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到繁體中文

您的位置 : 首页 > 报刊   

[作家研究]萧绎诗歌的艺术风格浅说
作者:袁慧兰

《文学教育》 2008年 第04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萧绎(508-555),字世诚,小字七符,梁武帝第七子,尊为孝元皇帝,庙号世祖,与其父萧衍、兄萧统、萧纲合称为“四萧”。清人赵翼对他们的才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廿二史札记》卷十二“齐梁之君多才学”条说:“创业之君,兼擅才学。曹魏父子,固已旷绝百代,其次则齐梁二代,亦不可及也……至萧梁父子间,尤为独擅千古……元帝好学,博及群书,才辩敏捷,冠绝一时。”[1]现存诗123首(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数量在南北朝诗人中居于中上。
       艺术风格是一个作家的个性标签,亦是作家成熟的重要标志。清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对萧绎诗歌评之曰:“帝不好声色,颇有高名,独为诗赋,婉丽多情。”可谓切中肯綮,一语中的。萧绎诗歌的总体艺术风貌呈“婉丽多情”的特征。其诗歌包孕着浓浓的情感因素,字里行间流淌出一股淡淡的哀愁,感情表达委婉深致,造语纤巧典丽。下面拟从情感特征和语言运用两方面对其艺术风格作一论述。
       一、哀婉深致的情感
       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所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就是指情感的体验与传达。萧绎诗歌经常流露出一种柔媚婉转的淡淡伤感,与其“流连哀思”的文学主张不无关系。他凭借着富裕的帝王生活和深厚的文化积累去品味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在悲伤哀感的主调中渗透着华丽轻柔的风格。如《代旧姬有怨诗》:
       宁为万里隔,乍作死生离。那堪眼前见,旧爱逐新移。未展春花落,遽被凉风吹。怨黛舒还敛,啼红拭复垂。谁能巧为赋,黄金妾不赀。
       诗歌中流淌出的是一段肝肠欲断的心伤。宁愿万里相隔,聊作生离死别,也比眼见旧爱移情别恋要好得多,生离死别不过是一次痛楚,而情郎移爱却是一番痛彻心脾的哀伤,仿佛一只蚂蚁时时在心头噬咬着。开篇作者就很直白地表达出这种心伤的痛楚感,接着通过春花未展,遽被凉风吹,自己是愁眉深锁泪自垂,伤痕累累的心却还抱着一丝幻想,希望有一才情如司马相如的文人,代作一篇《长门赋》,渴望情人回心转意,花掉千两黄金也不惜。悲伤的情调贯穿全文,真谓“情灵摇荡”。复如《送西归内人诗》:
       秋气苍茫结孟津,复送巫山荐枕神。昔时慊慊愁应去,今日劳劳长别人。
       秋气苍茫,霜寒露重,津口送别,昔日的欢爱、快乐历历在目,今日却要劳燕分飞,心中纵有万般的不舍,面对现实的无奈,怎能不潸然泪下,一股浓郁的愁情拢上心头,悲伤写得哀婉而又凄楚,字里行间渗透出的夫妻情感真挚而又深厚。萧纲也有一首《双燕离》:“双燕有雌雄,照日两差池。衔花落北户,逐蝶上南枝。桂栋本曾宿,虹梁早自窥。愿得长如此,无令双燕离。”两相比较,萧绎的情感更为真挚深沉,表现对象也更为具体明确,萧纲诗则流于形式和情感的普泛化。
       萧绎诗歌除了哀婉情思的一面,在感情表达上还有沉郁深致的另一面。作为一代君王,尤其是在多事之秋登上皇位,现实的状况,身上的重任,容不得他再像少年时那样“流连哀思”、缠缠绵绵了。萧绎后期的诗歌多了一股苍郁之气,感情表达更为深沉厚重。如《五言诗》:
       寒浞犹稽命,新都久未平。留滞淹三楚,巑岏保一城。终当抚期运,伐罪吊苍生。
       这首诗当作于萧绎登上皇位不久,虽平定了“侯景之乱”,但依然面临着外敌的频频侵犯,国家政局不稳。这首诗采用五言六句这种古体形式反映了当时的时局,刚刚登上皇位的萧绎,一方面认识到现实的艰难,感受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重任,另一方面也强烈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代君主,驱逐外敌,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的志愿。整首诗贯穿着一股忧国忧民的厚重情感。又如他的《幽逼诗四首》:
       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今日还蒿里,终非封禅时。
       人生逢百六,天道异贞恒。何言异蝼蚁,一旦损鲲鹏。
       松风侵晓哀,霜雰当夜来。寂寥千载后,谁谓轩辕台。
       夜长无岁月,安知秋与春。原陵五树杏,空得动耕人。
       此时的萧绎,国破家亡,沦为阶下囚,即将步入生命的尽头,所有的思绪、想法、情感都化作在这最后的凄怆绝唱之中了,整组诗格调低沉,情感悲怆,时人读之无不痛哭流泪。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萧绎诗歌的情感特征主要表现为“哀婉闺怨”和“沉郁悲怆”。情感特征的形成与作者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帝王之子,显赫的政治地位,优越的物质环境,再加之年幼聪慧,生性敏感多疑,又眇一目,身在帝王之家,看惯周遭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对人生世事不免易产生悲哀的感叹,行之于诗歌中便形成了哀思的情调。此外,也与当时的审美风尚有很大关系,诗歌发展到南朝,“吟咏情性”成为诗学的核心观念,萧绎诗歌创作自然会受其影响,并提出“情灵摇荡”的审美主张,而“哀思”之情,似乎更能打动人的心灵,正如后来的大学者韩愈所言:“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2]后来时事的变迁,国家政局的变动,个人生活相应发生巨变,这股淡淡的“哀思”之情逐渐被悲怆、沉郁之情所代替,感情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是萧绎诗歌情感特征值得关注的地方,但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或一笔带过,甚为遗憾。
       二、纤巧绮丽的语言
       萧绎《金楼子·立言》曰:“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绮縠纷披”,讲究语言华美,色彩华丽;“宫徵靡曼”则语言表达基本上实践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具体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追求纤巧,意警辞秀。纤巧,不仅指诗歌布局纤小精致,同时还包括所咏之物的细小别致。在这里我们主要就萧绎诗歌语言的纤巧稍加论述。萧绎比较注重诗句的锤炼,由于其诗境界比较狭窄,不够开阔,语言上字句的锤炼就自然表现为纤巧之美。如《示吏民诗》中的“霞出浦流红,苔生岸泉绿”,“红”、“绿”两个表示颜色的名词,不仅准确表达了自己作为颜色的含义,同时在词性上则转化为动词,从而具有了流动感和生命感。又如《和刘上黄春日诗》中“柳絮时依酒,梅花乍入衣”,这一“乍”用得相当巧妙,含有突然、意外之意。尤其与“时”字对用,更于常之美中忽有意外之喜,充分展现了诗人于春日饮酒的乐趣。再如《登江州百花亭怀荆楚诗》中的“柳絮飘晴雪,荷珠漾水银”,不仅对仗工整,同时用字也非常讲究,尤其是“漾”字,更是形象生动,而且又非常新颖。打开萧绎诗集,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句,不仅用字让人觉得新颖巧妙,而且整首诗是意警辞秀,正如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通过萧纲和萧绎对比分析,认为二人“同一雕丽,而简文之气缓散,元帝之笔警秀。简文语缛而势驽,故不矜于先鸣,元帝意警而辞秀,时卓出以偏骧。”[3]这一评价不无道理,正是由于萧绎非常注重语言的纤巧性以及与整首诗的统一协调性,才使得他的诗歌表现出辞秀意警之美。
       其次,注重色彩,语言绮丽。作为一位画家诗人,萧绎诗歌不可避免地会格外注重色彩的搭配和使用,他尤其喜用亮色,非常喜爱金色、红色,也常用绿色、青色等。这一点在文中的第二章已阐述过,在这就不多言。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对“绮丽”有过细致描述:
       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淡者屡深。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尊酒满,伴客谈琴。取之不足,良殚美襟。[4]
       萧绎的许多宫体诗均体现了绮丽的语言特点。如《乌栖曲四首》、《采莲曲》、《芳树》、《紫骝马》、《洛阳道》、《夕出通波阁下观妓诗》、《和刘上黄春日诗》等等。其《夕出通波阁下观妓诗》曰:
       娥月渐成光,燕姬戏小堂。胡舞开春阁,铃盘出步廊。起龙调节奏,却凤点笙簧。树交临舞席,荷生夹妓航。竹密无分影,花疏有异香。举杯聊转笑,欢兹乐未央。
       诗中用“娥月”、“燕姬”、“胡舞”、“春阁”、“笙簧”、“举杯”等艳丽的字词,与司空图《诗品》中的“月明华屋”、“金樽酒满,伴客谈琴”等所描述的绮丽是一致的。同时作者又以月露微光之下欣赏美人歌舞的艳事为题材,在诗歌的风容色泽上又追求色彩的艳丽华美,从而使这首诗成为比较典型的“绮丽”之作。又如《洛阳道》:
       洛阳开大道,城北达城西。青槐随幔拂,绿柳逐风低。玉珂鸣战马,金爪斗场鸡。桑萎日行暮,多逢秦氏妻。
       “青”、“绿”、“玉”、“金”,颜色亮丽,“青槐”两句,写出了春光的柔美,“玉珂”则写出了春日下城市生活的热闹,且辞藻华丽,最后两句则写到了既勤劳又聪慧的美人,同样,代表了“绮丽”的风格。至于萧绎的宫体诗歌始终离不了辞藻的富艳、春景的浪漫和美人的幽思,其“绮丽”的特质就更不言而喻了。
       再次,讲求音韵的自然流畅。萧绎一些诗歌读来非常通畅自然,如《采莲曲》:
       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裳。
       读来琅琅上口,富有音乐美,且满口余香,富有诗意。正如陆时雍《诗境总论》言:“梁元学曲初成,遂自娇音满耳,含情一粲,蕊气逼人。”[5]评点是相当精到的。又如《吴趋行》:
       水里生葱翅,池心恒欲飞。莲花逐床返,何时乘塌归。
       音韵和畅,感情基调健康活泼。萧绎深受其父萧衍影响,酷爱吴地歌曲,从中积极吸取营养要素,在声律上更追求和谐,文字表达上更注重典雅化,推进了民歌的文人化,同时又不丧失民歌本身的情调。以上两首笔者认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乌栖曲四首》。
       另外,他诗歌中还有一些造语平淡、意境清新之作。如《绿柳诗》:
       长条垂拂地,轻花上逐风。露沾疑染绿,叶小未障空。
       白描,语言平易,但读来却清新可人,诗意盎然。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言“沈隐候(约)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6]既要求用事,同时又求自然明朗,这是当时比较特殊的审美风尚,萧绎的部分创作亦很自觉地实践着这种文学主张,讲求语言的通俗流畅,偶尔用典却又非常自然,如《长歌行》:
       当垆擅旨酒,一卮堪十千。无劳蜀山铸,扶受采金钱。人生行乐尔,何处不流连。朝为洛生咏,夕作据梧眠。从兹忘物我,优游得自然。
       语言平淡自然,且带点口语化,那股人生当及时行乐的思想,悠然自得的情趣很随意地表达出来了,而且诗中用典,如“蜀山铸”、“洛生咏”等等,仿佛信手拈来,却与诗之主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毫无生涩之感。
       萧绎以其善感的心灵,感知着周遭的世界,借纤巧的笔调,抒发着细腻的情思,或欢愉、或哀怨;或洒脱、或沉郁。他的诗歌整体流转着婉转多情的华丽格调。当然,不可否认,萧绎诗歌总体艺术风貌显得有些纤弱,意境流于狭窄,这可能与诗人自身的生活环境、社会风尚有很大关系。萧绎以自己的诗歌特色,彰显了齐梁文学的主体特征,同时又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征。
       (本文系浙江财经学院校级一般课题,课题编号2007YJY24;浙江省教育厅立项课题,项目编号20070830)
       注释:
       [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2]姚鼐:《古文辞类纂·荆潭唱和诗序》卷七,第39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3]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2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4]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二十四诗品》,第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5]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诗镜总论》,第14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6]颜之推:《颜氏家训》,第2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袁慧兰,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