最深的阶层。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唐诗作为唐文化的精华，与当时的佛教、道教是紧密联系的。其中隐逸诗与当时宗教的联系也是明显的。唐代诗人由于厌恶官场中的追名逐利，厌倦世俗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向往和追求独立的社会人生理想和心性的自我超越，寻求精神上的平衡和宁静，进入一种“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隐逸成为实现生命价值取向的主要途径。而佛道出尘、出世的思想迎合了这些文人内心的渴望。因此，盛唐文人在隐逸诗歌创作中深情咏唱着佛道的情趣。
       一、苦郁隐逸诗人的佛道情怀
       盛唐是一个文化开放，精神浪漫的时代。国家的富强为诗人们施展抱负，展现万丈豪情提供了舞台。既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的豁达开朗，豪言壮志。又有“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的艺术热情，富贵浮云理念，但任何盛世的背后都存在着黑暗与无奈。中国古代文人在仕途失意，理想价值不能实现之后，便开始自省内心，追求自我完善，寄情于山水，借山水田园的清幽淡雅、恬静温馨来反映现实社会的污浊不堪、冷酷险恶，表达一种隐逸的乐趣。把山水隐逸作为自己人生的另一方世界，在佛教道家的隐逸文化中找到内心失落的精神家园，从而满足心灵的伤痛。
       道教的思想理论基础，主要是老子和庄子的思想。经后世的不断增减，形成了道教的神仙长生不老的精神学说体系，但根本的思想没有变。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道教认为万事万物都遵循“道”的轨迹，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掌控一切，这就是“道”。道教追求的是飞升成仙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往往是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强调人与自然需要一种和谐发展的关系。盛唐诗人在仕途上遭遇坎坷，人生不如意后往往都进入深山修炼或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深涧幽谷，无限的接近自然。王维在《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所写“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潺。倚杖柴门外，临风昕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夏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孟浩然在《寄天台道士》写到“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几时。焚香宿华顶，裛露采灵芝。屡蹑莓苔滑，将寻汗漫期。倘因松子去，长与世人辞。”清净幽宁的自然环境，陶冶了诗人的身心，使人在清净的自然中，进入了祥和清净的境界。远离尘世的喧闹，仕途的坎坷，人心的险恶。这与盛唐隐逸诗人人世不成，抛去功名利禄，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自然中获得心灵的寄托。
       佛教是由印度传人中国的，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融合，使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了。佛学的主旨是求解脱一切苦厄。而能否得到解脱，则要看能否彻悟。“顿悟说”是禅宗的主要观点，禅宗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不立文字，直指本心，顿悟成佛的禅宗，对中国诗学有着深层次的影响，它给隐逸诗带来了新的精神。严羽说“论诗如论禅”，“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道”。盛唐的许多诗人如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常建、刘长卿等，多少都受到佛教的影响。王维在他的隐逸诗中，善于将禅理融入诗品，使禅境与诗境统一。他在《竹里馆》中写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是一种悠闲静寂的禅境，它通过具体的感悟，抒发了闲寂的心境。在瞬间顿悟，感悟到人生的真谛。李颀在《宿莹公禅房闻梵》中写：“花宫仙梵远微微，月隐高城钟漏稀。夜动霜林惊落叶，晓闻天籁发清机。萧条已人寒空静，飒沓仍随秋雨飞。始觉浮生无住著，顿令心地欲皈依。”这首富有禅意的诗歌中，直接用了一些佛教用语，以表达对人生、自然的感受与领悟。佛教禅宗对盛唐隐逸诗的渗透，使诗人从体悟到构思、创作都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变化。诗人在宗教的感悟中培养了自己的宗教品格，并把这种宗教感悟运用到诗歌的创作中。佛学禅趣的介入使得诗人的隐逸诗境变的盎然了。但由于功名利禄所代表的名利世界，给诗人们带来了尘世的困扰。仕途的坎坷、利禄的牵绊，让他们在清醒之际，将世俗世界与佛禅世界作一对比，成为隐逸诗中的一种情趣，让诗人在禅静的世界里，找到一方净土，找到一块心灵栖息之地。
       二、佛道境界与隐逸诗人
       道教侧重于不完全出世，也不完全人世。它是以任达的态度去追求生命的永恒，以成道成仙为生命长生的目的，使人从精神上获得解脱，从而达到庄子的“虚无恬淡，乃合天德”的境界。佛教偏重于出世，它由心发，追求虚静寂空。它是一个没有矛盾没有差别、绝对自由的理想世界。它以明心见性，心灵觉悟来洗涤世俗，摆脱俗念。禅宗中主张的一切随缘、主观任性的人生处世方式与老子的无所可用、安时处顺的处世方式的观点指向是一致的。佛教的涅槃思想与道教成仙学说，都是在现实社会的黑暗与无奈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精神选择，成为在现实社会生存的心灵安慰和精神寄托。
       盛唐隐士中，佛学味浓厚，且能够化释道，以佛学道识观念处理世事对待人生的，首推王维。王维之隐渗入了佛教义理，洋溢着禅宗色彩。汉代东方朔提出的“避世于金刀门”的方式，到他身上佛教化了。然王维虽然被历代文人成为“诗佛”，但是他也与道士交往密切。如他写下的“天老能行气，吾师不养空。谢君徒雀跃，无可问鸿濛。”(《赠焦道士》)，“太乙近天都，连天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终南山》)等。说明他的诗也受到道教的影响。他以道自任的执着，超脱世俗世界的功名利禄，荣辱得失来对待人生。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首诗叙述自己归隐的原因，中年以后就厌恶世俗而信奉佛教，写出了诗人淡逸的天性和超然物外的风采。句子既纯属自然，又含隐哲理。全诗处处显现出作者对佛理的参悟。然在此诗中，王维中岁所好之“道”也可以是道教之道，山水之色，白云飘飘，鸟叫虫鸣，随时欣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也正是道教思想的完美体现。
       盛唐另一重要的隐逸诗人孟浩然，因个性高傲，不拘礼节与
       现实社会，世俗人情无法融合。从而在仕途上不如意。隐逸在鹿门山是他求仕不得的一条退路，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从佛教道家的方外思想中寻求到心灵的解脱之路。他在《过容上人兰若》中写道：“山头禅室挂僧衣，窗外无人溪鸟飞。黄昏半在下山路，却听泉声恋翠微。”从佛家感悟到人生的真谛。又如《宴梅道士山房》：“林卧愁春尽，搴帷览物华。忽逢青鸟使，邀入赤松家。金灶初开火，仙桃正发花。童颜若可驻，何惜醉流霞!”
       诗人以隐士身分而宴于梅道士山房，借用了金灶、仙桃、驻颜、流霞等术语和运用青鸟、赤松子等典故，描述了道士山房的景物，赋予游仙韵味，流露了自己向道之意。这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物外的佛道思想情怀感染了诗人。在山光水色，微风细雨中，使其佛道思想在孟浩然这里和平对待，相辅相成。
       盛唐其他诗人如李白、常建、刘长卿、裴迪等人受佛学道识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李白写有《梦游天姥吟留别》、《古风》等诗。其中《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首诗抒发了诗人隐居山林的闲情意趣，秀雅的画面，色艳景幽，情真意远，韵味之美，意境之美，使人陶醉。也正符合道家的自然之境，心归万物的情怀。刘长卿在《寻南溪常道士》中写到：“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屐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诗人寻隐者不遇，但一路所见的白云、芳草、松色、溪花，已使诗人感悟到了禅意，在寻中心灵得到解脱。正是隐逸诗人的生活情趣和佛教道家的精神关怀。
       三、佛道思想文化对审美艺术的开拓
       受佛道思想的影响，盛唐隐逸诗人的创作空间、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各方面都有所发展。
       首先，佛道文化为隐逸诗开辟了新的驰骋空间。盛唐隐逸诗往往与神仙仙境、极乐世界联系在一起。道教、佛教创造了一系列与神鬼人有关的故事和传说，为隐逸诗提供了丰富的审美意象和意境。对隐逸诗的想象空间的扩展和浪漫瑰丽的风格表现有着极深的影响。道教、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它们有不同的仙佛、奇迷的神话及多姿的仙境。道家中有“三十六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十洲三岛”。佛教中有“西方极乐世界”、“婆娑净土”、“六道轮回”。道教、佛教经典中所记载的仙佛数以百计，他们与中国古代神话，妖魔鬼怪组成了一个色彩缤纷的浪漫世界。作为创作的素材融入到隐逸诗中，为隐逸诗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想象的新天地。
       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李白《下途归石门旧居》)
       “义公习禅寂，结宇依空林。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
       诗中是一个幻化的国度。是一个浪漫瑰丽的世界。在这里，诗人们可以不考虑尘世的痛苦，完成他们对人生的一种超越，实现他们心中的愿望和理想。
       再次，佛道对隐逸诗审美情趣的影响。道家的审美观可以称为“真美”观，着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真美”观的影响下，隐逸诗对自然情趣情有独钟。隐逸诗人从“天人合一”的道家理念中寻找自然，使其诗追求纯朴自由的审美情趣。“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孟浩然《临洞庭》)正是隐逸诗人的诗心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表现。诗人描写幽美静寂之景，如“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建《题玻山寺禅院》)抒发淡泊志远之情，如“悠悠白云里，独住青山客。”(刘长卿《寄龙山道士》)在清词丽句中流露出诗人爱恋自然的情结，亦可见他从道家中领悟到真昧。
       道家自然纯朴的美学观，对隐逸诗影响也是比较大的。盛唐隐逸诗以“清丽”为美，写得自然清新，无人工雕凿之痕。如王维的《鸟鸣涧》中写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花落、月出、鸟鸣，组成了一幅动静结合、幽远寂静的生机盎然的画面。尤其是李白更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浑然天成著称，这是道教“真美”观很好的表现。
       佛教对隐逸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特别是佛教中最杰出的宗派禅宗。“禅”是梵语，是“禅那”的省称，其意为“静虑”、“思静”。主张坐禅入定、思维寂静以体验佛教境界。元好问曾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禅与诗是可以融通的，也有其相似的一些特性：“都是将经验之世界转化为心灵之世界。”受禅影响的诗人在诗中寄托“虚静”的禅意，于是产生了空灵、冲淡、含蓄为特色的诗风。如王维的《积雨辋川庄作》中写到“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诗人看雨林烟火，听黄鹂鸣叫，赏槿花开落，喻以看破万丈红尘。虽然身处尘世，但摆脱了人间的功名利禄、生死得失等的欲望束缚，达到佛教中的“空灵”境界。
       又如孟浩然在《万山潭作》中写：“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诗人坐石垂钓，看鱼行水间、猿挂藤上，心诚宁静、无欲无求。造就了平和淡泊的心境，在一种水清心间的虚空中，寄托了诗人的佛理禅趣。再如王维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首诗以典型的物象含蓄地表现出一个极其幽静的自然环境，没有尘世的干扰，诗诗人自己悠闲恬静的心境写照，正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盛唐是一个佛道气息弥漫的时代。受佛道的影响，盛唐隐逸诗人以自然的心态、独特的思考、包容的胸怀，在佛道世界里寻找一方净土。实现其人生的理想和境界。带有佛道情怀的隐逸诗是盛唐气象的理想之歌，它们以丰富的意象、奇特的想象，在精深博大的精神世界里，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具有佛道思想的审美情趣。使唐诗在佛教、道教的土壤中开出清丽幽雅的精神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