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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礼与瑞德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著名小说《飘》[1]中的两个男主人公，希礼是女主人公斯佳丽梦寐以求的情人，瑞德则是她一直不懂得珍惜的丈夫；不过，随着斯佳丽从一个天真幼稚的女孩成长为一个负有使命的成熟女性，她终于认识到希礼只是自己心造的幻影，瑞德才是她生命真正的依归。
       希礼与瑞德虽然都是19世纪南方人的典型代表，但他们的性格特征、生命意志和价值追求却迥然相异。前者是贵族阶级的佼佼者，却是新时代的逃遁者；而后者则是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却是新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的对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历了南北战争之后南方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新旧文化、价值观的剧烈碰撞。小说最终以瑞德取代希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男主人公，象征性地说明旧南方种植园主的衰亡和蓄奴制度的必然崩溃，同时也预示着新南方正以强劲之势崛起于新世界。
       一、贵族阶级的“宠儿”与“逆子”
       希礼与瑞德都是贵族世家出身，但小说一开始就让他们以截然相反的形象示人：希礼美名远扬，颇得贵族社交圈的赞赏和宠爱；瑞德则声名狼藉，被西点军校开除并遭家族唾弃逐出门外。
       希礼可说是南方社会一个标准的绅士，贵族阶级中的优秀青年。他金发碧眼，温文尔雅，举手投足都散发出谦谦君子的气息。对于南方青年所擅长的骑马、打猎、玩牌、跳舞、谈论政治等等，他都样样精通，“尤其是骑马，那是谁都不如他的”。但是，他与一般的贵族青年又很不相同，那些娱乐的玩意在别人眼里被视作生活的全部，在他眼里只是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应酬。他更醉心于读书、音乐、写诗，用斯佳丽父亲的话来说，他是个不可理喻的“怪人”。父亲对斯佳丽说：“如果你嫁给他，他不会和别的女人私奔，也不会打你，但如果他这样做了，你反而会好受些，因为你至少可以理解这些行为。但他的奇怪是不同的，而且根本无法理解。我喜欢他，但大部分时候他的话让人完全不知所云。你能理解他那些关于诗歌，书籍，音乐和油画那些胡闹的东西么？他们辗转到纽约或波士顿去听歌剧，看画展，还从北方佬那里订购法文和德文书，他们坐在那里读书，做白日梦，天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这些时间他们本来应该花在打猎和玩牌上的。”
       希礼确实与那些庸碌的同辈不同，他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具有深邃的思想，优雅的气质，还有倜傥的仪容，难怪斯佳丽对他一直痴迷不悟。尽管斯佳丽从未真正了解他，“她是生平第一遭儿遇到一个复杂的性格”，而正是这“复杂的性格”，在她眼中更具神秘性；尽管几次三番地被他伤透了心，斯佳丽仍然无法把他从自己的生命中剔除。
       然而，如此优秀的一个谦谦君子，却不敌一个为南方庄园主不齿的“无赖之徒”——瑞德。瑞德也是个名门望族之后，但他生性桀骜不驯，蔑视正统礼教，以叛逆自居；他曾是大名鼎鼎的西点军校的学生，因违反校规而被革出校门；他因不肯娶那个自己不爱而又“没对她作过什么”的贵族姑娘而触犯了上流社会的传统规范，被迫与那个姑娘的哥哥决斗；而一旦决斗，不是为那无谓的名誉杀死，就是打倒对方给自己一条生路，瑞德当然选择了后者，因此而被家族赶了出去。
       作者对瑞德这一形象的塑造可谓煞费苦心，她采取的是欲扬先抑的笔法。当瑞德以一个臭名昭著、声名狼藉的流氓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令所有人，甚至包括读者，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斯佳丽对他尤其厌恶，小说这样描写她眼中的瑞德：“她忽然发现一个陌生人独自站在大厅里用一种淡漠而不怎么礼貌的神情注视着她……他看来年纪不小，至少有35岁。他个子高高的，体格很强壮。思嘉心想，还没有见过这样腰圆膀阔、肌肉结实、几乎粗壮得有失体面的男人呢。当她的眼光和那人的眼光接解，他笑了，露出一口狰狞雪白的牙齿，在修剪短短的髭须底下闪闪发光。他的脸膛黑得像个海盗，一双又黑又狠的眼睛仿佛主张把一艘帆船凿沉或抢走一名处女似的。他的脸上表情冷漠而卤莽，连对她微笑时嘴角上也流露出嘲讽的意味，使思嘉紧张得出不来气。她想人家这样无礼地瞧着她简直是一种侮辱，可懊恼自己竟没有受辱的感觉。”[1]如果说希礼是以一个白马王子的形象深深印烙在斯佳丽的心中，那么瑞德却给斯佳丽留下一个偷窥窃听者的猥琐面目。被窃听的斯佳丽恼羞成怒地斥责他：“你这个下流胚，你还不配给他（希礼）擦鞋子呢！”[1]
       然而瑞德的出场，却预示着一个风暴的来临，注定要掩盖希礼大部分的光芒。在十二橡树庄园的野宴上，当那帮愚蠢守旧、狂妄自大的南方庄园主在吹嘘他们凭着爱国信念和顽强斗志一定能够把北方佬赶走的时候，瑞德用他的冷静，用他的见识，用他的智慧嘲笑他们目光短浅、不自量力。他不惜触犯众怒地唱起了反调：叫嚣的厉害不代表战场上的胜利，战争是残酷的，是靠实力说话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北方佬有钢铁和枪炮，我们有的只是棉花、奴隶和傲慢。他们要不了一个月就会打败我们。”瑞德的大实话无疑激起那帮自以为是的庄园主对他群起而攻之，却让读者拍案叫绝，着实感受到他独特的魅力：率真、务实，一针见血又不失风趣，讥诮中有诙谐，嘲讽别人时也有自嘲，多年游走南北闯荡江湖的经历磨练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强悍的意志力。在瑞德的反衬下，耽于空想、拘泥于礼教束缚的希礼不可避免地黯然失色。
       二、爱情上的“懦夫”与“情圣”
       在对待斯佳丽的爱情上，希礼与瑞德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希礼明明知道斯佳丽对他一片痴情，自己对她也倾慕不已，但却不敢承受斯佳丽的爱；而瑞德自从第一眼爱上斯佳丽之后，就矢志不渝地爱着她，并不失时机地表达爱慕，尽管十分清楚斯佳丽从未停止过对希礼的迷恋，仍不放弃对她的等待和追求，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赢得斯佳丽的心。
       希礼是爱斯佳丽的，爱她的热情如火的真我个性，爱她身上拥有着自己所缺乏的“生活的热情”。就像他自己说的，“你对生活倾注着全部热情，而这种热情我却没有。你能够热烈地爱和热烈地恨，而我却不能这样。你纯真得像火，像风，像原始的东西那样单纯”。而希礼不敢接受斯佳丽的爱情，也正是因为她这种敢爱敢恨，“过于真实”的个性。正如他自己承认的，“无论是人，是情境，凡是过于真实，过于有生气的，我都要避免它。我不愿意这样的人和情境闯进我的生活。就是对于你，思嘉，我也是想避免的。因为你太富于生气，太真实，我呢，却偏偏怯懦得很，宁可去找阴影和梦境的。”他无力承受狂风暴雨般的激情，不愿意面对真实的世界，他需要的是风平浪静的港湾和逃离现实的梦乡，所以他选择了南方最传统的“淑女”媚兰。旧时代对女性所要求的美德，诸如顺从、忍让、坚贞、文雅、善良，媚兰一一具备，这正好能够让希礼所缅怀的旧时代的梦得以延续，用希礼的话来说：“媚兰就是一个最最温柔的梦，而且是我自已的梦的一部分”。
       斯佳丽对希礼的痴迷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出于无知和虚荣犯下的错误。少女时代的斯佳丽迷上他，是因为不了解他，他“复杂性格”的神秘引起她的好奇，“自从那一刻起，她就要上他了，就像她要东西吃，要马骑，要温软的床睡觉那样，很简单而无理由地要上他了”。而后来三番几次地被希礼拒绝，她仍放不下这段感情，那是因为得不到他，受挫的虚荣心令她执迷不悟。直到媚兰死后她才发现，其实自己所爱的“希礼”不过是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原来他这个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除非在我自己的想象里。我所爱的那件东西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我自己做了一件美丽的衣服就对他爱起来了。当初阿希礼骑着一匹马儿来，我就把这件衣服给他穿上了，不管跟他自己配不配身，而且我也不愿意看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我一直爱着我自己那件美丽的衣服——我实在并不爱他。”斯佳丽为这个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离开他是必然的。他们根本就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和不同时代的人，希礼是旧南方的殉葬品，斯佳丽则注定是为新南方而生的时代新人。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阿希礼脆弱、畏缩、虚伪，是个生活的懦夫。他压根就不配生活在战后的新时代，他是旧时代的殉葬品，这一点思嘉与他截然不同，她是属于新时代的人，在本质上与阿希礼是完全对立的。”[2]
       瑞德义无反顾地爱斯佳丽，爱的正是让希礼害怕的她那“过于真实”的个性，从第一眼见到斯佳丽，他就认定他们俩是同一类的人而为之吸引。他对斯佳丽说：“我非常喜欢你——因为你那种伸缩性很大的良心，因为你很少刻意掩饰过自私自利，还有你身上精明的实用主义，我身上也有同样的品性”，“你是我认识的唯一坦白的女人，一个只从实际出发看问题而不多谈什么道德来掩饰问题实质的女人”。斯佳丽对瑞德的说法很不以为然，还自视清高地看不起瑞德身上非上等人的品性，“然而正是这些思嘉瞧不起的东西却正是她本身所具有的，只是她并未意识到这一点”。[3]
       瑞德对斯佳丽的爱情是那么执着忠诚、宽容大度，认识斯佳丽后，目睹自己所爱的人结了两次婚，瑞德对她的初衷却一直没有改变。他总能在斯佳丽陷入危难的时候出现，他总是在斯佳丽的背后深情地注视着她。尽管知道斯佳丽心中只有希礼，他还是娶了她，盼望她的心意能够回转，耐心等待她终有一日能够理解和珍惜他的爱。他对她的爱已经达到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的极限，他对她的宽容达到了一个“情圣”的非凡境界，相对希礼对斯佳丽优柔寡断的暧昧态度，瑞德无疑更具人格魅力。
       三、新时代的“逃遁者”与“弄潮儿”
       南北战争摧毁了旧南方庄园主祖祖辈辈过惯了的祥和平静的牧歌般生活，也粉碎了推崇温柔敦厚、人格教养、荣誉信念之类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资本主义新南方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在这新旧时代的转折关头，唯有适者生存。希礼却无力面对这一冷酷无情的新世界，选择了“逃遁”；瑞德则从容自信，在新时代的风口浪尖中充当“弄潮儿”。
       希礼是个传统南方人的典型。他视个人荣誉重于生命，虽然他清醒地预知南方在战争中的命运，但为了荣誉，他义无反顾地参战。战后的南方社会“精神危机日盛一日，悲剧意识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因此不少人沉湎往昔，怀念虚幻的荣誉和飘逝的体面。”[4]希礼面对失落的世界，只能发出无奈的哀叹：“我的家毁了，我的钱没了，我所属于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我现在毫无用处。”战后生计的窘迫，使他无法继续对昨日美好时光的追忆怀想，粗粝真实的刺痛让他无法忍受，无所适从。耽于空想的他忧虑的“不是物质上的贫困，而是精神上的失落”[5]，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也尝过饿肚子的滋味，但我不怕它，我害怕的是去面对一种没有了我们原先世界里那种缓慢的美丽世界”。正如有评论指出，“劳作和饥饿并不使他恐惧，令他恐惧的是自己像一个走错了时代的人，在一个与他格格不入、颠覆了他所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世界里，活着，却处处错位。”[6]明知错位了，他却不愿意作出任何改变去适应新的时代，除了“哀叹”就是“逃遁”，被时代淘汰的命运是必然的。像他那一类人，正如瑞德说的，“他们不配生存，因为他们不愿斗争，也不知道如何斗争”。
       瑞德似乎是个天生的斗士，早年以叛逆自居，与军校斗，与家族斗；后来辗转加利福利亚、南美洲和古巴等地参与过多项纠纷和决斗；在南北战争中，好斗的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北佬的海上封锁线，为南方运送紧缺物资而一时成为上流社会的英雄；在战争的最后一刻，他毅然加入南方军与北佬作殊死一战；战后他因为杀了一个侮辱白人女人的黑人而被北佬抓去坐牢，后来又“冒着生命危险”和机智拯救希礼等十几个三K党人。
       他善于审时度势，从容地利用环境，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他清楚地看到往日的生活永远不会回来了，各种古老的制度已不合时宜，“我们南方的生活方式是如同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一样古老。……本来早该消灭的，现在终于就要消灭了”。在他眼中南方战败是必然的事，对于那些夜郎自大积极主战的顽固派，他无力阻挡，但不会去白白送死。他讥笑道：“还指望我受了咚咚战鼓的刺激，就会抓起毛瑟枪，奔向弗吉尼亚前线给马而斯·罗伯特流血卖命吗？你把我看成是什么样的傻瓜了？”他告诉斯佳丽：“当一个文明在毁灭的时候，跟一个文明在创建的时候一样，可以弄到大钱。”他正是利用南北混战的局势，大发战争横财，偷越封锁线，给南方运来了紧缺物资的同时，自己也大捞一笔。战后重建时期，尽管自己压根看不起那帮抱残守缺的上流人士，但为了给女儿邦尼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他又极力地去博取那些人对他的好感，希望女儿长大后能为南方上等人家所接纳。
       他个性坦荡，厌恶虚伪，自由不羁，不讲究虚无飘渺的荣誉和道德，在他眼里南方贵族那种名誉道义之类的东西是可笑的，不切实际的。总之，在他崇尚的自由面前，不管是他不屑一顾的名誉还是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的财富，都是身外之物。“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正是基于他这一个性，他勇往直前地冲破外界的一切阻力，以无所畏惧的“弄潮儿”的姿态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冲浪”。
       然而，瑞德的性格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理智地认识到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没落的必然性，但感情上又禁不住依恋它，向往它。因此他一方面嘲笑自己的南方同伴那种极端的荣誉感和自视清高，另一方面他又在心底里欣赏他们的人格、骨气和教养。于是，他在明知南方注定要大败的战争的最后一刻，却要尽自己作为南方人的义务，加入最后一场血战；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救助一个受辱的女人而锒铛入狱；他不辞劳苦，不惜冒险去拯救他一向嗤之以鼻的三K党人的生命，虽然采用的是上等人士认为“极不光彩的手段”；希礼、佛兰克都是他的情敌，他却关心他们的安危，暗中保护他们。即使对当年把他赶出家门的亲人，他也无怨无恨，在他父亲为了“地位”二字活活饿死之后，他暗中供养他的母亲和家人，尽管她们不愿意他公开回去看她们。由此可见，传统的美德和价值观在他身上的沉淀还是十分深厚的。
       终上所述，从小说对希礼与瑞德形象的塑造看，作者米切尔对笔下的这两个男主人公的态度是极为矛盾复杂的。她一方面万般无奈地哀悼令人着迷的希礼正无可挽救地“随风而去”，另一方面又由衷地赞赏英气逼人的瑞德正以不可阻挡之势“乘风而来”。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米切尔著，陈良廷等译. 乱世佳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2]邓华.论郝思嘉[J].邵阳学院学报，2003（6）.
       [3]孙宇.郝思嘉的现实主义性格特征透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10）.
       [4]史志康著.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p205）.
       [5]施经碧.适者生存——简析《飘》的主题[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6]姜晓渤.逝去的和到来的——《飘》中艾希礼和斯嘉形象辨析[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3）.
       袁素华，女，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西方文学。近几年曾在《外国文学评论》（2007.1）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本专业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