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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原在论述五四小说叙事角度的转变时指出：“五四作家使用限制视角,把中国古典小说中游离于人物之外的‘后人评曰’与‘异史氏曰’化掉，另外借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自我解剖、视角的转换以及作家与叙述者有意的间离等手段，表达作家的理性思索。”[1]持此论断审视20世纪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不难发现，叙述视角在塑造现代农民形象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叙事艺术的形成与变化最终表现为农民形象的塑造上。现代乡土文学提供了阿Q、闰土、祥林嫂、立秋、云普叔、严老忠、小二黑、李有才等一个个农民形象。在他们身上，乡村文化的沉实厚重与凝滞守成，乡村人生的平实从容与封闭沉闷，乡村人性的雄健宽厚与卑琐萎顿等，都被一一观照出来。
       一
       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很快彻悟到要拯救中华民族凝滞的文化心理状态，当他们力图分析故乡农民苦难的根源时，自然获得了乡土文学的创作视角。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一直是五四乡土文学的美学追求，作品中的农民不仅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而且在他们身上沉淀着深广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五四乡土文学完成了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限制视角代替全知全能的视角，倒叙大量出现取代顺叙一统天下的局面，农民形象成为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心，具有现代意味的叙事模式因和主流意识形态及精英文化具有亲和力而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特征。
       “五四”之后，中国开始了缓慢的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一大批知识青年从偏远的乡村故土走入现代都会，寻求现代文明。知识者“人”的意识的觉醒，使得他们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乡村与农民。昔日最低贱卑微的农民在“人”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过去常常在艺术视野之外的农民与乡村生活，成为文学重要关注的对象。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最早深刻真切地描绘了中国农民的形象，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农民意识”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致力改造“国民劣根性”，以启蒙者的身份启发唤醒沉默的国民魂灵。鲁迅用他哲人的敏锐的洞察力发掘出“国民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在农民身上得以最显著地体现，诸如麻木冷漠、迷信保守、目光短浅、因循守旧、固执狭隘、欺弱怕强、盲目自大等等，成为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这一意识渗入民族灵魂，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心理基础结构的一部分，似沉重的梦魇压在国人身上，阻碍着人民的觉醒，影响着历史的进程。《故乡》、《祝福》、《阿Q正传》等就描绘了各种各样、特色迥异而在灵魂深处又同是“老中国底儿女”——农民的形象。
       这个时期，紧随鲁迅以启蒙者姿态写农民的作家还有蹇先艾、许钦文、许杰、彭家煌等乡土作家。他们把笔伸向幅员广阔的乡村，刻画了各具特色的农民形象，描绘出具有不同地方色彩的乡村动乱、萧条、落后、愚昧的真切生活图景。他们基本上是在表现农民的悲剧命运上做着开掘，即使偶有显示出农民觉醒动向的作品，也只是表现农民在重压之下的个人反抗，如蹇先艾的《水葬》、王任叔的《疲备着》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在于“侨寓者”的生活条件不能使他们感受到乡村土地上的巨大变化,更在于他们自己的思想状况。他们所感受到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资产阶级文化意识上的觉醒与他们落魄苦闷的处境交织在一起，使他们格外容易注意农村的破败、农民的麻木，所以多静止地进行原生态文化展示,远远处于他人之上的“狂人”的呐喊。就如乐黛云所说：“五四乡土文学在本质上是觉醒的现代作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本土文化进行的历史‘反观’与‘反思’”。[2]
       乡土文学作家选择那些来自病态社会的人们，来表达他们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呈现在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则都是沉默的灵魂。这些作家虽以积极姿态投身于创作描写中，但他们都有意识地与真实的乡镇社会保持一定艺术距离，在真实具体的场景或气氛描写中让主观感受自然地流露出来。创作者的这种平实、冷峻的客观写实态度与创作表现方式使得“五四”乡土小说体现为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的悲剧特色。
       较之于古典小说, “五四”现代乡土文学的叙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小说的“叙述人”具有充分自由的时间、空间。这种叙事角色的转变不仅可以带来灵活的叙事视角，而且也改变了叙事时空观念，当乡土叙事被纳入到现代视角中重新进行结构时，即呈现出乡土理念的现代哲学意蕴。比如《祝福》作为现代乡土小说，不仅创造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相互转化的双重叙事视角，以第一人称写祥林嫂的死，以第三人称写祥林嫂的生，而且时空结构及其情节构造与人物所处的乡土风俗及其人生理念联系在一起，由此构成了整体性的小说结构。这种叙事方式对人物心理世界有比较深刻的挖掘，叙事结构和时空转换也有较好的选择，并且通过完美的叙事展现人物形象的本质，直接影响到20、30年代众多的乡土作家。
       二
       然而，时代没有更多地让知识分子品味自己的感觉，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很快让位于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大革命以它强大的震撼力，改变了现代文学的面貌，社会变革的主体逐渐由知识分子让位于劳动民众。社会的变化使得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迅速发生变化，迫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眼光从个人转向社会，“那巨大深刻的变化，使我内心震动，我努力想了解这些变化的实质，认识它的趋向，慢慢从自己的小天地探出头来，要看整个时代和社会。”[3]面对大革命的失败以及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弱点和局限，他们真心真意地到工农民众中去，在对自身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再一次自觉地重新寻求在中国革命中的位置。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传播，也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一切被压迫群众不但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是创造新社会的主人”，他们断言，“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4]从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出作家审美观念的转变：强调作家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大众已经觉醒而不再需要启蒙。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不同于20年代的“侨寓”文学，作家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农民和乡村，时代让他们与农民有了同命运感。所以，在进行审美创造时，一改20年代在前台独自抒情的姿态，这时则以隐形姿态出现在作品中，模仿农民话语完成其叙述，让农民自己演绎自身命运，作品中开始出现了觉醒的一代。
       如果说五四乡土文学展示的是心灵真实的乡土，30年代则描写了现实真实的乡土。不同于20年代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入手，这时期的创作主体从经济的视角来观察农村，认为造成乡村破败的原因不再仅是农民自身的弱点，即使老一代农民也不像祥林嫂、阿Q那样至死不悟。作品不再是沉闷的悲剧意味，出现了现实中的真实农民形象。30年代巨大的自然灾难和外来经济的冲击，使得土地上的“悲剧”骤然升起，丰收反而成灾，于是农民和土地那种牢不可破的关系第一次发生了动摇，乡村变成了骚动不安的场所，劳动民众开始以其行为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年轻一代的农民形象。在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大多不约而同地描写和反映了不堪忍受社会重压、狂怒起来抗争的农民和风云咆哮激荡的乡土。如萧红的《生死场》中，作家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喊出“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时代最强音；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最早塑造一个农民游击队员的生动形象，写出了新一代农民转变的过程。
       从40年代开始, 由于社会运动的重心转向政治革命(救亡与内战) ,对农民们的觉悟估计过高，忽视了“农民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加之“五四”时代觉醒的个性、自我意识、独立精神等现代意识难以找到生长的土壤，缺乏一个相应的物质基础等诸多复杂因素，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便逐步地被淡化、削弱，中国现代文学农民形象激烈嬗变，一大批簇新的农民形象“农村新人”走上并逐渐占领文坛。“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较早的可追溯到40年代的解放区作家赵树理，他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一系列作品，塑造了不少“农村新人”。许多作家受其影响，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成就不一地塑造了“农村新人”的形象，如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中的王贵，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中的雷石柱、武得民，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郭全海等。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认可的是农民的价值观点，多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来审视一个人，这种缺乏理性的关照不能不限制了它的发展，这种离得太近的感觉有时难免“不识庐山真面目”。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作家在各自创作中也包含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他们身上大多不同程度地受着当时某些虚幻理性的影响，在创作中难免“急功近利”，而缺乏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和时代感。究其原因，主要是从40年代起，由于救亡与内战，我国政治、思想、文化重心急剧地向着工农兵方向倾斜。空前激烈的阶级、民族斗争，必然触动文艺这根最敏感的神经，文艺的功利主义此时得到最大的强化。而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便理所当然当作“革命先锋”、“英雄人物”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备受赞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弱点被严重忽视了，对“农民意识”改造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甚或把农民身上的许多弱点当作美好品质而大加颂誉。另一方面，在一些作家的笔下，也出现了一些较为复杂性格的农民形象，如二诸葛、老孙头、梁三老汉等农民身上，我们依然窥见到了中国农民艰难沉重的精神世界，小生产者固有的“劣根性”。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种小农意识的剖析即便允许，其对象范围也只能严格限于落后的转变型的人物，作为“农村新人”的衬托人物，处于“陪衬”地位。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这时期作家笔下“农村新人”形象，大多显得单薄、苍白、抽象，难免成为过眼烟云。
       从创作主体与作品的人物主体随着时代变动而不断交叉错位的角度来看，40年代，战争扰乱了一切，知识分子放弃了在社会文化中的指导地位、启蒙精神，因而作家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采取一种敬仰的姿态。孙犁说:“我最喜欢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他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5]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成了精神贵族，不断陷入被嘲笑和揶揄的尴尬境地，作家只是更自觉地去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努力从思想感情上同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在深入现实中获得农民的美学思想、艺术趣味和情感认同，这种认同最终导致启蒙与被启蒙的错位。这一时期的乡土作家与创作对象间的空间距离、心理距离拉近，并完全彻底地认同农民话语，在作品中我们可以见到：在革命中轰毁自身的旧意识所发出的爽朗笑声；来自建设新生活的种种冲突所感受到的幽默情趣；在反帝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农民的韧性等，此时的农民不再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而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作家把作品中的人物放在较高的实地视点上。诚如陈继会在《理性的消长》一书中所说：“大多数作家真诚敬仰着自己的描写对象，有时把一些局限和弱点都给肯定了。”[6]五四时期的被“启蒙”对象最终成了神，但农民在被“神话”、“偶像化”的同时，也失去了真正的独立价值，变成了适应某种政治需要的工具。
       三
       建国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极“左”思潮，更把农民形象拔高到当时诸阶层难以伦比的地位。到了五六十年代，作家愈来愈站在对作品中的人物仰视的角度上，这条道路只能越走越窄。从现实斗争的角度看农民，更重视农村中先进人物的创造和对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运动中出现的人物形象本质的揭示。在此过程中，作家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虽然他们尽力用农村的语言刻画自己的人物。实际上，当时不仅仅是赵树理，许多作家都对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的乡土中国的农民形象、对他们的语言方式和生存状态表现出强烈的留恋情绪。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是通过特定地域乡村的日常生活展开的，他对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冲突与矛盾，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而且似乎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南方乡村口语的欣赏。李准的《李双双小传》试图塑造我国农村先进劳动妇女李双双的形象，然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位思想保守、浑身散发着泥土气味的孙喜旺。1960年，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刊物上的连载，标志着中国作家对农民形象的认识开始跨越“赵树理的时代”，朝着迎合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方向而迈进。严家炎在一篇题为《关于梁生宝形象》的文章中认为在梁生宝的形象塑造上，有以理念取代形象、故意拔高而牺牲了他本身的“农民气质”的偏颇。因此，他不无讽刺地指出：“哪怕是生活中一件极为平凡的事，梁生宝也能一眼就发现它的深刻意义，而且非常明快地把它总结提高到哲学的、理论的高度，抓得那么敏锐，总结得那么准确。这种本领，我看，简直是一般参加革命若干年的干部都很难得如此成熟如此完整地具备的。无怪乎有的读者会觉得梁生宝的思想政治水平比区干部还高，而有的评论文章则更是称颂他‘具有思想家的风貌’了。”[7]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从服从一个时期的农村政策出发，柳青塑造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就文学观而言，作者对农民的认识还停留在当时比较肤浅的思想层次，最终却导致了他笔下农民形象与农村生活的断裂，也使出现于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普遍的单薄苍白和不真实。冯牧说：“毛主席曾这样写道，‘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 群众涌现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在《创业史》中给人带来了深刻难忘印象的梁生宝，不正是这种农民当中的新的领袖人物的一个生动逼真和富有典型意义的写照么?”[8]冯健男认为，梁生宝“不是农民气质或农民意识的体现”，而“是一个无产阶级化了的青年农民的高大而又真实的形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的形象。”[9]
       此时文学已不再是文学，而沦落为政治图解的工具。60年代中期后，阶级斗争学说的提出，使得上述“断裂”现象进一步加剧。如果说，浩然1957年动笔、1966年才出齐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虽然有意识地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激烈的阶级斗争”，并且让“工农兵读着方便、喜欢”的话[10]，那么，在“文革”中完成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则完全步入了公式化和极端化。人们发现，有关农村的方针政策越来越偏离中国农村的“固有形态”, 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完全没有了农民的气质，高大泉这个“农村新人”的亮相，则标志着“假大空”的人物几乎全盘占领中国文坛。至此，作品中的农民形象直接演变为一种泛政治符号，作为形象本身并不具备多少艺术价值，相反却具有相当的政治个性。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照下，这些形象与政治表现出少有的趋近性，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激情抒发的使命和责任，社会理性成为形象内在的“生命”。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从五四到文革前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如实地描绘了中国乡村的历史变革，表现了中国农民从封闭愚昧正逐步走向开放文明的心路历程；而且随着社会变革，作家们不失时机地转换着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进而逐渐升级到对农民的崇拜，使他们自身角色越来越灰色化，最后丧失在民间话语与新的国家权威合流的工农兵主流话语中，而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也从沉默的灵魂到觉醒的一代再一跃成为生活的主人，逐渐以高昂的姿态呈现，成为创作主体的老师乃至景仰的对象。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乐黛云.“乡土文学”研究的新收获[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
       [3]吴组缃.吴组缃小说散文选·题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4]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J].太阳月刊，1928(3).
       [5]孙犁.孙梨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6]陈继会.理性的消长[M].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
       [7]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J].文学评论，1963（3）.
       [8]冯牧.初读〈创业史〉[J].文艺报，1960.1.
       [9]冯健男.再谈梁生宝[J].上海文学，1963（9）.
       [10]浩然.寄农村读者—谈谈〈艳阳天〉的写作[N].光明日报，1965.10.23.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2006SK262).
       陈运贵，男，安徽皖西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