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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德语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是20世纪欧洲文坛上一位独特的作家，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卡夫卡被称为“荒诞文学之父”。说起卡夫卡笔下的荒诞世界，人们首先就会想起他的《变形记》，短篇小说《变形记》完成于1912年，1915发表在月刊《白色书刊》10月号上。这篇小说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读者的极大讶异与关注。《变形记》作为卡夫卡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体现了卡夫卡艺术上最鲜明的荒诞特征，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变形记》中的荒诞世界。
       一、荒诞变形中透着真实
       这是一篇典型的卡夫卡式小说。卡夫卡用简单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讲了一个荒诞、非逻辑性的故事情节。小说写了一个名叫格里高尔·萨姆沙的旅行推销员，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多么可怕和难以置信的事情：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1]
       接下来，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的行为也是让人匪夷所思：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个厄运，格里高尔·萨姆沙没有像一般人有的恐惧、害怕，而是非常平静地琢磨他作为一名推销员的艰辛，惦记着他得赶紧上路工作，思考着如何替自己找一个迟到的理由。他实在觉得“身体挺不错，只除了有些困乏”！
       这真是一件怪诞离奇、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连一点儿预兆都没有，更让人觉得荒诞的是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虽然从外形到生活习性都已经虫化，他的“语言”和声音已让人听不懂，但他仍然有人的思维和理性，有强烈的生存要求和人性本能，清醒地活在人间，依然能感受到他的母亲和妹妹葛蕾特对他的突然“虫化”后的焦急和同情。
       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场恶梦之后，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和存在的事情，它完全是一个荒谬虚妄之说。但由于作者采用了现实主义的笔触，对格里高尔生活的社会环境做了极其逼真细致的描述，就使得荒谬虚妄之说落到了真实之处，产生了合乎真实的效果。在作品中，主人公生活、工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在一家衣料公司里当旅行推销员，这是一件“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比坐办公室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而且低劣的伙食……”，“这家公司的老板，对待雇员们粗暴专横、冷酷多疑，职员们只要有小小的差错，马上就会招来最大的怀疑”，“格里高尔只是为了养活家庭，为父母还清债务，一直谨小慎微、忠于职守地工作着”。尽管如此，“旅行推销员在公司里不讨人喜欢，……大家以为他们赚的是大钱，过的是逍遥自在的日子”，由于“旅行推销员几乎长年不在办公室，他们就很容易成为闲话，怪罪和飞短流长的目标，可他自己却几乎完全不知道，所以防不胜防，直待他精疲力竭地转完一个圈子回到家里，这才亲自体验到连原因都无法找寻的恶果落到了自己的身上。”作品中对格里高尔生活、工作环境真实细致的描述，使读者感觉到，格里高尔的异化和变形，并非是不可能的，而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一来，人变成甲虫这种荒诞离奇的故事，竟成为真实可信的事了。卡夫卡运用写实主义的手法， 去表现违反现实的事件，变荒诞为真实。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他的内心世界同他的外界行为却是一对矛盾体。心里是想着逃避压力和责任的，但真有虫形，仍难以摆脱作为人的烦恼。他认为这“纯属心理作用”，这一切不过是个幻觉，竟忙着挪动自己的虫子身体要赶往公司，直到秘书主任亲自登门问罪，格里高尔的内心愿望才得以真正实现——咄咄逼人的怪样把平常趾高气扬的主任吓得逃跑，而他不再是那个受气包推销员。自然他也真正地梦想成真，摆脱了与这份差事的瓜葛。这显然比起他只是生了一场重病要来得干脆利落——因为在他老板的医药顾问看来，世界上除了健康之至的假病号，再也没有第二种人了。格里高尔除了父亲挥动手杖赶他让他受点伤外，他竟发现他的食欲这时竟出奇的旺盛！
       这个对于我们讲很荒谬不合情理的行为，恰恰是卡夫卡用反传统的思维方式给予我们一个“非理性”的真实———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骨子里头真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虫，因为只有成为一个寄生动物，才能摆脱作为人应承担的责任和烦恼，他才能获得彻底的自由。我们在这充满着象征，寓意的梦魇世界里，荒诞的情节和非世俗常人的人物中找到了真实。
       二、荒诞变形中的平淡叙述
       初读《变形记》的人，心理上会产生一种很不习惯的审美感受。人们往往把这种不习惯归咎于作品中“人变甲虫”的内容。如果硬要说我们审美时所感受到的“不习惯”确实与《变形记》的“变形”有关，那么这个“变形”的所指其实并不是格里高尔的变成甲虫，而是卡夫卡的美学，是他叙说格里高尔变形的话语方式。昆德拉说:“卡夫卡，首先是一场巨大的美学革命，一个艺术的奇迹。”[2]“这个人用它的晦暗不明的美学把我们置于一种难堪之中。”[3]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是卡夫卡使我懂得了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写作。”[4]作为卡夫卡美学革命的主要方面之一，即马氏所言的“另外的方法”，其实就是他在《变形记》等小说中所采用的“变形”了的话语方式。如果说，卡夫卡的创作意味着一场“美学革命”，那么这场“革命”的起点当始于《变形记》开头的第一句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个著名的开头用一个极为平淡无奇的语句，推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性事件，也使我们“发现”了卡夫卡“变形”的美学的革命意义。
       卡夫卡用合乎情理的叙述去表现荒诞的事件，使不合理的事件顺理成章的合理化。作品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原是家庭中经济上的台柱子，他整日地为一家人的生活到处奔波，由于他的疲于奔命的工作，全家人的生活才得以维持。然而，当格里高尔变形(实为突然生病致残)后，不但未得到家人们的关怀照顾，反而受到了厌弃冷遇。母亲不敢也不愿意来看他。妹妹葛蕾特起初曾对他表示同情和怜悯，她每天给格里高尔送来一些食物，但后来也懒得来照顾他了。父亲更是两次打伤了他。家里将格里高尔的寝室当了贮藏室，他整天躺在房间里最阴暗的地方，谁也不来看他照顾他。他死后，不仅未引起亲人们的悲哀，恰好相反，他们好像除掉了一件沉重的包袱一样的轻快。次日，一家三口人特地到郊外旅游，“车厢里充满温暖的阳光，只有他们这几个乘客，他们舒服地靠在椅背上谈起了将来的前途。”亲属们的这种冷漠态度，实在令人愤慨。但作者并未写出任何谴责的语言。相反，他让作品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亲人们对格里高尔的态度是合情合理，无可指责的。
       为什么呢? 因为格里高尔已经变了。他已不再是人，不但在体形上已不再是人，而且连语言和生活习性上都已不再是人了。在体形上，格里高尔长着“坚硬得像铁甲一样的背”，“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好多块弧形的硬片”，“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这就是说，格里高尔变为甲虫，不是虚妄的想象，而是真正地从人形蜕变成甲虫形了。既然如此，当然就要按最适合于甲虫生活方式的办法对待，那样才是合乎情理的，如果再按照对待人的方式去对待甲虫，反倒不合情理了。《变形记》的这种将亲属们对格里高尔的极不符合人情天理的态度，用完全合乎情理的手法安排叙述，使得本来不合情理的事情，竟然完全变成了合乎情理的事情，使人不得不叹服卡夫卡真不愧为本世纪最杰出的文学大师之一。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淡、真实。
       
       三、荒诞背后的世界
       读卡夫卡的《变形记》，我们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有一种压抑、窒息的感觉。但又仿佛在读一个现代寓言、让人去不断地思索它的寓意，去探究“变形”背后的东西。
       卡夫卡以格里高尔的变形诉说了现代人丧失自我，不能自己命运的内心恐惧。同时也展现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不能理解、沟通的内心孤独。
       变形后格里高尔那敏感细腻的心理流程尤其令人深味。可怜的格里高尔在变形之后，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自己将会有怎样的难堪与厄运，而是失去了他的支撑，家人会无法度日。妹妹最初给他的好心关照，更激起了他对生活的希望和对家人的无限温情。甚至最后被家人视为“怪物”和累赘而极度厌恶时，他仍然独自咀嚼着这巨大的伤痛，默默地隐缩在满是杂物与尘土的角落为家人担心。最令人不忍卒读的是，早已变形为甲虫的他却仍幻想着要在圣诞节宣布资助妹妹去音乐学院学习的秘密计划，并在听到妹妹优美的琴声时情不自禁地爬出了自己灰暗的房间，来到众人会聚之处，动情地想要聆听妹妹的演奏，最终却换来愤怒的父亲致命的追击。他满怀激情地奔向神圣的目标，满怀渴望地与周围的人沟通，甚至心甘情愿卑微地活着。然而，一层坚硬厚实的甲壳是如此地无法穿透，它不仅隔绝了人与甲虫的两个世界，更将格里高尔心灵深处美好善良的珍贵人性生生阻挡在冰冷的现实世界之外。他无法抗争，不能呼告，在进退两难的绝境里，鲜活的生命被无形的力量挤压着，除了变形，他别无选择。格里高尔的悲剧决非个人悲剧，它具有普遍意义，是一个时代的人类的悲剧，是葆有美好人性与立足现实世界残酷相悖所带来的必然悲剧。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成功地表现了一个既荒诞而又真实的世界。这里的“荒诞”，就在于人变成甲虫是不可能的，而甲虫具有人的思想感情更是不可思议的。它并不是对人的外部生活的真实模仿，而是一种具有寓言色彩的艺术夸张。然而，就小说主人公所生活的具体环境和他周围的社会关系而言，许多描写则又都是现实的，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因此，在《变形记》中，荒诞与真实是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的。荒诞之中蕴含着巨大的真实，真实的细节又暗示着更大的荒诞。说到底，卡夫卡是用写实的手法叙述非现实的故事，让非现实的人物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之中。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变成甲虫后的格里高尔，同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失去了谋生手段的小人物一样，孤苦、坐以待毙。他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共同的结局。格里高尔不幸变成甲虫后伤心而死，这看似荒诞的故事，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通人的悲惨命运。在这里，现实的因素与荒诞的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变形记》的艺术魅力所在。
       卡夫卡的小说创作表达了对世界的荒诞本质的认识，然而，他表现荒诞的手法却是极为独特的。在他的作品中，并没有直接出现“荒诞”一词，也没有对“荒诞”的特征进行概括。他是通过种种象征和寓言的故事，将自己对世界和人的认识生动地表达出来，让读者自己去慢慢体验和领悟。借用一下叶廷芳先生的观点，来解说他的艺术世界。叶先生将卡夫卡的荒诞概括为：“陌生感和孤独感”、“徒劳”、“恶心”、“负罪感”及“恐惧”。[5]正是这些具体的感觉，共同促成了卡夫卡对这个荒诞世界的基本认识，同时，它们又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得到了强化。
       卡夫卡的“荒诞”并非是一种概念，他的小说并非是对这一概念的图解。对卡夫卡而言，“荒诞”是他具体而真实的生活体验、内心感受。他从不解释“荒诞”，也很少进行抽象空洞的思索。他的创作并非建立在纯粹形而上的思考上，而是与他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卡夫卡式的“荒诞”首先表现为一种生存的陌生感和孤独感。这种感受是他实实在在的生存感受，而非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借用文学作品表达的人类抽象的生存困境。从生平来看，卡夫卡是个犹太人，生活在捷克的布拉格，讲德语并接受德国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在布拉格，他作为犹太人和德国人在捷克人中感到陌生，又因为不热衷犹太活动，在犹太团体中也感到陌生。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倾诉了自己的心态:“这种欲望有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他们被莫名其妙的拖着、拽着，莫名其妙的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6]在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中他更明确地说:“我们像一群在森林中迷路的孩子一样感到孤独”。[7]甚至，在自己家中他也感到陌生和孤独，他曾说“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8]
       这个寓言般的荒诞故事却有着不争的真实性。追随着荒诞大师那令人心悸的笔触，伴生出一种不可理喻的荒诞情绪。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扭曲与变形后的焦灼，更体验到被荒漠包围后的深重孤独。面对无法回避的真实荒诞，感受着内心来自人性深处对美与和谐的热切期盼，我们唯有勇敢地正视荒诞，寻找生命存在的价值，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
       注释：
       [1]本文所引《变形记》文句，均出自李文俊译. 变形记[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2][法]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 北京：三联书店，1995.
       [3][4][法]米兰·昆德拉. 被背叛的遗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叶庭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年.
       [6]叶廷芳.卡夫卡书信日记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
       [7]叶廷芳.卡夫卡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
       [8]叶廷芳.卡夫卡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
       潘晓霞，女，江苏省宿迁学院教师教育系讲师，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