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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观，是成人对儿童的观点的总和，包括儿童的地位和权利，儿童跟成人的关系，儿童心理，儿童的教育等等各方面的内容。儿童文学的创作主体主要是成人，而创作客体，也主要是指向儿童。正是儿童文学的这种特殊性，使得成人在创作儿童文学的过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会将自己的儿童观传达给读者。因此某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特定时期的儿童观。
       而童话在儿童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文学样式有着丰富的幻想因素。在童话世界里，小动物可以说话，可以和孩子们做朋友，生活中面目可憎的老鼠也可以变得很可爱，童话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更接近儿童的心理。这种特征使童话成为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文学样式。因此本文选取不同时期的数篇典型童话文本，从中窥探其作者的儿童观，以归纳出儿童观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历程，并初步探询其变化原因。
       首先要说明的是，儿童观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诞生而产生，它与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习俗息息相关，并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而在中国，“儿童”这个词的意义实在被忽略了太久。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古代二十四孝的故事中有一“孝”为“埋儿奉母”，讲古代有一对夫妻很穷，但是对母亲极尽孝道，妻子后生育一儿，夫妻俩担心抚养孩儿会使他们难以很好的赡养母亲，于是夫妻二人商量后决定把孩子埋了。这样的故事在现代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却能成为古人推崇的孝顺之典范，由此可见，古代的儿童实为成人的附属品，在“父为子纲”的社会环境下，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甚至连生存权都不能得到保证。基于这种社会现实，童话乃至儿童文学的创作在中国古代有着漫长的空白期。新文化运动如同一缕清新的风吹遍中国大地，也带来了儿童文学创作的觉醒。因此，本文将考察的时间跨度选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
       一、五四时期
       西方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发现个人，发现妇女，发现儿童”三个阶段。而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妇女和儿童却一直是在社会中属于从属的地位。如果说中国的妇女在文学作品中还时常有类似“花木兰”的巾帼不让须眉，以及一些贞洁烈女的形象出现，那么儿童的形象则鲜有涉及。而五四以后，不仅将妇女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儿童的存在也第一次得到了重视。1919年10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是标志着中国儿童观转型的代表之作。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表达了改革家庭和解放子女的意见，指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鲜明的提出了应该以儿童为“本位”的观点。
       鲁迅的“儿童本位”的思想接受了西方教育思想中“儿童本位论”的影响。“儿童本位论”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倡导的。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杜威来中国进行了两个月的讲学，广泛传播了实用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其中就包括他的“儿童本位论”的思想，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拥护，催生了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思想”。儿童观的变化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儿童文学的创作上来，涌现出一批知名作家进行儿童文学的创作。但是具体到童话作品上来，这样的影响又未必是全面的和直接的，其原因稍后将有探讨。
       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童话作品有叶圣陶的《稻草人》。叶圣陶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鲁迅曾说，叶圣陶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因此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当时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这篇文章给稻草人以生命，从稻草人的眼睛里去看世界，看到了几个不同的画面。第一个画面是一个可怜的老太太，她的丈夫去世了，儿子也病死了，她不停的哭，哭坏了眼睛。老太太种了一片田维持生计，可是稻草人发现田里有很多虫子在吃稻谷，可是老太太却看不见，于是一大片稻谷都没了。第二个画面是在一个渔妇的船舱里，渔妇正忙着打鱼养活自己和孩子，可是船舱里的孩子生病了咳嗽的厉害，渔妇只好从河里舀水给生病的孩子喝。第三个画面是一个女人因为自己的丈夫欠了赌债把她卖给了别人，所以要投河自尽。最后稻草人也倒在田地里，死去了。整篇文章都是弥漫着悲伤的味道，展示了旧时劳动人民苦难的生活。我们注意到，这篇童话里出现了一个儿童的形象，那是渔民生病的孩子，在船舱里不断的咳嗽，可是孩子的母亲却没有钱为孩子治病，甚至连孩子想喝水的愿望都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渔妇只能在河里舀了一瓢冰冷的河水给重病的孩子喝。这不同于大多数文学作品里，孩子的形象是健康的活泼的。《稻草人》中的孩子也置身在那个悲惨的世界里，成为苦难者之一。
       叶圣陶认为，“在成人的灰色的云雾里，想重视儿童的天真写儿童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企图。”因此着力描写现实中的苦难。从《稻草人》这篇童话作品里，我们可以尝试归纳出他的儿童观：第一，儿童不能孤立于现实社会而存在，因此儿童有必要了解现实的世界，了解人民的苦难，文学作品也应该承担帮助孩子了解现实的责任。第二，中国的孩子的生存状况是悲惨的，是令人同情的。
       在对这篇童话所呈现的儿童观的分析上，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本位”的思想尽管已经逐渐被大众普遍接受，但是并没有真正全面深入到具体儿童文学作品中来。例如《稻草人》以及同时代其他的童话作品，还没有能够真正上升到契合儿童心理特征，给儿童以审美享受的功能上来，与其说是给儿童的童话，不如说是给成人的童话。所以有人说，中国早期的童话作品是“讽刺大于幽默，训诫大于帮助”。
       二、“文学为革命服务“的三十年代
       可惜的是，中国在五四时期萌发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的转变仅仅是昙花一现，中国的童话创作还来不及上升到唯美的、娱乐的层次上来，就被卷入了三十年代的革命与救亡的社会浪潮中。当整个中华民族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儿童的精神需要则被放在一边，转而关注中国人民的生存问题。30年代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革命的文学”，文学应该为革命服务，要“配合一切革命斗争”。在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下，儿童文学包括童话加入了更多的现实主义因素，童话的外衣下包裹着赤裸裸的斗争。与五四时期文艺界大量引进西方古典童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安徒生童话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认为中国社会不需要这种充满了浪漫、唯美的童话，如今中国社会是动荡的，苦难的，儿童不应该躲在童话背后，而应当了解社会现实。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儿童观的变化，即民族的生存，国家的解放是第一位的，儿童的娱乐问题、教育问题次之。
       张天翼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竭力的揭露和批判现实，有人说，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叶圣陶的《稻草人》是第一个里程碑，而张天翼的作品则是第二个里程碑。我们以张天翼在这一时期的长篇童话《秃秃大王》为例来探究其儿童观。
       故事的主人公秃秃大王是一个十恶不赦，以剥削压迫人民为生的大财主，他吃的是人肉，喝的是人血，就连坐的椅子都是用人骨做成的，他很贪婪，为了自己的两文钱不被偷走，晚上把钱吞进肚子，早上再吃泻药拉出来。他在村子里遇到了干干小姐，被她的美貌迷住了，硬要娶她为妻。干干不同意，秃秃大王便把她爸爸妈妈还有弟弟都抓了起来。最后人民忍受不了他的残暴，一起冲进秃秃宫把他打跑了。这篇童话用极其夸张的手法描述了一个喝人血吃人肉荒淫又贪婪的剥削者形象。夸张的描述秃秃大王丑陋的外貌：“只有三尺高，脑顶上光溜溜的，一根头发也没有。眼睛是红的，脸上还长着绿毛，原来他脸上发了霉。耳朵附近还生出了几个小菌子。”又一层一层的揭露他的丑陋行为，把不听话的农民都抓进去关起来，养肥了之后吃肉。不难看出《秃秃大王》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反映了残暴的统治者和下层劳动人民之间尖锐的矛盾，而丑陋、残酷和血腥的秃秃宫则是当时黑暗社会的一个缩影。当然，作者没有忘记惩恶扬善，在童话的最后，人民终于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打倒了秃秃大王。
       作者张天翼正是左联的成员之一，在他的作品里，能发现鲜明的阶级和政治斗争的缩影。当然，儿童本身是难以理解复杂的阶级概念的，也未必能将他作品里的秃秃大王与当时的统治者联系起来，未必能从秃秃宫联想到黑暗的现实社会。但是儿童依然可以从他的作品里感受到两类人的对立，感受到某些统治者的残暴和劳动人民的苦难。我们不难从张天翼的作品里归纳出这样的儿童观：第一，儿童应该直面社会现实；第二，儿童也应该了解并参与革命斗争。至于儿童的心理特征则被忽视了。
       毫无疑问，这篇作品所流露出的儿童观是符合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并且这种意识一直影响到五六十年代建国初期。
       三、五六十年代“教育儿童的文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动荡的社会秩序在逐渐得到恢复，政府大力倡导作家为孩子们进行文学创作，由此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涌现出大量童话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例如《“没头脑”和“不高兴”》以及《小布头奇遇记》。其中《“没头脑”和“不高兴”》后来还被拍成了动画片，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
       《“没头脑”和“不高兴”》讲述了两个小朋友的故事，他们一个做事粗心大意，绰号叫“没头脑”，另外一个小孩子干什么都爱说“不高兴”。两个小孩子碰到一个老神仙，神仙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没头脑”当上了建筑师，而“不高兴”成为了一个演员。“没头脑”在当上建筑师后依然没有头脑，设计了一幢很高很高的大楼，但是却忘记了设计电梯。而“不高兴”在舞台上扮演“武松打虎”中的老虎，却不高兴被老虎打死，闹了大笑话。两个小孩子最后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篇童话的主人公是两个校园中的小男孩，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像极了我们身边的那些小孩子。这一点不同于以往的童话作品，它更加的贴进小孩子们的现实生活。
       从这篇童话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一股浓郁的教育气息，它流露出的儿童观也是一种“教育中心”的儿童观：小孩子身上是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童话可以充当一面镜子，让孩子们在阅读童话时，从童话中的人物身上感受到自己身上可能有的缺点，改正这些缺点后就还是一个好孩子。在这样的儿童观里，儿童是成人教育的对象，是可以也是应该被教育被改造的，而童话则充当了教育的工具。这种教育的痕迹在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中屡见不鲜，童话作者们总是在作品中树立一个有缺陷的形象，然后引导人物改正错误，或者树立一个完美的儿童形象，充当儿童的榜样。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儿童观仍然不是以儿童为中心，社会关注的重点也不是儿童需要什么样的童话，而是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儿童。童话负担着教育儿童的使命，使儿童在阅读中逐渐改掉自己的缺点，成为社会所推崇的“好孩子”。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回归儿童性
       童话创作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长久的沉寂，在改革开放以后终于又重新活跃起来。新时期，社会生活的中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经济的繁荣发展也伴随着文化的气象万千。童话终于能够逐渐摈弃社会政治功能，逐渐回归到儿童本身上来，越来越多的作者开始挖掘童话本身的审美价值，娱乐价值，关注儿童的心理特征和生长特征，关注个体儿童的价值与儿童间的差异性。郑渊洁是新时期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童话作家，他在1985年创办的《童话大王》杂志伴随了80后一代的成长。本文将以他的童话《驯兔记》为例剖析新时期的儿童观。
       《驯兔记》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皮皮鲁的男孩子，他正直，善良，但是却很有个性，不爱受拘束，喜欢异想天开。而他的双胞胎妹妹鲁西西则是一个人见人爱听大人话的乖孩子。他和妹妹同一天进入小学学习，皮皮鲁因为不符合传统乖孩子的形象，不被家长和老师喜欢。有一天，皮皮鲁发现同班同学变成了长耳朵，红眼睛的兔子，原来学校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变成听话的，胆小的兔子。他坚决不变兔子，却阻止不了自己的妹妹变成兔子。后来他发现自己的班主任有一个瘫痪的儿子却没有时间照顾他，皮皮鲁很感动，于是订购了一套表演用的兔子装，出现在家长和老师的面前……
       童话里出现了皮皮鲁和鲁西西这两种不同的儿童形象，一类是大人们眼里的坏孩子，另一类则代表着成绩好，听话的乖孩子的形象。在过去很多文学作品里，坏孩子是应该被老师感化，逐渐向着乖孩子的方向转化的。但是皮皮鲁的身上却与乖孩子们有着某些共同点：纯真，善良。作者抓住了这种共同点加以放大，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小男孩的形象。颠覆了以往那种“乖孩子才是好孩子”的观点，并且道出了这一类孩子不被大人理解的苦闷。同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在质疑某种教育观，兔子的形象的背后蕴涵着深深的讽刺：那种一味要求孩子听话，按大人所设定的方向前进的教育模式实际上是在将孩子培养成毫无主见，胆小怕事的兔子。
       从这篇童话里，可以看出作者具有这样的儿童观：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大人应该多倾听孩子的内心世界，培养孩子独立的人格，并且应该改革当今抹杀孩子个性的教育制度。这样的儿童观，已经是一个极大的飞跃了。它不再影射政治，不再揭露社会丑陋，回归文学的本性，将注意力转移到家庭生活、校园上来，同时摈弃赤裸裸的说教，深入儿童的内心，发现儿童身上的闪光点，并满足儿童审美和娱乐的需要。
       通过对数篇童话文本的儿童观的概括，并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儿童观的形成是受到当时现实的因素的影响并或多或少的反映到童话作品中来。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迁，从儿童本位儿童观，再到配合一切革命斗争的儿童观、教育中心的儿童观以及新时期的儿童观，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着的。我们在研究儿童文学作品时，儿童观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王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0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