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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是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重要命题，他以充满个人记忆与情感的特殊观念及其叙述，创构了“美”，包括男性的野性活力，不受任何物质功利污染、不受道德规矩羁束的情欲和性爱，美好温馨的琐细日常生活，它们安抚了沈从文的“流浪”之心，缓解了现实带给他的精神威胁和危机，从而述说了他所追求的人性理想。然而，只要我们仔细阅读作品，就会始终感觉到一种“美”的离心力所在，沈从文也曾在《习作选集代序》中遗憾地指出“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本文试从其湘西小说的人物群像、叙事技巧两个角度来剖析作者自己所言的这份“悲痛”。
       一、人物群像——“习惯”与“安宁”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描写了湘西这个封闭、偏远地区的船工、水手、小贩、妓女、士兵等等形形色色的底层子民，构成了他的湘西小说中的一组人物群像。
       第一种是“看客”。“看客”的形象在我国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中是一种典型，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也不例外，有围看城里人的头发、皮鞋、薄绒裤、洋服衬衫的村民；有狠狠欣赏被捉女人光鲜鲜年青肉体、口里却说“下贱下贱”的族祖；有跑大老远看杀人的官兵；有看自己儿子娶童养媳的童养媳。第二种是“等待者”。最典型的就是等心上人的翠翠和在家一心一意地继续等待着不知生死的丈夫的三翠。第三种是那些只知道“点名，发签子，按工头所分配的工作去做事”的建筑工人；一群“不做梦，不关心潮涨潮落，只把二毛六分钱一个数目看定”的工厂童工；一位只知道当“杀人英雄”的老战兵；及时行乐的水手……村民、官兵在“看”中消磨每一个日子；萧萧在“看”中延伸她的命运；翠翠和三翠的生命在“等待”中消逝；工人、水手们在日复一日地打发生活。
       这样一组人物形象夹杂在沈从文浓墨重彩的“美的乐章”中，如同一个不谐之音。在他笔下，不管是“看客”还是“被看者”，多半是下层的工人、农民、士兵。为什么本身就处在最底层的人，面对同为底层人的“被杀”、“被捉”、“被沉潭”的情景无动于衷，激不起半点同情和怜悯？“趣味”、“刺激”、“欣赏”、“满足”是沈从文描写他们常用的词，由此可见，他们面对这些事件的心态——心安理得、平平静静。同样，翠翠、三翠、萧萧也是平静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三三和她的母亲在“梦”的躁动之后，又复归生活的平静。他们在各自具体的行动中生存着，他们感知世界和占有世界的方式却是如此地简单和惊人地类似。这简单、类似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沈从文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他的湘西小说“美”在自然，“美”在牧歌般的生存方式和环境，“美”在天人合一，“美”在真实，以原始生命的张力展示了上个世纪初一个封闭、偏远地区的子民的生存状态。这种倾向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他对都市人生和现代文化观照和反思的必然结果。我们所看到的这组人物群像的“简单”和“类似”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生命的体现，然而，并不是沈从文所要宣扬的。他的“悲痛”就在于清醒地读到了这种“简单”和“类似”背后的潜台词。
       他在《摘星录》中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这所谓命运，正是过去一时的习惯，加上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而形成的。他们的平静心态就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势力麻木了他们的意志，使他们没有是非观念。《夫妇》中，为了处罚那一对年青夫妇，大家提出了各种虐待的办法，所以当官的练长说“这完全是众人的意见，既然有了违反众人的事，众人的裁判是正当的”；处罚巧秀妈的是“老规矩”、“老办法”——沉潭；阿金的爱情夭折和贵生的爱情告吹，一个是因为“妇人太美，麻衣相书上写明克夫”，一个是因为“金凤八字怪，斤两重，不是‘夫人’就是‘犯人’，克了娘不算过关，后来事情多”。“众人的意见”、“老规矩”是什么？就是宗法社会的规章制度，迷信思想，其合理与否，正当与否，这群人物并没有思考和衡量。“习惯”的势力早就阻止和麻痹了他们的思考和判断，而只有遵循和相信。
       “习惯”的势力更使他们失去抗争的勇气和力量。以翠翠为例，我们可以被她的清纯美丽倾心，但是也不得不认识到她在爱情面前被动的言行是其爱情苦果的根，“争取”爱情的途径仍旧是平静的等待。萧萧应该说比翠翠勇气要多点，她想过与花狗一起逃，但当“母以子贵”救了她的命之后，这点勇气也早已烟消云散，且浑然不省地看着大儿子的童养媳娶进家门。
       人首先在他的行动中非首先在理论认识中领会存在，[1]然而，他们又领会了多少生存要义？在长期的战争动乱、压迫剥削之下，在封建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下，在祖祖辈辈这样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所形成了的一种习惯心理，渗透到了这群子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是“安宁”地生活着，但并非显示出他们遇事泰然处之的成熟心态，而是彰显出他们内心的软弱，精神的匮乏。精神上麻木愚昧的宿疾让他们没有、也不会去改变什么，只是自己重复着自己的日子，或者依附他人活着，或者让别人延续着或循环着自己的日子，就像萧萧，自己当了童养媳，又为儿子娶了童养媳。中国社会长期的宗法制度的奴役力量是强大的，尤其在这块荒蛮闭塞之地，他们承认、遵循，甚至坚守了这一切。他们充当的是什么？是他人的工具、机器，他人的陪衬，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坚强的、勇敢的“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虚无——但这并不是说它事实上不存在，而是说它缺乏存在的意义、目的和必然性。
       “人究竟为什么而生存？”“一个活人能想‘活’得意义出么？”这是三十年代沈从文思考的哲学般的人生问题。“能吃、能睡、且能生育，即已满足愉快”，只不过是沈从文所谓的“生活”，是肉体的存在物；而“怀抱向上或向前的理想并为之受苦”，则是他所谓的“生命”，这才是精神的存在者。“安宁”地生存着的子民们正是前者，他们只有“生活”，而无“生命”。宗法制农村的狭隘和禁闭使他们缺失自我意识。中国“五四”时期高扬和呼唤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这里无法找到蛛丝马迹。当沈从文以“五四”新思想、新光辉来观照故土时，这个“不谐之音”折射出对他们的深深忧患——其实，沈从文心目中神圣的湘西需要理性启蒙！这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
       二、叙事技巧——“陡转”、“隐晦”与“模糊”
       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常写到战争、爱情、死亡，他以京派文人特有的节制、从容的笔墨对湘西、湘西人物命运进行叙述。他的心态是宽容的，因为他深爱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但是，透过他的叙事技巧，我们也会发现他内心隐伏的“悲痛”。
       “陡转”之笔写战争之残酷。《静》写的是战乱中一个普通家庭颠沛流离的生活。病重的母亲带着女儿、外孙，暂时在一个陌生的小地方租房子住下。路费将用尽,母亲在咯血,她们焦心地等待父兄来寻找。日子是静静的，正如作品中所描写的河边温暖沉静的景象：“黄澄澄的菜花，染坊晒晾的白布，天空飘飞的风筝，芦管唢呐吹奏的送亲嫁女的调子，从容吃草散步的马匹”，然而，静静的日子，蕴含着极大的生活凶险：“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个地方，竖立在他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上一面纸制的旗帜”。父亲是永远不会来接她们了。沈从文就是这样，字里行间表面上是和谐温馨，却以一种突兀逆转的笔法来实现着生命的最后一个音符——悲音，他滤掉战争的血腥气，滤掉失去亲人的巨大伤痛。然而，战争是苦难的，现实是残酷的，作者借助对比和陡转的落差激起内心无法掩盖、甚至无法言说的痛惜之情。
       “隐晦”之笔谈死亡之哀伤。《生》中，卖艺老人到街头玩木偶，总是王九打赵四，不管怎么玩，最后都是王九赢。其实，王九是他的儿子，被赵四打死了。作品没有正面描写老人的丧子之痛，而是从这奇特的玩木偶行为中揭示了他内心深处巨大的哀痛和对儿子的深切思念。其实那个赵四几年前就死于疾病了。支撑老人行为的，并不单单是对赵四的仇恨。儿子过早离开人世，他是多么不甘心呀。可是他无力挽回儿子的生命，只有靠玩木偶的方式，表达一个老父对儿子无尽的疼爱。《黔小景》中，一个孤单的老人，守着小客栈，在年青的客人穿鞋、说笑中，默默咀嚼着失子之痛，但他却不愿向客人讲明，只说儿子做生意去了，还平静地讲述儿子的事情。然而巨大的悲痛，还是将他压垮，坐在板凳上，他竟死去了。《菜园》里，骤然失去儿子、儿媳的老妇人，悄悄地栽了满园菊花，寄托自己的哀思，菊花已谢，她也走到生命的尽头，自缢而亡。沈从文写他们心中无法宣泄的哀伤，如巨大的冰山，只偶尔露出一角。沈从文体察到了他们埋于冰山下的痛苦和脆弱，沉重的隐晦之笔比哭天抢地的宣泄更猛烈、更震撼人的心灵！
       “模糊”之笔抒爱情之伤感。翠翠的等待到底会如何？夭夭的婚姻将是怎样？水手柏子和吊脚楼的妓女还会有以后的约会吗？作品没有给予一个准确的答案或者一个可以猜测的方向。阿黑可以说是幸福的人了。她与五明两小无猜到两情相悦，他们的感情是水到渠成，自然率真，没有任何观念或行为的外力干涉。她所得到的，翠翠正在苦苦等待，萧萧难以企及，而三三尚在朦胧地向往着。可是，就是这样一对相知相爱的伴侣，却未能白头偕老。阿黑死了，五明因此而成了“花癫子”。作品没有写阿黑怎样得病，如何与五明诀别，只写了五明的感觉。[2]对于他们的爱情，沈从文在作品中留下了太多的“不确定”，爱情是美好的，但“美丽使人忧愁”。
       悲天悯人，是二十世纪中国乡土作家共有的情怀。沈从文从湘西走入北京，是“在经历了不易想象的生活磨难与严重的精神折磨之后,他终于跨出了地狱之门”[3]“浮沉半世纪，生存亦偶然”，这是沈从文自己的人生写照和深深感慨，这种“偶然”源自于他自身经历中的不安和恐惧。几度死里逃生，目睹杀人如麻，生命的得失往往就在一瞬之间，谁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所以，不可抗拒的宿命般的悲痛掩藏在从容、沉静的文字后面，他不愿正面展示这种悲痛，而用“陡转”、“隐晦”与“模糊”之笔来诉说。他是一位“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在美丽的文字背后，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和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在这肝肠寸断的痛惜的背后，是一种人的觉醒，是一种现代人格的建立。沈从文自己说过一句肺腑之言：“写它时，心中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4]这正是这位20世纪30年代非主流作家可贵的社会关怀。
       参考文献：
       [1]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59。
       [2]包晓玲.论沈从文的悲悯情怀[J].求索.2005（5）：176。
       [3]凌宇.走出地狱之门[A].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C].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
       [4]李锐.另一种纪念碑[A].王珞.沈从文评说80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153。
       杨利香，女，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讲师。