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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赵树理的创作过于追求革命功利性——立志做“文坛”文学家，夺取封建文化阵地，与五四新文学相比，其作品又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些不足。
       一、主题意蕴的简约性
       在创作实践中，赵树理为适应农民的欣赏习惯，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和民间说唱艺术的叙述模式，在他的小说中拟定了“我讲故事”的叙述套路，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将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合二为一，从而以或清晰或含蓄的暗示把读者置于一种“你听故事”的规定情境，同时也规定了自己在小说中的身份和位置——“说书人”。小说中全知全能的“说书人”的拟定，将“说书人”变成一个“大权独揽”的人，故事由他讲，人物由他评，问题由他解决，意义由他归纳。作品变得易于接受，但却造成了“召唤结构”的缺失。读者所需做的，只不过是被动接受作者为他设计的意义，造成了作品意蕴单纯而非丰厚，主题鲜明而非隐晦。“五四启蒙话语经过了赵树理的‘翻译"后，其精神意向也就必然走向单一。在此意义上，翻译即意味着某种损失，通俗化又意味着某种简化”[3]
       二、人物审美价值的单纯性——非好即坏的简单判断
       赵树理在创作中，自觉从农民的审美趣味出发，继承我国传统通俗小说和民间说唱艺术以故事为本位的特点，加强小说的故事性，“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情节有头有尾，曲折生动。在人物的塑造上，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小说及说唱艺术为说故事而说故事，不注意对人物刻画的缺陷。在达到引人入胜的同时，作者在小说中把“事”的描述与“人”的刻画统一在一起，随着情节的展开，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如二诸葛的老实善良、愚昧迷信，三仙姑的风流轻佻、装神弄鬼，小二黑的勤劳勇敢，小芹的美丽纯洁，李有才的机智幽默，阎恒元的老奸巨滑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审视赵树理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在审美价值停留在非好即坏的简单判断上，人物形象显得扁平而非多维。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上，对女性命运及处境给予密切关注。我们对其描写的妇女形象进行梳理，就不难发现，他塑造的基本上是两类人。一类是“老字辈”——婆婆或母亲，她们愚昧落后，自私自利，是作者极力嘲讽的对象，如：三仙姑、孟祥英婆婆、吃不饱、小腿疼等等。一类是“小字辈”，她们敢于冲破种种封建观念及恶势力的束缚，大胆追求自由与幸福，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作者对其热情讴歌，如小芹、艾艾、孟祥英、范灵芝等等。作者在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中，只是把她们简单的进行归类——要么落后，要么先进，却没有进一步挖掘其深刻内涵。比如《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这一人物的塑造，写她装神弄鬼，风流放荡（“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擦得更匀，不由的青年们跟着她转来转去。”），服饰不得体（“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干涉破坏女儿的自由恋爱（“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顺天意活不成。”），作者极尽嘲讽之能事，让她洋相百出之后，又在作者设计好的外力之下，回归到了“像个当长辈的样子”。作者在这里，是仅仅把她作为封建落后家长形象的典型代表，揭示在农村中封建迷信思想的根深蒂固；揭示农村移风易俗的重要性，却没有进一步揭示人物性格之成因。对于三仙姑，我们只是感到她因不合时宜而荒诞可笑。正如陈兴在《从三仙姑人物塑造看赵树理创作的缺憾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
       “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受到三仙姑的竭力反对和阻挠，因为小二黑好象鲜果，可惜多了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怀着这种卑劣心思，她先是设法把小芹随便嫁出去，后是使出自己跳神的本领，用“天意”压小芹。三仙姑的这种心理变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她的不幸婚姻。她以纵欲的畸形行为反抗畸形婚姻，自己便也成了情欲的俘虏。为了追求变态情欲，甚至视女儿为情敌，毫不负责地想把女儿推出门去，不管女儿完全可能重复自己的悲剧。三仙姑人性的异化，是封建婚姻的罪恶，体现了封建文化吃人的残酷本质。由于作者忽视了人物性格之因，行为之果便失去了值得咀嚼的意味。三仙姑在旧文化关系“被食、自食、食人”循环链中丰富的意蕴被淡化了。她的变态除了引人好笑外，形不成震撼人心的艺术的效果，激不起读者对旧婚姻文化的厌恶和仇视。
       “在三仙姑的喜剧性状态中看不出旧婚姻对三仙姑的精神伤害，她的喜剧性随着自我道德的调整归于结束，这种单薄易逝的喜剧性使它无法与《孔乙己》、《狂人日记》等作品相比。读这些作品时，我们笑阿Q，笑孔乙己，也笑我们自己，笑我们生存的环境，笑声中有批判，有怜悯，有发现，从中获得认识力、辨别力和分析兴趣。而三仙姑形象没有这种审美力量，除了她的滑稽外，体验不出更复杂、更深刻的东西。”[4]
       三、情节结构的模式化倾向
       赵树理曾称自己的小说为“问题小说”，他在提出问题后，又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便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5]
       故他的小说，从情节结构来说，总是以提出问题始，以解决问题终，问题的解决得益于关键人物的出场。如小芹与小二黑相爱，双方父母及金旺兄弟阻挠，二诸葛以“命相不对”反对，并收童养媳。三仙姑是看小二黑是“仙果”，横加阻挠，金旺兄弟捉奸拿双把二人捆送到区上。此时区长出现，问题解决，二人终成眷属。孟祥英是丈夫打，婆婆骂，“哭不得”、“死不了”。工作员出现，孟祥英当上了妇救会主任，问题解决。孟祥英变得在婆婆看来“打不得”、“骂不得”，最后还成了“劳动模范”。又如《李有才板话》村长阎恒元一手遮天，老奸巨猾，把持村政权，无恶不作。村民们无能为力，章工作员官僚主义。老杨出现，问题解决，阎恒元一伙被清算。另外还有《富贵》、《登记》、《锻炼锻炼》等基本上都是如此。我们再来看解决问题的关键人物，基本上都没有具体的姓名，如区长、工作员、助理员、书记、老杨、小常等等。他们在作品中基本上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为解决问题而出现，为问题解决而隐去。他们的性格是模糊的，他们之所以能顺利地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有政治权利，代表新政权行使着权力，而不是因为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可以说他们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代言人。在这种情况下，小说“说明党坚强正确的领导才是胜利的关键。这样文本的政治性倾向大大限制了其艺术性的发挥，特别是结构上的大团圆结局的出现成为必然，从而小说呈现出了严重的模式化倾向。”[6]即：问题出现——政治干涉——问题解决。
       赵树理在创作上尽管有以上不足之处，但这并不能抹杀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他“能自然自在地写出真正为农民所欢迎的通俗乡土小说，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无论从新文学发生以来就始终在探索的大众化课题来看，还是从解放区文学与当代的历史关系来看，赵树理的出现都是重要的文学史现象。”[7]；不能抹杀他根植于农村，为农村、农民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封建残余势力的欺压，走向文明，过上幸福生活，所进行的积极探索，所做出的判断与选择，所发出的独特声音；不能抹杀他终其一生，始终不渝，对他所关注的对象——农村、农民所倾注的极大热情，每篇作品中所蕴含的对广大文盲百姓富有时代理性高度的启蒙深情。
       注释：
       [1]王春:《赵树理怎样成为作家的》，《人民日报》，1949年1月16日。
       [2]李普：《赵树理印象论》，《长江文艺》，1949（创刊号）。
       [3]赵勇：《可说性本文的成败得失——对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传播方式和接受图式的再思考》，《通俗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4]陈兴：《从三仙姑人物塑造看赵树理创作的缺憾》《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
       [5]赵树理：《也算经验》，《赵树理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25页。
       [6]姬立强：《赵树理小说的情节结构模式及其思考》，《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7]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王红云，河南濮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