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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卑尔多恩把海明威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主人公划归为无主义的、自暴自弃的“迷惘的一代”的行列。①而马·考利则认为哈利虽然遭受了一系列心灵与肉体的巨大创伤，但是并没有丧失对生活的信念，仍然力图重建生活目标标志着主人公（也就是标志着作者）的一个新的生活阶段的到来。②这两种截然相异的观点究竟谁最接近作品的实际、最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呢？要作出判断，首先必须解决哈利之死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
       就像小说的女主人公所说的那样，哈利是一个懦弱者，他经历过多次死亡，但他在非洲打猎，腿上生了坏疽，并危及生命时，死亡之神对于他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可感的，就像远远蹲在他所躺的帆布床旁边的“讨厌的大鸟。像一只沿着一股无声无息的臭气的边缘轻轻溜过来的鬣狗”。③他却不能平心静气对待它而显得万分懊恼，此时哈立一心乞求的只是“尽可能死得轻松一点”。
       显然，哈利对于死亡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因为他被生活打败了，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死神，。其实，在死亡还没有真正压倒他之前，他就已经自愿认输，向死神低垂下了头颅。他虽然乞求“轻松一点死”，却不敢亲自拥抱死神，而要求那个女人用猎枪打死他，当这个要求达不到时，他的自暴自弃的表现就更明显了，他不停地喝酒，并且跟那个女人吵架，他克制不住要这样做，并且觉得有趣，以此来摆脱对于死亡的烦恼和不能超越死亡的苦闷。
       但是，哈利的形象价值不在于海明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面对死亡无能为力时就感到懦弱的沮丧者。如果我们仅仅从死亡对人的威胁这一角度来认识哈利的懦弱，终究是流于表面化了。哈利的懦弱有他内在的深刻原因，是他复杂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
       哈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数次体验到生命的艰难。这些体验，逐次积淀起来，使哈利对于生存有了一种疲惫感和厌倦感，在他那充满了死亡感觉的内心世界里，无法相信一个小小的荆棘，一处平常的伤就会要他的命，在他看来，这样的死太平庸了，太微不足道了，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现实。他是作家，有许多应该写的激动人心的故事没有写出来，而现在却要死了，而且是没有一点能够激动人心的死亡，哈利认为这是他自己的责任，所以他谴责、奚落自己。
       直到此时，哈利并不明白他之所以被毁灭的原因并不在他自己，那么是谁使他毁灭的呢？哈利的回忆其实已经暗示我们，他曾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战前他曾到过世界各个滑雪胜地去滑雪，在滑雪中体验到生命的快乐与神圣，正是这种滑雪运动使哈利表现出旺盛的青春活力。
       但是，战争破坏了这种甜静而快乐的生活，战争毁灭了无数的生命，也使无数未被毁灭的生命受到强烈的刺激，人们对生命的伟大感和神圣感被摧毁了，同样是在那“晶莹闪耀”的积雪的背景下，女人们踏着积雪走向死亡。在奥地利，哈利跟那些与自己一起滑过雪的人打仗，哈利的同伴巴克把那些人炸的四散逃跑，并且用机枪扫射。在土耳其，那里的穿着白色芭蕾舞裙子和向上翘起的有绒线球鞋子的土耳其男人，也被大批的打死，也正是在那里，哈利见到了他从未见到和想到的战争暴行。
       哈利的生活信念就这样被战争彻底的摧毁了，战争结束了，哈利也完了，早先旺盛的生命力也在战争中被消耗殆尽了，他说：“我曾经享有过生命，我的生命力已经就完结。”我们也只有在这时，才算真正明白，哈利为什么酗酒过度，为什么懒散，为什么怠惰。对哈利来说，生命已不再是他在滑雪运动中所体验的神圣的东西，生命是一种懦弱和随时都可以毁灭的东西，已不值得珍惜和爱护了，这就是形成哈利战后生活态度的基础。可是，哈利并不心甘情愿地要被战争毁灭，也不很愿意接受已被生活打垮这一事实，他随时都试图重建自己生活的目标，他所以要到非洲的原始丛林去，就是因为“非洲是他一生幸运时期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他要在这个“最幸福的地方”“从头开始”，要使自己的懒散、怠惰的情绪有所改变，使自己的工作意志力得到恢复。他的巴黎——君士坦丁堡——安纳托利亚之行表明他试图重建被战争所摧毁了的正常的夫妻关系，找回高尚的婚恋观。
       然而和妻子和好的愿望最终破灭了，这在我们看来，仍然是由于哈利战后形成的生活态度造成的，因为战争就像是一个始终不能驱逐和摆脱的梦魇，哈利不得不承认：“他兜售的”仍然是“他旧有的生活的残余，是为了换取安全，也是为了换取安逸。”这就表明他重建生活目标的企图受到严重的阻碍。由此可见哈利文学形象的意义不在于他是一个表面上的懦弱者，而是通过他，海明威给我们揭示了战争带给人们的心理打击是多么深重，并且遭受过打击的人们要重建生活目标是多么的艰难，这才是哈利形象给人们的启迪。
       阿·卑尔多恩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是符合作品描绘实际的，在许多地方，哈利的确是在奚落自己，但我们认为哈利的自我奚落恰恰表明了他对生活的眷念，一种无法阐明的眷念。
       战争摧毁了哈利的生活目标，使哈利对于生命的高贵产生了怀疑。战争结束后，哈利再也表现不出他在战前强盛的生命力了，即使如此，当他真的面对死亡的时候，对生命的留念又会油然而生，更何况哈利并非甘愿被生活打垮，所以他对生命的眷恋有着与以半人不同的意义。
       在哈利混乱的意识里，一方面是关于死亡的回忆，另一方面是关于生活乐趣的回忆，我们不能说那是海明威无意识的裁剪的结果，而实际上正是海明威的明智之举。像哈利这样充满死亡感触的人，当他进行生存的回忆时，那些关于死亡的故事对他来说，跟日常生活的乐趣有着同样的意义，因为那也是活着的见证。
       在哈利的记忆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巴黎平民区里那些酒鬼和运动员的回忆，这些回忆既不是哈利关心下层百姓和同情人民的表现，也不是他对贫困有着特殊的兴趣，而仅仅是为了证明他曾经在那里生活过。这段会议连同他在巴黎郊区大牧场和银灰色的灌木丛林自然美景的回忆，其根本实质在于有趣，就像回忆那个打死了人却并不知道自己犯了法的傻小子一样。傻小子的故事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仅仅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而已，哈利正因为生活有趣才那么留恋人生，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讨论，那就是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从艺术的角度上说《乞力马扎罗的雪》是海明威最好的小说，那么他在海明威创作思想的发展上又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大约在1918年的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海明威带着他在意大利得到的银十字勋章和严重的肉体与精神创伤回到了美国，用他自己后来对朋友的话来说，他在生理与心理上上、精神与感情上都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并且被“吓坏了”④，被战争吓坏了的海明威跟哈利及他的同时代的人一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在重建生活目标的过程中挣扎，而且这个目标没有重建起来前，海明威“从厌恶战争、怀疑社会出发，锻铸成一种痛苦，到了麻木的程度，除了个人感觉，别无可信的人生态度。”⑤以至成为斯泰因所说的“迷惘的一代”中的一员，于是海明威创作的最初的阶段，描绘“迷惘的一代”的形象就成为他创作的主题。海明威用自己的手来创作自己的形象，很是得心应手，尽管如此，在海明威成为红极一时的作家前，他的作品并未引起他所想象的反映，真正使海明威声名大振的是1926年出版的《太阳升起来了》。在这部小说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身心创伤才真正的在他的创作中起了作用，他刻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侨居法国的美国知识分子幻灭的心理过程。从这时起，直到三十年代前期，海明威绝大部分的小说都反映了这一主题。即使在写其他主题，他笔下的主人公依然表现出怀疑、软弱、怨恨而不知所措的性格。海明威这个时期创作的意义就表现在“他把这场掠夺战争看成是残酷的，冷漠的社会现实的表现，他的憎恶和否定就不限于战争，而扩大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及其精神价值，这样的主体显然比一般的反战小说高出一筹。”⑥
       从1928年海明威出版的《没有女人的男人》开始，他的创作主题有了较大的改变，由写那些懦弱而不知所措的、迷惘的一代人转而刻画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表现一种“或者为了保持个人荣誉、职业的尊严，或者为了生计，表现出临危不惧的与厄运斗争到底的硬汉子精神。”⑦这个转变，在《没有女人的男人》里露出端倪，直到1936年发表的《乞力马扎罗的雪》才最终完成。所以我们说《乞力马扎罗的雪》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海明威从塑造软弱的“迷惘的一代人”到塑造坚强不屈的斗牛士、拳击手、渔夫、猎人的一个过渡。
       哈利的形象是直接继承《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形象的。虽然他不像巴恩斯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的肉体创伤，但他们在心灵上受到的创伤是一样的。但哈利和巴恩斯这两个形象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巴恩斯与勃莱特并未真正建立其生活目标，他们依然苦闷、孤独、前途渺茫；而哈利之死，客观上说是超脱了他的精神重负。当小说结尾写到哈利临死前的情景，我们可以看出哈利是平静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他已经从死的厌倦中超越了，人格与精神得到了升华。
       ⑵巴恩斯虽然从斗牛中体验到一种坚强的性格，但是这种性格并未感染他的个性，所以他仍然是一个软弱而疲惫的人。而哈利在非洲丛林里，尽管他不断地奚落自己，但是这种奚落的意义乃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批判。虽然在他身上还没有形成那种“硬汉”精神，但我们可以从中体察到这种精神的一些因素。哈利最后仍然被生活打败了，但他不是有意被生活打败的。他在狩猎活动中，已经有了工作意志力恢复的幻觉，如果不是因意外事故导致他的死亡，他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恢复他的意志力呢？小说是暗示了这种可能性的（如哈利对自己平庸的结局感到愤怒）。
       ⑶从海明威在小说结局的安排上给我们的暗示来看，巴恩斯的前景渺茫，意味着这代人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彷徨和苦闷，而哈利之死则意味着这一代人生活的结束。
       其实，从海明威的角度看，安排哈利这样的彷徨苦闷而作家又喜欢的主人公死去，正是作者向读者宣告他的“迷惘的一代”的创作主题已经宣告结束，宣告他已向自己笔下“迷惘”的主人公告别。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海明威将自己的笔触转向已经体验到但还未深入开掘的坚强的主人公。马·考利在研究海明威时给我们做过很好的提示，他认为战争给海明威留下了很麻烦的战争后遗症，海明威公开的形象和私下的形象是很矛盾的，他在很长的时间一直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这种恐惧一直到1941年春天他在中国战区上空经历了几次惊险后，才勉强克服下去⑧。由此可见，他之所以要安排哈利之死，其实是意味着他将与自己的过去告别。当我们阅读写于《乞力马扎罗的雪》同时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后，就更能理解海明威的这种告别了（这篇小说主要是写麦康伯怎样克服死亡的恐惧的）。小说的标题就暗示出克服死亡的恐惧就可以获得幸福。从这里我们就可以隐约地意会到海明威在第一次非洲之行中与麦康伯所做的是同一件事，他力图要克服战争给他留下的死亡恐惧。海明威这次非洲之行，也许并未完全达到目的，但是至少对他的身心健康大有益处。告别以前的主人公转而描写那些具有个性的、性格坚强、头脑冷静的主人公，是否意味着他力图要从他笔下的主人公那里获取某种精神力量，用以减轻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呢？如果这一种看法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写“迷惘的一代”也好，写“硬汉子”也好，作家海明威的心态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治愈他的内心创伤。前者是直接的表现，后者是间接的表现。由此我们也就认识到《乞力马扎罗的雪》在他的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了。从这一角度来认识哈利之死，我们认为马·考利的“自我献祭”说是正确的。让“迷惘的一代”死去，然后复活成坚强的“硬汉子”——这才是海明威创作思想的真正轨迹。
       注释：
       ①参看阿瑟.卑耳多恩《海明威》。
       ②参看马尔科姆.麦考利《海明威作品》中的《噩梦与仪式》
       ③引自鹿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海明威短篇小说》选文《乞力马扎罗的雪》，以下所列的选文均出自本书。
       ④⑦⑧参看马尔科姆.麦考利《海明威，这头老狮子》。
       ⑤⑥董衡撰《海明威研究》前言。
       王立昌，男，新疆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影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