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范进是文木老人在《
儒林外史》中着意刻画的丑儒之一。渠热衷功名，迷恋仕进，一旦中举即四处秋风，进士及第后又上下联络、门生勾结，可谓俗极、恶极。然范进生来贤良，想来同“荀枚”“匡迥”之辈不曾两样（可参范进中举前之言行）。渠毕竟不是性恶之人，成为儒林败类虽非偶然，却似也有根由可寻。
范进究竟错在哪里？范进之错算不算错？替范进辨解有无可能？辨解又有无意义？
从文木老人之叙写看来，范进中举后丑态百出自有其社会根源，如此，我得出这么个冠冕堂皇的结论：范进错只错在生错了时代，他要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就没准会是个活雷锋好青年。范进是被逼的，他不中举没饭吃，中了举后不发疯又不可能，以及此后官场种种，范进无不出于被迫。范进是个可怜蛋，他是那社会的牺牲品，范进根本没有错。照此看来，范进有理由登高而呼：“错乎？无错也！”可是，范进无错，虞育德、杜少卿、庄尚志之属又作何解释？盖其只是外因也。由此观之，此结论确是“冠冕堂皇”！
范进之丑行显然不单由“大明制度”造成。有外因必有其内因。范进学问，仅在时文一项，其余如诗词歌赋、《
诗》《
书》《
易》《礼》，怕都不太知晓。学文为仕进，为黄金屋，为千钟粟，为颜如玉，范进性情决定其为这些而奋斗终身，却又在追逐中使得性情更趋于流俗，及至最后任自己成一丑儒。在这里，性情成为理想的主导，爱仁、爱德、爱智还是爱财、爱权、爱名，都由性情二字决定。关于性情，我想起刘小枫先生在《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中的一节。题为《我是一个无辜的人民》的牛虻的独白中，他这样说道：“听革命故事的人们不要误以为我为了人民向教会宣战。我只为了自己未经同意的私生子的私怨，革命是为了要求赔偿我的生父带给我的受辱。不错，那是他偶然犯下的错误，生活中这类错误多的是。我自己也有过不那么光彩的事。但为什么偏偏是我要承受他的偶然过错的后果？我就是想不通。你说我的心态有毛病？我倒想问，谁的心态没有毛病？”谁的心态没有毛病？这话问得妙极了。牛虻在确认自己的受苦以求得救赎之时，强调了一个常容易被人遗忘的问题：个体是偶然的，生命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因此无论我们的心态有什么样的毛病，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们都是无辜的。牛虻是无辜的。在这里，牛虻被原谅了（很奇妙，牛虻向教会宣战，最后却要上帝来承担他的罪责）。然而，范进却不曾被原谅，因为他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上帝。范进必须自己承担一切。
即便如此，范进的性情亦可解释为偶然，他虽不能获得上帝的救赎，却获得了文木老人深切的同情，有点像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文木老人的着眼点虽多放在社会层面，却也开始了对人性的浅尝。在其笔下，范进的每一举止都是有根据的。范进学文求仕进是为了生计，中举后发疯是出于“理想”实现之狂喜，中进士后上下勾结意欲提携荀玫是为报师恩……这中间范进之事件件都有章可循，事事都有意可探，文木老人以自己的体察入微给了其宽容，于此范进真的貌似无罪了。
如此，书写《
儒林外史》的文木老人就不但显得深刻，而且近乎伟大了。
参考书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新世界出版社. 2002.
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华夏出版社.2004.
尹喜荣，女，湖南湘潭职业技术学院汉语言文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