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似看山不喜平。过多的重复无疑会使文章显得平弱无奇，难以卒读。特别是叙事性文章，情节的重复会让读者产生心理上的懈怠和厌烦之感，乃为文之大忌。然而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安排事件、描写场面和人物语言时，却有意无意地多次重复，但读者却毫无厌烦之感。这是因为他的重复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重复中求得变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使得读者如徐行于盘山道上，在两边似曾相识的风景中，不断体会到发现新天地的喜悦。
这种相似情节的呼应首先表现在篇与篇之间。比如，在文章开头部分，写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盛大场面时说：“彼可取而代也！”而在《高祖本纪》里，刘邦在咸阳看到秦始皇时，“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同样是志向远大，两人性格却截然不同：一个是心直口快，又稍嫌鲁莽少谋，一个是艳羡富贵，形之于色。性格的不同之中又可见年龄、出身的影响。项羽这一年二十四岁，刘邦长项羽二十四岁，说此话时至少已三十六岁。所以一个是少年气盛，一个则稳重谨慎。项氏“世世为楚将”，项羽身世辉煌，从小是见过大世面的。楚国的灭亡又在他心里种下了仇恨秦的种子，这棵植物在其叔父项梁的浇灌下正在茂盛成长；他与项梁虽然此时已流落异乡，但很快就以自己的才能慑服了吴中子弟，站稳了脚跟，这使得项羽“才气过人”得到了现实证明。于是，在项羽眼里，秦始皇也就算不了什么，他想要并且相信自己能取而代之。而对刘邦这个从未见过如此盛大场面、缺乏显赫的家族背景、对自己才能又不特别自信的下层官吏来说，除了惊叹羡慕之外，恐怕就是对自己卑微地位的些许不满了。《陈涉世家》中的陈涉也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则又是一个不愿死于秦的严刑苛法的戍卒愤怒的呐喊。由于地位更加卑贱，其时处境更为危困，情绪也更见激烈。
在本篇之中，此种情节的相似也是屡见不鲜。比如，“杀会稽守”与“杀宋义”过程完全相同：“籍遂拔剑斩守头”，“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但在这主体相同之外，又存在着更多枝节的不同。在杀会稽守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项梁，从事前预谋到事后收拾局面，都是他一手操办，而项羽除了听从项梁的安排杀人之外，更无作为。到了杀宋义时，项梁战死，项羽已然在战斗中、在长时间的痛苦思索中成熟起来。在忍耐了宋义“四十六日”不进兵去解钜鹿之围后，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去找宋义建言。他先用好言催宋义进军救赵，被宋义用欲坐观秦赵斗然后收渔人之利为由拒绝，后又受到宋义旁敲侧击的警告和威胁，心中的不满已将要爆发。但他并没有意气用事，马上发作，而是先去作士卒的思想工作。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这段话最能见项羽并非宋义所讥笑的那种只会“披坚执锐”、不能“坐而运策”的一介武夫。也很便捷地证明了宋义缺乏知人之明，根本没有认清对手的本来面目，他的悲剧下场是自己造就的。项羽这段话的高妙在于，先摆出宋义的行动与这次出兵目的的明显矛盾，即从大义上否定了宋义。士卒最关心的是生活待遇问题，他就摆出宋义饮酒高会而士卒却“食芋菽”的事实，很容易煽动起不满情绪。接着，他从秦赵双方悬殊的实力分析了宋义欲“承其敝”不可能，句句在理。再下来，他说到怀王对宋义的信任及救赵是否成功关系到国家安危。最后得出结论：宋义“非社稷之臣”。那么诛杀宋义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但他并不说破，只是将事实两两对比，点到为止。这一番话很好地完成了对士卒的思想策反，又丝毫未透露要杀宋义这个军事机密。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杀宋义后，他“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再“使桓楚报命于怀王”。考虑之周密，态度之从容，手段之老辣，比起项梁在杀会稽守事件中的表现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会稽守和宋义被杀后，诸将的反应同样是“皆慑服”，但也有区别。杀会稽守后，其手下目睹项羽又“击杀数十百人”，所以“一府中皆慑服，莫敢起”；杀宋义后项羽并没有再杀人，“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前者的恐惧感显然要强烈得多。而且，后者很快就从恐惧中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靠山已倒，且无可挽回，于是马上转向项羽，“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而在前文中，这些人“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两相比较，司马迁对于那种见风转舵、趋炎附势的小人的讽刺与厌恶，就在不言之中了。
这种在同中求异的手法最精彩的还是表现在垓下之围中。作者写项羽前后四次被围，有详有略，有同有异。同是写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第一、二次都明确交待双方士兵数目，第三次只说项羽“亡其两骑耳”，第四次因其悬殊更加厉害，反而不提。同是写斩将杀敌的经过，第一次突围是夜里潜行，未和敌方发生正面冲突，就只一笔带过，并未展开。第二次是马上作战，实际上是项羽第一次同汉军正面厮杀，士气正旺，因而“大呼驰下”，杀得“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多么轻而易举；尤其是面对追兵，“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又照应了前文中项羽与楼烦的交战。楼烦“善骑射”，“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但项王一出场，连出手都不用，只“瞋目叱之”，正要射项王的楼烦就“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而入壁，不敢复出”——真是神勇无比啊！除了《
三国演义》中在长坂坡“睁圆环眼”，“厉声大喝”,就使得“曹操见如此气概，颇有退心”,而“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的猛张飞之外,恐怕再也没有人可以与之相比了。第三次也是马上作战，“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已稍显疲劳。第四次是“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一次比一次更加艰难费力，更加像临死前的绝望挣扎。
在四次突围中都插入了项羽与他人的对话，也各不同。第一次详写别姬时慷慨悲歌，第四次详写赠马，既情深意长，又充满英雄末路的悲哀，共同完成了对项羽这个悲剧英雄充满人情味的另一个性格侧面的刻画。但虞姬是他深爱的女人，在即将永别的关头，项羽这个盖世英雄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闸门，只放任感情自由奔淌。而赠马时面对的却是一个并不熟悉的第三者，失败的结局已然清晰，因而他显得温情脉脉的同时又冷静而克制。第二次详写项王对手下人发表“最后一次演讲”，其中出现了一组对仗句“所当者破，所击者服”，“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反复两次，“诸君”反复三次,浓烈地渲染出项羽对自己骁勇善战的绝对自信和骄傲。第三次只写项王问其骑曰：“何如？”得意之态清晰可见。前后照应的两段话表现出人物同样的心理性格，详略却如此悬殊，别有一种奇峭美。第四次写项羽与亭长的对话，再一次强调“天之亡我”，并因此拒绝了亭长渡他过江的要求，最后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三段对话，都既可见项羽至死不悟自己失败的原因，一味逞强争胜，又可见其虽一开始就“自度不得脱”，但又有一个从想侥幸逃脱到最终绝望的心理变化过程。第二次被围之前插入田父绐项羽，第四次插入亭长接应项羽，不仅可见不同的人对项羽的不同态度，也使故事情节增加了变数，更加曲折动人。这种同中有异，异中又有同的情节，一般人写来最容易失之简略，或流于雷同，而作者写来却详略有度，变化多端，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表现出来的高超的技巧和深厚的功力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杀会稽守”与“杀宋义”、垓下之围中的这种情节的呼应是以同一人物为主线展开的，文中还有许多不同人物之间的情节呼应。比如,彭城之战后，汉王请和，欲割荥阳以西为汉，以东为楚，项王欲听之，范增阻止说：“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到了垓下之围前，楚汉相约以鸿沟为界分疆而治，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两段话基本意思相同，而详略却相差甚远。范增的话都用四字一句的短句，十分简略，语气冷淡生硬，表现出他一方面不愿白白错过消灭刘邦的好机会，不能忍住不说；一方面又对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虎归山做法不满的心理状态。这就既照应了前文骂项羽“竖子不足与谋”，又为接下来项羽中反间计、他怒而离开埋下伏笔。而张良和陈平的话不像范增那样只硬梆梆地摆出观点、一幅你爱听不听的样子，而是多用长句，语气热情而诚恳，有一个详细的说理过程：先说己方的优势是地广人多，而对方却是“兵罢食尽”，因而可趁此良机消灭对手。再从反面假设，用“养虎为患”的俗语指出“弗击”的后果。两相比较，范增的性格褊躁，感情用事，张良、陈平的析理精细，循循善诱，就跃然纸上了。
再比如，文中还写了章邯、项羽、刘邦这三个不同军事集团领导人物的“泣”：
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
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同样是哭，用语并不相同，而由这不同便透露出人物泣时的不同心理。三者之中，刘邦最假，打了八年仗的强大对手终于不可思议地被自己消灭了，恐怕梦里都会笑醒的，怎么还会泣？只是为了给公众一个仁爱的形象而秀罢了！章邯是真假参半。他在战场上为秦卖命，先消灭了陈涉军，又在定陶之战中大败项梁，战功赫赫，但阴险的赵高专权使他时时提心吊胆，“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於死”。他进退两难，在钜鹿之战后他不得不选择了向对手投降，怎能不满腹的委曲、怨恨和羞辱？因而他的“泣”有真的一面。但是，接受他投降的项羽却正是死于他手的项梁的亲侄，他就不能不替自己的性命担忧。男儿有泪不轻弹，男人的泪也就能产生更强的冲击力。果然，项羽这个直率豪爽的男人就不好意思再追究他的杀自己叔父的责任了，后来还封他为雍王。章邯的戏演得很成功。项羽的泣是最真的。一生英雄，最终却败给了无赖刘邦，他想不通；他清楚地意识到败得如此彻底，连心爱的女人也得抛下了，他心不甘，然而又绝望。司马迁为这三人用的词分别是“泣”、“流涕”、“泣数行下”，字数的多少就显示了情感的真伪程度。在项王之泣后又加上“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进一步渲染悲剧气氛，我们从中就能体会出他心中汹涌的对这个人物浓烈的同情。
这种同中求异，复中见变的手法，在结构上可以使文章前后钩连，浑然一体。在情节安排上可以使读者有一种回旋往复之感，并对其中变化的部分更为敏感。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对于不同人物能表现出其共性与个性，对于同一人物又能表现出其性格的稳定性和发展性。在本篇中，司马迁运用此种手法可谓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既显构思谋篇的精心巧妙，又不露斧凿之痕，令人叹服。
徐颖瑛，陕西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