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有自由发展之意。其字面上可解释为“本来的样子”。“自然”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源于道家美学。庄子在其《天道》中说“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在《渔夫》篇中也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素朴之美”与“天真之美”都是一种“自然之美”。刘勰在《
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中反复强调美和艺术的本质是自然之道的体现，极大地发展了文艺自然论。在司空图的《诗品》中，“自然”成为雄浑、含蓄、清奇、自然、洗炼等二十四种风格之一。由此看来，“自然”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源远流长的审美品格。历代诗人作家中不乏以“自然”作为其审美追求的名人。如李白欣赏其诗歌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陆游评论的“雕琢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等，他们都在强调：写诗贵在自然。
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曾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在《皋兰课业本原解》中也指出“凡诗文无论平奇、浓淡，总以自然为贵”。赵翼在其《
瓯北诗话》中评价苏轼时认为：“(其)诗实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宋诗钞小传》中称“子瞻诗气象宏阔，铺叙宛转，可见其才气过人之处，洗刷之工未尽。自是才高气豪者之本色，信手拈来，不假修饰。不以锻炼为工而自能独特，信手拈来，不假修饰，而能气象宏阔，铺叙宛转，这就是自然之妙。”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自然”的一些含义。首先，自然是“强调天工，不饰雕琢”。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说“夫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为之为工也”，也是追求以无为之工而达有为之境，自然拈出而能自达妙绝。苏轼对贾岛、姚合之类诗人一直是不屑一顾，就是因为他们过于讲究苦吟雕琢。当然，他们也并非不要法度、锤炼，而是要求做到“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其次是情由心生，喷薄而出。苏轼是性情中人，他推崇“好诗冲口”，一泄胸臆，并强调有感方可运笔，不可无病呻吟。他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一诗中写到：“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诗中这种酣畅淋漓的作画过程是其真实情感的惬意抒发。苏轼在《和陶饮酒诗二十首》其一中曾称赞陶“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苏轼还在《与二郎侄》的家书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苏轼非常推举陶渊明，因为陶渊明情感的真挚和水到渠成之迸发。他认为陶诗在质朴平淡的背后，蕴藏着无比丰富的耐人寻味的情意。这种情意，是一种由心而出的，真情的自然流露，不矫柔做作，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心态自然而然转变而成的情感积淀。它不需任何现有规则、方法、条件的提示、引导。苏轼对陶诗的欣赏，是对其真挚自然情感的欣赏。
在对诗歌多样美的追求与欣赏中，苏轼崇尚自然美。他在《书黄子思集后》中说：“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这里所言之“天成”、“自得”、“超然”，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审美倾向与态度，即肯定、褒扬、崇尚、提倡诸诗人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自然之美。
苏轼在《王君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不可留意于物。”这是一种崇尚自然美的审美原则。苏轼之所以提倡和崇尚自然美，是因为在他看来，自然万物，各有其态，这是天工造物使然。所以在诗歌创作中要浑然天成，不事雕琢；要抓住事物的特征，“随物赋形”，才能“文理自然”地创造出天工造物般优美作品来。“瞿塘迤逦尽，巫峡峥嵘起。连峰稍可怪，石色变苍翠。天工运神巧，渐欲作奇伟。”（《巫山》）在诗人看来，瞿塘峡、巫峡的奇丽风光是“天工运神巧”的自然结果，对于诗作的表现来说也要顺其自然，否则就会破坏大自然这样的一种鬼斧神工的自然美。
但是“天工”自然之美并非说诗歌创作不需要任何艺术锤炼和雕饰，而是一种“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由绚烂之极而复归于平淡的艺术创造过程。艺术需要雕琢，作诗更需推敲，只是这种创作应做到鬼斧神工、雕而无痕，这才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此外，诗是抒情的，只有表现真情实感，做到情感的自然流露，才会自然，才会感人。那种矫揉造作、虚情假意、为文造情，显然是没有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的。苏轼在《读孟郊诗二首》其二中说：“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歌君江湖曲，感我长羁旅”，正是推崇孟郊诗歌这种情感的纯真美与艺术表现的自然美。
对于如何才能达到自然美？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有形象而精辟的阐述：“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认为诗歌创作要师法自然，并顺应自然规律，表现时才能如行云流水，一任自然，了无人为造作的斧凿痕迹。只有这样才能使诗歌“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乃为天工，是为上乘。
宋代社会积贫积弱，统治者的无所作为，国家的不安定，让宋代诗人不可能像盛唐时那样的磅礴自信、豪气冲天，倒有点像中晚唐的诗人般淡远宁静，怀古伤今。此外，宋代诗人多添了一份理性思考。与宋代大背景相与映衬的苏轼，在“宋人中独为大宗”，他所追求的“自然”，是澄明、睿智与平淡境界的表现，如“随物赋形的水”一般。
陈幼石在其《韩柳欧苏古文论》中所说：“水，尤其是流动的水(即所谓“活水”)是苏轼在文学和艺术批评中偏爱的一个比喻”，除了其在《自评文》中以水喻己之文外，在《书谢民师推官书》中也以“水”喻谢之诗文“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而后人也常常发现东坡诗文“水”的特色，常以“水”喻之。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东坡文如万斛泉水”，而钱谦益在《初学集》中也曾提到“喜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谷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叙，如万斛水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也！”以上虽然都是喻文，但苏轼的诗亦是如此。苏轼喜欢以水作比喻。
“水无定质，随物赋形”，①苏轼的诗以“水”为喻，他的诗流转自然。古人就以“流丽”评苏轼《
春秋》一诗：“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馆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而他的《和陶拟古九首》之一“有客叩我门，系马门前柳。庭空鸟雀散，门闭客立久。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坐谈杂古今，不答颜愈厚。问我何处来，我来无所有。”平实自然，有情有景，娓娓道来，妙合天然。让人仿佛置身其中，感觉此情此景就是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做到了自己所推崇的“莫之求而自然”的浑然天成的境界。
《
论语》中孔子曾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它提示了“水”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苏轼认识到了这一点。且看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可谓命途多舛，然而苏轼却始终能够缘理而行，安然处之。这就是“水”的品性。只有如“水”的品性才能写如“水”之诗文。第一次贬谪黄州，他说：“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第二次贬惠州，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第三次贬谪儋州，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三次贬谪，一次比一次更荒僻险远，而苏轼却进退自若，字里行间皆是一种平淡旷达之气。
苏轼的诗歌还呈现出一种如行云流水般的“平淡之美”。苏轼欣赏陶渊明诗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并且有和陶诗一百多首，都是受陶诗所影响。苏轼也说过自己“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即使是在他所谓“少小时气象峥嵘”之作也已褪尽了李白式的狂热与激昂，只是他晚年和陶诗的平淡美更为典型。当然平淡并非平庸无味，而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绚烂之致，归于平淡。正如司空图所谓的“味外之味”。其《和陶饮酒》第一首：“環州多白水，际海皆苍生。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息息未必尔，聊乐我所然。”都是平淡平常的大白话，初读来觉得淡而无味，反复吟咏之后就能品出其大有深味。苏轼的“自然”充满人生智慧，旷达超然，又充满知性理趣，它是充满空明、平淡流转之美的一片行云流“水”。
苏轼善于对生活矿藏作纵向深入的开拓，具有化纤芥涓滴为无穷美学趣尚的艺术功力，使其诗作的诗情画意跃然纸上，呈现浑然天成的自然美。他从实际生活出发，对客观现实世界抱着严肃认真而又旷达的态度，带着自然的眼光。因此，他能够在自然美的基础上创造出经久不衰的艺术美。
注释：
①郭芹纳 《历代书信》. 三秦出版社 1998.
参考书目：
[1]苏轼《苏东坡全集》王文浩编 世界书局 1964
[2]苏轼《苏轼诗集》（［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 1982
[3]林语堂《苏东坡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4]朱靖华《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
[5]赵齐平《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骆霞，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