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585—644)，是唐初开创一代新诗风的著名诗人。这个人喜欢酒，一辈子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传世的诗作中，留下了大量与酒有关的诗。可以说，在唐代再也找不到哪个诗人——包括李白，能像王绩那样放诞纵酒、嗜酒成性而一生执著不变。说他是泡在酒瓮里的诗人，毫不为过。
一
王绩的酒量很大。“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过酒家五首》之二)；有时候他有意追求一醉，“但令千日醉，何惜两三春”(《尝春酒》)；他几乎天天不离酒，“昨夜瓶始尽，今朝瓮即开”(《题酒店壁》)；钱多时他心气颇高，甚至发愁吃酒花不尽钱， “黄金销未尽，只为酒家贫”(《过酒家五首》之一)；没钱时就赊欠，小心翼翼但酒不能不喝， “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过酒家五首》之四)；高兴的时候要喝酒，“春来日渐长，醉客喜年光”(《初春》)；心里不太痛快的时候也要喝酒，“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赠程处士》)；遇着朋友故旧自然是摆酒招待，“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过酒家五首》之五)；独处闲居时则“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独酌》)，理由是“问君樽酒外，独坐更何须”(《独坐》)；没酒喝的时候当然也有，那只好满心缺憾地叹一声“无人送酒来”(《九月九日赠崔使君善为》)；总而言之，酒是多多益善，“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朝朝访乡里，夜夜遣人酤”(见《田家三首》之三)。
王绩饮酒很有酒德。概括起来讲，一则他喝酒从不分酒友是贵是贱，喝心情、喝情谊(见《五斗先生传》)。二则他喝酒体量人，不但因酒友醉而自己不醉感到不过意(《过酒家五首》之二)，而且从不强人所难，“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过酒家五首》之四)，不为喝酒而喝酒。三则他已然成了酒专家，品酒(见《尝春酒》)、看酿制(见《看酿酒》)、酿制(见《独酌》)、著专论且立杜康祠(见《新唐史》)，专心不移。四则他很懂得酒的养生学，“倚炉便得睡，横瓮足堪眠”(《过酒家五首》之四)，深知酒大伤身：“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过酒家五首》之二)他采药泡酒。“家丰松叶酒，器贮参花蜜”(《采药》)，并食用“葛花消酒毒”(《食后》)。他自谓“以酒德游于乡里”(《自撰墓志》)，一点儿不为过分。
二
王绩生性喜欢杯中物，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世上没有天生的酒徒，在此有必要从他的生平来考察一下他与酒的结缘。
王绩在隋33年，炀帝大业中，举孝悌廉洁，授秘书省正字。然而那个时候隋朝已经极其动荡不安，他不乐在朝，求为扬州六合县丞，已有远身避祸的味道。也就是此时期，史书记载他“嗜酒不任事”，并被解职。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因仕途渺茫而酗酒，但他对自己的才能丝毫不怀疑，叹一声：“网罗在天，吾且安之!”便回乡了。唐开国武德初年，王绩终于以前官待诏门下省。不过待诏的日子直到贞观初年他因疾告退，年龄已经42岁，其间漫漫十几年活得确实很无奈。王绩喝酒真正喝出名也是这时候。根据当时他的资格待遇，每日官给酒三升。有人曾问他：“待诏何乐邪?”他回答说： “良酿可恋耳!”侍中陈叔达听到此话，每日给酒一斗，时称“斗酒学士”。可见，王绩的济世抱负已被消磨殆尽，只能固守一种放诞纵酒的名士风节。后来他索性自请去做一个非士职的太乐丞，就因为太乐史焦革家善酿造，总能得到上好的酒喝。不过这样的日子不久就因焦革死而结束，他叹问：“天不使我酣美酒邪?”从此彻底弃官隐去，过陶渊明般的诗酒相伴的田园生活了。王绩仕途的苦闷，正如他在《自传墓志》里所说：“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
王绩的嗜酒贪杯和两度的废官归田，事实上是在政治前途无望的情况下，刻意选择的另类的生存模式。王绩算一个隐逸之士，这在大唐数以千计的诗人中，并不多见，“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新唐史》卷一九六《列传》第一百二十一)可就在这班班可述中，《新唐史》、《旧唐史》均把王绩列在《列传》的隐逸篇之首。
三
两晋时期的阮籍、嵇康、刘伶、毕卓、陶潜等人的不重名利、蔑视礼教而信爱黄老、放诞纵酒、躬耕以自取、服食采药、亦诗亦酒的人生姿态，王绩几乎全盘接受、极力效法，并做得更为彻底。我们不妨看看王绩写到这些前人的诗中透露的某些信息：
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相逢一醉饱，独坐数行书。(《田家三首》之一)
——他追求的是阮籍的“懒”、嵇康的“疏”，相逢时的酒中真、独处写作的怡然自得。
先说说阮籍的“懒”。据《
晋书》卷四九《列传》第十九记载：“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可见，阮籍的懒于世事、醉生梦死，实则为险境的求生本领。王绩推崇阮籍的这“懒”，是深信酒中有乾坤，自可消灾解忧。他的《尝春酒》诗云：“但令千日醉，何借两三春。”言外之意酒好，醉酒更好，阮籍能醉六十日，他可以醉上千日。
再说说嵇康的“疏”，即意气平和，把名利看得很淡。《
晋书》卷四九《列传》第十九记载：嵇康“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而王绩与嵇康何其相似!王绩在他的《自撰墓志》里说：“不读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其自喻的《五斗先生传》亦言：“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仁义厚薄也。”他的诗作中，《赠程处士》最能反映他什么都看得很开的自适状态：“百年长扰扰，万事悉悠悠。日光随意落，河水任情流。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不如长枕枕，时取醉消愁。”
旦逐刘伶去，宵随毕卓眠。不应长卖卜，须得杖头钱。(《戏题卜铺壁》)
——王绩长于算卦占卜，是为了生计，而他的“旦逐刘伶去，宵随毕卓眠”的梦想，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据《
晋书》卷四九《列传》第十九记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而且刘伶的官运也很不济，“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同上)看来，刘伶的野老模样，已经成了王绩重合的影子。他的《醉乡记》就是步刘伶的《酒德颂》而作。王绩在此诗中推重的另一位东晋名士毕卓，也是散淡的好酒之徒。这人从不把做官当回事儿，常因酒废职。据《
晋书》卷四九《列传》第十九记载，一次他喝醉，深夜至邻里家的酒瓮盗饮，结果被缚，天亮视之，才知道是毕卓，大为吃惊，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吏部郎。王绩虽然没有荒诞
不经到如此地步，但也因嗜酒被免过职，并且后来曾自请到善酿造的太乐史家去做不人流的小吏，其意显然不在官而在酒。他的诗云：“倚炉便得睡，横瓮足堪眠。”(《过酒家五首》之四)酣态与毕卓已难分伯仲。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醉后》)
——这首诗表明了一种人生苦短、以酒作乐的放达的生活态度。王绩的另一首《独酌》，可以为这首诗作很好的注脚：“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
王绩此诗把阮籍、陶潜作为学习样板，钦佩之意溢于言表。阮籍不消说了，陶潜对王绩的影响，首当其冲依然是杯中物，“醉”，已成为他们趋同的归隐姿态。陶潜的《五柳先生传》中言自“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次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而王绩的《五斗先生传》中言自“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而寝矣，醒则复起饮也。”两相比较，足见王绩有甘愿步后效仿之意。
王绩的归田耕取也与陶潜做的一样，他的代表性的诗作《野望》对他的归属感做了最真实的描画和表白。在此我们不妨引用他的另一首《秋夜喜遇王处士》，以展示一下这个东皋子的躬耕生活：“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夜，更值夜萤飞。”
在诗歌创作选题上，王绩与陶潜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都在酣态下写了大量的多与酒有关的诗，这在历代诗人身上并不很多见。陶潜的名篇《结庐在人境》就出自其《饮酒二十首》之第五首。他的这些诗均为醉后之作，并“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见《饮酒二十首》序言)。王绩的饮酒诗占了他诗作的相当大比例，大体也是写在醉后，与陶潜所不同的，他喜欢把诗题在店铺墙壁上，现在能见到的标题指明为题壁诗的就有7首之多。我们有理由认为王绩的饮酒诗的创意，受到了陶潜的启示和影响，就好像陶潜有《五柳先生传》、王绩则有《五斗先生传》，陶潜《归去来兮辞》有“登东皋以舒啸”之句，王绩则有自号“东皋子”一样，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关联。
四
王绩的诗歌的艺术成就，首先得益于酒，得益于他一生对酒的沉湎，是酒给了他太多的美感和诗情，毫不夸大地说，他是唐代诗人中饮酒诗写得既多又出色的一位诗人。虽然前有曹操的《短歌行》、后有李白的《将进酒》，但是，是王绩在创作中把诗、酒、人生糅合得这么紧密，并且把饮酒诗作为一种题材推到了极致。我们不妨摘录一些穿透千年的酒香四溢的诗句：
竹叶连糟翠，萄萄带曲红。(《过酒家五首》)
稍觉池亭好，偏宜酒瓮香。(《初春》)
琴伴前庭月，酒劝后园春。(《田家三首》)
风鸣静夜琴，月造芳春酒。(《山中叙志》) 置酒烧枯叶，披书坐落花。(《策杖寻隐士》)
鹤鸣琴亭夜，莺啼酒瓮春。(《句》)
这些工致的诗句有声有色、画面感极强。酒中景、酒中情勾勒、渲染得美轮美奂，而且意境意象中多竹、池亭、月夜、琴、鹤等高洁清远之物，不能不令人陶醉神驰。
值得玩味的是，王绩的饮酒诗并没有引起后人广泛的关注，也许是他的那一首田园性质的《野望》写得太好的缘故!以至于喜欢唐诗的人认为知道诗人的《野望》便够了，殊不知这个人如果没有酒，他的任何诗也许都作不出来。应该说，正是饮酒人的性真，给了王绩太多的宽松、放达和自傲，体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不落窠臼、注重自身生活和感受的表白。所以我们在肯定王绩而非其他诗人在唐初开一代颇具现实主义意义的质朴诗风、一反南北朝以来文坛的华靡积习和宫廷诗唱和应酬的风气时，千万不要忘了他既是一个退隐者，也是一个嗜饮者，自谓“五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