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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诗歌中，美国诗人朗费罗的《生之颂》是最早翻译成汉语的。[1]在这一意义上，美国诗人也是最早进入中国诗人视野的。从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来说，虽然中国新诗的兴起主要是受晚清诗界革命观念的影响，但它的发韧和发展却是和西方文学艺术及思想观念密不可分的。这其中中国新诗没有传统可资借鉴是一方面，但也是中国诗人渴望改变旧体诗一统天下格局的必然选择的结果。从中国新诗的历史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新诗就是在中国稚嫩的本土诗歌和西方诗歌的不断交织、融合和改造中形成自己的传统的。就美国20世纪诗歌而言，中国新诗早期除受日本小诗体，欧洲格律严谨的十四行诗，康德、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及西方表现主义、新古典主义诗歌等的影响之外，美国意象派诗歌包括美国诗人创作在内的欧美象征主义诗歌及惠特曼的《草叶集》都给予了中国新诗较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诗所受影响主要来自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由于过分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诗在三、四十年代逐渐形成的诗歌艺术传统，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形成了中国新诗历史的传统断裂。这一时期，外国诗歌包括美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是整体缺失的，直至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朦胧诗兴起，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文学流派涌入中国，美国诗歌才随着西方各种现代派诗歌重新进入中国诗人视野并影响着中国诗歌的创作。这一时期至今，除庞德及其意象派诗歌、艾略特及其象征主义诗歌被重新提起外，洛威尔、普拉斯及其美国自白派诗歌、勃莱及其新超现实主义诗歌，斯蒂文斯、艾米莉·狄金森、休斯、威廉斯、伯恩斯坦及其语言派诗歌都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中国新诗的艺术复苏从朦胧诗开始，而当代中国新诗艺术秩序的调整则是伴随着西方现代派诗歌包括美国诗歌重新进入中国诗人视野开始的。可以说，美国诗歌与中国诗歌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尤其是在对朦胧诗之后的中国第三代诗人的创作影响上，它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
       当然，要厘清是哪一位美国诗人或哪一个美国诗歌流派对中国第三代诗歌最早产生影响是困难的。第三代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中有着众多的称谓，有称“新生代”“后朦胧诗”的，也有称“后崛起”“后新诗潮”的，还有的干脆称之为“当代实验诗”。“第三代”的称谓是源于对中国当代诗歌时代的划分，——文革前诗歌为第一代，朦胧诗为第二代，朦胧诗之后八十年代初出现的一代称为第三代。第三代诗人的写作大多起步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们最初的写作一直笼罩在朦胧诗的阴影之下，他们的崛起是随着八十年代初西方大量的文艺新观念、新思潮及西方现代派诗歌涌入中国而开始的。“引进西方”使他们对诗歌有了新的认识并开始有意识地要对朦胧诗进入突围，也是“引进西方”使他们开创了中国新诗史上一个流派众多、观念杂呈的时代。也就是说第三代诗歌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置身于强大的西方文化背景和西方现代派诗歌背景之下。第三代诗歌的兴起是否受到了20世纪美国诗歌的影响，大家不妨先看这样一段说：——“我们是第三代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末期，有历史的觉醒感。引进西方，增加了觉醒之后的认识，纵横复杂的思想结构了这一代人的心理素质，观点既不像现代派那样有重压后的感觉，也不像传统那样。”[2]——这是当时颇具影响的《大学生诗报》上的一段话，时间是1985年。虽然我们不能确认20世纪美国诗歌到底对第三代诗歌创产生了多大多深的影响，但顺着这段话把时针往回拔，我想提到一篇不容忽视的文章：即1984年第5期《世界文学》上头条刊发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的诗论《寻找美国的诗神》。这篇论文发表于1984年1月的《纽约时报图书评论》，郑敏先生几乎是同时将它翻译成中文的。勃莱在文中开头就说：“作为一位美国诗人，对我来说，意味着多年的混乱、错误和自我怀疑。混乱来自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用美国语言还是英国语言在写作。”稍后他又说：“几乎所有我认识的美国诗人每天都在焦虑地感到自己没有艺术传统，因此不知道自己应当为艺术牺牲什么，不应当牺牲什么？”——八十年代初是一个诗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诗歌和西方文艺理论著作的时代，第三代诗人的中坚力量绝大部分是大学生，我想他们是断然不会放弃对勃莱的这篇诗论的阅读的。他们不仅不会放弃阅读，而且还会对勃莱的话产生深深的认同感。因为对于当时第三代诗人来说，艺术传统的断裂、朦胧诗的式微使他们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们对诗歌的担忧和勃莱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20世纪美国诗歌对第三代诗歌创作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代诗歌带有强烈的实验性质，也是中国新诗迄今为止在诗歌的形式实验与观念创新上走得最远的一代诗歌。诗歌评论家李振声说：“整个第三代诗人共同拥有的特征之一，就是普遍强烈的对诗的文本意识的自觉，对诗的词语表达的可能性表现出来的那种空前的关注热情和旺盛的实验意欲。”[3]尽管后来关于第三代诗歌的论述都忽略了他们的西方现代诗歌及其理论的背景，第三代诗人也比较少或者避免谈到自己所受西方现代诗歌及其理论的影响，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20世纪美国的一些诗人创作及其理论在第三代诗歌中还是留有或明或隐的痕迹的。他们或在诗歌观念上影响着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或在文本形式和语言表达上影响着第三代诗人的创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极大地推动了第三代诗歌朝向现代性的发展。只不过对于20世纪的美国诗歌的接纳，第三代诗人并不是全盘式的，而是有选择性的。正像诗人梁晓明所说，是“看到。竭力包容与吸收。然后自成山峰。这里没有排斥，而是自成的创作与努力。……至于让评论家眼花缭乱难以下手的语言派，白话口语派，超现实派等等，均是各自采用不同的方法。”[4]
       翟永明就曾坦然承认美国自白派诗歌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她在一次接受诗人王艾的访问时说：“我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写作曾深受美国自白诗歌的影响，尤其是西尔维亚·普拉斯和罗伯特·洛威尔。我当时正处于社会和个人矛盾中，心中遭遇的重创使我对一切感到绝望。当我读到普拉斯‘你的身体伤害我，就像世界伤害着上帝’以及洛威尔‘我自己就是地狱’的句子时，我感到从头到脚的震动。那时我受伤的心脏的跳动与他们的诗歌韵律的跳动合拍，在那以后的写作中我始终没有摆脱自白派诗歌对我产生的影响，直至《死亡图案》那组诗彻底清洗了我个人生活中的死亡气息和诗歌中的绝望语调。”翟永明是第三代诗人中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她那个时候的代表作组诗《女人》及长诗《静安庄》，通过大量外倾逼人的诗句所释放出来的内心的压抑，对生命和女性意识的超常敏感，甚至在诗歌的节奏上都与自白派诗歌有着异曲同工的意趣。
       “火焰被浸泡，在湛蓝的水中/仿佛最为持久的族类——/纹理优美的卵石和鱼。那玫瑰背后的/影子少妇，在华光中消失/在黑暗里沉沦”（陈东东《孔雀断章》）。与此同时，美国新超现实主义诗歌对第三代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是较大的。在不断追求诗歌形式创新和语言实验的浪潮中，美国新超现实主义诗歌因其区别于传统诗歌的非理性联想和神秘晦涩的意象而受到诗人们的青睐。这其中以宋琳和陈东东所受影响最大，陈东东在其创造性吸收上则显得更加具有个人气质。陈东东在谈到他的诗歌创作时曾说，他对与传统诗学有点格格不入的超现实主义诗歌情有独钟，并且自己也在创作中较多地取法超现实主义的神秘修辞的模式。他的抒情长诗《明净的部分》利用幻觉解释外部世界的物象，其中意象的艰涩、暗示逻辑及极具跳跃性的非理性联想都比较明显地体现出超现实主义的特征。超现实主义虽然起源于法国，但由于与其同时进入中国诗人视野的美国新超现实主义诗人勃莱、辛普森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可以说第三代诗人更多的是从美国新超现实主义诗歌中得到艺术上的滋养。
       斯蒂文斯对第三代诗人来说是一位充满了魅力的诗人。我想每一位看到斯蒂文斯诗歌的第三代诗人都会在他面前作较长时间的停留，因为在斯蒂文斯那里，诗歌具有不可复述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包含在诗歌的表达方式里，诗歌本身就因其语言和节奏显得丰盈而自足，——而这，正是第三代诗歌为在语言上反叛朦胧诗一直努力寻找的。韩东于坚等他们诗群是第三代诗歌中最具影响力的，他们坚持把诗诉诸从生命本能出发到达语言的过程，并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如果撇开他们的口语诗不谈，我觉得这句话对斯蒂文斯的诗歌倒不失为一个比较准确的概括。并且口语诗在强调“语感”这一向度上也似乎与斯蒂文斯诗歌中对语言的要求有相似之处。尽管第三代诗人在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上不断地出现裂变和歧义，但显然，斯蒂文斯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韩东的短诗《下午的阳光》中的“它不改变事物/却让事物改变了自身，”很难不让人想到斯蒂文斯的《不是事物的思想，而是事物的自身》。杨小滨的《关于东罗马帝国的七种隐喻》是第三代诗歌中在语言实验上走得较远的，但仍被人们认为其抒写动机脱胎于斯蒂文斯的《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可以说，在比较多的诗人身上都能隐隐约约看到斯蒂文斯的影子，包括孟浪，也包括南野。
       受庞德及其意象派诗歌的影响在第三代诗歌中则要显得复杂一些，这主要是因为意象派诗歌及其理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对第三代诗歌的影响也因人而异地显示不同的诗歌风格。这其中，被评论界公认为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精髓最多的西川就曾从庞德诗歌中吸取过较多的养分。程光炜在其《不知所终的旅行》中说：“西川诗歌资源来自拉美的聂鲁达、博尔赫斯，另一个是善用隐喻的，行为怪诞的庞德。”[5]西川受聂鲁达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值得怀疑，但西川八十年代的代表作《雨季》《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中的意象派诗歌特征确是比较明显的，其不使用华丽词藻，不使用揭示事物的形容词，避免抽象化而强调诗歌的隐喻等特点与庞德早期对意象派提出的几条清规戒律有着惊人的吻合。与西川同时受影响的则还有欧阳江河和开愚，欧阳江河八十年代初的《白色之恋》、《少女之死》在意象的营造上明显有着意象派诗歌的影子，开愚身上则有着更多庞德的气质，尤其是他那些意象奇特的短诗，很得庞德《诗章》的神韵，同时也和庞德一样有着出色的诗歌理论家的素养。
       以上就是第三代诗歌受到 20世纪美国诗歌影响的一个粗线条的勾勒。其中还有很多第三代诗人受到20世纪美国诗歌不同程度的影响，我没有在文中一一谈及。我要说的是，第三代诗歌是被后来诗歌界认为对传统和陈规冲击力最大的一代诗歌，他们的创作在“实验”和“创新”的旗帜下呈现的多元格局是中国新诗产生以来一道最为壮观的风景。20世纪美国诗歌因其深厚的理论建树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而比较普遍地被第三代诗人接纳并结合自己的诗歌实践加以创造性的改造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新诗进入九十年代后进入一个相对平和的个人化写作时期，很多第三代诗人仍然是诗坛的中坚力量，就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来说，20世纪美国诗歌也仍然在继续影响着中国诗人的写作。比如福建的“死亡诗派”和梁晓明部分诗歌中对词语的迷恋，对传统叙事的颠覆就受到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美国语言派诗歌的影响。我相信，在当代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这种影响还将继续存在，就像中国古典诗歌曾经影响庞德、影响美国意象派诗歌一样。
       注释：
       [1]贝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生之颂>及有关二三事》。
       [2]转引自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载《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3]见李振声《季节轮换》，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4]见《北回归线》2007年卷。
       [5]见《岁月的遗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剑男，诗人，教师，现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