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的《张居正》问世以后，学界曾有过历史小说创作的真实性问题论争，这场论争虽然一度异常尖锐激烈，但很快就沉寂下来。因为历史小说虽冠以“历史”，实在会与历史保持距离，不然就称不上小说了。就连历史小说的典范之作《
三国演义》也有“七实三虚”的评价，一虚就难免失历史之真。熊召政自己也说，他最初的创作希望贴近历史，却因读者反映不佳而改弦更张，从此在创作中并不绝对地遵循历史的真实。同时，在诸多《张居正》的评说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张居正与万历新政。熊召政把一直思考的古代帝王之治与宰相之治通过张居正表现出来，导致学界很多人的共同关注。于是，人们对《张居正》的研究也就有了更多的政治意味。而它的文学性以及作者在小说中始终注重的文化性，往往被忽略，这多少令人有点遗憾。
熊召政曾在李从云采访他的时候说，《张居正》中每个人物的构思、定位，都代表了一种哲学观念，一种文化。是的，小说往往要借助人物说话，作哲学的或文化的思想阐述，从而使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成为作者思想的传声筒，而不是作者直截了当地宣传自己的理论主张。既然如此，人们完全可以用一种哲学的、文化的眼光来审视《张居正》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这里姑且不论处在政坛风口浪尖上的张居正、高拱、冯保、李太后等人，而说一个小女人——玉娘。
玉娘最初出现的时候，作者赋予她的社会角色只是一个玩物。一则，她是邵大侠为巴结高拱，在南京和苏州、扬州一带遍访而得的“色艺俱佳的解语话”，供高拱赏玩。二则，高拱的夫人对管家高福说，你老爷成天忙得脚不沾地，又两眉凝愁，你跟他找些乐子吧。于是高福把本来藏着拽着的玉娘引上前台，通过高拱的夫人送给高拱，让高拱以玉娘取乐。
熊召政这样给玉娘的定位有很深的社会文化根源，以女性为玩物是当时社会男人的哲学，男人娶三妻四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况且本是艺妓的玉娘11岁时进了南京秦淮河边的玉箫楼，被她拜的干妈当玩物养着，学些弹琴唱曲、吟诗描花。而她初见高拱，以似水柔情、超人技艺相迎合，尽显玩物的本事，使轻易不动情的高拱如痴如醉。只是玉娘过于投怀送抱，在唱曲中暗示了高拱在政坛上的好恶，导致高拱为政治而舍情欲，以隆庆皇帝毁于女宠花花的教训决断眼前的玉娘也是祸水，打发玉娘去了寺院。
这时候玉娘“玩物”的命运并没有真正改变。在高拱被逐出京之际，玉娘哀戚而欲随行，以做红袖添香之人。高拱不许，斥为“女子以三从四德为本，哪能像你这样，缠着人不放。”羞得玉娘头撞楹柱，顿时昏死过去。她日后保住性命，瞎了双眼，又被人卖进妓院，依旧是玩物。当巡城御史王篆发现了她，有意找机会把她献给张居正，此后，玉娘成了张居正宠爱的娇娃，弄得本以张居正为敌的邵大侠十分不快。
然而，玉娘不是一个普通的玩物，这当然不是她在寺院保全了玉女之身，即使她在妓院，遇上了无赖白浪，也以死相拼以求自己的清白。作者这样写也许是为了玉娘可以她的纯洁侍奉张居正。但作者同时又表现了玉娘情义上的执着。这不仅是她可以为高拱自寻短见，而且可以为她的恩人邵大侠离开张居正，直至最后为张居正殉情。玉娘这样的生命轨迹以“情义”连贯，超出了女性在一般情况下的“三从四德”，依然是深富文化的韵味且闪现出人性的光彩。
这且不说，玉娘的“色艺俱佳”得到更好表现的是“艺”而不是“色”。其“色”在高拱眼里有白腻如玉的鸭蛋脸、脉脉含情的大眼睛、薄薄猩红的嘴唇以及嘴角上露出的调皮与天真，让高拱心旌摇荡；在张居正眼里有“柔和的鼻翼，温润的香腮，两弯淡淡蛾眉，一张樱桃小口，纵是迷惘处，也别有销魂之态”，这些人物肖像与神态的直接描写和观赏者的心理感受足以让读者品出其美来。而对于玉娘之“艺”的表现，则在于小说不断出现的玉娘弹唱及其婉转动人的唱词。
熊召政为玉娘设计的唱词除了宋人秦观的《满庭芳·天粘衰草》之外，多是她自编的。玉娘的唱曲主要是情曲，但最值得关注的则是非情曲的“木兰歌”。这首歌唱道：“世上事一半儿荒唐一半儿险恶，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羽扇纶巾，说是些大雅大儒，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制陷井、使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日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天涯孤旅，古道悲风。都在唱那一个字：错！错！错！”玉娘唱这支曲有特殊的社会背景，即她本要侍奉的高拱从首辅的高位上跌下来，张居正继任，难怪唱得“荡气回肠，泪下如雨”。
冷峻地审视，这支曲子颇有点像《
红楼梦》的“好了歌”。“好了歌”肩负了对人生人性的全面解说，而“木兰歌”则肩负了对张居正时代官场的全面解说。熊召政的四卷本《张居正》是以“木兰歌”为首卷之名的，全书又的确是描写宦海的尔虞我诈、荣辱兴衰。而且这在第二卷“水龙吟”里，玉娘居积香庐之初被张居正又提到过，他说玉娘深懂京城的风狂雨骤，不然怎么会唱出“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
可以说，熊召政让玉娘这个政坛的局外人来洞察政坛风云，自然把玉娘也政治化了。玉娘这个柔弱的女子，因与高拱的一面之交，对高拱命运的跌宕乃至整个官场有这样深刻的感悟，并非不可能。只是它更容易让人想到作者有意识的安排，让玉娘借这支曲子为全书点睛。小说中的情形是高拱抖过威风，后败走麦城。张居正呢？张居正不是在死后被剥夺了一切，亲人多受牵累丧了性命，只有一座荒凉的孤冢吗？还有冯保也和高拱一样，抄家、驱逐，下场悲惨。政坛犹如战场，所谓“错！错！错”仿佛蕴有芸芸政客的无穷悔意。因此，玉娘在这时传达的政坛文化较之她代表的女性为玩物的文化现象，对《张居正》无疑显得更为重要。
再回到玉娘的之情上来，她好唱情曲，所怀之情还是有别。她对邵大侠是恩情，想的也是报恩；对高拱则是命运安排的男女之情，受制于命运不失女人传统的依附和护卫；对张居正则是不能割舍的爱恋，为此她不惜自己的性命。
玉娘在京南张居正饯别高拱时，对张居正充满恨意。当她不意与张居正相逢，在积香庐知道眼前坐的是张居正时，霍地站起来抽出怀中的剪刀，朝张居正刺去。原因是张居正夺了高拱的首辅之位。张居正对她表现出男人的宽容和政治家的理解，并帮助她治好了双眼，也赢得了玉娘的芳心。像玉娘后来钟情地对张居正说：“奴婢自从认识了你，早就觉得高阁老不值得一提了。”这时，她把张居正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却又有情感是否能够久长的深深忧虑，在唱词中诉说着“奴为情惟悴甚受尽折磨，却不曾博得你说半分好”；“我待他是真心菩萨，他待我来是真还是假”。而这又恰是她对情感的沉醉。
尽管如此，玉娘性情的刚烈又促使她怨恨张居正捕杀邵大侠而五内俱焚，拂袖而去，进了香山白玉寺，在那里诵经念佛。因此，玉娘在张居正人生的最后五年，并不在张居正的身边。熊召政这样处理，显然是不把玉娘视为俗女子。她可以做张居正的娇娃，却不贪恋张居正的权势和地位，到张居正死后变成万劫不复的罪人，重新唤起她内心对张居正的深爱，历经艰难，到荆州张居正墓前双膝跪下，泪水潸然。
这是《张居正》的最后一回，小说在张居正死后的家庭败落、亲人死亡时走向尾声，但熊召政却让玉娘把本来已够哀婉的情调推向高潮，让玉娘唱了一曲“火凤凰”，这曲的后两阕是：“奴家今日吊先生，泪眼儿迷离，心儿愁怅怅。不用说生前显赫死后孤凄，不必叹人妖不分世态炎凉，先生既是火凤凰，又何必在这尘嚣浊世争短长。先生啊，梦中见你头飞雪，梦中见你鬓如霜。凤凰在，天空毁，凤凰去，国有殇。先生啊，只道人间不可住，奴家且随你，黄泉路上诉衷肠。”玉娘所唱既是她私情的奔泻，又是对社会现实的厉声控诉。本来已经抛开了儿女之情的她，这时候面对张居正的坟墓，再现的是儿女之间的浓情蜜意，可张居正是一个罪人。而正因为张居正是罪人，才特别能够表达玉娘人性的内涵。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在玉娘，她对死去的张居正，远不是恻隐，而是以她的爱恋彰扬人性的正义。这是以诉说人间的无情来表现的。人间无情，玉娘有情。她的有情又以饮鸩而死为最高的表现形式，使死亡原本无情变得深情难以言表，这让人说什么好呢？同时，玉娘的“火凤凰”照应了她的“木兰歌”，也是“木兰歌”的延续。不过，“木兰歌”不论是非只说险恶，而“火凤凰”则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在这时候，玉娘独具特质的人性表达与作者原本赋予她的女性文化色彩有了根本的不同，她超越了自身，也超越了“玩物”的文化意义，上升为持守万历新政的正义者的诉求，以至张居正的人生悲剧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当然，“火凤凰”总是会新生的，尽管小说在玉娘永远闭上美丽的双眼之后写道：“此时月在中天，不知何处的草丛中，一只纺织娘正在低声地吟唱。”
本文为湖北省社科项目“新时期湖北小说的文化精神”[2002]034课题论文。
阮忠，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